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基督教会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其在中国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逐渐强大，而始于1848年的反洋教斗争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多发阶段。在所有这些教案中，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又因其暴乱的激烈而具有典型意义。

有关天津教案的研究工作，在近代中国教案史的著作中多所涉及，八十年代以前也有过《天津教案》和《火烧望海楼--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这两本专著。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多限于对整个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叙述或以帝国主义模式论简单地冠以一个反帝爱国斗?quot;的标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有关津案的研究工作则多着眼于清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及其所反映的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其中，尤以研究此案主要负责人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为重点。但实际上，天津教案的发生并没有事先的筹谋策划，也没有周密的组织安排。它的发生，更多的是天津的普通百姓面对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势力的侵入引起社会变化所产生的不满在长期积压后藉着民教纠纷的渲泄。就这一点而言，除了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外，天津教案所折射出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即在晚清社会动荡中官僚集团 ﹑士绅集团以及广大民众的心态。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是由于1870年天津一带初因掩埋幼孩谣传有挖眼剖心之事，继又因拿获迷拐匪徒供出教堂之人，以致百姓怀疑积忿１与教堂中人发生冲突。而法国领事在与中国官员的交涉中两次向中国官员开枪并击伤一名随从，致使围观的中国百姓激于众忿，将该领事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２，从而酿成巨案，引发了中外纠纷。不难看出，有关教堂及其所开办的育婴堂的谣言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则与晚清时期的整个社会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天津条约》的签定使传教进一步公开化和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渐渐从中国的东南沿海渗入到北方腹心，甚至逼近了畿辅之地的京﹑津地区。而他们给这一地区的乡里民众所造成的印象，就是倚仗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入侵者。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结构，在晚清社会系统的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抗衡旧有势力，挑战旧有秩序的力量，打破了旧制度下社会的宁静。

在这里，首当其冲的是教会势力向官僚集团权威的挑战。传教士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治外法权，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和势力，吸引更多的人入教，还把已经取得的治外法权延伸到教民阶层。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后，地方官给朝廷的奏折中，常有对于教士干涉诉讼的不满?quot;无识愚民，或因诉讼无理，或因钱债被逼，辄即逃入教中，教士听其一面之词，为之出头庇护……百姓之积恨所以日见日深，教士之声名所以日见日坏也３，乃比年以来，各省教民恃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为。而传教士一味袒护徇庇，且有从旁扛帮插讼，与地方官为难４，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５。教士对诉讼的干预使官员的威望受到严重威胁。更有甚者，教士在同地方官交往时，坚持采用对等的身分而不是中国官员们所熟悉?quot;民见官的形式。面对这样的挑战，官僚们因畏惧大权旁落而产生危机感。基于这样的危机感，他们所作出的抗争在天津教案中即体现在对天津府﹑县和提督陈国瑞的处理上。虽然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但在法国公使要求以天津府县及提督三名官员抵命这一要求上，总理衙门与直隶总督的往来公文中多次提及非理之求……坚持定见６等语，始终坚持不作让步。而在津案负责人曾国藩的结案上奏中更有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若部议再与重谴，将来地方官必群以为前车之鉴，谁敢与教民较量７的议论，反映了面对外来势力挑战时，晚清官僚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而作出的自卫努力。

