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朝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两千多年中，中国有过三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其中：汉朝的黄老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这三个朝代都有一个特征：都曾对陆上丝稠之路有着极强的控制权，至少也有极强的影响力。一如后来的一代名帅左宗堂所说: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

在西方国家通过海军征服世界的近代以前，陆上的争霸战争无疑是最重要的方式。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海权观念被清帝国高度重视。清帝国内于是有了‘海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的‘海防’曾一时占了上风，但清帝国花费极巨建立的海军，却一败再败，没有为中国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而清帝国陆军，虽败迹难掩，但在左帅的率领下的湘军，却能在清帝国极其衰落的19世纪末，为中国从沙俄势力中夺回占中国六分之一国土的新疆。

新疆的领土的巩固，使得中国有了极大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

新疆，古中华历代帝国称之为西域，其最西处离首都北京和古都西安都有3000公里左右的直线距离。清帝国经康熙及子孙二代的努力，终于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将之改称为新疆：即新拓之疆土。

由中国牵头的‘上海五国会议‘（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而吉斯坦）的创立，露出了当代中国在国力上升时的自然想法和心情：先在中亚，然后在中东，恢复历代强盛时应有的影响力。这种合作式的会议只是当代中国诸多西进方式中的一种。但愿这征兆着中国第四次黄金时代的真正到来。在中国过去三个黄金时代的全盛时期，其余四国的当代版图都至少有局部领土归属古、近代中华帝国的版图。

西域，地处中亚。是西亚与南亚，东亚与西亚（西方称中东）的交通要道。公元前4世纪，世界征服者马其顿的亚利山大王（埃及的亚利山大港以他命名），曾往东长驱5000公里的直线距离，于征服古波斯帝国后，途径这一带周边地区征服北印度。此后的二千多年里，众多的外来民族曾在这里轮流座过庄：匈奴人、汉人、突厥人、唐人、西藏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准葛尔人、满清人等几十个民族。18世纪中叶，满清帝国经数代努力，终将其铸成一份嫁妆厚礼，融入中国，至今已有250年。

有意思的是，西域之融入中国，并非是中国蓄谋已久的事。每一次，都是在古、近代中国积极防御作战后不经意取得的。每一次，也都在中国内乱和分裂后,得而复失的。而每一次，又是中国乘敌人的内乱和分裂，失而复得。

*汉代中国的西进

古中国对西域的了解始于匈奴。匈奴是古时游牧于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民族，与古中国曾有数百年的边境战争，古长城最初即为防御匈奴而建。在战国末年的公元前3世纪，匈奴曾被赵国名将李牧击败北走。乘秦统一七国和汉朝统一中国的内乱，匈奴重新成为汉帝国大患。汉帝国立国70年后，汉武帝在国富民强时进行大规模反击，先夺取当时最福蔗的河西走廊甘肃，再北击匈奴至蒙古境内。匈奴无法立足，一部不久西走至西域，汉帝国跟踪追击。与匈奴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近100年后(公元前36)，乘匈奴分裂之际，汉朝盖世英雄陈汤将军带领以西域雇佣军为主的军队，在距汉首都长安近4000公里直线距离的阿富汗境内，击杀匈奴郅支单于。汉帝国正告各国：犯汉者，虽远必诛（冒犯中国者，不论逃得多远亦要诛杀！）。逐渐，汉帝国也从防御作战转化为开疆拓土的战争，狼烟四起。在汉匈战争进行了近200年后，南匈奴降汉。北匈奴无法立足，一支西走（大约于2－3世纪）。许多年后，北匈奴游牧到了今匈亚利，在其出色首领阿提拉带领下击败罗马帝国，在4－5世纪曾蹂躏了自傲的欧洲，造成欧洲民族的大迁移。

汉帝国控制西域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为了防止匈奴人的侵扰，建立战略纵深,在政治上控制西域周边各国。汉帝国因此建立囤垦兵团，可惜根不深蒂不固。两千年后，王震的新疆建设兵团如法炮制，佐以大批湘妹子的参与，使得囤垦兵团得以成功札根。

