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研究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宦官制度、思想禁锢三者的关系，引申出了“思想阉割”的概念，并概述了由秦汉至明清专制统治者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阉割的过程，指出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萎缩和活力丧失，最终导致文明的停滞而相对衰落。

关键词：宦官制度；思想阉割；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举；八股文；李约瑟难题

一、宦官的产生及原因分析

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阉人事件发生在商朝，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其义与“阉”字相通。如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00525片：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黹死。此片为第一期作品，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阉人。[1][2]此时王宫中是否使用阉人，尚不可知。但是到了西周时期，阉人服务于内宫已经有史可考，《周礼》卷九记载：“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当时的内宫阉人还被称为寺人、阍人、内竖等等。《策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霸者间起，多僭王制；晋、宋、齐、楚、鲁、卫诸国，皆有寺人；司宫、巷伯、太子内师、大阍、内竖之名，见于载籍”。由此还可见，宦官制度一开始即与专制王权——“王制”密不可分。但是，当时宦官人数不多，“宦者不过数十人，内小臣四人，寺人五人，阍人每门四人而已，不若后世之多” （《古今图书集成》卷121），而且宦官机构的设置尚不系统规范[3]。

到了秦汉时期，宦官人数急剧增加，机构的设置也渐趋系统化和正规化。仅从宦官人数来看，秦灭六国，把大量“诸侯美女”掳至咸阳，宦官人数也随之骤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发动政变，发兵攻入“望夷宫”，宫内“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一个宫殿之内的死亡宦官就达数十人，由此可想见秦皇宫中宦官人数之多。又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东汉末年袁绍诛杀宦官集团时，“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由此亦可见汉代宦官人数。秦汉时期，宦官已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宦官”之名，也始于秦。秦汉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宦官制度虽有不少变革改易，但是大多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没有脱离秦汉时代所奠定的基础[3]，直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延续两千余年的宦官制度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宦官制度并非中国特产，用阉人在宫内供驱使，古代世界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如古埃及、西亚细亚诸国，以及稍后的希腊、罗马、波斯等，而且其活跃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中国，但上述这些国家的宦官，均较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4]。而中国的宦官制度则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并逐步得到加强，为什么？应该看到，宦官制度植根的土壤是君主专制和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中，君主的权利不断得到加强，而一夫多妻制更是从来没有废除过。据《礼记》记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史记》载秦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于咸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女，以充入之”。史记正义曰：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其后历代统治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宫嫔妃宫女，少则数百，多则数万人。黄宗羲曾愤怒地斥责这些名为皇帝，实则独夫民贼的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正是中国肥沃的专制土壤，造成了延续数千年的宦官制度。

二、思想阉割与肉体阉割的类比关系

古代中国统治者使用因“去势”而丧失性能力的人为后宫服务，是因为后宫嫔妃为其一人所专有，而宦官则能保证不淫乱宫闱。专制之为害至于此！统治者为一己之私，践踏人权之罪恶，可见一斑。但是相对于后宫美女来说，“天下”则有更大的价值，拥有“天下”是统治者一切特权的基础，所以，统治者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对国家的控制上，并把它作为私有之物，世代相传。自夏启“家天下”开始，“大人世及以为礼”，到了西周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君王一人的私产。关于他们的目的，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说得很清楚了：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像不让宦官淫乱后宫一样，防备臣民犯上作乱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在秦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有万邦，商代有三千方国，到了殷纣时期随武王伐纣者也有八百诸侯，其后互相攻伐，相继湮灭。此时，各邦国统治者互相竞争，时刻有危机感，他既要贪婪地攫取别人的领土、财富、人口，又要防止别的邦国对自己这样做，主要的威胁在外部。因此，称王称霸的愿望使得各种新思潮和人才受到很大重视，以至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征士”、“养士”成为时尚，思想相当活跃，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等各种学派，他们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景象。然好景不长，秦灭六国，统一海内之后，随着外患的消除，“兔死狗烹”，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皇帝”的首要任务了。

为了达到自己家天下，传万世的目的，掌天下专制之大权的始皇帝最想让臣民丧失犯上作乱、取而代之的思想与能力。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让天下人丧失作乱的思想，是根本的釜底抽薪之法，那么，能不能像阉割宦官的生殖器那样，把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已经被历史所验证：在秦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的同时，执行了严厉的焚书坑儒政策。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宦官制度自秦开始逐步加强，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以秦朝为始。焚书坑儒，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中国思想阉割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三、中国历史上关于思想阉割的重要政策

（一）焚书坑儒

李斯是一位很有见识的臣子，他敏锐地把握到了时局和秦始皇心理的变化，他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但是现在的形势却与皇帝的意愿不一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的建议。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献，除了秦国的历史书籍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至今学术界仍然有秦始皇是否“坑儒”的争论，实在无聊的很。秦始皇一开始对知识分子实行拉拢政策：“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目的很明显：其一兴太平，其二求奇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这些文学之士“越言乃三代之事”、“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为这些人太不识时务，李斯称他们为“愚儒”；求仙药之事则“徐市费以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更为要命的是，这些人居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默首”（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表面看来，淳于越博士分封之议引发了“焚书”，侯卢二生的逃亡导致了“坑儒”，但是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焚书”是秦始皇政策的转折点，“焚书”之后，“坑儒”仅仅就是时间问题了。而且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不止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地里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的（事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所以“坑儒”是秦始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并非少数人作奸犯科而偶然引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秦朝统治者几乎禁绝当时的一切思想流派：“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其二世而亡的命运。起来灭亡秦朝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基层官吏：“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5]。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办法并不好。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敢有挟书者族”，到了汉初惠帝四年则“除挟书律”，诸子学说复苏。汉朝初年，政治上无为而治，经济上与民休息，黄老刑名之学占了上风，《汉书》儒林传：“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当时，诸家学派相互斗争，献媚争宠，热闹得很。汉武时期，经过卫绾、窦婴、田蚡、鲁申公、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地占据了统治思想的地位。

