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逝世半个月，悼念文章铺天盖地，罕见的哀荣显示的是历史的公正还是健忘？见仁见智，本来不应求同，何况还体现了来之不易的某些宽容。仅就其中若干问题略抒管见，为有兴趣的读者添点谈助。

蒋宋结合再审视

蒋宋结合无不看作政治婚姻，盖棺论定，究竟如何看待这桩婚事？

宋美龄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传教士家庭。这个家庭引人注目，是从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开始的。其父耀如是孙中山的朋友；大女蔼龄是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的秘书，当她找到正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孔祥熙，要结婚了，荐二妹庆龄自代，促成了一桩历时十年的革命婚姻。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要是美龄不是这个革命新贵家族中的一员，不管她长得如何漂亮乖巧，蒋总司令如何喜新厌旧，也不一定会抛弃美丽不亚于美龄，而贤惠体贴则无法比拟的“国民革命”年代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在给分手已35载的陈洁如的信中仍然一往情深：“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 蒋介石抛弃结婚七载年仅21的太太去迎娶三十岁的宋美龄，显然出自强烈的功利动机。愚见是：说1927年蒋宋联姻是政治婚姻是确切的，但流行的解释却不尽恰当。

一个说法是与宋家攀亲可以与美国拉上关系。这不符合事实。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没有宋家，蒋氏政府就不能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这样的论断不合逻辑，更与历史事实背离。不应忘记，抗日战争前十年，国民政府固然力争美国的支持、援助，但不是以美国为唯一的依靠。它先是同时拼命拉拢日本，信使往还不绝；30年代起则以德国为楷模和靠山。蒋介石不可能在1927年就谋划以宋美龄为媒介，与美国佬拉关系。

另一说法是这是与江浙财团结亲。且不说原籍广东海南的传教士宋耀如一家当时说不上对江浙财团有什么重大影响，而且1927年4月清党以前，通过张静江、杜月笙等人的关系，蒋介石老早就跟这个财团搭上关系。没有江浙财团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广大知识阶层和士绅的支持，这次清党和后续的发展不可能那么顺利。

比较准确的解释是当时的孙中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早已以“总理”继承者自居，已经掌握了精锐的“党军”但暂时受到排挤，冀图全面、牢固控制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如果能与孙夫人如此美丽、活泼、饱受美国教育的妹妹结合，不是如虎添翼吗？

不能忽视的是，不但蒋需要宋，而且孙文逝世后，孔、宋家族也需要依傍大权在握的蒋介石。宋氏姐妹明知“介石那讨人厌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宋美龄还是愿意告别情郎，投怀送抱；其原因用何香凝在北伐前的话来说就是：“介石已经是广州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引人垂涎的猎物。”宋氏姐妹早已虎视眈眈蓄谋夺取了。

与众不同的“第一夫人”

在1948年蒋介石当上总统以前，其实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是法定的国家元首。从1925——1948年，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 1931年12月规定国家元首是国民政府主席，从1931年12月至43年8月，担任这个职务的常常是林森而不是蒋介石。蒋介石的主要职务一直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军职，加上国民党中央的执委或主席之类的头衔，但是人人都知道大权在蒋介石手上，不管名份如何，宋美龄是实际的“第一夫人”。

各国的第一夫人大都热心公益事业，树立亲民形象，为夫君广结善缘。除了履行这些传统职责外，这位“第一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还积极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务活动。评价她的这些活动，同评价一切政治人物一样，只能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中国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现代化，维护国家独立。

西安事变的应对是宋美龄至今仍被人们交口称赞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之一，是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张学良冒着生命危险，逼蒋抗日，义薄云天。这是迫不得已的对付独裁者的办法。当时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军事解决，实际要把蒋介石推向死地。共产党内也有好些重要人物赞成把蒋介石杀掉。这些极端主张要是付诸实施，只能导致中国更加激烈的内战，而让日本侵略者得利。斯大林、共产国际纠正了中共的错误主张，而在南京的宋美龄和国民党其他一些领袖则制止了何应钦的错误，毅然带领一批官员飞赴西安，在各方之间斡旋，促进了这一事件和平解决，为各派携手准备抗日战争立了一大功。

张学良在1934年1月从欧洲回来后，就已经直率地向蒋氏夫妇提出了停止内战，进行改革，准备抗日战争的建议。他们的外国顾问端纳也已忠告他们：“中国要想得救，你必须知道真相。这真相就是当官的已经腐败透顶——诈取、腐化、黩武、横征暴敛……”。 蒋氏夫妇不但西安事变前没有把这些箴言听进去，就是西安事变后也没有真正把改革摆到议事日程上，丧失了一个可贵的时机，摧毁了一支有用的抗日军队（东北军）和一个有志于改革的青年将领。至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长期监禁，更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因为国民政府已经明令赦免张学良。宋美龄知道自己的丈夫对待张学良背信弃义、践踏法治，仅限于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感情上拉拢，劝导他们夫妇信仰基督教，寻求内心的安宁，显示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屈服。

