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在唐王朝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之间暴发，结果唐军战败。此役的起因是西域石国“无蕃臣礼”，以及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过度用武,故石国向阿拔斯王朝求援。唐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边疆军事失策，而其主帅的轻敌则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这次战役的失利使得唐王朝在西域呈现退却之势，加上相距不久安史之乱暴发，于是唐王朝在西域的经营被阿拉伯帝国取代，而西域各国也逐渐开始走上伊斯兰化的历程。但是，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尤其是造纸术的向外传播。

关键词：怛逻斯战役，唐朝，阿拉伯帝国，中国文明，传播

The Defeat of Tang Dynasty in the Battle of Talas River and the Transf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英文摘要)

The Battle of Talas River broke out between the troops of Tang Dynasty and Arab Empire (Abbasside) in 751, AD. It resulted in the defeat of the troops of Tang Dynasty. The causes of the battle were of that Shi Guo, a temporal vassal state of Tang Dynast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ishonored it, and that Kao Hsien-chih, chief commander of Anxi of Tang Dynasty, resorted to sabre-rattle in response to its arrogance. So Shi Guo asked Arab Empire for help. The defeat of the troops of Tang Dynasty was mainly because of its impertinent military policy, and directly because of chief commanders‘ underestimating the enemies. From then on, Tang Dynasty began to draw back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duo to the defeat. Additionally, An Lushan Rebellion took place before long, so Arab Empire deprived Tang Dynasty of power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states there gradually turned to Islam. But the battle led to the westward transf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s, especially the technique of paper manufacturing, as an unexpected byproduct from it.

Keywords: Battle of Talas River, Tang Dynasty, Arab Empire,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nsfer

怛逻斯战役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怛逻斯战役暴发，这场战争的地点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Taraz；曾用名：江布尔，Zhambyl或Djambul）市附近。

怛逻斯战役的起因是西域藩国石国“无蕃臣礼”[1]，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征讨，石国请求投降，高仙芝假意允诺和好；但是不久高仙芝即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捋走男丁，格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搜取财物，而且俘虏石国国王并献于阙下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黑衣大食”）求救。

有消息说大食援军计划袭击唐朝西域四镇，高仙芝的反应是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主动进攻大食。鉴于当时唐帝国在西域的影响，有许多葛逻禄及拔汗那国的军卒参加大唐的军队，组成的大唐联军有三万多人（另有说法为七万人，可信度不高——笔者注），其中唐兵占2/3。高仙芝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深入七百余里，最后在怛逻斯与大食军队遭遇。于是，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役－－怛逻斯战役打响了。

在怛逻斯战役中双方相互撕杀，战斗持续五日。其间大唐联军的葛逻禄部见势不妙，反水倒向大食，高仙芝受到大食与葛逻禄部两面夹击，无力支撑而溃不成军。副将李嗣业劝高仙芝弃兵逃跑，途中他们还恰逢同属大唐联军的拔汗那兵也溃逃至一处，兵马车辆拥挤堵塞道路，李嗣业惟恐大食追兵将及，挥舞大棒毙杀拔汗那军士，高仙芝等人才得以通过。《资治通鉴》亦有如下记载：“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2]李嗣业在溃逃途中还被别将段秀实撞上，段斥责李为“惮敌而奔，非勇也；免己陷众，非仁也。”[3]倍感羞愧的李嗣业于是与段秀实收拾唐军残卒向安西逃遁。此役以大食军完胜奔袭问罪的大唐联军为结局，唐三万余士卒近乎全没，只有少数逃脱。

怛逻斯战役失败的原因

对于唐军失败的原因史书上说的很粗略，不过唐帝国遭受怛逻斯战役之辱，唐军主帅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是脱不了干系的。

首先，石国这个西域藩国虽示不逊，但是在高仙芝上门问罪之时石国已经完全请降悔过，高亦与其允诺和好，因此，高爽约并一概屠戮石国众生，掠夺物资，此为自陷大唐于不仁与不义之地；况且在对待宗主国的关系上，类似石国之“无蕃臣礼”也算是时有发生的情况，关键是宗主国采取何种策略应对此类事件。不加区别地一味赶尽杀绝只能失去他们的人心，或者说单纯的武力征伐只能扬威于一时，而不能维系于一世。此为道义与策略之失误。史书曰：“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其馀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2]

其次，失败是由于高仙芝等唐朝军事将领的轻敌气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高在未掌握大食军队人员装备虚实的情况下，引领大唐联军深入七百余里，便是轻敌气傲的表现。而这种轻敌气傲源于公元747年的一次战争。时任安西副都护的高仙芝（和镇将封常清等）率领一万余军士讨伐（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俘获勃律王及吐蕃公主。史书称大食等72国“皆震恐，咸归附”[1]。这种“皆震恐，咸归附”不但表现出中国的“事后史官”的一种自淫自恋情节，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反映高仙芝在讨伐勃律几年后滋生狂妄情绪的一种高傲的心态。其实当时大食的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之为“白衣大食”）因为内部纷争而无暇顾及勃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高仙芝讨伐勃律功成名就的原因。而等到怛逻斯战役暴发之时，大唐的对手——大食，已是取代倭马亚王朝、正开始处于蒸蒸日上时期的阿拔斯王朝。此大食非彼大食，但是作为武夫的高仙芝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最后，怛逻斯战役失败更深层次则在于唐王朝的军事制度。

