引 言

90年代初，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大量发表，把国际学术界对于苏联史，特别是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各国学者都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了苏联的远东政策。在整个1949年，莫斯科坚持应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却突然同意了金日成以军事手段完成朝鲜统一大业的建议。提供苏联决策变化原因的唯一文献证据，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①

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即苏联改变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各种推断和广泛争论。

叶·巴让诺夫断定：冷战在1950年的全面展开，使苏联可以接受在朝鲜爆发一场战争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威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这一事件认识的影响。瓦·杰尼索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了南朝鲜而进行一场战争。其次是苏联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李钟植和陈兼认为，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态度，即美国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是影响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谢·冈察洛夫不同意关于苏联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苏联产生影响的说法。他认为，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1月5日的讲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即表明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在远东的防御圈以外，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詹·马特雷则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原因，因为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感到绝望。约·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②

此外，目前在西方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一书的作者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斯大林改变对朝鲜政策的目的在于扩大苏联的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同时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国的力量从欧洲吸引开。③

约·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莫斯科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这是苏联不能容忍的。④

阿·托尔库诺夫等在其著作中谈到，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⑤

学者们谈到了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些因素大多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苏联对朝鲜政策的考虑有关系，但它们并不是同等地、平行地发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对斯大林的决策产生着影响，这些层次分为形成决策的前提、改变决策的动机和保证决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机，其次是条件。与此同时，斯大林实现这一重大决策的转变，涉及到苏联与美国 (包括日本)和中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二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更主要的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本文就是从这几个方面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

形成决策的前提

从逻辑上说，斯大林同意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就意味着苏联认可朝鲜半岛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做出这一决策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苏联已处于与美国对抗的国际环境中，同时，莫斯科不惜与华盛顿决裂，并准备面对一场与美国间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冲突；第二是朝鲜半岛已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在苏联控制下的北朝鲜已经做好了应付战争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这两个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基本上都已经具备了，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此时改变苏联自1945年形成的对远东的战略和策略。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在这个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斯大林或者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或者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和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在战后的几年当中，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维持大国合作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例如在欧洲和远东，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同时，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例如近东的土耳其和伊朗，苏联有意推行一种有限扩张的对外政策。不过，对于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与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发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促使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莫斯科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占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俄国的宿敌。因此，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做出的最后反应就是全面调整其外交政策，从而使苏联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以冷战为特征的战争边缘态势。此后，斯大林对美国和西方的政策变得更具有进攻性和挑战性了。 ⑥

美国与苏联的冲突首先出现在欧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发生的冷战形成后苏联与西方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柏林危机的结果是，苏联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硬立场面前退缩了。尽管斯大林决心首先在东西方之间最敏感的德国问题上表明莫斯科决心与美国对抗的态度，但他没有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会从实力政策出发，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特别是莫斯科对美国解决柏林问题的经济力量估计不足，因此在双方整体实力的对比不利于苏联的形势下，斯大林决定放弃在欧洲与美国公开冲突的做法。⑦

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在远东也进入了紧张的对抗状态。中国革命的胜利，特别是新中国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自然是加强美国与苏联在远东敌对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结果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但其本身毕竟不是莫斯科有意造成的局面。朝鲜半岛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鲜和华盛顿控制的南朝鲜在战后一直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特别是朝鲜南北双方分别成立了政权机构以后，形势更趋恶化。到 1949年，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朝鲜南北双方剑拔弩张，都在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三八线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苏联占领军撤出朝鲜半岛后，南朝鲜李承晚政权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并一再对北方进行军事挑衅和边界侵犯。⑧ 当时莫斯科估计美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的意图是给南朝鲜军队以行动自由，松开南朝鲜反动派的手脚。⑨

因此，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势，促使苏联加强了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1949年6月，苏联根据金日成的请求，同意以贸易议定书的形式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援助。列入援助清单的有各式军用飞机100架、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自行火炮102门、折叠式登陆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种枪支弹药和技术装备。10