汉帝国对西域稳定控制的时间不长，主要是班超经略西域前后的几十年。班超是一位不可多的文武双全的治国人才，经略西域30余年，曾对丝稠之路发挥重要作用，并遣人前往古罗马（史称大秦）交往。班超退休后，继任者问他有什么绝窍，班超只说了一句：水清无大鱼，人精则无友（意思是大事坚持，小事糊涂）。继任者大不以为然，不过数年，遂激起西域各国的反抗。此时的汉帝国已国力衰退，从此失去西域。

因为是第一次，汉帝国的这些开疆拓土在后人看来是那么地伟大，在当时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从汉武帝开始的不断征战，将汉帝国文明推向辉煌，但不久也断送了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唐代中国的西进

继匈奴之后为中国大患的是突厥。突厥是匈奴的一支，属游牧民族，分东突厥和西突厥。乘中国260年的大分裂，突厥崛起北方并继承了匈奴的大部分版图。隋帝国统一中国后，曾用分化手段加深东突厥和西突厥的分裂，其间，加以军事打击而击败突厥。不幸，隋帝国短命。在随后的三次东征高丽战争失败后，隋帝国颜面尽失，被唐帝国取而代之。在改朝换代战争中，突厥势力乘机再次座大，重新侵扰中国。唐初，唐帝国在李世民大帝统领下，再次数度击溃突厥。与匈奴一样，西突厥被打败后再次分裂，一部分降唐，一部分远走西方。若干年后，他们出现在今天的土尔其地域，在伊斯兰帝国的数百年扩张中信奉了伊斯兰教。突厥在东方败走七个世纪后(于14世纪)，其后人奥斯曼帝国的再现辉煌。(突厥与土而其的关系可以在众多的历史书里找到依据。实际上，当今维吾尔人的恐怖组织‘东土尔其斯坦’就是用土尔其这个名字来显示其历史渊源的)

中国在失去对西域控制500多年后于唐朝（618－917）重得西域。唐朝之重得西域是击败突厥后不经意取得的。为了追逐突厥残余，唐帝国势力进入西域，丝稠之路再次开通。唐朝版图亦慢慢扩张至波斯周边区域。不幸的是，历史上一个强国的出现总是拌随着另一个强国的崛起。与唐朝西扩同时，穆罕穆德（570－632）创立的伊斯兰教也迅速扩张。从公元624年开始，穆斯林们轮着弯刀，念着《可兰经》，纵横于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地区，开始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次扩张。公元630年，取得一连串辉煌胜利的穆罕默德终于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国家，并被拥戴为先知国王，中国史称为大食帝国。

虽然初时两个年轻扩张的帝国尽力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但大战最终还是不可避免。两国开战前，阿拉伯帝国刚刚经过内乱。原统治者奥米亚王朝（史称‘白衣大食’）被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阿布尔所灭。阿布尔建立了阿拔斯王朝（史称‘黑衣大食‘）。他们信心十足地认为灭亡中国的机会到了，派出10万大军东征，并勉励三军说：最先进入中国的将领，即被任命为驻中国总督。公元751年，唐朝名将高仙芝闻讯，亲率3万人翻过中亚连绵高山、跨过雪峰、越过冰川、深入400公里进行积极防御作战，在靠近阿拉伯帝国的中亚（今哈萨克）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著名的怛罗斯战役）。唐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劳师远征和西域雇佣军在战斗最关键时刻的临阵叛变，唐军不幸败回。中国的西进遭受重挫。阿拉伯帝国虽然胜利，但胜利的过度艰苦也使其从此打消了征服中国的念头。等到下一轮的西进的号角吹响时，主角已经换成了以骑兵突进而闻名天下的蒙古人。

在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一万多唐军战俘中有懂造纸者，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和中东。被广泛用于中东人热衷的伊斯兰教传播事业（之前，抄一部《可兰经》需300张羊皮）。

