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戰是美國歷史上重要的和最長的一場戰爭，也是最不得人心的戰爭。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慘敗，使得兩屆美國政府（約翰遜及尼克松政府）被毀1，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場戰爭結束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它仍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社會、政治、文化、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故此，研究有關這場戰爭的現代記憶，不僅有學術價值，也有現實意義。

一　冷戰的產物及代價

研究關於越戰的記憶，有必要先回顧美國捲入越南的歷史。在1950年代末，大多數美國人不知道越南在那裡，她似乎與美國利益無甚關聯。甚至到艾森豪威爾總統卸任前一天，在他向當選總統肯尼迪介紹美國面臨的外交難題中，越南並不是他關注的主要問題。他告訴肯尼迪，美國在東南亞的頭號問題是老撾。他始終未提越南2。在這種背景下，為甚麼美國後來捲入越南如此之深，以至不可自拔呢？

越戰事實上是冷戰的產物。只要美國的遏制政策不變，美國早晚是要捲入越南的。艾森豪威爾政府雖然拒絕單方面軍事介入，拒絕出兵奠邊府，坐視法國面臨滅頂之災，從而迫使法國勢力退出印度支那，但美國以非軍事的形式介入越南則為期甚早甚深。例如，在1953年的財政年度，法國印度支那軍費的三分之一是由美國承擔的3。更有甚者，在1954年4月艾森豪威爾提出所謂「多米諾骨牌理論」，聲稱如果印度支那陷入共產黨統治，東南亞其他地區將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很快陷落。他警告說，這種局勢對西方來說，後果不堪想像4。鑒於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的考慮，艾森豪威爾在1954年法國撤離印度支那後，開始大幅度援助及扶持1954年建立的吳庭艷政府。在1955-1961年間，美國共向西貢政府提供了10多億美元的經濟及軍事援助5。參議員肯尼迪在1956年的一次演說，頗能代表美國對吳庭艷政府的態度。他說，西貢政府「代表著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基石」，「它是我們的孩子，我們不能拋棄、忽視它的需求」6。

在1960年總統大選中，肯尼迪以強烈的反共立場獲勝。他在就職演說中宣稱，「為保證自由的存在及成功，我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承擔任何負擔，忍受任何困難，支持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7。肯尼迪政府以其年輕的朝氣、活力及自信，迅速把美國捲入越南泥潭。1961年底，肯尼迪決定把美國在越南的軍事顧問人數由原來的幾百人增加到16,000人。1963年下半年，美國認為吳庭艷政府已成為美國越南政策的障礙，決定除之而後快。因此，美國鼓勵及支持西貢軍事政變，結果導致吳庭艷政府在1963年11月初被推翻，吳庭艷兄弟被殺。事與願違的是，美國拋棄了這個曾享受艾森豪威爾政府全力支持、被後來成為總統的約翰遜稱為「亞洲的邱吉爾」的吳庭艷後8，越南局勢比以前更糟，政局嚴重不穩。在吳庭艷被推翻不到一年的時間，南越更換了六屆政府。曾任肯尼迪及約翰遜政府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在描述吳庭艷死後的越南情形時慨歎道：「美國在南亞面臨一個完全政治真空，在追求同美國目標相應政策時，美國已無任何迴旋餘地。」9顯然，除去吳氏兄弟不但沒有緩解美國的越南問題，反而使問題更趨複雜、嚴重。美國在越南陷得愈來愈深。包括麥克納馬拉在內的一些政界及學界人士認為，如果肯尼迪不被暗殺的話，他也許最終會撤出越南10。然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現實是，在吳庭艷兄弟被殺後不到三個星期，肯尼迪被刺身亡。此後，美國更進一步滑進越戰的深淵。

1964年在約翰遜政府的精心操縱下，美國國會通過所謂〈東京灣決議〉11，授予行政部門廣泛的軍事決策權力。1965年7月，約翰遜政府決定向越南派出175,000人的作戰部隊。這是美國陷入越南悲劇的關鍵性步驟。自此，美國已被完全綁到越戰的戰車上而騎虎難下。1973年1月，美國在越南的作戰部隊達到543,400人。從1960-1975年，美國共派出200多萬作戰軍隊至越南。然而，先進的武器、訓練有素的龐大部隊並沒有幫助美國取得勝利。1973年1月，美國同越南簽署所謂〈巴黎協定〉。美國歷史上最長的一場戰爭終於以美國的失敗告一段落。1975年4月，西貢政府解體，越南統一。越南，這個被基辛格稱為「四等國家」的莞爾小國，使美國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到1973年1月，美國從軍事上撤離越南時，計有58,191個美國人死於越南叢林，其中尚不包括迄今仍被列為MIA（戰爭中失蹤者）的1,615人12。受傷者則達30多萬。美國蒙受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千億美元。尤有甚者，美國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二　麥克納馬拉的最新反省

