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文献加以整理和研究，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学问。而历史文献学作为一个学科　纳入历史科学的体系之中，则不过数十年时间。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对这个学　科的确立，起到过重要作用。回顾他对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若干认识及其实践，对我们今　天探讨新世纪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及发展方向，不无启迪意义。

究校雠学古义　阐述学术渊源流别

张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30岁刚出头时写就的《广校雠略》。顾名思义，书中内　容是推广发扬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自然是一部文献学著作。其自序称：“少　时读书，酷嗜乾嘉诸儒之学，寝馈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猎子史，兼览宋人经说，见书渐　广，始@①然不自慊，泛滥群籍，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以为康成经术，渔仲史裁　，譬诸灵海乔岳，无以益其崇深。两家涂辙虽殊，而所以辨章学术之旨则无不同。”于　是，“温经校史，流览百家，穷日夜不辍，积之十年，始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　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稍能辨其原流，明其体统”。[1](P1)从这段话，可以窥见　张先生的学术趣向。书中形成的若干见解，为其一生所恪守。所以，这部书虽仅10万余　言，却是他一生学术探索的一个坚实的基点。

《广校雠略》凡5卷，分为19论100篇。其中尤可注意者，为以下3论30篇：

其一，“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二篇”。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之际，约分三途，即目录　学、版本学、校勘学。张先生上承郑樵、章学诚、朱一新的见解，主三者之合，其首篇　《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之事》论述说：“校雠之事，始于周宣王时宋大夫正考父校商名　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秦火之后，书尤残缺，汉成帝时诏刘向等校书秘阁　，此业乃称专门。校雠之名，亦自刘向定之，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　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是也。向每校一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　其讹谬，随竟奏上。后又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目录解题之始。向校书时，　广储副本，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　有所谓臣某书，博求诸本，用以雠正一书，盖即后世致详板本之意。观向所为《战国策　叙录》云：‘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然则向校雠时，留心文字讹　误之是正，盖即后世校勘之权舆。由此论之，目录、板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但举　校雠，自足该之。语其大用，固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次篇《目录学名义之非》论　述清代以目录自雄之士，“校其所至，上者但能校勘文字异同，审辨板片早晚耳，盖已　邻于书贾之所为，难与语乎辨章学术之大。”在引述章学诚、全祖望的有关论述后，张　先生发出如下议论：“夷考世俗受病之由，盖原于名之不正耳。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　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　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敢取目录立名，最为能　见其大。”

张先生关于目录版本校勘不必独自称“学”的观点，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　一点并不重要。他称举校雠的大名，旨在强调三者的联系，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目标。这一学术宗旨，是大家都认同的。他关于文献学的若干理论建树，便是他上　推校雠古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辨成果。

其二，“著述体例论十篇”。跟一般的著述体例介绍不同，张先生论著述体例，旨在　对诸类典籍作推本潮源的探讨。只看10篇标题，便一目了然。如“古人志在用世不得已　而后著述”、“古代著述皆可目为史料”、“拟古著书之始”、“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　别”、“编述体例”、“太史公书为编述之正体”、“钞纂之书日盛而后著述日衰”、　“官修之书无关著述”、“施教之书与著述异体”，涉及到大量古书的起源及其流别，　他在博览群书后，自出机杼，加以论断。这里，仅举《著作编述钞纂三者之别》一篇为　例。张先生发挥王充《论衡·对作篇》中的群书区分法，认为“载籍极博，无逾三门：　盖有著作，有编述，有钞纂，三者体制不同，而为用亦异。名世间出，智察幽隐，记彼　先知，以诱后觉，此之谓著作；前有所因，自为义例，熔铸众说，归一家言，此之谓编　述；若夫钞纂之役，则惟比叙旧事，综录异闻，或订其讹，或匡其失，校之二科，又其　次也。”以先秦两汉著述而论，《五经》前无古人，可谓著作；《史记》《汉书》前有　所因，而在熔铸剪裁后成为一家之言，可谓编述；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则在比　叙旧事、综录异闻之类，属钞纂之书。

