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在20世纪发掘出土的简帛总数超过20万枚，所涉时代包括从战国到魏晋的各个历史时期。随着简帛研究的日渐拓展，一门新的学科——简帛学应运而生。

20世纪简帛学的发展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以后，简帛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简帛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现已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20世纪的简帛学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简帛材料的利用已成为研究从战国到魏晋时期历史的学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其影响具体表现在证史、补史和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三个方面。

从1901年尼雅、楼兰简的发现算起，简帛的科学发掘与研究已历经整整一个世纪。一百年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终于形成了今天蔚为壮观的简帛研究队伍、机构与成果。简帛学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国际汉学中也异军突起，备受瞩目。站在世纪之初的角度，从学术史和学科建设本身的需要来探讨简帛学与史学研究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简帛发现与简帛学的形成

简帛的发现可以追溯到西汉中期，汉景帝末年鲁共王为扩其宫殿而毁孔子宅，获得与当时不同文字的简牍，即所谓“古文”写成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书。这些简牍被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得到，孔安国将其中的《尚书》与当时流行本进行比较，指出其中不同之处。随后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又对这批简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西晋武帝太康二年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的数十车竹简，是我国古代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西晋组织当时的著名学者束皙、荀勖、和峤、傅瓒等进行整理研究，共整理出包括《纪年》在内的各种古书75篇，计16种之多，这就是有名的《汲冢书》。

此后，古代简帛的发现还有多次。举其要者有：晋元康年间所得汉明帝显节陵中的策文、南齐出土的楚简、北周发现的居延汉简、北宋政和年间发现的东汉永初二年的讨羌檄书等。

简帛出土与简帛研究几乎同步，孔安国就是所知最早的简帛学家。古代学者简帛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考释文字，归纳篇目，并将其与当时的文献相互参照、校订，其成就与方法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古代简帛的出土是零星的、偶然的，其研究也仅限于释文与年代考证，不仅简帛本身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研究范围也十分狭窄，其整理研究也无持续性和规范性，因此，那时的简帛研究还不能说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二十世纪简帛发现层出不穷，其总数超过二十万枚以上，分布地域广阔，牵涉到的历史时期从战国至魏晋。受近代学科分类与学术独立发展的影响，这一百年来简帛的发掘与研究是在一种科学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的，不仅出土简帛大都得到妥善保存，而且其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明确，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愈益突出。关于这门学科的命名，学界有不同的提法，有的称为简牍学，有的称为简帛学，有的称竹简帛书学，有的称为木简学。笔者以为还是用简帛学较为可取。首先这门学科是按照书写材料的性质来命名的，尽管帛书从数量上来说不能与简、牍相比拟，但帛书作为同一历史时期书写材料的一个重要门类，在学科名称上就应有所体现。其次，“简”与“牍”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书写材料，但古代人已有混用之倾向，现代人也是如此。如居延简多为木质，但我们仍称其为居延汉简，而不称“居延汉牍”（参见林剑鸣《简牍概述》）。汉代的书籍肯定不是完全写在竹简上的，但《汉书·艺文志》或称“书缺简脱”，或将“竹帛”连称，显然是用“简”概括了“牍”，而将“帛”作为与“简”并称的一种书写材料。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可将简、牍二字连用，只不过用简帛学来规范这门学科的名称似更简洁、明快。

简帛的发现并不意味着简帛学的形成。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前后各约五十年。由于近代简帛的发现是与外国探险家的所谓“探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早期发现的简帛很多流往国外，简帛研究的初期也在国外，其代表人物有斯坦因、斯文赫定、沙畹、马伯乐、孔拉第等。他们的主要成就是对简牍发掘和整理，时间大约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从罗振玉、王国维所著《流沙坠简》开始，至1949年，国内也有一批学者从事简帛研究，其代表人物除上述二位外，还有劳干、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黄文弼、陈般、夏鼐等。他们揭开了我国学者独立科学发掘、研究简帛的序幕，其研究著述也颇为丰富，内容涉及敦煌、居延、罗布淖尔和楼兰尼雅汉晋简牍。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动荡与外敌入侵，整个学术环境十分恶劣，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研究进程，简帛学的发展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帛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出土简帛数量激增，而且原有的简帛也得到新的整理。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研究队伍与机构扩大，研究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五十年里，老一代学者继续耕耘，新一代学者成长壮大。台湾地区学者与国外学者也给予简帛学极大关注，简帛学迅速崛起，成为国际汉学中的一门显学。

通过两个时期国内外几代学者的勤奋努力，二十世纪简帛学的学科建设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简帛发掘系统、科学。二十世纪的简帛发掘，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已经摈弃了“挖宝”式的原始方式，采用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进行科学发掘。解放以后，各级文物部门对包括简帛在内的古代文物保护统筹安排，系统发掘，不仅有了科学的发掘报告，而且做到了有计划、分步骤的考察与发掘。科学发掘无疑是简帛学学科建设的前提。第二，简帛保护、整理方法科学、合理。科学家们研究掌握了一套针对不同质地的简帛而采取的不同脱水、复原、保存方式，除利用学识、经验来释读简帛文字外，还利用远红外线技术来辅助释读，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三，简帛制度研究成绩斐然。简帛作为记载几个世纪历史与文化的载体，无论在材料运用与书写方式、形式与称呼、编联长短、题记与符号等若干问题上，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制度规范。学者们经过长期努力，已经揭开了其中的许多奥秘。第四，简帛整理著作硕果累累。二十世纪简帛学的重要进展之一是老的简帛整理著作不断得到修订，新出土的简帛整理著作又不断问世，出版周期缩短，科学性增强。

