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西安事变主要决策者、发动者的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送将回宁，结果遭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失去了自由，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史学界对此世纪谜团一直甚感兴趣，对张学良此举众说纷纭。本文以史料为依据，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威严，为了消除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种种责难，以正视听，另外从当时情况看，张学良此举是有安全保障的，正因为如此张学良才会亲自送蒋回宁。

关键词：张学良 蒋介石 西安事变 送蒋回宁

张学良、杨虎城为了结束长期的内战，以团结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挽救垂危之国家和民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使得本已十分紧张的国内局势愈加紧张，新一轮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如何解决西安事变顿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张杨的一念之差可能让中国再次陷于无休止的内战，给蠢蠢欲动的日本造成可趁之机，“中国可能因此而亡国”（毛泽东语）。同样为了国家和民族免于内战，实现“兵谏”的初衷，张学良将军于12月25日力排众议，不顾个人安危，以巨大的勇气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蒋回宁，独自承担起西安事变的全部责任，从此张学良长期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这对张学良本人及其所领导的东北军是不幸的，是一个悲剧。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没有预料到自己去南京后的危险吗？对此史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拟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拙见，并借此机会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蒋介石最终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基本上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谈判达成的协议。尊将为领袖并与蒋介石有着的非同一般关系的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既然已经作出如此姿态，便决定送蒋回宁，以维护领袖的威信和尊严。

一开始蒋介石的态度十分蛮横，拒不与张杨合作，但是后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同时为了不让何应钦的阴谋得逞，蒋介石态度变得缓和了，同意与张杨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个月内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蒋介石还让22日抵达西安的宋氏兄妹代表他同西安和中共方面进行谈判。经一再讨价还价，宋氏兄妹终于接受了张杨和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达成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的协议。对于谈判达成的协议，经周恩来和宋美龄的一再劝说，蒋介石终于表示愿意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兑现，回到南京以后逐条逐步执行。24日蒋介石学口头答应张学良：（一）下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以西；（二）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由张学良推荐战时内阁名单，并令何应钦出洋，令朱绍良等中央大员离开陕甘；（三）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五）立即召开国民党会；（六）联俄联共。（2）这表明了蒋介石愿意和平解决事变，在与周恩来会昭时蒋介石表示“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3）25日蒋介石还对张学良说：“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至此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张杨在通电中所提的八项救国主张，张杨基本上达到了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

经过“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中武装调停、“九一八”和“热河抗战”失利后代蒋受过，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张学良一直真心尊蒋为领袖，认为蒋介石“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严” （5）正因为如此，在事变之初他就向杨虎城表示“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 （6），也曾向蒋介石做过类似的表态：“为了增高你的声望，便于领导抗日，我愿学一学负荆请罪……（７）现在蒋介石逐步转向合作，已经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基本与张杨八项救国主张相吻合。也就基本实现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更何况蒋介石由于西安事变声望扫地，就像蒋自己讲的一样：“栽了一个大跟头，名誉地位统统完了。统帅走上了这条末路，在人们心目中还有什么分量？”那么实现当初的诺言，送蒋回宁，以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威信与尊严，便势在必行。这在张学良送蒋回宁前夕的言论可以看出来，他曾对应德田说道：“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的打击太大，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说话，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8）

二、国内外舆论误解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强烈反对西安事变，对张学良大肆攻击，要求西安方面尽快释放蒋介石，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希望通过亲自送蒋介石回宁来表明自己的诚意，以消除对他的误解，以正视听。

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后，揭示西安事变真相，提出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被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扣压，并先于张杨通电发表前，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告之何应钦。何应钦得知后，立即将全国所有的邮电系统严加控制，并造谣宣传说西安方面已经全部赤化。在三、四天之中，外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真相没有丝毫了解，一个星期以后，才在一些地方的私人印刷品上出现了零星的不全面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的片断报道，即使这样的报道也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封锁。因此全国各地迟迟得不到有关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对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也很不了解，生出很多的怀疑与误解。