对群书作了这样的区分，张先生认为可以使读者知道学术之深浅，意义不小。“试循　时代以求之，则汉以上之书，著作为多。由汉至隋，则编述胜。唐以下雕板术兴，朝成　一书，莫登诸板，于是类书说部，充栋汗牛，尽天下皆钞纂之编。昔人每教学者多读唐　以前书，非贵远贱近，蹈人情之通患而不知返也，诚以先唐之书，多关作述，犹少空言　。唐以下杂钞日广，语皆枝叶。本末先后高下浅深之分，学者所宜详辨也。”[1](P8-9　)

其三，“汉唐宋清学术论十八篇”。张先生强调校雠学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因而他的目光便不仅仅停留在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私目录上，ｙíｎ@②ｙ　íｎ@②于版本早晚，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而是集中精力，把握学术发展趋势，明辨　各类著述的脉络源流。“汉唐宋清学术论”在诸论中，篇幅最长。从辨章学术始于太史　公、郑玄校注群经实寓辨章学术之意、经师家法亡于东汉、唐初诸儒论学有不同于后世　者、唐代史学实有承先启后之功、昌黎韩氏实开两宋学风、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之故　、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宋人经说不可尽废、宋世私门校书之盛，到清代兴起　之师、乾嘉诸儒囿于治经之弊、乾嘉诸儒著述非初学所能读、道咸以下清学渐衰、道咸　以下学者依附乾嘉之弊与模拟著书之非、群经新疏未必尽善、专精与博通之辨，各个专　题，皆一一扼要论述。可以说，这实际上是一部提纲挈领的文献学史。从汉至清两千年　中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状况，都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角度，举列在这里了。张先生　首正校雠之名，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

另外70篇，为著述标题论8篇，作者姓字标题论5篇，补题作者姓字论4篇，援引古书标　题论8篇，序书体例论5篇，注书流别论2篇，书籍传布论2篇，书籍散亡论2篇，簿录体　例论4篇，部类分合论7篇，书籍必须校勘论2篇，校书非易事论4篇，校书方法论6篇，　清代校勘家得失论3篇，审定伪书论3篇，搜辑佚书论5篇。单从篇目，已足见内容之丰　富。

对《广校雠略》中的见解与内容，张先生后来又有所发挥与扩展。为了指导后辈校读　古籍，他在50岁时写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一书。全书分为通论、分论、附论三部　分。由于分论的篇幅较多，又分为上下，共成四编。第一编，通论校读古书的基本条件　，从识字谈起，以至辨识版本诸问题。第二编分论上，专谈校书，涉及到校勘的必要性　、校书的依据和方法等文献学理论问题。第三编分论下，专谈读书方面的问题，论述了　古人写作中的一般现象和古人著述体要，提出了阅读全史的重要性和具体读法，归纳了　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第四编，附论有关辨伪和辑佚方面的问题。全书写作的初衷虽只　是普及文献学知识，但持论谨严，内容丰富，在文献学理论的研究上有所发展。如论辑　佚书，首先从书籍本身的产生、发展、变化，从社会的变迁分析古书散佚的原因，然后　阐述辑佚作品的展开和取材的依据，并归纳出五条途径和方法，即取之唐宋类书，以辑　群书；取之子史及汉人笺注，以辑周秦古书；取之唐人义疏，以辑汉魏经师遗说；取之　诸史及总集(如《文苑英华》之类)，以辑历代遗文；取之一切经音义(以慧琳《音义》　为大宗)，以辑小学训诂书。张先生还从过去学者在辑佚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漏、滥、误　、陋等)，指出读者在阅读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告诫初学者：“至于自己动手搜辑佚书　，更是学问成熟以后的事。因为读书不多，见闻不广，虽对这方面有兴趣，但难免挂一　漏万。加以这种工作，做起来很费时间，耽误了读书的岁月，尤为可惜。初学似不必在　这里面投下太多的劳动，等到业务基础打好以后，再谈此事，比较容易着手。”[2](P3　10)