1995年8月5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到達河內，美國同越南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克里斯托弗在河內的演說中充滿樂觀：「讓我們不再糾纏過去及衝突，而共同創造有效合作的未來。」13翌日，他進一步聲稱：「我們現在已進入充滿希望及變革的時代。」「我們認為越南是自己歷史的產物，它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們不再視越南是一場戰爭，而是一個國家，我們認為越南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貿易及外交夥伴。」14這些話聽上去讓人感到美越似乎沒有經歷一場災難戰爭及二十多年的敵對狀態，甚至讓人覺得美國人已忘記越戰的創傷。然而，克里斯托弗的話充其量只是一廂情願的外交辭令而已。就像中國人無法忘記文化大革命一樣，美國人根本無法忘記越戰。在越戰已結束二十多年的今天，美國人對其現代記憶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淡忘，越戰已深入美國的靈魂及民族基因。軍事意義上的越戰也許已經結束，但政治及心靈意義上的越戰的終結尚杳杳無期。1995年出版的美國前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越戰回憶錄《回顧：越南的悲劇及教訓》（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引起美國朝野特別是越戰老兵的強烈反應，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麥克納馬拉在1961-1968年期間就任美國國防部長，由於他捲入越南決策太深，以致當時許多人稱越戰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15。可悲的是，這個曾被稱作「生活在無所不能的社會和無所不能的時代中無所不能的人」16，到1967年後開始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感到懷疑，但就如何解決問題卻束手無策。1968年2月，麥克納馬拉在極度沮喪中離開五角大樓17。此後，他對越戰一直三緘其口，沉默了近20年。現在，他終於寫出了這本他從來不準備寫的書18。這本書與一般回憶錄的最大不同處是，它是在大量研究基礎上寫成的，有歷史學家指導。另一個特別之處是，該書是一本懺悔錄，它揭示了一個因越戰而備受心靈及良心折磨的當事人的心路歷程。作者公開指出，在越南問題上，「我們錯了，大錯特錯了」19。麥克納馬拉以其對數字的終生不疲的愛好，在書中列出美國陷入越戰災難的11個原因20：

1　美國錯誤判斷了越南的動機，高估了越南行動對美國的威脅。

2　美國把自己的經驗套到南越身上，對南越的政治力量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

3　美國低估了民族主義對越南人民的推動力。

4　美國在越南的錯誤，反映了其對越南的歷史、文化、政治的無知。美國缺乏這方面的專家21。

5　美國沒有意識到現代化軍隊，高科技裝備及先進理論在對抗特殊的、高度動員的人民運動中的局限性。

6　行政部門在決定重大步驟前，沒有同國會和美國人民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

7　因為決策者在越戰問題上向美國人民解釋不力，導致其外交政策缺乏人民的廣泛支持。

8　決策者未意識到美國不是無所不知。美國無權按自己的意志去改造別國。

9　在美國的安全未受到直接威脅下，其在越南的行動應該與多國部隊配合，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但美國沒有做到這一點。

10　美國沒有意識到在國際事務中有些問題是沒有直接答案的。

11　行政部門不能有效地處理特別複雜的政治及軍事問題。這種組織缺陷也是美國在越南失敗的重要因素。

麥克納馬拉的這些觀點代表著美國對越戰的最新記憶及反省，同時也「喚醒了久遠的和痛苦的記憶」22。該書一問世，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反響極其強烈。白宮對該書的出版表示高興，因為麥克納馬拉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為當年逃避越戰兵役、自稱「反對和蔑視越戰」的克林頓總統23，提供了辯解的理由。當年的越戰老兵及其家屬則對麥克納馬拉的觀點感到非常氣憤。他們質問道，如果麥克納馬拉認為越戰是「大錯特錯」，為甚麼等了這麼久才說？為甚麼他在出任國防部長時，要絞盡腦汁為美國越戰政策辯護，並成為該政策的主要制訂者？麥克納馬拉該如何向死在越南的上萬美國士兵交代？當年在美國政府部門特別是國務院任職的部分官員，對麥克納馬拉的論點也頗有微詞。麥克納馬拉的觀點雖不全面，有時甚至自相矛盾，例如他在回憶錄的最後表示，美國在越南作戰八年是出於善良及誠實理由的（good and honest reasons）24，但整體而言，這本書的觀點畢竟尚屬公正。面對鋪天而來的憤怒浪潮，我們不能不深思這樣的問題：為甚麼有如此多的尖銳批評？美國人究竟接受甚麼樣的越戰記憶？有沒有一個關於越戰的集體記憶？