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博士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当时国内各政治派别，各阶层都有人以极其强硬的口气致电质问张学良。张学良在他们眼中成了典型的军阀，“十恶不赦”的叛徒、土匪。这给张学良以措手不及，让他很苦恼。本来在“九一八”事变丧失东北三省，“热河抗战”失利，在西北围剿中共领导的红军，这一切责任都在蒋介石，可是为了丢车保帅，不得不替蒋受过，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被逼下野“出洋考察”。现在他为了抗日，不得已通过“兵谏“的非常举动来逼蒋抗日，不料还是让国人不理解并备受攻击，这不能不让张学良感到苦恼。这些压力都给张学良的精神上以“强烈的刺激”。

在西安事变以前，一贯支持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的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背信弃义，不但不支持张杨的义举，反而把张学良归于“汉奸“一类，并斥责张学良搞“投机”，攻击和学良“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竭力在中国创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指责张杨的举动“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表示：“帝国主义未必同意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苏联从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为了拉拢蒋介石加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减轻苏联所面临的法西斯压力，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蒋介石是中国抗战的最佳统帅。苏联积极主张尽快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保住蒋介石的军政大权，以适应“武装保卫苏联”的需要，不愿因为西安事变而引发中国的内战，打乱他们的远东计划。本来对苏联寄予厚望的张学良遇到这当头一棒，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加重了他的思想负担。

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引起英美的强烈不安。蒋介石与英美一直“合作”得不错，英美视蒋介石为英美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是牵制日本的最可靠力量。英美不愿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河应钦、汪精卫之流借西安事变之机，挑起新的内战，进而乘机夺取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英美对西安事变表示震惊和不安，不理解张杨为何发动“兵谏”，把张杨的西安事变看作争权夺利之举，曲解了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纽约时报》称：“张将军的政变只能加害中国，并引起西方对远东权益的焦虑.”引为莫大之遗憾，因其对于中国之统一及繁荣产生严重之影响。”《泰晤士报》攻击张学良是出于“个人的野心”。英美大使在西安与南京之间斡旋，呼吁和平解决事变，并要求西安方面立即送蒋介石回南京。

国际国内的舆论如此一边倒，都不理解张学良，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预料，加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国际上这些大国对当时的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中国的抗战事业必须得到这些大国的强有力支持，张学良希望通过送蒋回宁来澄清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他本人的种种误解，西方大国的表态促使张学良作出亲自送蒋回宁的决定，正如张学良后来所讲的那样：“惟有自己前往，庶足澄清国际、国内舆论的误解”。（9）

三、英国大使和蒋介石、端纳、宋美龄、宋子文都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张学良认为东北军、西北军实力本已不菲，加上其支持者中共、部分地方实力派和扣留在西安的十几名军政大员使得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来保证张学良到南京后的个人安全，他完全可以安全地回到西安。这是张学良送蒋回宁的又一重要原因。

英国大使向张学良许诺：“只要释放了蒋介石，外国军队可以保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10）蒋介石也向张学良表示“对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予追究”。同时端纳、宋子文、宋美龄也一再向张学良保证张学良送蒋回宁后在南京的安全，鉴于他们的特殊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张学良认为他们的表态有相当的分量。

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西安事变前夕与东北军、西北军有所接触，并实现了局部停火，互不侵犯，和平相处。随后还与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相互声援，但是中共中央接到张杨的通电还是感到十分意外。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事变，随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肯定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动机，并随即做出了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积极支持张杨“兵谏”的义举，还决定16日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15日毛泽东、朱德等十五名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出这次事变“实乃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对告南京政府采纳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周恩来来到西安后，积极穿梭于张杨和蒋介石之间，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如张学良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周到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11）同时中共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支持张杨。政治上，中共大力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澄清社会各界对西安事变的种种误解，并尽量争取社会各界对张杨的同情与支持；军事上，红军主力部署于西安、三原、泾阳，与张杨的军队遥相呼应，防范南京方面对西安的进攻。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与支持，以及与张杨达成的共识：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以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这增强了张学良冒险亲自送蒋回宁信心。同时让张学良觉得中共是可以依靠的国内和平力量和抗日力量，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共领导的红军结成的“三位一体”可以成为张学良冒险送蒋回宁后，得以安全归来的保证力量。就像张学良后来在回忆中所写的那样：“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12）

