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仅次于亚洲的世界第二大洲，是发展中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有53个非洲独立国家的旗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上空飘扬，它在联合国中占有1/3 的选票，比任何地区都多，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和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均来自非洲。但是，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非洲政治局势也呈现了复杂多变的局面。我们应对非洲国家给予更多的关注，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战后的历史，更有助于洞察当前的国际形势。

非洲国家的独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局变化的一个伟大事件。二战结束时，非洲政治地图上只有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3个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其余占非洲总面积 92％的地区仍是英、法、比、葡、西等国家的殖民地。1951年利比亚的独立开始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新高潮，到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和1994年新南非的诞生，标志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后胜利和长达数百年的殖民统治的终结。短短几十年非洲大陆为何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与非洲所处的战后国际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其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开辟了更加现实的道路。二战期间，有数百万非洲人直接参与战争。他们不仅在非洲作战，而且还被派往欧洲和亚洲战场作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战争的经历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民族意识，提高了斗争的艺术。“在他们有机会拿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加以比较之后，他们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任何路线，只要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就准备采取”①。他们成为战后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骨干力量和带头人。

其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整个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对非洲人民的斗争是极大的鼓舞。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亚洲地区的民族独立和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是极大的推动，并为非洲人民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其三，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在战争中被削弱了。战时英、法为了拉拢利用非洲人民，曾许诺在战后给非洲殖民地以自治或独立。但是，战争结束后，老殖民主义者并没有履行诺言。由于它们失去在亚洲的殖民地，便把非洲作为赖以生存的最后一块基地，进一步加强对非洲殖民地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结果激起非洲人民更强烈的反抗，连那些曾对宗主国的议会和政府抱有幻想的民族主义者中的温和派，也纷纷加入到反抗行列。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燃遍整个非洲大陆。在这种形势下，宗主国单靠传统的炮舰政策已无法再维持其殖民统治，不得不采取具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即移交政权。

其四，在战后世界格局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和苏联都曾主张“民族自决原则”，在客观上有助于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战后苏联积极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从70年代开始，这种支持包含了与美国争夺非洲的因素。美国战后奉行全球战略，它在非洲没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②，但为了遏制苏联和制服老殖民主义者，便打着“反殖民主义”、“民族自决”的旗号，走进非洲，日益扩大美国的影响。例如，美国助理国务卿享利·A·拜娄德在1953年10月发表政策声明说，“老殖民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尽快实现“民族自决”③。这无疑对老殖民主义者是一种压力。战后美苏冷战对峙格局，使非洲国家可利用这种矛盾从双方获得支持和援助，以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

其五，战后联合国对非洲问题的处理与战前国际联盟有很大区别，这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联合国对以前在国联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由于二战结束而脱离各敌国的附属领土实行国际托管制度，托管的目的是“按照每个领土的情况及人民的愿望，增进托管领土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的进展，以使他们逐步走向自治或独立的发展”④。到1962年底，非洲的6个托管地先后获得独立，并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中还规定，拥有殖民地的联合国各会员国应“适当考虑各该领土人民的政治愿望和协助他们逐步发展他们的自由政治制度”，承认殖民地居民的利益为至上的原则⑤。这对于殖民地独立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以89票对0票通过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庄严地宣布，立即和彻底废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制度，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无条件或无保留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殖民地的人民，使他们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⑥，从而大大加速了非洲非殖民化的进程。在获得民族独立的50个非洲国家中，至少有40个是通过非暴力方式取得独立的。许多领导非洲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领袖(如恩克鲁玛、桑戈尔、塞古·杜尔、卢蒙巴、博瓦尼、卡翁达等）都是通过建立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政党，发动群众，组织非暴力性质的罢工、示威、抵制和不合作运动，迫使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逐步移交政权，承认殖民地的独立地位。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普遍都继承了原宗主国的政权模式。它们选举制宪会议，颁布宪法，成立议会，建立文官政府，实行共和政体。原英国殖民地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式的多党代议制，但总统权力扩大了，实际上变为总统内阁制；原法国殖民地独立后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政权；也有少数国家独立后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如摩洛哥、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但这些国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莱索托，宪法规定国王是名义上的君主，无实权，首相独揽大权；摩洛哥国王权力较大，既是国家元首、宗教领袖，又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斯威士兰国王权力最大可解散议会，废除宪法，停止政党活动，实行君主专制政体。还有的国家独立初期为君主政体，后发生军事政变，推翻国王，建立共和国，如埃及、利比亚和布隆迪等国。

独立初期，许多非洲国家受宗主国影响普遍实行多党民主制，实际上是新殖民体制遗留下来的，它在非洲缺乏真正的基础，因而显得十分脆弱。不久，就受到非洲国家政治力量的抵制。它们通过各种方式用一党制取代多党制。有的在建国初期只有单一政党，或一党占绝对优势，尔后通过修改宪法，使该党成为国内唯一合法政党，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有的在独立后实行多党制时，存在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反对党，不久执政党兼并或取缔反对党，造成事实上的一党制，然后通过修改宪法，建立法律上的一党制国家，使执政党成为唯一合法政党。例如，肯尼亚在1963年12月独立初期实行多党制，1964年11月，最大的在野党“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并入执政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1969年9月政府不再允许在执政党外建立新的政党，从此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1982年6月，新宪法明确规定肯尼亚为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下的一党制国