三　兩種越戰記憶：「可贏性」與「必輸性」

對同一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在不同的時間，記憶也會相異。美國人對越戰的記憶也是如此。在戰爭剛結束不久，美國人想把它當作一場惡夢或「憤怒的夢」來忘記。政客們出於各種不同的心理，也想把它置諸不理。例如，1976年的總統大選就很少涉及越戰。「忘卻性」記憶在今天仍有某些市場。例如，前總統布什在1995年9月5日訪問越南時所作的一次演講中公開聲稱，在越戰問題上，「我不是修正派，不同意麥克納馬拉的觀點。」「我更傾向於立足現在，放眼未來。揭開舊傷疤毫無意義。」25但整體而言，這種所謂「忘卻性」記憶持續的時間不長，並很快被所謂「可贏性」記憶所代替。持這種記憶的人認為，美國在越戰中本來是可以贏的，只是因為軍方的手腳被縛，美國才坐失贏機。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是一些保守的政客及軍方人士，例如，在1980年代初，以保守反共著稱的里根在競選總統期間及入主白宮後，欲以「重振美國」的口號喚起美國人的信心。為了打消美國人對越戰的灰色記憶，里根意圖灌輸一種新的內容。他公開聲稱，越戰是一場「高尚的事業」26。美國的失敗不是由於美國缺乏道義及實力，而是由於反戰派不讓美國贏，他們束縛了軍方的手腳，美國遭受背後插刀（A stab in the back）27。里根把美國地位的下降等統統歸咎於美國在越戰的失敗，他鼓吹美國應摒棄「越南綜合症」（Vietnam Syndrome）28。尼克松在1985年出版的《不再越南》（No More Vietnams）中，更是赤裸裸地販賣這一觀點。在開篇伊始，尼克松寫道：「美國歷史上沒有甚麼事件比越戰更受到誤解了，其在當時被歪曲報導，現在則被歪曲記憶。」29遺憾的是，尼克松這本為自己辯護及推卸責任之書，加深了美國人對越戰的記憶失真。例如，他在書中一本正經地聲稱，越戰「失敗於美國政壇，而不是在東南亞戰場」30。對美國來說，越戰是道義的戰爭，可贏的戰爭。在1973年，美國通過簽署〈巴黎協定〉，實際上贏得了戰爭，但由於美國國會拒絕採取必要措施，並束縛了行政部門的手腳，導致美國失去了和平。尼克松全書的底蘊是：越南的失敗，不是他尼克松的錯。至於越戰的教訓，尼克松進一步指出，這只是美國「一時的挫折」，「重要的是美國應從失敗中吸取正確的教訓」。在尼克松看來，「不再越南」並不意謂美國不再捲入類似干涉，而是意味著美國「不再失敗」31。

美國許多軍方人士更是竭力加強這種「可贏性」記憶。例如，威斯特摩蘭（William Westmoreland）將軍自始至終認為美國「軍方〔在越南〕從未輸掉任何重要戰役，也從未輸掉這場戰爭。美國的失敗是國會的行動造成的」32。夏普（U.S. Grant Sharp）將軍、帕爾謀（David Richard Palmer）將軍等也競相著書立說，把越戰失敗的責任推卸到行政部門身上33。學者中持「可贏性」記憶的也不乏其人。這些人認為，反戰運動、媒體誤導及行政部門的錯誤決策導致本來能贏的戰爭功虧一簣34。例如，萊衛（Guenter Lewy）在研究許多保密資料的基礎上得出這樣結論：如果美國直接控制西貢政府及其軍隊，並領導越南的社會改革運動，越戰的結局也許兩樣35。

與「可贏性」記憶相對的是所謂「必輸性」記憶。例如，歷史學家赫爾齡（George C. Herring）等即認為由於美國錯誤分析美國的利益及越南的現實，軍事捲入越南的結果注定要失敗36。歷史學家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早在1967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寫道，越戰是美國的陷阱（a quagmire），是「一場沒有惡棍的悲劇」（a tragedy without villains）37，因為美國是在無意中一步步捲入越戰這場災難的。但有些學者，特別是新左派史學家，堅持越戰是美國歷史及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科爾柯（Gabriel Kolko）等人即持此說。例如，科爾柯論證美國的越南政策從一開始就存在致命的缺點。越戰是美國冷戰政策的產物，但這種冷戰政策存在嚴重缺點，越戰的失敗因而理所當然38。此外，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美國必輸的原因。歷史學家安德生（David Anderson）指出，艾森豪威爾政府把自己綁在吳庭艷身上，是「自找麻煩」。其越南政策是把美國引向災難的「不歸路」39。歷史學家伯曼（Larry Berman）認為約翰遜的越南政策是「安排災難」40。幫助麥克納馬拉起草回憶錄的凡．德．馬克（Brian Van De Mark）則稱美國的越南政策是「自投陷阱」41。

