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均以发展或振兴本国经济为己任。传统的地缘政治走到了尽头，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政治时代的到来，经济实力成为衡量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准。但受地理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各国之间均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差异，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一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决定性因素是由于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迥异。特别是两德的统一，被看作是东西方对抗，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两德的分裂是冷战的产物，它的统一固然受冷战结束的影响，但却是建立在两德经济发展差异的基础上。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1）人民生活更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1988年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1270东德马克；联邦德国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1的比率计算，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也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2）由于东德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均赶不上西德，工作时间长、闲暇短，东德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大约只及西德的二分之一，生活水准也相应低于西德。最终东德以一种羞辱的心态并入西德版图，放弃了自己坚持、宣传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口号。而西德正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完成了祖国的重新统一。从中不难发现一个问题：何以两个同时起步的德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如此明显？难道仅仅是因为两德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吗？显然不是。这就有必要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作多方面的探究。 一、国内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因

1．地理环境资源的差异

资源分布在东西两德之间存在着差异。东德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国土面积仅为西德的1/3，境内自然资源贫乏，全德出铁量仅占1.3%，煤占2%，钢占7%。（3）相对而言，全德78%的矿山、84%的冶金铸造产品出自西部地区。（4）由于地理形势的影响和相对缺乏工业原料，造成东德强烈依赖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一旦与东西方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其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事实是，东德作为苏联的卫星国，不仅拒绝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而且不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相协调一致，也不能参加整个欧洲经济整顿和重建传统贸易关系的工作。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虽有效地阻止了劳动力的外流，却也隔绝了与西方的联系。这对东德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消极、长远的。

从历史发展看，东西部一直存在着工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紧邻法国的西部地区是工业发展最早，也最为先进的地区。二战前德国的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大多集中在西部?quot;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础设备生产占61%。（5）东部则寥寥无几。战后西德又承袭了战前德国的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6）包括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相比较，西德拥有的原有工业基础雄厚，使经济的重建置于高水平起点上。

2． 人力资源的差异

战后的西德满目疮痍，然而德国一贯重视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却没有因战争而耗尽，这些人才成为战后西德复兴必不可少的非物质资本。为迅速恢复经济，西德企业极重视将受到专业培训的人才安排到工业领导岗位上，而且银行也以专家担任业务领导作为进行贷款的先决条件。各种人才进入企业后，给各企业带来了革新和诸种专业知识，使资本能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并已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历届西德政府均着眼于科技投资和发展教育。

而东德，从建国之初，就不断有公民往西边跑，这多半与不习惯、不认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有关，加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促使一些有产者的逃亡。另外，也与西方的渗透、影响、诱惑和放血政策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人民不满足于东德的现状，而向往西德的消费文化水平。因此，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从东德跑到西德的总人数有260万之多。大量人口的涌入，使西德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并改善了劳动力分布不均的状况，提高了竞争能力，最重要的是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及管理人才的难民涌入和参加重建。例如，1954-1961年，从东德前往西德居民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7）实际上，东德以巨大的代价为西德培养了建设人才，使西德减少了对生产人力所需的投资，也解决了短期内无法培养出来的人才问题。这使本来就劳动力奇缺的东德元气大伤。为了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东德不断扩大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从西德进口尖端技术。这就需要设法换取硬通货，从而导致了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世界。

二、战胜国对战争结局的处置

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国为彻底摧毁德国战争潜力而对德国实行非工业化政策。通过拆迁德国工业设备作为对盟国的战争赔偿，将德国经济改造成农业经济。然而， 西方盟国很快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虚弱的德国这一原则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并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期内，德国在欧洲市场上的强大地位并不是体现于它对欧洲经济的主宰，而是反映欧洲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关系，对许多国家来说，德国在正常的年代里，既是最重要的供货国家，也是最重要的接受货国?quot;。（8）人为的遏制德国的工业将非常有害于欧洲复兴计划。（9）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盟国也感到需要一个强大的西德作为盟友。因此1947年8月美英两国制定了修正的工业计划，允许两国占领区的工业能力达到1938年的70%~75%。1948年5月，又停止向苏联提供了拆迁的西德工厂设备。到1948年时，西德的设备资产总额仍以超过1936年水平的11%左右。这是西德得以迅速重建的物质基础。