家。还有的国家是通过军事政变推翻原政府，建立军政府，终止原多党宪法，解散原有的议会和政党，重新组建单一的执政党，然后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合法化，如贝宁、多哥、卢旺达、刚果等。另一种类型，是从建国初就实行一党制，一直延续下来，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原葡属殖民地国家。

即使在那些独立后一直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其执政党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塞内加尔社会党长期执政，控制着议会和内阁，在议会100个议席中，社会党占82席，民主党仅占18席，另外两个合法政党（独立党和共和运动）均无席位。津巴布韦自1980年独立以来，穆加贝严格遵守独立宪法中规定的独立后头10年不实行一党制的规定，但他积极为10年后创建一党制国家作准备。1987年底，实现了执政党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与最大的在野党非洲人民联盟的合并。这样一来，在议会和内阁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民盟成员，100个议会议席中，民族联盟占93席。还有个别国家如利比亚实行“无政党”政治，取缔一切政党活动。取消法律，代之以《可兰经》；取消各级政府，代之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改共和国为民众国。实际上国家改造后不是消灭了政党，而是消灭了多党制，卡扎菲的统治实际是以他为首的“大众党”的一党统治。

在一党制时期，许多非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从60年代到80年代，非洲国家发生过240多次军事政变，其中成功的 70次，有 11个国家发生过10次以上的军事政变，有20多个国家建立过军政府。贝宁发生过8次政变，成功6次；加纳发生过9次，成功5次；尼日利亚也发生过多次政变，成功6次。据统计，参加1963年非统组织宪章签字的29位非洲国家元首中，有17位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至1989年初，在5l位非洲国家首脑中有22人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从1989年中至1992年，非洲又发生了约30次政变和兵变。导致非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当非洲国家部族或部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发展到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调和时，军事政变也就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特殊方式，而这种矛盾的一再尖锐化，导致军事政变频频发生；其次，非洲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异所形成的利害冲突，往往也导致军事政变，如苏丹、乍得、尼日利亚、索马里等国家南北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三，统治集团贪污腐化，任人唯亲，服务于本集团的狭隘利益，造成国内的两极分化，经济每况愈下，使得各种矛盾不断激

化，引起群众和军队对政府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军事政变。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以及西方大国的插手和施压（美国要把非洲纳入“新世界”轨道，移植西方模式到非洲，成立“促进民主化基金”把经济援助与政治挂钩，支持反对派)，使非洲固有的社会矛盾激化，非洲大陆迅速掀起“多党民主化”浪潮，出现了急剧的政治体制变革。以多党制代替一党制，以民选的文人政府代替军政府，成为这次政治变革的主要内容。从1990年上半年至1994年，几乎所有过去实行一党制的国家纷纷宣布放弃一党统治形式，改行新的竞争式的多党统治形式，许多国家先后举行了首次多党选举和总统选举。它们既包括英语国家，也包括法语、葡语国家；既包括原来宣称走“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据统计，有42个国家进行了多党选举，其中有28个国家成功，建立了多党政府，14个国家失败，政局仍在动荡之中。

在这次浪潮中，大批国家的政权相继更迭，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国家领导人。新上台的领导人有的是经济技术专家，有的来自法律界，他们一般颇受西方赏识。例如，佛得角总统安东尼奥·家泰罗是律师出身，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贝宁总统索格洛是法国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60年代在贝宁财政部担任技术顾问，1979—1988年在世界银行任职。赞比亚总统奇卢巴曾就读于伦敦大学，1966一1990年在一家瑞典跨国公司任会计助理，1974年以来一直担任赞比亚工会大会主席。

在“多党民主化”浪潮冲击下，“非洲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在此之前，曾有24个国家宣布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实际上是非洲的民族社会主义，它有四大派别，即阿拉伯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非洲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刚果劳动党是非洲第一个宣布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执政党，1969年12月成立时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但1990年7月该党中央委员会的公报宣布，它“不再按马列主义的要求领导国家建设”，实行“党政分离”，实行多党制等等。贝宁和埃塞俄比亚都是70年代中期开始自称实行“科学社会主义”，但执政的贝宁人民革命党在国内外压力下，1989年下半年就宣布“放弃”马列主义作为本国的“指导思想”，1990年4月宣布解散。1991年3月克雷库在总统选举中被击败下台，贝宁的社会主义随之宣告结束。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1991年5月被迫辞职，反对派武装攻入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他领导的工人党宣告瓦解，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也就随之而告终。卡翁达是赞比亚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他及其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在1991年10月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败北失权，从而使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影响。塞加内尔、突尼斯、毛里求斯曾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它们为西方大国所容忍，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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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是90年代初非洲民主化中最成功的一例，它是南非人民长期反种族主义斗争的结果。1990年2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解除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等33个政治组织的禁令，释放南非著名黑人领袖曼德拉，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之后，除宪法外，南非政府还陆续废除了所有的有关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和法令。1991年底，南非政府和非国大等19个政党团体举行了首次“民主南非大会”，发表了《意向宣言》，宣布要为建立一个统一、民主、不分种族的新南非而共同努力。1992年，多党制宪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谈判，双方都做了较大的让步，1993年7月2日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决定在1994年4月27日举行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即一人一票选举)，标志着黑人通过过渡委员会第一次得到了政治权力，开始了多种族、多党派管理国家的新局面。1994年3月15日，多党过渡行政委员会批准新南非国旗，新国旗由几何图形的红、白、蓝、黑、绿、黄6种颜色组成，体现了种族和解精神。4月底，在南非大选中，非国大获得胜利，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当选为新南非首任黑人总统。新南非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整个非洲的发展。