打了败仗的唐军赶快收紧战线。四年后，安史之乱送走了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国力的衰退使唐朝继而彻底退出西域历史舞台。在其后的几百年中，大食帝国的势力和伊斯兰教则扩张到了中亚和西域。在唐朝走下坡路时，阿拉伯人继续一手持弯刀，怀揣《可兰经》，赞美着真主安拉。经数百年的持续扩张，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西至西班牙南部，南至北非，北至中亚诸国，东至印度一部分。为历史上少有疆域辽阔而又有影响力的大帝国。

*清代中国的西进

唐帝国解体后，中国进入了50年的小分裂，无暇西顾。是蒙古人让中国人了解西域所发生的一切。

粗略地讲，今天的内外蒙古地属匈奴和突厥的版图。可以说蒙古是突厥的后裔，而突厥是匈奴的后裔。原属突厥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出色领导下，成为一支独特的民族。

成吉思汗在1206年通一蒙古时，蒙古人口不过百万。蒙古人的将领是出色的，三次西征使蒙古人获得史无前例的巨大版图：东部战场取得中亚的所有土地，和南亚的一部分土地；西面战场征服俄罗斯，击溃匈亚利和波兰，欧洲军队已经被消灭，欧洲垂手可得；西南战场不幸败于埃及，扩张未能到达非洲；南部战场攻陷了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立国500年的阿拔斯王朝首都），获得埃及东面的所有阿拉伯土地。最后，蒙古挥军席卷了仅存的南宋半壁江山。蒙古人在北京建元帝国时，在北京的元帝忽必烈（成吉思汗之孙），是蒙古大帝国名义上的大可汗。忽必烈死后，蒙古帝国分为互不嫡属的五个汗国。元帝国的疆域不及西域。

元后的明朝虽数度西征，但他们对万里关山外的疆域兴致不高。又萎缩在汉民族的传统的35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里。

乘中国忙于明末和清初的一系列战争，准葛尔人崛起西域。准葛尔人原居于今准葛尔盆地一带，是蒙古的一支，但文化上则更认同突厥。准葛尔人口不足百万，却要重现成吉思汗400年前的辉煌。在雄才大略的可汗们统领下，准葛尔汗国统一西域，西夺中亚，东取蒙古，南霸西藏，一时雄居中亚。准葛尔人用的是原始的作战方式：战马和弯刀。即便如此，准葛尔汗国还曾击败了初具现代化武器的沙俄彼得大帝的东扩军队，与拥有大炮的清帝国的数度交手互有胜负。不幸的是，这个剽悍的民族不如成吉思汗走运。蒙古军固然善战，但成吉思汗迂到的是：败落的由西夏、金、宋组成的分裂的中国，黑暗之极的中世纪欧洲，和早已过了鼎盛期的阿拉伯帝国。如今，准葛尔人遇到的是，处于鼎盛时期有一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清帝国；和孜孜不倦革新进取，有几千万人口的西方大国沙俄帝国。最后的不屈不饶的游击战争方式，也使得清乾隆帝愤怒之极而下令绝种屠杀：不分男女老幼。立国100余年的的准葛尔人和准葛尔国于是彻底消失了。犹太国被罗马人灭了两千年后，还能吐一口傲气。而准葛尔人不能，他们太倔，以至于玉石俱焚。如今，只剩空无一人的准葛尔盆地这个地理民词，任由后人凭吊。

准葛尔汗国与清帝国在同一时期各自立国，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清帝康熙初时反击准葛尔汗国，只是为了北方领土的完整和西北疆域对满清的臣服，并无吞并西域之意。

战争的结果却往往对疆域和势力范围作重新界定，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胜利的一方扩大疆域。清乾隆帝为了让人记住自己的功劳，改西域为新疆，于是新疆纳入中国版图。至今已有250年，无论从国际法的哪一部分去解释，它现在都只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乾隆帝的浮夸和虚荣将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但也送走了中国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在新疆并入中国100多年后，它曾有10多年的时间脱离中国。那是中亚人阿古柏（哈沙克人）在沙俄扶持下的侵入。左宗堂大帅以65岁的高龄（当时的平均寿命是40岁左右），蔑视着昏庸大臣们的冷言冷语，做着当时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运着自己的棺材，带领6万湘湖子弟走上壮烈的西征之路。那可是3000公里的直线距离，渺无人烟的戈壁滩、沙漠、黄沙蔽天和枪林弹雨。当我们看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要记住这位傲气的矌世大英雄。没有他，或许蒙疆不保，蒙疆不保又会使回疆不保，以至西藏三面环敌而难保。也许，中国人就又回到传统的350万平方公里的小朝廷中。