反观东德，在盟国制订索取赔偿计划之前，苏联就开始拆迁了1200家工厂。至1948年初为止，总计拆除了1900家工厂，其中1700家完整的工厂。由于拆迁和战争影响而造成的损失，使生产能力下降了40%（10）除工业外，受拆迁之害最深的是交通业，几乎所有的复线铁路均拆除一条线路，以致于铁路网点总计减少了135000公里。（11）苏战区的经济损失惨重。而且，工业设备尤其是精密机械在拆迁过程中损失严重，到苏联重新组装后，往往难以达到原有的生产水平。从1946年6月起，苏联政府开始采用将赔偿企业就地收归苏联所有的办法，213家较大的工厂改组成苏联的股份公司，这些企业约占苏战区工业生产能力的1/3。此外，苏联还要求无偿使用德国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战俘。据个别估计，苏联占领当局在1945年-1953年拆除和取走产品的总价值为300亿美元，事实上的赔偿额为苏联原来要求的三倍。（12）这就影响了东德经济重建的物质条件。

三、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首先，从国外援助看，考虑到东西方的对抗和西德的战略位置，西方盟国认为要想抵制苏联，必须有一个经济强大的西德作为盟国。而战后初期，西德经济复兴面临巨大困难，需要外援来加强经济的造血功能。当时西德所受外援主要来自西方盟国占领区政府的救济金拨款和马歇尔计划。它对西德来说尤如雪中送炭。通过马歇尔计划，西部免费得到了新设备、原材料和食品。同时，马歇尔计划还通过设立马克对等基金来扩大其能量，即把马歇尔计划援助款项进口的原料和货物，出售给西德消费者，所得款项再由国家通过重建银行，供给紧张部门用于投资。到1956年，西德利用这笔基金进行的投资达100亿马克，几乎遍及一切经济部门，从而大大缓解了资金缺乏的状况，有力改善支付平衡。东德则受苏联的影响，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而把这一援助拒之门外，这就缺乏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支援?quot;有人估计，联邦德国由于从1949年参加马歇尔计划，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而民主德国由于赔款，人均负债2500马克。（13）

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给西德经济重建带来了特殊机遇。1950年，由于生产军需物品的需要，西方盟国取消或削弱了对西德某些工业部门，如造船、钢铁等生产的限制，西德工业生产及其对外贸易因此大受刺激。据统计，1950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水平比1949年同期增长了1/3，就业人数从1360万增至1420万。1951年下半年外贸第一次出现顺差，半年的出口额几乎可以平衡全年的进口额。这就使西德迅速积累资本，扩大市场占有额，为经济起飞作好准备。

四、两德的经济模式差异

1．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在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纳粹时期的专制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失败教训后，德国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基本观点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保证这种制度的执行，并采取措施缓和竞争引起的社会矛盾，防止产生专制、国家计划化、经济管制以及卡特尔化所带来的私人垄断。经过民众的多数投票，西德选择了这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但战后经济崩溃、通货膨胀、黑市猖獗，又盛行卷烟经济,在这些条件下是不能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必须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来为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币制改革。在占领当局的主持和准备之下，1948年6月19日正式宣布实行货币改革，6月20日兑换货币，6月21日起帝国马克正式作废，德国马克开始生效，并规定：每个西占区居民可用60帝国马克兑换到40德国马克，到8月份可再得到20德国马克，每个企业职工可以得到60德国马克；工资、薪金、养老金、房租等以1:1的比例进行调换。新币发行后，最初几周就把100亿德国马克中的61亿兑换出去了，一下子把价值数千亿帝国马克的证券、储蓄金、银行往来帐、抵押金、各种债券、股票一笔勾销了。这使德国看起来似乎一贫如洗，实际上这次货币改革对几近瘫痪的社会经济动了一次大手术，是使经济走向复兴的第一步。虽然又出现了抢购物品的现象，但随着商品的不断增加，人们收入的稳定，抢购现象逐渐消失，物质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开始重新振奋。

但是，如果单有货币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措施紧紧跟上，效果也不会这么显著。货币改革后，是放弃经济管制还是继续进行经济管制，需要迅速作出决策。占领当局认为取消对经济的管制，有可能危及新货币，因为放开控制必然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只有在新货币运行一段时间，形势较稳定时，放开控制才是可取的。但当时任西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的艾哈德则坚持迅速、彻底地放开控制。他认为，多年来的黑市腐蚀了企业主、消费者、政府官员，实际上已难以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只有最大可能的使市场自由化，减少经济管制，使价格自由波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整个国家的生产能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从纳粹党实行的统制经济，到战后占领当局实行的配给制和价格管制，都是背在德国身上的经济包袱，对未来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如果不能抛弃它，经济复兴的可能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艾哈德的大胆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从1948年7月开始，相继废除了90%的价格规定，大部分的日常必需品可以自由购买。取消配给制和价格管制后，食品和消费价格开始上涨，鸡蛋在一个月内涨了两倍，其他商品开始出现短缺。但艾哈德认为，降低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不是恢复控制，而是刺激生产，提供更多的商品。他采取降低进口关税，吸引外国商品进入德国市场，以促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接着，他又为国内制造商提供生产皮鞋、服装所需的原料，鼓励他们增加生产，供给市场。到1950年中期，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从冬季的最高峰降下来。