但苏联的军事援助当时主要还是从加强北朝鲜的防御力量考虑的，而不是为了鼓励进攻。11

甚至有些苏联军方人士也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时，斯大林还是坚持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尽量避免使苏联介入这场冲突的立场。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议，即在美军撤出南朝鲜后，苏联也应设法撤除在清津的海军基地，以及在平壤等地设立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些基地的设施有可能被北朝鲜军队所利用，并可能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12不仅如此，在北朝鲜边界受到挑衅时，莫斯科还制止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反击行动。对于来自南方的威胁，金日成的反应十分强烈，他甚至认为可以利用军事反击行动实现朝鲜的统一。1949年9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代办顿金向莫斯科报告，金日成的私人秘书文日通报，南朝鲜最近企图夺取瓮津半岛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并炮击海州市的水泥厂。因此，金日成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夺取瓮津半岛及其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允许，还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13

9月15日什特科夫大使也报告了北朝鲜领导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鲜人民要求统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统一祖国已经不可能的形势下，如果现在不用军事方式实行统一，那么统一的问题就会拖延许多年。南朝鲜反动派则会利用这一时机镇压南方的民主运动，并会建立起更加强大的军队以进攻朝鲜北方，消灭北方这些年来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认为，朝鲜半岛内部的政治形势对北朝鲜是有利的，尽管不排除美国人将干预这场冲突并给南朝鲜提供积极帮助的可能性，而人民军的数量及其拥有的物质力量现在还不能保证完全粉碎南方军队和占领南朝鲜，但他仍然认为，发展朝鲜南部的游击运动并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和领导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在有利的形势下，可以利用南朝鲜人在三八线上的挑衅，并且作为对他们破坏三八线的惩罚，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14

但是，斯大林坚决地拒绝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朝鲜的局势，并做出决议，责成什特科夫严格按照决议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这说明在军事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由于南方的游击运动和群众斗争没有积极开展起来，建立解放区和组织人民起义的工作进行得很少，这说明在政治方面也没有做好准备。此外，进行局部的反击战役就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争取朝鲜统一的任务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在朝鲜准备全民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人民军。15

这个决议表明，莫斯科此时的方针显然是希望通过南朝鲜内部的人民斗争而不是由北朝鲜采取军事手段来达到统一朝鲜半岛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尔加宁、葛罗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还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们远没有充分利用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国阵线关于和平统一国家的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和政治上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文件。16

北朝鲜领导人虽然勉强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17但是并没有完全停止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由于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事前讨论并默许和支持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报告，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葛罗米柯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没有严格地、坚定地执行禁止未经中央允许而向北朝鲜政府建议对南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指示和中央关于防止三八线形势复杂化的指示，并对他提出警告。18

这进一步证明，斯大林主要考虑的还是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本文所说的决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经出现的苏联与美国进入对抗状态的国际背景和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战争边缘状态的地区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同意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呢?从前文所引俄国档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来的担心有两个：一是美国可能卷入朝鲜冲突，二是北朝鲜还没有好充分的准备。19

但这些都不能说明斯大林决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些都不是决策动机，而只是保证决策实施的条件。

美国是否会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当然在斯大林的决策考虑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从逻辑上讲，斯大林决不会因为美国不进行干涉就同意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而只能是有了这种动机后才会作为实现动机的必要条件来考虑美国是否进行干涉的问题。否则，莫斯科就可以在任何美国不会进行干预的地区采取军事对抗行动了。因此，对于美国干涉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战略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北朝鲜方面是否做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也不是斯大林决策的动机。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变主意时，苏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决议所提到的准备工作，如建立解放区、发展游击运动等，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更加消弱了。20

如果不是有别的什么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可见，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斯大林真正的考虑并不完全像他表露出来的那样。换句话说，斯大林可能认为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尚不具备，但根本问题是当时莫斯科还没有形成改变对朝鲜政策的动机。如果说到斯大林的改变决策的动机，如前文所述，既然苏联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就应当根据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需要来分析斯大林在1950年初的举动。

改变决策的动机

1950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1月19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在1月17日朝鲜外务省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金日成激动地谈到：在中国完成其解放事业后，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如何解放祖国南方的人民。他说，朝鲜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们的武装力量。最近我夜不能寐，考虑着如何解决统一全国的问题。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情拖延下来，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金日成认为需要再次会见斯大林，并就人民军为解放南朝鲜人民而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问题得到指示和批准。谈话中，什特科夫仍然以苏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决议的精神答复了金日成。21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听到这次汇报后却改变了态度。