四　「越南綜合症」與「不再越南」

上述觀點反映到大眾現代記憶及政治家詞彙裏，便被簡單歸納為所謂「越南綜合症」及「不再越南」觀。「越南綜合症」一詞的始作俑者大概是尼克松，後來由里根使其廣為流行。「越南綜合症」一詞尚無確切定義，其含義頗為模糊。籠統而言，該詞常被傾向越戰和類似國際干涉的人用在反對派身上，以此來形容反對或批評越戰或類似越戰危險的觀點立場是一種疾病。「越南綜合症」與「不再越南」是緊密相關的。持「不再越南」觀的人也分不同類型。一種是所謂孤立主義派，他們認為，鑒於越戰的失敗，美國從此應回歸內政。對國外的事，如果不直接影響美國的利益，管它春夏與秋冬。另一種人雖不主張美國回到孤立主義老路，但堅持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應吸取教訓。各派儘管出發點不一，但在「不再越南」問題上殊途同歸。這些人共同聲稱，越戰是美國犯下的巨大錯誤，它是不義的戰爭，必輸的戰爭。「這是一場在錯誤的地方所進行的錯誤的戰爭，我們根本就不了解對方」42，美國應該在現在和將來避免重蹈覆轍。早在1968年阿德萊．斯提文森研究所（Adlai Steven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即組織有關專家討論這一問題43。在里根總統第一任期內，由於他在中美洲奉行赤裸裸的軍事及強權外交，使一大批批評者譴責里根在重蹈越南覆轍。越南的陰影在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期間也一再顯靈。反對波斯灣戰爭的人士警告，中東會成為美國的另一個越南。出於這種背景，布什在中東戰爭開始前被迫向美國人民保證，中東「不會是另一個越南」44。布什吸取的越南教訓是，在中東戰爭期間嚴格控制媒體報導。指揮這場戰爭的希瓦茲考夫（Norman Schwarzkopf）將軍於1991年3月波斯灣中東戰爭剛結束不久，總結這場戰爭時也明確表示：「我一生中做任何事都以越南為參照系。」45一位密切注意中東戰爭的觀察者評論道，「我們沒有學會如何結束越戰，我們學到了是如何控制它」46。雖然布什宣稱中東戰爭是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但在相當程度上，如馬丁（Andrew Martin）所說的，其目的是建立「後『越南綜合症』秩序」47。當美國用強大的空中及尖端科技優勢，迅速取得中東戰爭勝利後48，布什總統興高彩烈地宣稱，美國「已一勞永逸地消滅了越南綜合症」。布什此說實在有點言之過早，美國在波斯尼亞戰爭發生好幾年後不敢貿然捲入，主要還是不少美國人擔心越戰的幽靈再現。關於越戰，美國大多數人直到今天仍是談虎色變，1985年春，根據《新聞周刊》的調查，64%的美國人認為越戰是「一個錯誤」。《紐約時報》的民意調查結果是，63%的人持相同結論49。1990年，在中東戰爭的前夕，蓋諾普民意測驗顯示，72%的人認為越戰不僅僅是一個錯誤，它從根本上就是錯的和不道德的50。

越戰的另一個現代記憶是所謂「信任鴻溝」（creditability gap）。自從越戰以來，美國人普遍不信任美國政府，對政治持懷疑及憤世疾俗態度。政黨之間也互相不信任。例如，曾長期擔任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著名參議員富布賴特（J. William Fulbright, 1905-95），因〈東京灣決議〉深感被約翰遜政府欺騙，在1967年開始舉行聽證會，調查政府的越南政策。越戰影響富布賴特對行政部門的態度如此嚴重，致使他在晚年曾這樣評論說，以他在華盛頓多年經驗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不能信任政府。這種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在越戰結束30多年的今天達到令白宮十分擔心的地步。克林頓政府的副總統高爾利用1994年6月應邀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致詞的寶貴機會，大聲疾呼美國人應放棄對政治及政府的憤世疾俗態度。對此，前總統布什亦早有同感。他在就任總統期間的一次演說中深有感慨地指出：「越南以來，事情一直是這樣，那場戰爭還在分裂著我們。可是，朋友們，那場戰爭已不折不扣地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其影響』無疑已到極恨。越南的終極教訓是，沒有大國能長期承受得起這種記憶的吞噬，這已是不爭的事實。」51