且不论汉武时期儒家怎样和黄老学派斗争并胜出，从史实看，西汉初年每一代统治者治国都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而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突出了一个“独”字。顾颉刚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6]。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汉朝统治者的意图是非常恰当的：这就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动，甚至干脆把它杀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被捆起来的驴子是要反抗挣扎“嗷嗷”叫的，杀掉驴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幸福，也被利用得很好。汉朝统治者让知识分子拉的那个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们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7]。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8]。

虽然汉朝统治者为知识分子划了一个大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进入这个圈圈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缺陷，限制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力。汉代统治者使用“察举”和“征辟”并辅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设置五花八门。由于察举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并且举荐的条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制度就给了地方官吏徇私舞弊的机会，知识分子没有门第和靠山便很难被举荐。而被举荐的人则：“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卷十五，《审举》）。至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把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按品授官，更是有失公平，这就堵塞了底层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门路，以致发出“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

（三）科举考试

隋唐统治者开科取士的后果之一是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后果之二是学术的功利化。使知识分子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荣身之路，这一政策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一拍即合。从此国家机器不仅为知识分子指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出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尽被阉割矣！

从“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见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到唐太宗李世民洋洋得意的姿态。唐代科举可自由报名，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不仅使得选拔的范围扩大，而且较以前的察举较为公平。唐代考试的科目，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据《新唐书》卷44《选举上》，常科考试的过程为：“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蓍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部试之”。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9]。通过了考试，就取得了当官的资格。所以“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干人，少犹不减干人。”（见《十通分类总纂.选举类》）。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见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

功利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敌人，现代科学诸学科均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学术是排斥功利的。亚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10]古希腊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德谟克利特因为花园的美景透过眼睛干扰了自己的思想，为了思想，他毅然挖掉了自己的双眼。亚里士多德避居海峡，因闹不清海峡水流变化的原因，竟然纵身跳进海峡。泰勒斯一心思考“天体”，走在路上跌入坑里，受到妙龄婢女的嘲弄。一个青年跟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原本》，问学了几何后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对仆人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冒着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和火刑的威胁从事科学研究，更是不能用功利主义的眼观来审视之。隋唐科举考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引导了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也应该看到，唐宋间朝廷科举制度科目繁多，考试的范围也较宽泛，因此，知识分子的自由发挥余地也较大。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唐代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11]。常科之中，明算科要考试《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要考试《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要考试《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11]。但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杂文。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作，称为“投卷”。向礼部投献的称“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行卷”。（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最能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幽径录》、《传奇》以及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唐诗数百种，都是当时考生们的投献之作（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基本上是诗赋、经义并重，当时文体还是较为自由的散文形式。所以唐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来，中国文化以诗词文章为代表，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八股取士

明清八股取士，可以说吸收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唐太宗开科取士思想的精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类观点，古来有识之士多有论及，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林则徐举酒相属，叹为“奇论”。[12]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可以说，阉割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刃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明史记载其科举制度为：“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见《明史》卷70《选举志二.序》）八股文的题目限制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要求士子代圣人立言，用古代圣贤的思想和口吻，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延续数百年，而今人却很少看到他们的八股文，是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论著、抒情、叙事、说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体裁。明清一整套苛酷、繁琐而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出专制政治全部精神的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沦，他们被囚禁在程朱注疏、八股章句的枷锁中，颤栗在文字狱和科场案的屠刀下，挣扎攀爬在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的层层阶梯上，根本就丧失了唐宋以前知识分子阶层的魄力和自主精神。[13]

四、思想阉割的危害

要之，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统治营造了单一思想体系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人才选拔制度，而且最大可能地把知识分子纳入这一制度之内，从历史来看，很少有人能超脱于体制之外。

对于阉割了肉体的人，他的出路在于进宫当宦官，而阉割了思想的人他的出路也在于进宫，去当臣子，前者为皇帝服侍内宫，后者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并阉割其他的人。正如被阉割肉体的人不会产生性欲的冲动，被阉割了思想的人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呢？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萎缩和活力丧失，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当中历数了中国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后提到：“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12]。长期的思想阉割使得明清以降中国人思想封闭，醉心名利，形同愚人，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思想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波普尔说：“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仅就人类进化而论，这就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 。[14]

自由是创新的基础，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大清王朝的最后百余年里，中国社会迅速走向腐朽，而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失败，则说明一个专制而封闭的帝国，已经拒绝了任何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则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迅速地赶超了东方的中央帝国。

近年来，讨论“李约瑟难题”的文章颇多，对问题本身也有许多争议，本文不再赘述。有人把这一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中国古代曾出现过灿烂辉煌的文化、科学和技术。从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出现长期的迟滞。并由于科学技术的迟滞，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在科学史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5]。本文从一个方面阐述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并试图较深入地揭示其发生的机制和发展过程。

但是思想阉割的阴影并非只笼罩在科学的头上，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阉割，其危害是最终导致了民族的愚昧和文明的相对停滞。这种愚昧和停滞对于“言必称三代”、“祖宗之法不可变”，梦想“传之万代”的统治者是有利的，但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这个被阉割的帝国已经不堪一击了。

参考文献：

[1]耿铁华.先秦时期的宦官[J].内蒙古师范大学报，1955，（4）.

[2]赵德馨.甲骨文中所见殷代五刑[J].考古，1961，（2）.

[3]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99.

[4]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M].西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5]田家英.奴才见解[N].解放日报，1941-12-8.

[6]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3.

[7]虚待斋主人.中国的学阀制度与学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