1月30日，斯大林亲自回电说：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22

对于斯大林的答复，金日成非常激动，表示将立即准备访问莫斯科。金日成还提出再组建3 个步兵师，以便把军队总数增加到10个师，并要求把苏联政府将于1951年提供的贷款用于19 50年，为计划组建的3个步兵师购买苏联装备。对此，莫斯科立即答复，完全满足金日成的要求。23

莫斯科还专门任命瓦西里耶夫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这一职务是由苏联大使兼任的。同时，苏联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24

以后，金日成于4月8日至25日秘密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直接会晤，斯大林终于同意了金日成通过军事反击行动统一朝鲜的计划。

关于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的具体内容，目前在俄国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文献，出现在研究论著中的说法，引用的都是当事人的回忆。25

但是，1966年8月9日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承认，斯大林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 。26

因此，完全可以断定，从1950年1月至4月，斯大林改变了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那么，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一时期在远东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及经过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而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形成了中苏联盟的态势。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完全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战而胜之的把握，甚至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意识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将受到损害，甚至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对于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扩大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的远东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邻国一旦强大起来就可能对苏联的远东权益造成威胁。同样，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对莫斯科也有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远东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让出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权益。我认为，对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对朝鲜的政策来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苏联的远东战略目标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彻底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 安全防御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控制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来实现。苏联的这一战略目标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和实现，而斯大林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回报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27

斯大林竭力促使国共和谈并建立联合政府；一再推迟从中国东北撤军；被迫撤军后又积极支持中共军队占领东北；中国内战前期实行回避的政策；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面胜利时又积极主张国共和谈，——这一切做法，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保证苏联1945年已经取得的远东权益。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斯大林面临的仍然是如何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问题。在这方面，主要问题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够像东欧国家那样听命于莫斯科。斯大林遇到了重新处理苏联对华政策的难题。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蒙古问题、新疆问题和东北问题上，而东北问题是其重点。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蒙古独立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坚持要收回外蒙古。这个问题在1950年2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商定由中苏两国以公告形式加以解决。28

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示特别的关切，毛泽东在1949年初就对米高扬谈起新疆的重要地位，并有意地提到伊犁地区的独立运动受到苏联支持，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米高扬则明确告诉毛泽东，苏联不主张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毛泽东不放心，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之前又同科瓦廖夫谈到新疆问题。29

在这个问题上，苏联的表现令中国领导人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有些意外。斯大林在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不仅建议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中国西部地区，并答应为此提供物质援助。新疆提前实现和平解放，与此不无关系。30

不过，很难说斯大林的大度和慷慨不是为了在与未来新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进行讨价还价而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中苏之间真正的利害冲突在于东北问题，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核心内容所在。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关系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创者，出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的目的，自然要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条约。而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则要尽力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不过，在这个显然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中苏双方都首先采取了非常谨慎和试探性的方针。据米高扬本人后来就这一问题给苏联中央主席团的报告，在西柏坡访问时，苏联就承认苏中旅顺条约是不平等的，并提出与日本和约签订后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从旅顺撤出苏联军队。但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也愿意这样做。而中共领导人则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等到中国强大起来再说。关于中长铁路问题，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表示可以协商解决。对此，毛泽东同意让下属去研究而后再汇报。这是中苏双方初次平静地接触这一问题，不过，米高扬感觉到毛泽东有自已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说出来。31

1949年6—8月刘少奇访苏，双方再次谈到中苏条约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提出三个方案：(一)由新中国政府宣布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显然对中共代表团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感到不快，他在申明了当时签订旧条约以及苏联在旅顺驻兵的理由后再次表示，如果中共需要，苏联可以立即从旅顺撤兵。但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可以等到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32

当然，斯大林是希望保持旧条约的。正如《不确定的伙伴》一书所言，苏联提出立即从旅顺撤兵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做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 。33

问题只好再次搁置起来。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在名义上是为斯大林祝寿，但实际目的主要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这一点，在周恩来给苏联的电报以及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都讲得十分明确。34