与货币改革，放开控制同时采取的第三项措施是减免税收，刺激投资和生产。艾哈德坚信：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刺激，它是一股动力，能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他?quot;免税图自强为口号，颁布以减税为标志的新税法，重点降低所得税和财产税税率。由于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时，实行了一项严厉的新所得税计划，税率很高，所以，降低税率会使德国居民、工商业者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储蓄、投资。对于能促进和加强经济的工商业建设项目，政府将不征收存款税和利润收益税，还可以用投资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国家则通过贷款和补贴援助私人投资。这些税收优惠条件刺激了企业家们将利润源源不断地循环投入生产过程。而加速折旧和建立免于征税的折旧基金，也促进了企业自筹资金进行投资。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以建筑业为例，由于战争的损坏和难民的涌入，造成住房奇缺，国家为鼓励私人建房，规定一切用于建房的投资都免税，还鼓励工人把储蓄存入住房银行，这部分存款不仅可以免缴所得税，还可以得到少许利息，这就大大加快了住房建设。

在实施上述几项措施的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常常风潮迭起。阿登纳的后任者勃兰特 、施密特以及科尔均继续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为两德统一提供了坚定的基础。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一致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明确性和一贯性，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这在当代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制度史上是少有的现象。

2．民主德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强制合并建立的统一社会党在实践的经济政策方面没有经验，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以苏联为样板，建立了计划体制，即由中央进行全面干预经济。首先建立起一整套各级计划机构，其最高领导为计划部。1950年11月改名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其职责是统一计划和指导经济，进行生产和分配。由统一社会党提出符合莫斯科路线的任务，通过计划委员会制定计划，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经济比例，用数字确切说明发展过程，再由各个生产单位严格完成计划。但问题是，计划越是由中央干预，干预越具体，制定计划的过程就越长，结果计划执行时，计划数据已失去了它的实际效益了。由于各部门和各地方发挥的作用不同，若不互相协调各自的计划，就容易造成物资不平衡。最矛盾的莫过于最基层的计划机构，为了完成确定的计划指标，其采取的部分措施是破坏中央计划机构的意图的。工厂领导往往只求完成计划而不计后果，即使设备负荷过重，或者不能充分维修机器设备也在所不惜，并尽量避免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因为这可能威胁计划的完成。他们不象市场经济，有着销售利益，或面对迫切需要更新更好的产品销售部门而进行革新。生产厂家只关心数量而牺牲质量，更忽视产品的服务。这导致了设备利用率低，库存积压，生产成本特别高。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迅猛增加的库存，特别是由于一味追求高产而造成的商品积压，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国民经济总的估算方面的经济失误。最大的缺点是造成劳动力浪费，这对于就业人口增长停滞的国家经济是难以承受的。这种失算也反映了苏联类型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结构庞大，极为不灵活。

为了改善不平衡的经济结构，推进重工业基础建设，从1951年到1955年东德建立起基础原料工业工厂以及生产资料工业工厂，投资大量资金，兴建起远洋舰队，并开采本国褐煤矿，以提高电力生产。相对而言，农业、消费品工业、住宅建设、交通设施及设备的现代化方面投入的资金较少。这一投资政策不仅反映了东德优先发展重工业，也表面它以严格的斯大林主义为根据，建设和扩大一切工业部门。这对一个工业化了的国家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发展中的国民经济而言，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拒绝专业化、工业大规模生产以及背离国际分工。由此造成的增长率下降，进一步扩大了原来接受苏联做法(农业集体化、干预生产的计划、强制劳动)而带来的损失以及缺点。因为在缺乏有效的物质刺激，特别是不能满足消费者物质需要的前提下，要想保证达到所期望的劳动生产率，就只能推行斯大林主义对劳动和工作量的监督体制。但强加的监督体制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引起的普遍不满，导致了1953年6月17日柏林和其他较大城市工业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