在中国千年来呈金字塔型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官僚集团仅占据上层结构的一部分，而上流社会的另一重要构成则是士绅集团。这些在朝为官﹑在野为绅，亦官亦学的士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阶层。他们入世则掌握政权，出世则负责教化，支配礼俗，他们是封建政治的体现，也是封建文化的捍卫者。在地方上，士绅们才是真正的领导，他们向地方官传达民众的意愿，又同地方官一起维持着社会的秩序，因而受到上层官僚集团的重视和下层普通民众的敬重。但是教会势力的渗入，在社会上形成了超越传统秩序的新的权力中心，打破了士绅阶层对社会统治权力的垄断。传教士们根据条约与官方平等往来，而士绅们尽管不必象寻常百姓那样对地方官卑躬屈膝，却仍须遵守严格的礼仪规范，故而处于低一级的地位。而且，传教士们开设育婴堂，办学校，从事救灾等慈善事业，与按习俗本来是由士绅们担任的开办义学，布施等社会义务形成了竞争局面，对士绅集团的社会领袖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这个对当时中国社会极具影响力的阶层对教会的仇视和嫉妒?quot;一个社会如果有正常的排泄途径，如引导有猜忌心的人去和对手竞争，猜忌心理也有可能被转化成进取心理８，然而传教士们所拥有的近代科学文明赋予的文化知识以及条约给予的享有治外法权的政治权力，是士绅集团根本无力与之竞争的。这就促使士绅集团选择了以反洋教揭贴的形式鼓动其领导下的普通民众，在古老的家族国家意识的影响下，在防止猾夷变夏的号召下，掀起了反洋教斗争。尽管在天津教案定拟军流徒罪犯清单中并没有士绅，整个审理过程中也未见涉及士绅的记录，但当津案负责人曾国藩要求天津士绅们提供有关凶犯线索时得到的回应却是士绅们的缄默。而英使威妥玛在致弈訢的照会中曾有如下论述：百姓景仰在于绅士，绅士以外人为敌人者，皆缘未明外间之实情９。由此教会与士绅集团的矛盾可见一斑。

假如基督教对中国旧有秩序的冲击仅限于以上两个阶层，那么在晚清社会尚不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民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但实际上，这种冲击已扩展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教会成为教民。他们有的是历经教难，多年世代相传的虔诚信徒，如天主教倡自西洋，自前明万历时流入中国，康熙雍正间严为设禁，历百数十年。虽迭次惩办，而私相传习者究未禁绝１０，尽管他们的入教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以至剖家财之大半，输之教主无难色１１，与恃教为恶的人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晚清教会势力在华逐步深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这批信教者因其思想信仰﹑生活方式有别于一般民众而被传统社会视为异端。同时，作为教民，他们的命运与教会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联系使得这些信教者的思想行为往往不自觉地游离于近代民众反侵略的怒涛之外，从而加深了与主流社会的隔阂。而且，其对信仰愈虔诚，这种隔阂也就愈深，他们也就愈不见容于主流社会；反过来，这种排斥也就愈坚定了他们的信仰，由是形成了一个颇有悲剧意味的循环。除此以外，有大批的入教者则是受其经济，社会地位的限制，出于现实需要而入教。他们入教的目的或是为了度过一次饥荒，或是为了赢得一场诉讼，或是为了能免去演戏、供戏、庙中祭祀等这些社会公益活动的摊派，而教会的赈济，教会根据条约所享有的特权以及入教可免除赋税以外的摊派，如此种种都满足了这类在社会上无所依靠的人群的需要，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放到了教会的支配之下。成为一?quot;吃教者。此外，更有少部分恃教者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粮钱，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１２。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是由于他们本属不齿于乡里的地痞无赖群体，社会的歧视使他们产生了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情绪，又加上教会特权的支持，使这种情绪不仅未能发展成正常的反抗意识，反而转移到了损人利己﹑无事生非的邪路上。而教会对这批人的收纳和庇护，则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这样，由各种不同身份，地位和动机的信教者﹑吃教者﹑恃教者组成的教民群体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群体的重新改组和构造，使人际关系趋于紧张，各种民教纠纷也就随之而起。这些纠纷或是由邻里间土地﹑财产﹑人事等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起冲突；或是由于宗教礼俗的矛盾，比如教民拒绝承担村社祭祀的费用等。在传统社会中，这类纠纷通常是由族长﹑士绅的调解来平息，但是由于教民群落脱离了传统村社家族的结构形成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又有教会加以保护，而且教会往往以本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凌驾于官府之上，操纵诉讼，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教案，逞百姓积不能平所致１３。这样，普通民众不仅与教民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把他们的愤怒迁延到教民的后盾--教会身上，而以地方行政和宗法家族为中心的社会调节机制的失灵，使即使是琐碎细微的民教纠纷也能掀起反洋教斗争的狂澜。在天津教案中，正是因为拿送迷拐李所之武兰珍一名，天津县讯出有牵涉教堂之王三等情１４，原先民间纷传的谣言在犯人所供涉及教堂之时似乎立刻得到了验证，教会立刻成了传言中一切迷拐案件的主使人，于是民情汹汹，闾阎蠢动１５，因此就有了教民与普通民众的口角相争，抛砖殴打，而当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向中国官员射击时，人们压抑已久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并迅速激化为非理性的暴力行为。