世纪之交，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为非洲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随着冷战的终结，美、苏在非洲的竞争减弱了，非洲国家在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逐渐消失。非洲国家通过合作，联合自主解决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作用越来越大，给非洲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

解决内部冲突，实现和平与稳定已成为非洲国家的当务之急。非洲国家吸取冷战时期美、苏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从中渔利的痛苦教训，决心依靠自身力量，联合自主地解决内部冲突。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要求非洲统一组织和其他非洲国家地区性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参与解决非洲国家的内部冲突。从1990年至1994年，非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等组织，在解决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安哥拉、莱索托等国家的内部冲突，促使其和解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非统组织也积极参与解决非洲国家的内部冲突。1993年2月中旬，非统组织部长理事会第57届会议就非洲地区冲突与局势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建立一支泛非维和部队的计划。同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非统组织第29届首脑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建立防止、处理和解决非洲冲突的机制的宣言》。非洲国家越来越强调内部团结，力争在国际事务中以一个声音说话，1999年第35届非统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的《阿尔及尔宣言》就强调这一点。与此同时，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也在加速，90年代后期，非洲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区域组织都积极开展新的活动，有了新的进展。

90年代初的民主化浪潮所带来的剧烈动荡也导致了非洲政治家们的反思。非洲需要民主，但不要进口的西方民主模式；非洲需要法制，保障人权，但不允许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不顾其主权。90年代以来，不少非洲国家在探索“一党主政，多党参与”及“无党政治”等政治模式，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在探索非洲式的道路。如南非新任总统姆贝基提出的“非洲复兴思想”，乌干达的穆塞维尼提出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加纳的罗林斯提出的“新积极主义”政策，都反映了非洲许多国家领导人要通过振兴经济来解决非洲政治稳定的问题。

目前，非洲的政局发展除上述有利因素外，还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

首先，非洲的部族、种族、宗教及地区矛盾依然存在。实行多党制后，各国纷纷成立了许多新的政党，它们大多是以部族、种族、地区和宗教利益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因此使非洲国家的固有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非洲的部族就曾是摈弃多党制，改行一党制的重要原因。现在又对政治民主化进程起制约作用，使政党政治向部族政治转化⑦。同部族矛盾和纠纷一样，边界争端仍然经常成为非洲地区冲突的导因，1998年5月爆发的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冲突就是这样。宗教冲突也是引起非洲政局动荡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90年代以来在北非和西非异常活跃，常导致动荡。宗教功能在非洲有正效应和负效应的两重性，这是一个处理起来难度很大的问题。

其次，军队干预政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90年代以来，许多非洲国家都建立了文官政府。但是，新政府如果不能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或因管理不当导致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社会出现动乱时，军队仍有可能再度干预政治。在利比里亚和塞拉里昂就是如此。

再次，非洲经济的发展是实现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西方国家曾把非洲国家经济不断恶化归罪于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结果，因而，在80年代迫使非洲许多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药方”实行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实际上这种“药方”并没有使非洲经济复苏，反而使非洲失去了发展机会，阻碍了非洲经济发展。造成非洲经济困难的因素很多，除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和经济政策失误等原因外，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极其落后的遗产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如已故黑人非洲史学家罗德尼所强调指出的“殖民主义是使非洲成为不发达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给非洲带来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倒退”。他认为，非洲国家虽已获得独立，但它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还受殖民主义统治遗留下来的恶果的影响，特别是经济方面，依赖西方的投资，围绕西方“世界市场”的需要转动⑧。单一经济结构和畸形的外贸结构也能导致政治问题，影响政局稳定。例如1998年8月刚果（金）发生叛乱，这里是“中非宝库”，经济利益导致9国11方介入该地区的冲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追根到底还是殖民主义遗留的祸根。

总之，二战后非洲政局的发展经历了十分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挫折教育了人民，历史的经验教训会成为宝贵的财富，非洲国家的政治演变并未结束，还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21世纪非洲的发展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但是，是有希望的。

注 释：

①《恩克鲁玛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②美国把美国黑人后裔建立并统治的利比里亚看作它在非洲唯一的属地，但从19世纪起让其形式上独立。

③参见粱成根：《美国与非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④⑤⑥联合国新闻处编：《联合国手册》（第八版），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483页。

⑦参见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5－83页。

⑧参见《殖民统治是非洲不发达的重要原因——黑人非洲史学家w·罗德尼及其著作评析》。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4期，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