然而，斯大林在见到毛泽东后，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表示。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谈记录，在这两位领导人12月16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当毛泽东提出中苏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可以讨论解决，紧接着便强调旧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的，因此最好在形式上保留，暂时不改动任何条款，但实际上苏联可以从旅顺撤兵。35

根据毛泽东在会谈后给刘少奇的电报，毛泽东答复说，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倒台，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则说，修改条约要在两年以后。36 毛泽东对第一次谈判的结果很不满意，他在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谈话，要他向斯大林转告中国方面对下一步谈判的两种考虑，一是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并召周恩来前来完成签字手续；一是继续进行磋商，暂不履行有关协议的签字手续，周恩来以后再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37

然而，在12月24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失望。38

此后，毛泽东便滞留在莫斯科的豪华别墅里消磨时光。这种僵持局面直到1950年1月2日才开始打破。做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39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谈话时(出席的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他越来越相信必须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条约的必要性来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关系；一方面又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现在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对两国有利。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修改条约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40

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41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中明确表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42

尽管中苏新条约的具体谈判也经历了困难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中方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但毕竟按中国的意愿废除了旧约，而新条约规定不久苏联就将归还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43

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苏联在远东利益的损失，斯大林坚持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其中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44

尽管毛泽东同意签订这个《补充协定》，但斯大林并不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并于1945年实现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取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完全符合俄国历史上传统的远东战略的。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45 对于这样一个企盼了几十年的目标，斯大林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中苏新条约的签订必然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对远东的政策，以保证或维持俄国这一传统战略目标。

斯大林要维护苏联战后设定的远东战略目标，就必须使东北亚地区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状态，甚至是战争状态。于是，朝鲜的问题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图上，当时只有朝鲜半岛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苏联对远东地区的要求。一旦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自然可以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苏联已经与朝鲜商定建设一条连接朝鲜的阿吾地和苏联的克拉斯基诺之间的铁路线，46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中长铁路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斯大林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远东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海军留驻旅顺、大连，而中长铁路也就继续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正是苏联本身利益的要求，使得斯大林改变了他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即从莫斯科一直坚持的防守战略突然转变为一种进攻战略。

斯大林非常了解朝鲜半岛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性。早在1945年6月29 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为参加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苏联谈判人员提供的背景情况报告，就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深远意义：俄国反对日本经过朝鲜向亚洲大陆的扩张的斗争从历史上讲是正义的行动；日本必须被永远地赶出朝鲜，因为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将会对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经常性的威胁；朝鲜的独立必须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鲜变为未来侵略苏联的基地，不管这种侵略来自日本还是任何试图在远东对苏联施加压力的其他国家。朝鲜独立和苏联远东地区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证就是建立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 47

这个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单独控制朝鲜半岛，而且仍然把已经战败的日本视为主要威胁，但苏联政府极其重视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角逐，特别是要防止把朝鲜作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

苏联尤其重视朝鲜半岛南部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将其与中国的旅顺港联系在一起。俄国档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题为《关于前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坚持将济洲岛置于中国人控制的区域内是合乎需要的，这可以促使中国人对加强旅顺港的苏中海军基地的战略地位感兴趣。如果两年后占领制度结束，朝鲜必将成为四国的托管地，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坚持这些战略地区分配给苏联，我们就能利用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上的战略地区的愿望，对美国的地位造成压力。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48

1945年9月的另一份报告也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联合国宪章条款的规定，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 49

然而，由于1945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已经基本实现了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且美国与苏联在朝鲜半岛有三八线的约定。后来，当美苏发生对抗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所以，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已经与美国分道扬镳，但同时却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而满足于控制北朝鲜，使其成为苏联在远东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柏林危机后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但是到1950年初与毛泽东谈判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南部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了。

这里还应该指出，俄国在历史上就有这种调整势力范围的传统。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便调整了其远东政策：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一个 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50