五　美國越戰記憶的單向性和自我情結

歷史學家普來斯利（Thomas J. Pressly）在其《美國人對其內戰的解釋》（Americans Interpret Their Civil War）一書中這樣評論美國人對內戰的記憶：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美國人對內戰的態度完全是片面的。「這些人大多親身經歷內戰的到來及戰時的激情。」「只要戰時的情感不消失，只要內戰問題還是日常政治中敏感及激烈辯論的問題，對戰爭起因的解釋就會一邊倒地力圖把戰爭的罪責推到對手身上。」52美國對內戰的記憶如此，對越戰的記憶更是如此。不管有意無意，「美國人通常只記住他們想記的或者希望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實際發生的事情」53。歷史學家佩特森（Thomas C. Paterson）在其就任美國外交政策史學家協會主席演說中指出：「美國人以缺乏真正歷史感著稱，他們迴避深刻的歷史分析。」54越戰實際上有兩個戰場，一個在越南叢林，另一個在美國國內。越戰的現代記憶並不僅限於戰爭本身，更多的源於美國文化及心態。正如何曼（John Hellmann）指出：「在最深層意義上，越南的遺產是擾亂了我們的歷史，也擾亂了我們對過去的解釋及對未來的展望。」55

雖然越戰是美國人反省最多的一場戰爭，美國人的越南記憶亦不謂不深刻，但其記憶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記憶的單項性和自我情結。例如，美國人的越戰記憶主要集中在美國自己，美國的失敗、美國付出的巨大代價、美國人的心理創傷等等，卻很少考慮這場由美國發動的戰爭對其他國家及人民的傷害。事隔二十多年後，美國對亞洲的記憶仍舊是忽視越南，迴避戰爭給越南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越南有至少十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這場戰爭。顯然，同越南相比，美國的戰爭代價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據目前能得到的最新資料，至少有320萬越南人死於這場戰爭，其中尚不包括南越223,748軍人死亡數字及在戰爭中失蹤的大約300,000名越共士兵。在這320萬死亡人數中，只有三分之一屬越共正規軍或游擊隊員（110萬），剩餘200萬則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婦孺。更有甚者，由於美國在越南大量使用化學武器，導致大約50,000越南兒童先天殘障。此外，尚有同美國人在越南並肩作戰的5,200名來自南韓、澳大利亞、泰國的軍人戰死越南56。美國人的現代記憶中，很少包括這些受害者。毋庸置疑，越戰的最大受害者不是美國，而是越南人民，特別是南越人民。他們中許多人家破人亡，失去家園甚至國家。整個越南經過長期戰火及美國人的無情摧毀，幾乎是焦土遍地，彈痕纍纍。自1954年以來，美國信誓旦旦要保衛西貢政府，但在1973年，美國事實上單方面拋棄了西貢政府。當時越南的總統指責美國是「不人道的盟邦」，其最後出賣西貢政府的作法是「不人道的行為」。縱觀美國的越南政策，這位南越最後一位總統喟然感嘆：「成為美國敵人尚易，做其朋友實難。」571983年在美國首都的伍德羅．威爾遜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舉行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位前南越駐美大使在總結越戰教訓時評論到：「我對尋求美國援助的弱小國家的勸告是，警惕美國。因為最終受害最深的不是美國，而可能是我們這些小國。」他以越南的教訓為例說，事態一旦不可收拾，美國即自行脫身，儘管弱小國家人民亡家亡國，美國則可以用一句「充其量，它是美國歷史中令人不滿意的一頁而已」了結58。