书中此类见解甚多，以致顾颉刚先生称赞此书“纲举目张，显微索隐，为初学引导正　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3](P405)

赋文献学新意　建构学科理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先生恰　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1979年，他与学界同行在桂林发起，成立“中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被推举为会长。1980年，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他随之被评为全　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导师。客观形势催促着他继续思索，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　设提出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不久，他就完成了学科建设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　。这部书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方面：

一、确定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在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其书者，为郑鹤声、郑鹤春先生的《中国文献学概要　》。他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　述之，故曰文献学。”[4](P1)从全书内容看，涉及的是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和真正　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段距离。60年代，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主要是目录、　版本、校勘的知识介绍。张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开宗明义，就是确定文献学的范　围和任务。他从“文献”原来的含义和范围出发，认为文献应该是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　。“至于地下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牙齿，那是古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在某一墓葬　中出土了大批没有文字的陶器、铜器、漆器等实物，有必要考明其形制、时代和手工艺　的发展情况，那是古器物学的研究范围。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职志，和文献学自然是有　区别的。”进而，他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　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　、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是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我们今天，自然要很　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　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　、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　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　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

在提出基本要求和任务后，张先生认为这还不够，应该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总　结性的著作来。“只要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怀大志，朝着一　个宏伟目标而努力不懈，不仅大有出息，而且可以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5](P3-4　)

二、总结前人整理文献的经验和业绩

书中，用四编介绍古代文献的基本情况，以及整理古代文献的基础知识——版本、校　勘、目录。虽然他人书中也有同样的内容，但张先生写得简明扼要，很有特色。他还概　括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像抄写、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归纳前人整　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像修通史、纂方志、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重点介绍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通过他们的事迹来体　现文献学的丰富内容。从汉至清，他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　诚、纪昀等人的成就。比如郑玄，张先生认为历来把郑玄看成是一位经学家，是汉代经　学的集大成者，这是不够的；他认为郑玄所整理、注释的书，不限于六艺经传，也还注　《纬》，注《律》，可算是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做了极其广泛而又深入的工作。“经　学”二字，本不足以范围他。又如唐代陆德明，他在校理群书的基础上，对厘析异同，　审定高下，取得很大成绩，其巨著《经典释文》是涉览几百家音义专著、取长补短而写　成，它不仅是考证旧音的渊薮，而且保存古文异体，使经传起源、传授本末、注家姓名　、音义述造，一一详叙。“《经典释文》的《序录》部分，乃是全书的纲领，寓有‘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微意。”[5](P250)

对于清代考证学家整理文献的业绩，张先生也从语言文字、经传、史实、周秦诸子四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使读者对于清人的业绩，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对近代学者，他　肯定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人，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皆列举大量的事实，使人心悦　诚服。这些，都是以介绍前人业绩的形式，示人以整理文献从入之途。

三、提出今后整理文献的重要工作

对于整理历史文献，张先生认为，不是单纯地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　，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　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集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　任。”[5](P343)比较迫切的任务，他认为有4项，即甄录古代遗文、改造二十四史、整　理地方志书、融贯诸子百家。

所谓甄录古代遗文，就是对流传至今的典籍，要详辨其真伪。真伪可以分开的，应重　新写定，加以整理。如《尚书》，只应把确切的28篇汇编在一起。古书中还有一些专门　性的单篇文字，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说明书《禹贡》在《尚书》内，专谈科技制造　的《考工记》在《周礼》内，记载时令气候的《夏小正》在《大戴礼记》内，诸如此类　的文字，非常宝贵，“自可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述。”[5](P345)

所谓改造二十四史，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首先宜将后人附加的话，以及　错简、衍文、注语窜入正文等不符合原文的现象，加以改正删订，重新写定。”“其次　，便是整理旧注的问题。”[5](P348-349)要对旧注有所损益，同时旧注还有个排列的　形式问题。此外，对于世称“芜杂”的《宋史》，要有改修气魄。