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这一点，斯大林不仅在欧洲——例如希腊问题上——有所表现，而且就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也进行过尝试。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将其军队推进到朝鲜半岛，而当时离朝鲜最近的美国军队还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冲绳岛。为了限制苏联在远东势力的扩大，美国提出以三八线划分美苏在朝鲜半岛对日本的受降区域。8月15日杜鲁门向斯大林通报了以这一决定为基础的盟军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的总命令第一号。第二天，斯大林便复信表示同意。此时已经越过三八线向汉城推进的苏联军队，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后，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正如提出三八线建议的美国军官腊斯克估计的，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没有这样做，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的提议。这使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深感惊奇。51

其实，斯大林这样做是有其深层的政治考虑的。斯大林在8月16日给杜鲁门回电表示同意美国方案时，还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修正意见：(1)将属于日本的整个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军队；( 2)将属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给苏联军队。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第二点，他指出：如果俄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没有占领区，俄国舆论就会大哗。斯大林最后还以强硬的口气对杜鲁门说：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适中的意见不会遭到任何反对。52

显然，斯大林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美国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动机，斯大林才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当然，要实施这一政策，还必须考虑那些不可忽视的保证条件。

保证决策的条件

斯大林要保证其决策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来自两个最重要的方面的反应做出正确判断，并且必须进行周密的考虑，以妥善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就是美国和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有三个方针：

第一是尽量避免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尽管莫斯科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苏联已经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谨慎的斯大林认为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立即面对这一现实，特别是柏林危机的结果使他感到在没有把握战胜对方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使苏联与美国直接对抗是危险的。所以，即使是支持了金日成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主张，斯大林也只能是进行幕后指挥和提供军事援助，但绝不允许苏联直接参与，至少不能给美国人留下这种印象。在紧张的军事对峙的情况下，1950年 6月20日什特科夫发来一封特急电：说北朝鲜需要军舰，还请求派遣10名苏联顾问供船上使用。什特科夫认为应该满足这一请求。6月22日葛罗米柯回电答复：不能接受您的建议。这样做会为干涉提供借口。53

战争爆发以后，苏联的行动就更加谨慎小心了。54

顺便说，斯大林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并不是出于对日本威胁的考虑。除非莫斯科认为日本将替代美国控制南朝鲜进而威胁北朝鲜，或者苏联决心把控制朝鲜半岛作为进攻日本的跳板，否则做出这样的决策对于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当时并不存在。

第二，斯大林后来逐步接受了这样一种估计，即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危机中，美国不会直接出面进行干预。在1949年夏秋朝鲜半岛处于紧张状态时，斯大林就对美国将做如何反应的问题十分关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对此做出估计。当时朝鲜领导人的估计是，美国不会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至多是派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或协助进行军事上的指挥。 55

如果斯大林当时对这一估计尚存疑虑，那么美国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开言论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原苏共中央朝鲜事务负责人特卡琴科回忆说，艾奇逊1月12日讲话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仔细研究了这个讲话，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56

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坚决。据随同金日成访问的译员文日说，金日成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1)北朝鲜将在三天内取得军事胜利；(2)将有20 万南朝鲜共产党员举行起义；(3)南朝鲜游击队将支援人民军作战；(4)美国对此没有时间进行准备。57

斯大林显然相信了金日成的判断。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在朝鲜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一向处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万一美国进行干预苏联将如何应付的问题。斯大林的对策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让中国对朝鲜问题承担起责任。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斯大林反复强调朝鲜问题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据贾丕才回忆，斯大林在1950年4月与金日成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这位苏联领导人说： 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 58

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莫斯科已经同意北朝鲜实现统一的建议，但 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59

于是，中国领导人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样一来，一旦美国进行干涉，中国就将承担起援助朝鲜的责任。

不过，在斯大林看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比应付美国更为重要，也更加棘手。面对远东的国际局势，莫斯科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有两个相互关联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图：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愿让苏联陷入中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国在苏联与美国的远东对抗中成为盟友和先锋。同时，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对着来自两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需要苏联的同意和援助，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虽然不必经过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苏联的军事援助。就苏联在远东的的战略利益而言，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将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而通过解放台湾战役加强了其在远东地位的新中国将可能构成对苏联的潜在威胁。就美国可能进行的干预而言，对解放台湾战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苏联处于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之中，因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苏联的武器装备，而毛泽东渡海作战则要求苏联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在1949年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后，这种援助就显得更加必要了。60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同时尽可能让毛泽东的举措服从苏联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这应该是斯大林的基本考虑。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的结果的确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泽东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一方面又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纳入了苏联的战略轨道。