1956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则强调用最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确保技术革新。并对工农业产量、劳动生产率提出了具体指标。由于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人民反对政府的现象，1958年东德效仿苏联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组，把日常领导的重心从部门转移到地方，这次改组虽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由于仓促行事，出现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没有能触动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本身，因而未能解决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不高的弊端，以及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东德工业生产率仍在增长。1956年为7。4%。1957年为11。1%，1958年为12。4%。(14)受这些统计数据的鼓励。1958年7月，统一社会党五大提出了到1961年在人均占有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联邦德国的口号。1959年11月政府宣布停止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另行实施赶超联邦德国的 1959年-1965年七年计划，预定在计划实行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为每年7%。以此来响应苏联的赶超美国的口号，从时间上和苏联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协调一致。然而，实际情况同预期相反，由于主客观原因，东德国民经济从1959年后持续下降195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为11%，1960年 降为6%，1961年为4%，1962年为2%。(15)1962年夏，东德政府被迫放弃七年计划。这正是苏联老大哥乱指挥和民主德国盲目跟从的后果。

在1961年，柏林墙建成后，东德领导人意识到：中央全面的计划对一个不发达的国民经济而言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从1963年开始经济改革，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在坚持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广泛利用经济杠杆，推行经济核算制，实行工业品价格改革，改革国家投资拨款制，推行以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为主的企业投资制。改革初期经历了一个红色经济奇迹，到80年代东德排在世界工业国的第10位。但是指令性经济仍存在着大量突出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电子、电气、科学仪器和机器制造等尖端工业，却忽视了动力等基础工业和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失调，供应品的短缺；谨小慎微的管理政策以及8.75小时的工作日导致工人生产主动性的下降。同时，由于引进了一些市场经济机制，企业自主权扩大，许多企业利用价格等经济杠杆体系不完备，在质量和技术规格上弄虚作假以谋取高额盈利。因而出现了经济的盲目状态和重复生产，特别是财政基金和物资基金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交通和建筑业的发展滞后于加工业的发展，使不平衡现象显著。这些本应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但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下，1971年5月昂纳克上台后，否定了市场经济机制的措施，停止执行新经济体制，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到80年代内部管理体制的矛盾又开始尖锐，于是建立了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但依旧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总的说来，民主德国的经济是持续稳步增长的，保持了平均4%的较高速度。但是，越到后来，困难越大。1989年的前10个月，增长率已降到2%，而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已日益削弱，整个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同联邦德国比较，各个方面的差距都拉大了。到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产品已很难打入西方市场。但是，以昂克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只能完善，不能改革。8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后，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紧随其后进行改革,而民主德国领导人则以强调符合自己特点的建设方法为由，来拒绝模仿苏联，并认为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是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民主德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东德经济上落后于西德的原因之一就是领导人的思想太僵化了，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即使是新经济体制也是以计划经济为主。所以，40年来，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只在如何实行计划管理方面作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进行了某些完善，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整个经济体制还是比较僵化的，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阻碍。对于这点，东德的领导人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两个德国存在的特殊性，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相结合才是造成战后两德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历史原因。但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自然资源、战争损失程度、赔偿数额及外援支持等方面的外在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逐渐降低的，管理体制所焕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对经济发展才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是战败国，两德按照东西方大国所期望或能接受的社会模式，分别被纳入东西方对抗与争霸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中。西德不得不走西方化的道路，其制度、国家结构、政策体系都带有美、英、法等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民主德国也同样走上苏联模式的道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德国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然而，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对于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政策设计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传统性和民族性。显然，西德政府和人民更早地看到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是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婆婆式管理的计划经济之间找出一条不同与凯恩斯主义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设法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它是适应德国国情，也是成功的。

相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具有的运转不灵、浪费太大、效率较差的弊病已为人们所公认。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期是有效的，是能动员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较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但它不能适应科学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质变的需要。不改革僵化的计划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在这一点上，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思想的确太僵化。民主德国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并没有满足人民群众在各方面的需求，否则为何稍微放松控制，东德的人民群众就潮涌般向西方奔跑呢？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国家必然会遭到失败。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衡量国力和对世界影响力的真正标准也是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因此，在逐渐完善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单单使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命令左右经济，或听从别国的指挥制定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从长远来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强盛，就应该主动融入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主动创造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的即是机遇，也是挑战，而首要的任务并不是从数字上赶超发达国家，应该先满足人们温饱、住房等方面的物质需求。因为这种简单，明了的主张比任何意识形态，比任何哲学都更容易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依赖，更重要的是要走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

注　释：

(1)姚先国，（德）H 缪尔德斯：《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5页

(2)姚先国，（德）H 缪尔德斯：《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8页

(3)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22页

(4)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35页

(5)《德国统计手册》 慕尼黑1949年版，第273页，转引自肖辉英：《西德50年代经济奇迹探析》 《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第41页

(6)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81页

(7)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17页

(8)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97页

(9)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96页

(10)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13页

(11)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14页

(12)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页

(13)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9页

(14)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25页

(15)卡尔 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