美國人這種對越戰記憶的單項性和自我情結，有時危險地導致有選擇的忘卻甚至故意歪曲記憶。有選擇的忘卻甚至故意歪曲記憶在新聞媒體、電影業及政客中尤多。許多政客要麼仍糾纏於誰應對失去越南負責這類問題，要麼則聲稱越戰之失敗有其特殊性，不應用來影響美國未來外交政策，因此越戰的教訓就是美國不應吸取其教訓59。對越戰教訓的總結大多是學者們在書齋中進行的，一般美國人及政客直到今天仍不願正視或漠視越戰的真正教訓。當代美國人關於越戰的主要印象要麼來自於電影（如Deer Hunter, The First Blood, Apocalypse Now, Platoon, Forrest Gump等等），要麼源於自己的親身經歷（越戰老兵）。但好萊塢從未真正面對越戰的陰暗面及嚴肅性。所製造的電影大多流於浮淺，缺乏深度。其或者把戰爭浪漫化、庸俗化，或者個人英雄化，把越戰商品化。製片人所關心的不是越戰的深層含義，而是如何叫座。誠如著名作家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指出：「在面對嚴肅主題時，電影業歷來是臭名昭著的騙局，在越南問題上體現尤甚，電影業巨頭們採取典型的逃避現實的態度。」60美國人由此得來的關於越戰現代記憶，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浪漫的。另一方面，越戰老兵及當年反戰份子仍沉浸在個人情感之中不能自拔，很難冷靜思考戰爭的真正內涵。筆者曾有幸參加麥克納馬拉於1995年4月25日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一次演講，主題是其新書內容。在聽眾提問期間，濟濟一堂的大廳空氣緊張，充滿強烈的火藥味，情感成分之大，令人咋舌。麥克納馬拉本人甚至一度失控，大聲斥喝一位窮追不捨的提問者「住口」。麥克納馬拉後來對一位記者說：「沒有人問我有關〔越戰〕教訓問題，但教訓是非常重要的。」61在這種環境下，美國人對越戰的真正檢討尚待以時日。

六　反省美國捲入越戰的原因

麥克納馬拉把越戰的教訓作為美國人對越戰現代記憶的重要部分是很有道理的。無疑，對重要歷史事件的公正記憶取決於對其教訓及經驗的深入總結。如何分析及理解事件發生的背景，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對該事件的現代記憶。對仍汲汲於「越南綜合症」、「不再越南」記憶中不能自拔的美國人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前事不忘，後世之師。全面總結及吸取過去的教訓無疑有助於提高美國對越戰的理性記憶成分，避免在將來重蹈越戰覆轍。

美國捲入越南的主要原因是要遏制中國，肯尼迪在解釋美國為甚麼要保衛南越時表示，鑒於中國的擴張性，如果南越陷入共產黨手裡，不久的將來，整個東南亞也會受到中國控制。肯尼迪及約翰遜政府堅決相信多米諾骨牌理論62。然而，這是一個嚴重錯誤的判斷。自1966年到1976年，中國的主要精力用在文化大革命上，不但無暇向外推銷革命，反而基本上退出世界事務，處於孤立狀態。中國對越南的援助，與其說是為了共產主義擴張，不如說是為了避免其東南亞鄰居完全為自己的對手蘇聯所控制。鑒於中國同越南的歷史不信任及利益衝突，兩國從來就不在一條船上。但這種錯綜複雜的背景不是抱「非黑即白」心態的美國人所能理解的。諷刺的是，在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為了解決越戰的困境，向中國伸出橄欖枝，旨在希望中國幫助其從越南脫身。如同當年美國錯誤地把越南的民族主義激情當成中國共產主義擴張一樣，現在又過高地估計中國對亞洲的影響。這是美國在亞洲問題上又一次判斷失誤。在1979年，越戰結束才幾年時間，中國同越南便兵戎相見。剛剛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美國事實上默然接受。至此，歷史為越戰寫下一個無情的註腳。正如布什在80年代末意識到的，「我們錯誤地判斷了中國在〔越南〕戰爭中的角色」，忽視了中越之間長期的歷史問題63。

美國捲入越南是因為對亞洲的無知，越戰是美國人一廂情願的戰爭。遺憾的是，美國今天並未高明多少。在美國的老對手蘇聯不復存在的今天，美國將中國當作自己的主要威脅，制衡中國的聲音不絕於耳。並在1995年8月同越南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意欲從外交上包圍中國。從1960年代為遏制中國捲入越戰的陷阱，1970年代同中國結成戰略夥伴關係，到1990年代高呼中國威脅論，利用各種藉口如人權問題、貿易問題等不讓中國進入國際大舞台（1993年帶頭阻擋北京主辦2000年奧運會，1994及1995年反對中國進入國際貿易組織等），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非理性、自私自利及對中國的深度偏見。難怪麥克納馬拉認為美國尚未吸取越戰教訓的一個明顯事例，便是目前美國的對華政策。他特別批評美國的人權外交。麥克納馬拉聲稱：「作為一個民族，我不認為我們懂得人權。我們把人權當作民權，但民權並不是人權的唯一成分，甚至不是主要成分。人權的主要權利是生存權。」麥克納馬拉譴責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64。他在總結越戰的教訓時即大聲疾呼：「美國務必不要根據自己的歷史、政治、文化和道德去解釋別國事務。」65