慰劳军队，历来是各国第一夫人和妇女领袖们的工作。宋美龄的可贵之处，是不顾危险，到战火纷飞的阵地慰问将士。1932年10月12日为到前沿阵地慰问凇沪抗战的士兵，她在车祸中受伤，断了几根肋骨，仍然坚持把慰问品送到前沿阵地并向士兵发表了演说。这样的英勇行为难能可贵。

令人更为动容的是她不避险阻、深入实际的作风。1945年中苏条约订立，接着国民政府和新疆闹独立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达成和平协议，国民党中央对要不要批准这个和平协议意见严重分歧。为解决这个问题，1946年春节期间，宋美龄单枪匹马微服出塞，飞到在苏联支持操纵下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新疆，避开当地政府官员，冒着很大风险，在迪化（乌鲁木齐）和玛纳斯河畔，直接体察实际情况，听取各方意见。她听到了普通人的声音，看到了民族矛盾如何激烈的实际。最危险的一次是有个晚上在迪化街头，宋美龄在昔日的秘书陪同下在街边烤羊肉摊喝酒吃肉，了解民情。在民族对立情绪支配下，四五个维族青年无端要动武打人和调戏宋美龄，陪同者“情急智生，从容站起来，用俄语说：‘你们搞清楚，我是苏联公民！’”并说宋美龄也是苏联公民，才脱离险境。她所收集的情况，为国民党中央批准《新疆和平条款》、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从而为避免矛盾恶化，有利于保持领土完整。在这次历经暴风雪和各种险阻有如惊险小说的旅程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娇小姐，而是敢作敢为的女性，不能不叹服十年美国教育没有白费。

不过，宋美龄无法超越蒋介石、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而且是这个体制的一根支柱。忘记这一根本点，就无法比较准确勾勒她的形象。

蒋介石视军队为命根子；宋美龄也与军队关系密切。办励志社（军官俱乐部）、遗族学校，卓有成效。但有一件奇事：抗日战争前，宋美龄曾经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为组建中国空军出力！一个对空军毫无所知的女人担任这个职务，当然是由于夫贵妻荣。她也确实很卖力，协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购买飞机，培养飞行员，写文章鼓吹航空的重要性，如此等等。延揽陈纳德为顾问，到中国帮助整顿空军，为后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后来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奠立了基础，也是其政绩之一。“但是，当端纳和蒋夫人向他揭露空军的勒索丑闻时，蒋介石又拒不清除那些不诚实的人，声称那样会使他失去一支空军。” 于是，宋美龄只好黯然辞职。

权力不受民主、法治约束，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亲友关系的羁绊，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贪污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而且腐败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危险往往在最高层。“宋美龄爱权”，从抗日战争开始，她也成了玩弄权力包庇亲友的高手。孔祥熙一家和宋子文等人，是抗战时期和战后弄权贪污的众矢之的。他们特别是孔祥熙及其子女一再受到宋美龄的包庇。

例如，1948年，国民党山穷水尽，孤注一掷，发行金圆券，进行金融改革。这个举措，冀图搜刮民间的黄金、外币，禁绝走私，控制物价。当时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根源是内战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不从本源着手，企图用暴力手段搜刮民间资金挹注巨大的军费支出，既是摧毁民生的反动措施，又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时，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整顿经济秩序，不准私人私存黄金和限制物价，使之固定在8月19日的水平；禁止走私和投机倒把，也是其中内容之一。当查封孔家的杨子公司之际，人心为之一振，为这次演出增加一笔壮烈色彩。可是，孔令侃到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这位第一夫人迫使蒋介石出面训斥小蒋，蒋经国被迫辞职，演出嘎然终止！

外交领域的建树

宋美龄是蒋介石外交活动的重要助手。

所有派到中国的美国军政要员，或国民政府请来的外国顾问，几乎都对这位“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化解了不少矛盾。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与对外宣传，撰写文章，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寇，呼吁支持中国。

仅凭以上两点，已经足于成为出色的“第一夫人”；而三次重大外交活动，更使她声誉鹊起。

1942年2月蒋氏夫妇的印度之行，在与英国殖民当局会谈的同时，会见了甘地、尼赫鲁等民族领袖，发表了《告印度人民书》，主要是两大民族在道义上的互相鼓舞。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她在美国的活动。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先是治病，43年2月17日开始公开活动。18日分别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赢得了巨大的赞誉。