然而，如何处理北京与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是需要斯大林进行周密的考虑和安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要了解毛泽东对朝鲜问题的态度。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在新中国立足未稳之际，毛泽东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和处于战争状态，而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清楚的。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四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关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北平，金一四次会见朱德和周恩来，一次会见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国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朝鲜的局势以及成立东方情报局等问题。关于这件事，俄国档案中有两个文件，一个是什特科夫转达的金日成的通报，一个是科瓦廖夫转达的毛泽东的通报，而这两个文件所通报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在金日成的通报中，毛泽东不仅表示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而且答应给以军事援助。但在毛泽东的通报中，中国领导人则劝朝鲜同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中国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可能援助朝鲜的革命斗争，而且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才会采取。61

对这两个通报准确性的判断，可以参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与顿金会晤时的说法。据顿金报告，在谈到如果发动国内战争，舆论和人民将如何看待这个事实时，金日成拿不定主意。这时金日成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泽东同朝鲜代表金一谈话时，毛泽东曾说，按照他的意见，北方现在不应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第一，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国朋友正忙于自己国内的事，不会给他们有力的帮助。62

显然，金日成此时的说法与毛泽东通报的情况是吻合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并不支持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至少是等到中国内战结束以后再说，而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

第二，中国以解放军中朝鲜籍师援助金日成是否就证明支持北朝鲜以武力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63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并参加了中共的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陆续有一些朝鲜籍战士回国。金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之后，在东北的高岗就接到了毛泽东关于让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回国的指示，这些朝鲜人于1949年7—8月回国。另一个朝鲜师是4月18日到达元山的。64

这一事实不能证明中国领导人当时支持北朝鲜通过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主张。既然前文已经说明，毛泽东在与金一会谈时并不赞成金日成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可以推断，他答应朝鲜师回国只是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的同情和支持。

此外，当时中国经济情况十分严重，币值下跌，物价上涨，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 ，而钞票发行过多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巨大的军费开支。在1949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占第一位。直接用于部队的约占全部支出的60%，如果加上为支援战争而支付的运粮等开支，比例还要更大些。65

因此，中国内战结束后大量军队的复员肯定是中国领导人要考虑的问题。这样，朝鲜籍战士回国实际上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三，毛泽东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是否讨论过在南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首先，在毛泽东启程去莫斯科之前，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斯大林交换过意见。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列多夫斯基教授说，他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与斯大林往来的两封电报。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南朝鲜的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66

现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结果已经证实，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谈到过朝鲜的局势，但没有讨论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斯大林与金日成之间通过电报讨论这一问题，并决定邀请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虽然毛泽东就在莫斯科，但这些情况斯大林对中国客人却只字未提。

第四，在1950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时中国领导人对朝鲜问题的态度。俄国档案材料记载：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国后告诉斯大林，他决定5月13日动身去北京，并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会谈的结果。金日成还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满足。67

金日成一行于当地时间13日5时20分飞赴北京，当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没有发现关于会谈内容的材料。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罗申在电报中说：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 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68

显然，对于金日成所说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并不相信，否则没有必要立即要求证实。这时，斯大林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强调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 。69

这样，毛泽东就不便再提出反对意见了。但是，金日成走后，中国便加快了解放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6月上旬，粟裕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情况，并请求中央军委直接组织台湾战役。到6月23日中国军队已经三度修改作战计划，参战兵力达1 6个军以上。70

显然，毛泽东在加紧做自己的事情。

综上所述，由于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71

他在解决朝鲜问题与中国的关系时采取了三个步骤：其一，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因为在中国人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斯大林感到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72

其二，在苏联和朝鲜已经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由金日成去向毛泽东转达意见并求得中国的同意。因为在中苏联盟的分工中，毛泽东承担着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国除了同意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之外别无选择。