所谓整理地方志书，意思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方志名目繁多，而其中的“州县　志”，记载比较详尽，内容比较丰富，可供采摭的资料很多。“整理方志，必须首先在　这方面多下功夫。”其次，一些正史中不详的社会制度、礼俗习尚、民生利病资料，尤　其是少数民族的史实，应“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材料，分类撮录，然后纂辑成书，写出　一部可供采摭的史料丛编。替撰述理想中的中国通史提供素材，作出贡献。”[5](P355　-356)

所谓融贯诸子百家，是指对周秦诸子加以研究，“找出他们对某一问题的共同认识，　由此考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所起的作用。”[5](P357)对于两汉以后的子书　、文集、笔记，区别其高下浅深，“假如我们能就历代文集中甄录出许多有价值的政治　论文，都为一集，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　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对明清文集，“假如我们能分类辑录　，也可编出一些专门性的《丛钞》，如前人所辑《经义丛钞》之类，这自然是极有意义　的工作。”[5](P359-360)此外，对诸种笔记，也要有所甄别，凡是“朴学功深，富有　价值的，自当进行综合整理。”[5](P361)

除了专著，张先生晚年有若干篇文章，都对8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出了　通达的见解，其中有不少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这也属于他建构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具体工　作。他的最基本的主张，是强调整理古籍不单是标点注释校勘，而应该包括研究成果、　总结性论著，整理古籍的方法与门径应包括论著、编述、注释、钞纂四个方面。[3](P1　32-134)一句话，古籍整理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以使整理工作达到更高的水平。

80年代初期，张先生还选编过一部《文献学论著辑要》，旁搜博求古人近人文献学专　论凡120目。其自序中指出：“整理文献，必先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　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原流，明其体统，然后能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　勘、目录、辑佚、避讳诸端，皆当洞达其理，庶几有着力处。若于此类全无所知，遽谈　古籍整理，将见其昏昏冥冥，不解何从下手也。”[6](P1)《辑要》之作，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古籍整理工作者“何从下手”的困难。

倾数十年心血　撰作文献研究名篇

张舜徽先生不仅长期探讨文献学理论，而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文献学观点，在整　理研究历史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术界贡献了若干文献研究的佳作。大体说来，　偏重于对文献本身加以整理研究者有以下几个类别。

一、通释类

在目录类著作中，《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　先生对二书皆作了逐句笺释工作。于前者为《通释》，于后者为《提要叙讲疏》。

《汉书艺文志通释》是在早年《释例》的基础上写成的。张先生自少爱读《汉书·艺　文志》，常置案头，时加笺记，欲疏证全书。至晚年重温是书，复有笺记，于是加以整　理，成《通释》一书。这是一部“循文通释”的疏证之作，“凡前人之说有可取者，悉　甄采之，句读之有误者正之，史证之偶疏者补之，亦间附论说以评断之。”[7](P1)如　《六艺略》一开头，就对通常的标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提出异议　，认为“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做了一番论证后，又推寻“　经”的本义，认为“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　”[7](P10)随之又解说“经十二篇”的篇名与内容、汉代《易》学的传授情况、“施、　孟、梁丘三家”的盛衰。这种立足于史实而有见识的疏证，与一般的文字疏通不可同日　而语，对读者掌握学术的变迁大有裨益。