简帛学与历史研究

简帛的发掘、保护、整理、释文、分类、复原，是简帛学的重要内容，但仅有这些还不足以构成简帛学。笔者认为，简帛学是一门通过对地下发掘的含有古代文字的简牍帛书的系统研究来补充、修正传统文献所记载史实的科学。只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二十世纪简帛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鸟瞰式的回顾，就能清楚地看出简帛学对历史研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二十世纪首先整理简帛材料的虽然不是中国学者，但首先运用于历史研究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却是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他们在尚未见到实物的情况下于1914年在日本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此书对敦煌汉简中的文书作了重新分类，对沙畹的释文进行新的考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结合传统文献，写出了一批研究汉代制度、西北史地的论文。内容涉及汉代边郡的组织系统、屯戍状况、烽燧制度、历史地理等等。尽管他们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并不完全正确，但其成就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罗、王二人开创的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使简帛研究从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正确道路前进，其意义极为深远。

自此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简帛研究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其中劳干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成就卓著。他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补证》等一批有分量的简帛论著。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及考证论文等。这些论著对汉魏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极大地扩展了汉魏历史研究的内容。

二十世纪后半期，不仅老的简帛材料获得重新整理，新的简帛材料也在不断出现，运用简帛资料进行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成就也更卓著。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证史。如同甲骨文、金文印证商周史一样，简帛对于证实战国秦汉魏晋史同样意义重大。如陈直的《史记新证》、《汉书新证》，就是运用简帛、石刻、铜器、陶器铭文印证司马迁、班固之记载的真实性与否，取得了较以往单纯以文献证文献的训诂方法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真相大白。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谳书》的公布确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还有许多先秦古籍，其流传情况如何？是否是后人伪造？单从文献上争论不清。出土简帛廓清了诸多迷雾。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等，阜阳双古堆汉墓中的《苍颉篇》、《诗经》、《周易》等，以及郭店楚简中的《老子》三种，《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对证实、辨伪、辑佚、校定典籍意义重大。第二，补史。简帛在补充战国秦汉魏晋史史料之不足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西北简提供了文献所无法比拟的材料。劳干、陈直、陈梦家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尹湾汉简则又提供了汉帝国内郡的行政、军事组织的基本情况，二者相互参照，可以对汉代政治结构有更清楚的了解。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过去只能依据文献进行研究，所知有限。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正因为此，关于汉代的文书研究才成为可能，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才可能出现新的生机。简帛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如除了知道秦律残暴外，具体条文所知甚少；汉律也是如此，如大家根据汉初实际，对黄老政治、施德缓刑的推行有疑义，但亦缺乏证据。历代学者对秦汉律的研究，如程树德的《九朝律考》等也是从文献到文献。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第三，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这一课题的形成可以说是简帛材料出土之后的事。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它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在古医学、科技史、古文字等领域中，简帛所带来的新课题同样不胜枚举。

历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同材料与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新材料能激发新方法的援引，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当然也包括旧材料）得到更高层次上的解释。就战国秦汉魏晋史的研究来说，可以作为信史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简帛的出土，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整体水平提高。但必须看到，二十世纪简帛学所取得的成就，又与二十世纪史学理论、方法的发展与进步不可分离。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被中国史学家接受以后，不仅给简帛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使简帛资料不再局限于一般史实考证的层面上，也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得到更深层次的检验与佐证。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史学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为简帛材料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深信，对简帛材料深层次的挖掘与利用，将随着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也将随着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愈益显得丰富多彩。

对简帛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首先，研究战国秦汉魏晋史不可能离开简帛学，但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必须建立在对二者有充分认识与了解的基础之上。二十世纪在这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学者大体都如此。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科学运用简帛材料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任何根据简帛材料来研究新课题或深化老课题的学者，必须建立在对简帛材料、文献材料、学术史几个方面都十分熟悉的前提下，舍弃或不重视简帛材料显然是错误的，但在没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所有简帛材料都视为新材料，对本来文献材料已经有的东西或不了解，或视而不见，或没有研究清楚，就容易导致研究过程中出现盲人摸象、舍近求远的情况。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在局部问题上，简帛材料也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文献材料，至于改写或重写既往历史，彻底推翻前人观点的地方也不可能俯拾皆是。

其次，在历史学的研究层次上，简帛属于基础史料的范畴，其材料的零散性决定了它的作用主要是证史与补史，要使简帛史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功能，还应充分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特别是要与一定的历史理论、方法相结合。没有一定的科学理论、方法，就无法有效地驾驭、分析史料。因此史学工作者在运用简帛研究具体问题的同时，还应注重根据本学科的具体情况，掌握理论工具，提出新课题，开拓新领域，使简帛材料在更高层次上发挥作用。

最后，要加强简帛学自身的建设。由于材料的分散、资金缺乏与资料保护主义等原因，史学家真正能够看到实物的并不多，材料的公布也因某些原因久拖不决，这都会影响简帛学的研究进展。我们还注意到，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简帛的类型、风格的科学区分，对册书复原、文书分类、文字释读等专业问题的规律性研究还不够，至于索引、词典等基本工具书的编撰也很少；国内在培养简帛学人才的某些方法上甚至落后于国外；兼通简帛学与历史学的复合型人才也并不多，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