这两次演说的主要特点是力图让美国人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是他们为自由而战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她在参议院的即席演说中说：“基本上我们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打仗。我们两国人民有相同的理念。你们的总统向全世界宣告的‘四大自由’犹如自由之锣在我们的广大的土地上回蘯。”“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同胞愿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渴望和你们合作。” 所谓四大自由指的是罗斯福当时极力提倡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一切专制统治的特征都是摧残这些自由。说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是为四大自由而战，当然是当面撒谎；国民党后来丢掉大陆，说到底与它以自由为敌息息相关。

可是，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她演讲后的第二天，罗斯福也郑重宣布即将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不过，这些政治家的语言往往真假参半。这次罗斯福的诺言，或是原有成案的宣传，或是口惠实不至的空话。其实，美国援助中国的计划，在上一年大体已经敲定，无论是宋美龄这次访美，或者同年11月的开罗会议，都没有促使美国大量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这一年11月陪同蒋介石到开罗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在7天的活动中，宋美龄确实非常卖力。蒋介石甚至为此特地给她颁发了勋章。不过，在这次会议中，除了肯定中国收复失地的正义要求外，军事上讨论得最多的缅甸之战，经济上蒋氏要求十亿美元贷款，后来都一一落空。

要比较准确评价宋美龄的这些活动，必须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所了解。

罗斯福政府的对华政策以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缔结同盟条约，特别是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其要点是：1.世界和平和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在欧洲，主要敌人是希特勒。“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既是传统外交政策，又符合当前需要。2.不允许日本进一步扩张，但又要尽量避免与之正面冲突。3.中国是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虽然蒋介石政府专制、腐败、无能，但目前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力量。因此，它一方面不肯坚决制裁日本，听任战略物资源源流入日本；另一方面在不激怒日本和不违反美国《中立法》的前提下，尽可能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8年秋到40年秋，美国给了中国总计7000万美元的三笔贷款，1940年11月30日又宣布给中国一亿美元贷款。1941年3月11日，国会通过给有关国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租借法》后，中国也纳入其中。这一时期争取这些援助的经办者，主要是宋子文等人，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的创办人陈光甫也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巴黎对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说：“他认为陈（光甫）是一个正直的和绝对信得过的事业家，对于陈光甫本人，他完全信任。” 他建议中国政府派陈光甫赴美谈判贷款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一举成功。在这一阶段，笔者阅读过的有关争取美国援助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宋美龄。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它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

首先是极力扶持中国。1942年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英、苏、中）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与此同时，决定给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大量租借物资；加大对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支持力度；帮助整编中国陆军，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师；应蒋介石的要求，推荐拉铁摩尔为蒋的政治顾问；捧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美国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和腐败非常不满，相应地采取了好些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给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租借物资，受援国都可自主支配，唯独给中国的由美国政府的代表史迪威控制。又如直截了当要求中国军队打破派系和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和整编，使之真正成为战胜日本的主力。

美国这些政策和措施后面，是它的宏大的战略安排。在当前，它把中国视为在亚洲的最主要盟国，是战胜日本的主要同盟军。战后则希望中国继续充当主要盟国，扶持中国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支柱。1941年2月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到重庆考察，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现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可以发展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也可以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朝着后一方向发展……” 这些话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1942－44年间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是贯彻这一战略意图过程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效率和蒋介石的专制、小集团利益和腐败的矛盾。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调子，简单地把这一事件看作蒋介石及其政府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那就有美化蒋介石独裁统治之嫌了。这样的认识也无法理解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坚决支持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同时，竟建议战后以中国为主，派兵占领日本。不过，美国政府和史迪威过于天真，对改变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后来，美国日益清楚蒋介石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罗斯福自己说及中国尚在十七世纪，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出面担当二十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继”。 政策也就相应作了调整。

宋美龄在中美外交上的活动，不过是这个大框架下的小插曲。无论她多么卖力和能言善辩，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格局。

坚持一个中国的贡献与败笔

宋美龄坚持中国统一，反对台独。这赢得许多人的赞扬。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她仅限于表明自己态度，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台独思潮所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国民党错误地镇压1947年的二二八群众运动；一贯听任特务横行，摧残言论自由，践踏公民权利，迫使一些人走向极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个体独立性或个人主义必然日益抬头，社会需要新的制度整合，必然出现强烈的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的呼声。当时不少仁人志士，包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幡然醒悟，或恳切陈词，或努力抗争，要求结束专制统治。如果及时聆听民意，推进改革，就有可能化解极端，化解戾气，实现社会平稳发展，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在这些问题上长期反映迟钝，乏善可陈，延误了时机，正好为台独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后来她在台湾的影响日益式微，也与她没有察觉社会迫切需要向自由、民主转型息息相关。