地方实力派虽然对西安事变态度不一，但除了国民党右派外，大都表示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西南的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四川的刘湘，绥远的傅作义等均通电支持张杨。这些地方实力派执掌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实力不菲。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无疑这大大加重了张学良与南京方面叫板的分量。仅仅中共领导的红军就令蒋介石头痛不已，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还是未能将其“剿灭”。现在由中共领导的红军和这些地方势力派站在西安一边，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不能不考虑报复西安或扣押张学良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张学良的个人安全问题，西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做保障。

另外张学良还有一张王牌可以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那就是自西安事变一开始就被扣押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十几名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以及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飞行员等500余人。这些军政大员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及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张学良一直没有释放这些军政大员是有意的。正如应德田所说的那样：“副司令（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而不释放这些大员，并不是无意的，并不是把这些人忘掉了，而是要把这些人当做他回来的保证”。张学良也曾经说过：“我们这里能让吗？”（13）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要想压迫西安，必须借助军事威胁，这就必须有陈诚、卫立煌等得力干将去为他冲锋陷阵，去为他统率军队。这在后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为副迫西安就范所任命的5个集团军司令中，从西安被放回去的占了4个（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可以得到佐证。另外如果蒋介石没有了这些嫡系军政大员，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领袖地位很难维持；同时，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当时的中国不论对哪个派别来讲都无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可做空中威慑的军事力量。西安方面将南京方面如此雄厚的军政实力扣留下来，当做与南京方面叫板的重要筹码之一，南京方面投鼠忌器，不得不对西安方面谨慎行事，包括是否扣押张学良在内，这就无可否认地使要安方面掌握了主动权。如果西安方面自始至终都保持团结一致，在张学良没有安全地回到西安以前，不放走南京方面的一机一人，蒋介石不敢对张学良采取任何不利举措，因为这对于蒋介石来讲代价太大，等于将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全部压在必输的赌注上。蒋介石为了让西安方面放回这些相当于他左臂右膀的军政大员和权力与地位的军政支柱，挽回这一有着相当战斗力的空中力量，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冒险扣留张学良，因为放回张学良毕竟不会让他丢失军政大权，而一意孤行，对张学良采取不利行动，极有恰恰可能使他失去军政大权和领袖地位。可以肯定地讲，这些大员在西安一天，张学良在南京的安全就有一天的保障。

有了中国共产党、部分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加上西安方面所扣押着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免除了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宁的后顾之忧。正如张学良所认为的那样：只要西安方面能够“精诚团结”，他的个人安全就绝对有保障，就可以平安回到西安去，更何况有宋美龄、宋子文、端纳和英国大使对其安全作的保证。这从蒋介石回南京以后不敢贸然行事，而是一再试探西安方面的态度可以看出。蒋介石先是让张学良发电报给东北军，让东北军放回被扣在西安的那些军政大员，进而派阎宝航回西安索要被扣的飞机，最后又要求西安方面放回被扣的飞行员，这些要求都得到满足之后才于31日组织军法会审、判刑，进而又在“特赦”后将张学良交予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际上这样的处置仍然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毕竟“严加管束”不是法律的判决，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如果西安方面始终保持团结一致，坚决要求张学良回去的话，张学良完全可以安全回到西安去。

遗憾的是，历史同张学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他遭到军法会审，被判刑，最后被“严加管束”长达54年之久，铸成中国现代史上的憾事。

但是张学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送蒋回宁。正是由于张学良送蒋回宁使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新的内战的发生并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国团结抗日的高潮，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张学良以自己的不幸换来了国家和民族有万幸，为此周恩来曾誉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

参考文献：

（1）（2）（3）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11

（4）《周恩来选集》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2

（5）（6）（8）（12）（1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中华书局 1980.12

（7）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共46卷）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1

（9）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10

（10）[美]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90.1第225页

(11)毕万闻:《张学良文集》2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2 第1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