越戰的失敗，是美國迷信武力的結果，強大的軍事力量並不能保證戰爭的勝利。但在美國的現代記憶中，對此教訓並未予以應有的重視。在後冷戰時代，美國仍大規模擴張軍備，意圖憑武力維持其霸權地位。例如，美國在1993財政年度的國防開支是2,910億美元。除去通貨膨脹因素，仍比1980年淨增25%。克林頓的1995-1999五年計劃的國防預算雖比1993年稍為減少，但據此計劃，1999年美國的國防開支在除去通貨膨脹因素外，估計比冷戰高潮時期的尼克松政府僅少3%而已。據麥克納馬拉計算，美國的國防開支幾乎等同於世界各國開支的總和66。美國要別國「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自己卻厲兵秣馬，霸權心態昭然若揭。此種行為，何以服天下？以此行事，談何獲得關於越戰的公正記憶？

七　美國應放棄霸權及超級大國姿態

從廣義上說，越戰是美國歷史的反映。一部美國史，實際上是一部美國不斷擴張史，擴張是美國的「生活方式」67。美國以傳播文明的名義，殘殺土著印第安人，把他們趕進荒涼的保留地。不顧半個美國尚屬奴隸制的事實，從十九世紀初以來，美國傳教士即在政府的保護下向外宣傳美國的文化、制度，聲稱美國的制度最美好，美國人最高尚。到二十世紀，美國的人權口雖喊得響徹入雲，但在美國內，美國的黑人在法律上同白人平等只有不到三十年的歷史。在今天，美國社會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仍比比皆是。在國際上，美國在越戰中慘無人道的大量使用化學武器（Agent Orange），摧殘了無數婦孺。事實上，從門羅主義、天定命運、門戶開放、到杜魯門主義、多米諾骨牌理論、新邊疆直至今天的人權高調和「世界新秩序」，都是與美國捲入越戰的理論根據一脈相承的。這一點過去如此，到今天仍未改變。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越戰也是美國文化心理情結的反映。美國人長期認同的所謂美國例外論，美國歷史上經常存在的民族心理的偏執狂心態，以及美國對外交政策採取道德化取向等等68，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美國捲入越南。美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所謂的外在威脅，而是美國自己，早在1952年，塞爾澤（Louis B. Seltzer）在其影響深遠的社論中即提到此點。該社論的題目是〈我們怎麼了？〉（What is wrong with us?）他在文中指出，美國最大的敵人即是自己69。美國今天更應捫心自問，而不能總是對別國頤指氣使，指手畫腳。國際事務如此複雜，但美國人常將其簡單化、黑白化。思維僵硬，先入之見很深，其結果必然是不斷給自己創造敵人。英國著名作家格林（Graham Green）對此曾有生動描述。他在1955年出版的名著《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小說中寫道，當美國人「看見屍體時，他甚至在未看傷口就斷言，這是紅色威脅，〔死者是〕民主戰士」70。冷戰結束後的今天，不少美國人高呼美國贏得了冷戰的勝利，他們似乎忘記了美國在越戰的慘敗教訓，上述偏執心態不但常常復萌，甚至有時過之而無不及。

基辛格表示：「倘若越南會留下有用遺產的話，那將是美國對這場悲劇的教訓作出公正評價。〔美國〕目前尚未做到這一點。」71如果美國不改變高人一等的心態，不放棄霸權及超級大國情結，美國的越南記憶將永遠是片面的、歪曲的，美國也很難真正吸取越戰的教訓。正如一位哲人說過的：誰忘記歷史，誰就注定重蹈歷史覆轍。

註釋：

1 客觀而言，在內政方面，約翰遜不失為二十世紀美國偉大總統之一。他的偉大社會計劃，特別是在民權立法方面，對美國社會的進步有很大貢獻。可惜的是，越戰不僅影響了他的內政政策的執行，並迫使他飲恨退出1968年的總統大選。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身敗名裂。不少學者認為，水門事件的出現，與尼克松對美國國內反戰運動的過份反應有一定聯繫。

2、5、6、7、9、10、15、18、19、21、24、53、62、66　Robert S. McNamara,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Random House, 1995), 35-37; 32; 31; 30; 85; 96; 41; xv; xvi;321-23; 333; xvii-iii; 64; 327.

3、8、39　David Anderson, Trapped by Succes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Vietnam 1935-196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 193; 119.