其三，对于莫斯科与平壤商议的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反击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斯大林丝毫没有向中国透露，73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再没有就朝鲜局势问题进行过联系。斯大林的做法表明他对毛泽东缺乏信任，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而斯大林采取了这样三个步骤，则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结 论

在苏联与美国已经处于全球范围内冷战状态的背景以及朝鲜半岛处于战争边缘的总的前提下，只是出于维护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才在1950年初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远东地区打击美国的势力和影响，尽管莫斯科希望这将不至于引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斯大林被迫与新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港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使朝鲜半岛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其结果如何，都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权益。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动机。当然，以此来阻止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战役，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至少其结果是如此。

苏联做出对远东新决策的动机主要是出于对中苏关系发展结果的忧虑，而不是出于对苏美关系的考虑，也不是出于对中美关系的考虑。苏联对美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在苏联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只是以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但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泽东为未来的战争承担起责任。不过，使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彻底决裂并不是斯大林做出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动机，而是战争实际发展的结果，因为斯大林最初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会干预朝鲜半岛的争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需要中国参与这场战争。

最后应当指出，这里对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的动机的判断，主要是在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得出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像苏联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领导人做出重大决策的动机，往往无法找到充分的文献证据。即使有了确凿的文献，也很难说那白纸黑字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真实意图。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学界同行对本文提出质疑和指正。

注 释

①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页。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凡本文直接引用的俄国档案文件均出自我在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或其他地方看到的保存在那里的俄文档案复印件，有的原件无档案号。这里，感谢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及陈兼、凯瑟琳·威瑟斯比、奥德·韦斯塔为我提 供的帮助。

② 以上观点是在1995年7月华盛顿关于朝鲜战争学术会议的讨论中出现的，威瑟斯比向 我提供了由她本人撰写的会议报告。

③ 见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薛礼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 ，第151—152页。

④ 约翰·加佛：《争论、范例、责任与50年代美中冲突的起源》(Polemics, Paradig ms, Respons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S.-PRC Confrontation in the 1950s)， 《美国与东亚关系季刊》1994年第3卷第1期，第27—28页。

⑤ 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新看法》(Коре 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莫斯科1995年，第32页。 乌菲姆采夫是瓦列里·杰尼索夫的笔名。

⑥ 对上述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斯大林战后对外政策的转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⑦ 利用最新材料对柏林危机研究的学术成果，可见米哈伊尔·纳林斯基：《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俄国档案的新资料》(Берлин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近现代史》1995年第3期。

⑧ 详细材料见1949年4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839，第13-14页；1949年5月2日什特科夫致莫斯科电；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等。有关1949年春夏沿三八线发生小规模冲突的详细情况，可见约翰·梅里尔：《朝鲜半岛战争的起源》(Korea: 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纽瓦克1989年，第130-151页。

⑨ 1949年4月17日А.У.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6月18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据查，化名А.У.者即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

10 1949年5月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1949年6月4日梅尼希科夫和什捷缅科致什特科夫。俄总统档案馆，全宗6，目录9，案宗14，第57页。关于苏联军事援助的情况还可见朴文洙：《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与朝鲜战争：历史的回顾》(Stalin‘s 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载《朝鲜观察家》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48页；《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页。

11 什特科夫曾多次向莫斯科报告，朝鲜人民军缺乏武器，在战斗中无力抵抗，在战备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状况。1949年2月3日什特科夫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4月20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字迹不清)电。1949年6月25日什特科夫的报告也谈到加强北朝鲜军队战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胁。见《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21页。

12 《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20-21页。

13 1949年9月3日顿金致维辛斯基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36-138页。

14 1949年9月15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1-21页。

15 1949年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71次会议决议，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30-32页。

16 1949年9月23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指示稿(二)，俄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宗776，第33-38页。

17 1949年10月4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

18 1949年10月26日、11月20日葛罗米柯致什特科夫电。

19 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参见沈志华在《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中的介绍。

20 例如，南朝鲜游击队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在1949年秋，那时游击队已发展到可以正面进攻大城市，并能与南韩军队师一级兵力作战的规模。而到1950年春天，南朝鲜的游击活动由于受到镇压，已经大体平息下去了。详见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4页。