《四库提要叙讲疏》是在课堂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其自序称：“往余为大学文科讲　授‘国学概论’，即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四十八篇为教本。昔张之洞《ｙóｕ@　③轩语》教学者曰：‘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则以为　此四十八篇者，又门径中之门径也。苟能熟习而详绎之，则于群经传注之流别，诸史体　例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衍，释道之演变原委，悉了然于心，于是博治载籍，自不迷于　趣向矣。因与及门讲论而疏通证明之。首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次采史传及前人旧　说藉资说明，末乃附以愚虑所及而讨论之……迨讲毕，始自录所言，述为《讲疏》。”　[8](P1643)《讲疏》不是一般的文字注释，而以发表见解为主。如《提要》首句：“经　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讲疏》云：“此昔人尊　经崇孔子之说也。自司马迁以来，儒者莫不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　》。然无征于《论语》，复不见于孟、荀，秦火以前，无此说也。《论语》为孔门所记　，于其师一言一行，乃至饮食衣服之微，喜乐哀戚之感，无所不记。使果有删定之弘业　，何其弟子无一语及之?史迁尝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　，然《管子》中已云‘泽其四经’，可知以《诗》、《书》、《礼》、《乐》为教者，　不自孔子始。此四经者，皆旧典也。孔子特取旧典为及门讲习之，所谓‘述而不作’也　。善夫龚自珍之言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　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必具此识，而后可以不为俗说所惑。盖自汉世罢黜百家，独　崇儒术，言及六籍，必推尊孔子所删定，此犹言易卦者，必托名于伏羲；言本草者，必　托名于神农；言医经者，必托名于黄帝；言礼制者，必托名于周公；莫不高远其所从来　，以自取重于世，后先相师，如出一辙，学者可明辨之。”[8](P1648-1649)这样的疏　释，明显是在做学术源流的考辨工作。

二、叙录类

叙录类的代表作是《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的文集甚多，张先生30多年中所寓目者，　便有1100余家。不用说，数量如此之多的文集，不是一般人所能读到，即使能够读到，　也不一定抓得住要领、理得出头绪来。张先生有感于刘向校书时写作叙录的深意，每一　文集读毕，便考订作者行事，记录书中要旨，推究其论证得失，核定其学识深浅，各为　叙录一篇，欲附以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的兴替。最后，他从写出的670多篇　叙录中，选出价值较高的600家，汇为《清人文集别录》24卷。这600家文集以儒林、文　苑中人物为多，大抵清人在碑传志状、刻书序跋、金石跋文以及诂经、证史、议礼、明　制、考文、审音、诠释名物等方面有价值的文集，都收罗进来了。而于诸家考证之语，　凡论断审密，确有发前人所未发者，皆特为拈出，着意介绍。全书的编排，略依时世先　后，系联而下，其有家学、师承或友朋讲习之益者，务令比叙，以见授受濡渐之迹。可　以说，这是一部罕见的汇集清人文集精华的提要性质的佳作。以至出版后，受到学术界　的交口称赞。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评价此书与《广校雠略》时说：“先生所作诸书，　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ｙóｕ@③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　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　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3](P406)张先生另有一部《清人笔记条辨　》，可算是叙录的变体。清人的笔记，虽不及文集之多，张先生几十年中所寓目者，也　有300多家。若无别择去取，则榛芜不翦、靡所取材。于是，张先生对那些专载朝章礼　制、但记掌故旧闻、讲求身心修养、阐扬男女德行、谈说狐怪、称述因果等等之类的笔　记皆屏不取，而对一些学涉专门、宜有专书以集其成的亦所不取。经过这样的筛选，最　后收书100家，分为10卷，略依时世先后而编排。每家皆先述其生平，而后言其著述。　因笔记体裁与文集有别，张先生所做工作，也与《别录》有些差异，即“择其义之可采　者，分条件系，加以考辨，亦有综述而论列之者。”[9](P1)书中所录百家笔记之言，　有辨章学术者，有考论经术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正文字音义者，有品定文艺高　下者，有阐述养生方术者，得失互见，多可商榷。为平亭是非，张先生“凡遇精义美言　，则为之引伸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9](P2)对清人笔记的这种条　辨形式，可以说是“叙录”的一种创造性运用。

三、校注训诂类

对于基本典籍，张先生用功尤深。阅读过程中，做了不少校注和训诂工作。比较系统　的成果，收载在《旧学辑存》中的，计有11种，即《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尔　雅释亲答问》、《小尔雅补释》、《急就篇疏记》、《异语疏证》、《释疾》、《字义　反训集证》、《两戴礼记札疏》、《读书笺释之余》、《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　、《中论注》。其中，《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为校勘之佳作，《异语疏证》、《　两戴礼记札疏》为注释之佳作，《释疾》、《字义反训集证》则是汇集相关资料后加以　注释的名篇。