怛逻斯战役前后唐朝的边疆军事政策

孙子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唐王朝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代开始，武定天下之后在西域基本上采取的是亲善、怀柔、安抚之政策，西域各方也仰视唐帝国之文明与强大，纷纷显示臣服大唐之意。但是亲善、怀柔、安抚的政策被后来的唐王朝统治者逐渐弱化，而另外奉行一套用棒槌代替胡萝卜的短期行为。

怛逻斯战役之前，唐朝在兵员制度上已经开始采取募兵制，取代先前的府兵制。这样的兵制改革，虽然节省了戍边往来于途的大量人力财力的消耗，但是后来也使得戍边军队数量庞大，远远多于内地驻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其结果是各方节度使一律自行招兵买马，拥兵自重，大权独揽，朝廷难以控制，甚至个别人身兼数个节度使之职，成为一方诸侯与霸主。

这些节度使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往往不顾国家与百姓的承受能力，频繁发动武力征讨，甚至进行疯狂的屠城和洗劫，以向朝廷邀功请赏。而中央朝廷的纵容与鼓励，也助长了边关军阀的这种野蛮行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正是此番写照。

边防数十万人马给国家造成沉重的军费开支。例如开元初年，每年仅边疆军费就大约耗钱200万贯，开元末年又增加到1000万贯，到天宝末年就变成1500万贯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大唐的国库只有愈发干瘪了。

因此，甚至可以说，大唐王朝的真正军事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出自边将势力的过度膨胀，而非所谓的外敌入侵。军事危机，加上各种社会矛盾的后果便是天下大乱。“安史之乱”正好是明证。

怛逻斯战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暴发，大唐帝国于是元气大伤，告别了鼎盛的黄金时代。

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

历史学家大多强调各种矛盾积累的“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分界岭。然而这只是就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地区的社会动荡及其不良影响而言。如果以大唐版图论兴衰的话，那么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是需要提升的。这种判断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客观事实与历史演变。甚至明代的宋濂在写元史的时候还提到“唐患在西戎”，也应该与此有关。正是大唐经历的怛逻斯战役及其失败使得“西戎”离心渐起。而此次战役失利与后来的“安史之乱”相距太近，于是内忧外患的大唐王朝便不再是盛唐盛世了。

颇具喜剧意味的是，唐王朝在苦苦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中，还利用当年怛逻斯战役的对手——大食的军队来到中国帮助平乱[4]。这些军士果然不负众望，在消灭安禄山、史思明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获得唐朝皇帝嘉奖。这些大食军士还喜欢上了中国，政府也鼓励他们在此封妻荫子。据说他们也是今天的回回民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尽管认为怛逻斯战役之败使唐朝势力退出中亚的经营有点太绝对，然而这次令大唐在道义上陷于不太有利地位的重要战役的失利，不能不使一些西域藩国看到大唐王朝虚喘的一面。客观地讲，“安史之乱”让大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折腾的元气殆尽，它甚至将驻扎在安西、朔方等戍边部队内调平叛，几乎上演一出大唐版的吴三桂赴京勤王的悲剧。但是，正是在怛逻斯战役之后，后人在谈及大唐王朝在西域的存在的时候，恐怕它仅仅是以影响为主而已。中亚的西域各国，也正是从那以后开始了面向大食，并逐渐经历伊斯兰化的历程。

另外，在判断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战役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人们还应该看到，这次战役“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5]。

怛逻斯战役与中国文明的传播

怛逻斯战役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逻斯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共计一万余唐兵成为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而不久外部世界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附近）。此时距大食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派遣第一个谴唐使来华正好约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在时间上几乎相差无几，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与纸张经销商，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巴格达也好，撒马尔罕也好，造纸技术是由来自中国的工匠师傅传授的是无疑的。中国的造纸工匠除了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也可能是作为文化交流使者在怛逻斯战役之前就到达了那里，或者兼而有之，但是怛逻斯战役至少是推动了造纸术的西传。

杜环是一万余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逻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他不但发现那里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此字字库没有，写法为“澴”字去掉三点水，改成耳刀。－－笔者注）、吕礼为“织络者”[6]。

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经行记》原书失传，但是其族叔杜佑在所著《通典》的边防部分（卷一百九十一）中摘引数段；杜佑在这部分的《西戎总序》里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7]此外《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和《文献通考》亦有少量转引。

中国文明就是这样传授给阿拉伯人，后来再由他们传往更加遥远的欧洲……这几乎成为中世纪东、西文化传播的固定模式。

参考资料：

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六·唐纪三十二》

3、《新唐书·列传第七十八》

4、《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

5、薛宗正。怛逻斯之战历史溯源——唐与大食百年政治关系述略（651-75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6、（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7、《通典·卷一百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