21 1950年1月19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87-91页。

22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2。

23 1950年1月31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93页；1950年2月7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45-146页；1950年2月9日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6，第76页。

24 详见1950年2月23日什特科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4，卷宗11，第148页；1950年3月16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3月18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

25 可见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载《美国与东亚关系》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33页；金澈凡编：《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The Truth about the Kore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汉城1991年，第105-106页。

26 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第441页。

27 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8 伊·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7页；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1949年1—2月)》(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949г.)，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7页。尽管师哲否认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提出过蒙古问题，但他承认刘少奇1949年7月访苏时还是借中国民主人士之口提出了这一问题。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第92—93页。

29 《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页；《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7页。

30 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之一页》，《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143—150页。关于苏联在新疆解放中所起作用，详见邓力群：《力群电台收发的电报选编》，《中共党史资料》1990年第36期，第1—38页；《不确定的伙伴》，第70页。

31 《米高扬秘密访华使命》，《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6—107页；1995年第3期，第101页。

3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51页。

33 《不确定的伙伴》，第68页。

34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2，案宗19，卷宗288，第81-85页，转引自鲍·库利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пя)，《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6页；《不确定的伙伴》，第83页。

35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9-17页。

36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7—18页。

37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第88—89页。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9页。

3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2页。〖ZW)〗

40 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3，案宗8，卷宗302，第4-6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第77页。

41 《不确定的伙伴》，第247-248页。

42 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29-38页。

43 关于谈判过程，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1-25页；《不确定的伙伴》，第126-127页；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1-12、17-18页。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

45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38-439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1905年沙皇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屈辱的只是沙皇政府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文第2版，第134-142页。

46 参见1949年3月5日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46，第13-23页。

47 1945年6月29日茹可夫和扎布罗金关于朝鲜问题的简要报告，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2，案宗18，卷宗5，第18-30页。

48 1945年9月关于日本殖民地和托管地问题的意见，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1，案宗52，卷宗8，第40-43页。转引自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的目标和朝鲜战争的爆发(1945-1950)：来自俄国档案的新证据》(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战国际史项目研究报告》1993年第8期，第9—10页。

49 1945年9月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430，目录1，案宗52，卷宗8，第44-45页。转引自苏联在朝鲜的目标，第10—11页。

50 列宁语，见《列宁全集》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文第2版，第777页。

51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6卷，华盛顿特区1969年，第1039页。

52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第267-268页。

53 德·沃尔科格诺夫：《对此应该惧怕吗?》(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ёся?)，载《星火》杂志1993年第26期，第29页。

54 详见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5 1949年9月11日А．У．致顿金电；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АУ电。

56 《不确定的伙伴》，第101页。

57 《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第433页。

58 《不确定的伙伴》，第145页。参见《朝鲜战争真相：40年后的证据》，第106页。

5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页。

60 关于1949年10月金门战役的情况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9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肖锋等：《回顾金门登陆战》，人民出版社1994年。

61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8日科瓦廖夫致菲利波夫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9-61页。

62 1949年9月14日顿金致АУ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46-53页。

63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一些曾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军队转入北朝鲜军队是所谓共谋理论的有力证据。详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朝鲜战争起源的国际背景》(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79年第1期。

64 详见1949年9月14日什特科夫致АУ电；1950年1月8日某某(文件中未标明)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11日什特科夫致某某(文件字迹不清)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744页；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 China‘s Road to the Koear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on-American Confrontation)，纽约1994年，第109-110页；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未发表的1994年博士论文)等。

65 陈云：《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1949年8月8日；陈云：《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1949年12月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1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117、114-115、120页。

66 引自1996年7月31日我在莫斯科访问安·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记录。

67 1950年5月12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59a，目录5a，案宗3，卷宗11，第100-103页。

68 1950年5月13日罗申致某某(文件未注明)电。

69 1950年5月14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54。

70 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69页。

71 贾丕才的回忆证明：苏联知道中共政治局反对金的主张。见《不确定的伙伴》

，第147页。

72 斯大林只是在5月3日告诉毛泽东，金日成访问了莫斯科，但没有讲任何具体内容。见1950年5月3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俄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31，第54页。

73 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见《不确定的伙伴》，第153、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