象左帅这样的身体力行的中国人太少。相当数目的中国人到今天还在牢骚满腹地抱怨满清人误国，抱怨满清最盛时的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只剩如今的960万。因为他们弄丢了150多万的土地，让沙俄在中亚和东亚挖走了这些版图。另180多万是因外蒙古独立而丢失的，也错误地怪到满清的头上。那可是二战末强权们搞的，为首的又是改了名字的沙俄。清朝后的史学家和政要们，喜欢以高谈阔论的方式指责满清丧权辱国，这让人想起了宋、明王朝的士大夫们：他们只会谈些掷地有金石声的高见和伦理，和最后消亡时刻的悲壮。要知道，满清帝国遇到的是前所未有的诸多超强敌人,和近代到现代的前所未有的观念大革新和大转变，它还是苦撑着留下了115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这土地传到汉人手里不到35年，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脱幅而去，可见守成之不易。无怪周恩来说：爱新觉罗的家族对中华民族是有重大贡献的。这最重要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比明朝多了近三倍的疆土和民族的大融合。

*新时代的和平西进

这三个旧帝国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才取得对西域的统治或控制。战争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在以民为本和国际化的当代尤其如此。

当今，人们已将大部分的注意力从疆土的扩张到经济和文化的扩张。经济的扩张有赖于政治的扩张，有赖于政治上的影响力和稳定。

清帝国的领土扩张，使得今天的中国版图大于汉帝国和唐帝国盛时的版图。使得中国有机会用这一部分遗产，去发展国力和扩张政治影响力。在21世纪和平为主题的今天，领土的扩张已不再被容许；但政治影响力的扩张，却是每个国家争取合法利益的前奏。经济增长会提升国力，国力的上升又会使这个国家被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难以人们的意志所转移。这正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耽忧。美国正是耽忧中国走美国自己过去100年走过的路:当它的国力于上世纪初上升到无国可及后，不甘寂寞而难以洁身自好，以至于至今一发不可收拾地不断称霸世界，和寄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方式，永久地称霸世界。和平称霸世界带来的利益是大国们历来的梦想。回望古中国有作为的历代帝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有作为的历代帝国在有所作为的几次正义战争后，都曾以极大的自信对战争欲罢不能。最终皆力竭而衰，难以为继。尽管物质已经高度文明，但我们仍然生活在与物质文明不太相称的世界里:没有太多人相信，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会来自于一个没有威慑力量的和平国度。因此不论强国、弱国、大国、小国的人民，他们都朗诵着同样一句话:为了和平必须随时准备战争。

尽管已经到了21世纪，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一个不崇尚武力的民族与一个轻言用武的民族仍具有同样的危险性。

尽管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众多维护正义的愿望和众多善良道德上的渴望，但在利益与道德间必须作出的艰难抉择中，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人民也都曾妥协过:有过对前者的宠爱和对后者的抛弃。

尽管和平与合作已成媒体里的主流声音，国家间的争夺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开阔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已从传统的对有限的土地、人口和自然资源的争夺，发展到争夺有限的经贸市场、资金流动市场、人才流动市场、科学技术市场、学说言论和媒体市场等等。

尽管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寄望于对国际游戏规则和国际法的遵守。但如果人们认为这是永恒法则，那么他们的一厢情愿会有所失望。这些法则多为西方强权国家主导所制定，制定法则的人总会找到合理的理由修改法则。

在这些众多领域的争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角力。这种角力的成功有赖于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这多元的世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还必须有赖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综合的威慑国力，多层次和多方位的外部交往来得发展和维持。

“上海五国会议”方式的西进，兼顾于过去更着眼于于未来。它只是当代中国多层次、多方位西进中的一小插曲。这种合作式的政治上西进，但愿征兆着中国的第四次黄金时代的和平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