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从上层官僚士绅到下层普通民众都对基督教积忿难平的情况下，流言的传播特别能得到人们的轻信。如果说积忿多是由于各阶层的利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外来基督教势力的冲击所引起的话，对于流言的轻信则更多地反映了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以及晚清年间社会民众心理的保守性。

引发天津教案的流言并非什么新创，实际上早在咸丰年间就有基督教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经血，利己损人；饮蒙汗只迷汤，蛊心惑志16的说法，到了同治元年更有家有丧……私取其双睛……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１７　的谣言。这些早年遍行于南方的谣言，随着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也散播到了北方一带，对天津地区有所影响。据曾国藩处理津案的报告：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只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　１８这些流言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渲染洋教如何残害中国人的性命，而即使是这类纯粹出于臆测的讹言，也渗透着天朝子民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它们力图表明华夏民族的鲜血是宝贵的，惟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１９。这种天朝上国的心态使当时整个社会都认为本民族具备一切美德而异族人则都性如犬羊，是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鯷人也　２０的蛮夷。这种偏见，强化了人们在反洋教斗争中滋生的民族自卫意识和非理性的排外心态，并以维护传统的礼仪风俗为表现形式。按照传统的民间习俗，婴儿夭折之蟛⒉桓韬裨幔参薰啄荆鲆砸徽挪菹也蝗胱娣兀玻薄６凑仗熘鹘痰墓勰睿词故怯ざ灰吹眉霸谒劳銮笆敌邢蠢瘢簿褪钦攘怂牧榛辍５锥谏婊肪扯窳拥挠ぬ美锎笈劳鍪撇豢擅狻＝烫弥械母咚劳雎剩由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其底里，但见其入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为狗所发……（其尸）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浮言由是大起２２。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深深的误解。多年的传统使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满足于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停滞状态的稳定；多年来平顺发展，不曾出现过内部严重危机的华夏文化，造成了人们盲目的优越感，习惯于以高人一等君临天下的目光观察新的事物，而这些早已不符合近代历史变动和民族发展的需要。战争的失败，教会的入侵，通常只是唤起人们对历史上边远民族困扰中原王朝的联想，而把以先进生产方式为依托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曲解为经验里固有?quot;化外夷狄。这种认识深深地扎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从上层官僚士绅到下层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只有极少数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具有近代化眼光的人除外。对于基督教，即有人以东汉的五斗米教和明中晚期的白莲教作比，将之打入异端邪教一册２３；对于天津教案中受处分的天津府县，则比作为西汉晁错，南宋岳飞２４。这种崇古轻外的思维定式缺乏理性的、变迁的诱导因素，阻碍人们对于时局变动作更进一步的思考，甚至向来被目为中国社会精英的官僚阶层都对谣传深信不疑?quot;果其真能行善，人当欣喜听从，何以所在皆传有损折幼童，挖眼剖心等事？是其教中之良莠难齐该国亦难自保２５，风闻津郡百姓，焚烧教堂之日，由教堂内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通商大臣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奴才愚以为与该国理论惟恐无凭，惨杀幼孩，其曲在彼，岂有消灭之理？应饬下曾国藩认真详查，勿徇情面.是否果有其事，据实奏闻，以释众疑２６，要在津民既以该童每收小儿入堂，渐疑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事，以致动众，焚毁法国馆堂。数日以来，更闻外省议论沸腾，乃以绝无影响之事，竟尔深信不疑。在愚民无知，尚可原谅，而缙绅士族亦皆众口一词，不但官府出示提及此事，甚至有学问之人妄称各省水旱之灾，皆由上天不忍目睹此荼毒生灵而归咎于外人２７。而此案负责人曾国藩在经过调查后上奏：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quot;　２８。他还总结教案屡发的原因在于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２９但这样的结论却受到舆论的激烈攻讦，在他逗留天津期间，责问之书日数至，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湖南会馆中曾国藩所题的匾额，也被击毁。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晚清社会排拒基督教的势力之大以及社会各层对于基督教的普遍的逆反情绪和厌恶心理。