《周秦道论发微》一书中，收有《老子疏证》、《管子四篇疏证》、《太史公论六家　要指述义》三文，篇幅占了全书一大半。这些疏证之作，本身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她　们主要还是为“道论”作注脚，是为正文服务的。这种疏证，显然有别于一般注释。

四、纂辑类

将相关联的资料汇集到一起，可省却读者不少翻检之劳。张先生在治学历程中，善用　纂辑之法，留下不少纂辑之作，计有《声论集要》、《经传诸子语选》、《清儒论学语　录》、《清儒论学文选》等10来种。尤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为《声论集要》，收载于《旧学辑存》中册。张先生自少好治文字、声韵、训诂之　学，读刘熙《释名》，恍然有悟于声训之理，至精至确。后涉览300年来儒先著述，发　现已多先己而言之者，于是从戴震至黄侃、钱玄同20人著述中，撮录精语，成《声论集　要》一卷。亦间述已意附于其尾，以见昔贤所论，固无二致。

二为《郑雅》，收载于《郑学丛著》。张先生治毛郑《诗》，喜陈澧《毛传义类》，　隐括有条例，与《尔雅》相表里。效其体，成《郑笺义类》，后治《三礼》，钻研郑注　，仍斯例为《三礼郑注义类》。复博采郑氏群经佚注之可考者，裒录为《郑氏佚注义类　》。后合此数种，成《郑雅》19篇。《郑雅》体例，一仿《尔雅》，将郑玄注解汇编，　使“北海精诣，粲然大备”。张先生在序中对素志克酬，喜不自禁，称“此编训诂名物　之繁赜，倍蓰于《毛传》、《尔雅》、《说文》。苟能贯通郑学，则群经莫不迎刃而解　。斯一编也，不第六艺之钤键，抑亦考古之渊薮也。”[10](P198)

三为《周秦诸子政论类要》，收载于《旧学辑存》中册。张先生博考前史，深服历代　大政治家之所施为，以其雄伟之气魄，毅然任天下之重，坚于自信，不以世俗毁誉动其　心；刚断果毅，卓然有以自见于当时而永传于后世。若霍光、诸葛亮、王猛、魏徵、王　安石、张居正之侪，治国处事，无不具有法家精神。实皆自周秦法家书中取得政治理论　以自敦厉者。法家职志，以富强国家为已任，管、商其中之尤魁杰者耳。周秦诸子书中　言富强之术者多，有以功业自白于世者，有以言论垂之久远者，皆坐言而可起行，宜其　为后世政治家所服膺而不欲斯须舍弃。遂用前代录要之法，成《周秦诸子论政类要》三　编。上编为《周秦诸子政论之总精神》，中编为《周秦诸子论法》，下编为《周秦诸子　论政》。每编之下，又各立8至10个小题以相统括。于是周秦诸子之言治道者，精义名　言，多在其中。

以上几种纂辑之作，实际上已经将钞书和著述合为一体。中有所主，非一般泛滥无归　的比辑纂录之编可比。

从张舜徽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及其实践，我们不难体会到，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围　是极其广阔的。在任何一个领域沉潜书卷，伏案数十载，都可取得世人注目的成就。即　使是在传统的研究领域，用传统的著述方式，也可以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他格外重视　文献学工作者的胸襟和视野，早年谈校雠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鹄的，晚年　谈文献学，强调要做总结性的工作。他的不少具体论述，或许有着缺陷，但他坚持“中　有所主”，从大处、高处着眼，把文献整理与研究看成一种创造性劳动，终于在所有他　钻研的课题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对于后辈文献学工作者来说，张舜徽先生的治学途径值　得借鉴，他的历史文献学理论及其实践也应成为人们继续前行的一个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