简单地说，宋美龄主观上坚持国家统一，客观上却为台独力量的成长种下孽根。就纠正国民党的历史性错误而言，她的认识和行动远远落在政见常常与她相左的蒋经国后面。

性格与绯闻背后

宋美龄的成就与不足，首先决定于环境。20世纪头三十年的革命风云造就了包括宋家在内的一批革命新贵，把宋氏兄弟姐妹推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但各人的性格差异，又决定了日后各自书写的历史。与蒋介石关系很僵，但与宋美龄接触颇多的史迪威是这样描绘她的性格的：蒋夫人 “一位聪明、有头脑的女人……她直爽、坚强，精力充沛，喜欢权力，重名誉，喜奉承……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她从不向西方观点让步。中国人永远是正确的；外国人永远是错误的。文笔引人入胜，但也失之肤浅，对西方的缺陷极尽讽刺，但从来不提中国任何一个微小的缺点。能够随心所欲施展魅力。她知道该怎么做。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力，主要是好的影响。有几次帮了大忙。” 其他在近处观察过她的外国人士的评论大同小异。

史迪威的描绘从一个侧面证实：宋美龄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正面的表现是爱国。而另一面是以民族特点为藉口，抗拒普世性的现代文化。为什么一个在美国成长的知识女性没有留下追求民主、自由的记录？蒋宋结合，互相影响，蒋的影响是主导一面；蒋氏口口声声强调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特点”掩蔽了她的眼光。蒋介石鼓吹按照中国“作之君，作之师”的传统，各级军政大员既是为民作主的君，又是教化民众的师，宋美龄没有超越这个“君师合一”的视野。在她眼中中国人要的是吃饱饭，彷佛还不配享有现代人应该享有的其他权利。这应该是观察其成败得失不能忽视的一个基点。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位“爱权”的夫人爱不爱钱？人们现在说，宋美龄除在上海有一处房产外，没有地产，也不过问金钱；晚年更靠孔家供养。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专制统治者往往国库与私人财富界限模糊，臣下巴结唯恐不及，不惜随时动用公帑满足其欲望；或者早已为之留下足够的储备，即使不在台上了，也自然有人供奉；这类人完全可以不像升斗小民那样必须掐着指头计算收支。20世纪中国统治者中这不是孤例。孔家钱财有多少是靠“最高领袖”夫妇庇护下取得的，恐怕是永远没法计算清楚的糊涂账！

再看看蒋家贴身侍卫披露的一个细节吧：宋美龄有数不清的旗袍。一个专用的裁缝师傅张瑞香，“大约每两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他“除了过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三百六十四天，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为宋美龄一个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们知道投其所好，送老夫人的东西多半有衣料，这些绫罗绸缎，就够张瑞香一年忙到头”。 这位御用裁缝，当然是用纳税人的钱养着的。如果在民主国家，这一定会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丑闻；在蒋家统治下的中国，却不过是小菜一碟！

宋美龄是蒋介石合法迎娶的第四个女人。蒋氏本来是花天酒地，在上海染上杨梅大疮的角色。宋美龄也有不少绯闻。不过，人们绘声绘影讲述的1942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与她幽会，蒋介石亲自捉奸的故事，已经证明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但是，即使是政治人物，如果不是靠贪污、受贿等不正当收入去满足其私欲，他们的成败得失都不取决于是否好色。宋美龄的绯闻，不管是真是假，都无足轻重。应该摒弃的倒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卫道士文化，以及体现人性弱点的偷窥癖，而对私生活应有足够的宽容。

更值得重视的是罗斯福夫人记下自己目睹的宋美龄故事：“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路易士（john lewis）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只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 一个饱受西方教育的号称“民国”的第一夫人居然不假思索，立即想到用杀戮工运领袖的办法去解决罢工问题！要是说蒋宋婚姻体现着中西文化结合的话，那么基本框架是“中体西用”，是西学附属于扼杀人性的东方中世纪意识形态。不能轻视这玉手轻轻的一划，它显露出专制制度和专制文化吞噬了这位夫人的灵魂！

注释：

1 《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北京版第7页。

2 同上第202－208页。

3 泽勒：《端纳在中国》，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38、341页，南京。

4 张紫葛：《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版第352－395页，香港。

5 泽勒：《端纳在中国》，第370页。

6 陈平译：<蒋夫人一九四三年访美之行>，《传记文学》总第398期（1995年7月）第16页。

7 《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北京版第152页。

8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9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53页，台北。

10 《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5页，北京。

11 翁元口述：《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北京版第106、107页。

12 杨天石：<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13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商周文化公司1995年台北版第5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