如果说士绅们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而与异质的基督教产生矛盾的话，普通民众则更多地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使他们丧失安全感，从而将愤怒发泄到引起这种动荡的外国入侵势力的身上而基督教恰巧就是民众所能接触到的外来势力最近最直接的代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两度攻占天津，大肆掠夺，尤其法国更是拆毁了建于康熙初年，具有皇宫和庙宇意义的崇禧观，建起了望海楼大教堂。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天津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此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定更激起了天津民众的仇外情绪。还有一批社会地位底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大多是发捻平定以来，各路裁撤弁勇，本非安分之辈，藉教生?quot;３０，由于流离颠沛，生活无着，他们对西方侵略者和封建统治当局怀有强烈的对立情绪。在民族危机的震荡下，他们和士绅集团这两个通常处于对立地位的社会阶层出于各自的动机和利益，在反对基督教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并利用普通民众平日积累下来的对教堂的不安，恐惧，通过散播谣言的方式诱发他们的愤怒，产生对教堂的攻击行为。因此，在天津教案发生之前，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３１，而到了六月，终于爆发了天津教案。整个事件的发生，实际是由谣言引起的民教冲突，并进一步激化成民众情绪失控状态下的非理智的暴力行为。这些流言的产生和传播，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也有一个民族面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时本能的自卫。晚清社会处在一个要求开放，变革和交流的世界大环境中，基督教作为西方外部势力的直接代表进入了封闭保守的中国社会，它是一种新兴的力量的代表，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却将这个陌生的客体对象纳入了陈旧的认识构架，以固有的标准，过时的经验来判断已经变动了的外部世界。从文化内容上，他们判定基督教为异端，又由于基督教倚仗强权传入时所显示出的力量，引起人们的危机感，因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与力量的结?quot;３２。

天津教案最终以处死21人，流放29人；将天津府县革职流放黑龙江；赔银四十九万七千余两并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道歉而结案，在中国近代史上又写下了屈辱的一笔。在它所发生的那个年代，也许没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在这场冲突中所折射出的晚清社会心态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却有深刻的意义，因为一个民族只有正确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调整心态，保持与飞跃发展的世界同步，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和不受侵犯。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778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779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910-911

4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351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920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852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920

8 程歗：《晚清乡土意识》 P152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800

10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23

11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24

12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422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920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777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777

16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2

17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9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809

19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9

20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1

21 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 P178

无法容忍身体发肤受到丝毫损伤的中国人，却对孩子生命的价值如此看轻，我们实在是始料未及。小孩死了，要么根本就不去掩埋，常说的话是：‘扔了！‘要么就用草席一卷，松散地盖着，不久就被狗群啃吃。有的地方还有一种恐怖的风俗：把死孩子踩成面目全非的一团，以免附在孩子身上的‘鬼魂‘回家骚扰！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801

23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23

24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 P347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800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807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798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809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809-810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817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P776

32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 P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