4 Dwight D. Eisenhower, Public Paper 195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382-84.

11 〈東京灣決議〉的根據是北越在1964年8月兩度攻擊美國艦艇。儘管約翰遜政府當時告訴國會，此事證據確切無疑，但事實是，直到今天，北越的攻擊特別是第二次攻擊是否真的發生，尚無定論。麥克納馬拉在回憶錄中也表示，不敢對第二次事件表示肯定。見註2，頁128。

12、13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1995, 3; 3.

14 The Economist, August 12, 1995, 21.

16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and the Brightest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3), 265.

17 麥克納馬拉直到今天尚不清楚自己是被解職的還是辭職的。在其回憶錄中，他猜測也許兩者兼而有之。見註2，頁311。

20 麥克納馬拉的這一觀點受到前國務院官員的反駁。他們堅持美國當時並不缺少東南亞專家，而是麥克納馬拉等人沒有虛懷納諫的修養，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這方面的最新批評見Louis Sarris, McNamaras War, and Min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95, A17。麥克納馬拉對此類批評不為所動，堅持己見。詳見麥克納馬拉反駁Sarris的文章：On Vietnam, Kennedy White House Flew Blind,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4, 1995, 26.

22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995, A17.

23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1995, A20.

25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1995, A5.

26 Rich Berg and John Carlos Rowe, The Vietnam and American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

27 這種「背後插刀」的論調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希特勒對德國一戰敗北的解釋如出一轍。

28 George C. Herring, The Vietnam Syndrom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no. 57 (Autumn 1981).

29、30、31　Richard Nixon, No More Vietnams (Arbor House, 1985), 9; 15; 237.

32 William Westmorelands letter, see Bill McCloud, What Should We Tell Our Children About Vietnam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89), 137; William Westmoreland, A Soldiers Reports (New York: Garden City, 1976).

33 U.S. Grant Sharp, Strategy for Defeat (California: Presidio Press, 1978); David Richard Palmer, Summons of the Trumpet, U.S.-Vietnam in Perspective (California: Presidio Press, 1978).

34 Jeffrey P. Kimball, The Stab-in-the back Legend and the Vietnam War,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Spring 1988): 433-58.

35 Guenter Lewy,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6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New York: Knopf, 1986).

37 Arthur Schlesinger, Jr., Bitter Heritage: Vietnam and American Democracy, 1941-1966 (Boston, 1967), 31-32.

38 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1985).

40 Larry Berman, Planning a Tragedy: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ar in Vietnam (New York, 1982).

41 Brian Van De Mark, Into Quagmire: Lyndon Johnson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1991).

42 Richard Holbrooke語。見註32，McCloud書，頁62。

43 Richard M. Pfeffer, ed., No More Vietnams? The War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ublished for the Adlai Steven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44、46、47　Andrew Martin, Receptions of War: Vietnam in American Cultur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3), 5; 159; 156.

45、50　Tom Wells: The War Within Americas Battle Over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582; 581.

48 中東戰爭開始於1991年1月16日，同年2月28日結束，持續不過一個半月時間。戰爭主要在空中進行，地面戰爭只有100小時。127位美國軍人死在戰場，但在戰爭期間死於事故及其他原因的美國人倒有236人之多。詳見Colin Powell, My American Journey (Random House, 1995).

49、52　David W. Levy: The Debate Over Vietn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0; 176.

51 Roger Bowen, One, Two, Three, Many Vietnams: Vietnam as Antecedent to the American War in Central America, in America, France and Vietnam: Cultural History and Ideas of Conflict, ed. Phil Melling and Jon Roper (Avebury, 1991), 204.

54 Thomas G. Paterson, Historical Memory and Illusive Victories: Vietnam and Central America (Winter 1988): 1.

55、69　John Hellmann, American Myth and the Legacy of Vietna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x; 20.

56 The Boston Globe, April 4, 1995.

57 Nguyen Tien Hung and Jerrold L. Schecter, Palace Fil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333.

58 George C. Herring, Some Legacies and Lessons of Vietnam,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Spring 1984): 211.

59 Thomas G. Paterson, etc.,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Since 1900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1), 607.

60 David Halberstam, Review of Plato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87, 21, 38.

61、64　The Boston Globe, April 27, 1995.

63、65、71　見註32，McCloud書，頁22；85；68。

67 William A. Williams, Empire as a Way of Life: An Essay on the Causes and Character of Americas Present Predica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8 關於美國文化心理情結與外交關係，詳見徐國琦：〈美國文化心理情結與文明衝突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4年第2期，頁31-39。

70 Graham Green, The Quiet Americ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55),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