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讨厌斯大林，却对斯大林主义情有独锺；捍卫斯大林主义，其实就是捍卫毛坚持实行的“阶级斗争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毛会如此地怒不可遏。这样就不难理解，毛为何要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斗得你死我活。这从他与苏共领导人的对话也看得出来。1965年中苏论战刚降下帷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访问越南的机会路过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下述对话中“柯”代表柯西金，“毛”代表毛泽东）：

柯：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好好谈谈呢？

毛：你们说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叫做教条主义，只是你们把马列主义分成两半，把自己叫做教条主义，把我们叫做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列宁就是这样做的。

毛：......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915－916）……第一是“教条主义者”，第二是“好战分子”，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全世界都骂我们这两条。（916）

2.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蜜月期”

尽管毛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之举极为不满，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笑脸相迎、握手言欢；正是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一段“蜜月期”。当然在“蜜月”的背后是双方十足的机会主义态度——因为彼此还需要利用对方，就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搁在一边。按照吴冷西的官式说法，赫鲁晓夫上台后想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于是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点（6）；而中共则为了苏联政局的稳定而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后来常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总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以稳定为好。多次支持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照顾大局的考虑。”（94）

其实，吴的书还透露了中共不便明说的真实意图。当时毛及中共正热衷于到国际共运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956年国际共运中风云突起，为毛及中共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恰在这个时刻，赫鲁晓夫驾驭国际共运时却有些力不从心。波兰、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说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铁桶般的社会主义阵营已出现裂痕，这个阵营内部的离心力正在滋长，而赫鲁晓夫却缺乏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他后来曾多次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95）。正当赫鲁晓夫曲意拉拢中共领导人时，中共领导人也恰好想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双方一拍即合。在这种背景下，毛一再称赞赫鲁晓夫，说他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有点实用主义”。

1956年波兰发生了起义，苏共倍感棘手，于是邀请中共参加波苏两党的会谈，商议按照《华沙条约》对波兰出兵的问题。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商量，会后毛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到卧室，自己穿著睡衣出场宣布：“如果对波兰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冷西的描述是，当时苏联大使直紧张出汗，连说“是、是”。（40）接著毛又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前往莫斯科为苏波双方“劝和”。“此后，差不多每天晚上，政治局常委都在毛主席家里开会，研究我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商量我党代表团与苏波代表团会谈中出现的问题。”（45）苏联最后未出兵，波兰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曾对中共表示感谢，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46） 10年后毛泽东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当时苏联没有向波兰出兵是因为中共表态产生了影响。这次“劝和”的另一收获是，苏联同意发表一个声明，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今后要根据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5]就这样中共正式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继“波兰事件”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是毛及中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演出的又一个好机会。当时苏共原打算把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出，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苏联，中共警告苏共，这样作要犯历史性错误。当刘少奇等回国时赫鲁晓夫前去送行，他与刘少奇同车赴机场并在车上告诉刘，中苏两党会谈后苏共中央开了一夜会，决定苏军继续留在匈牙利。

赫鲁晓夫给了毛泽东及中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表演的机会，毛及中共自然也会投桃报李。赫鲁晓夫把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时，毛泽东及中共虽对此做法有看法，但以这是苏共内部的事为由闭口不言，仍然竭力支持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则以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作为报答。

1957年12月毛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及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这是毛和中共在国际共运史中最得意的时刻，也是中苏“蜜月期”的高潮。“这次毛主席访问苏联，与1949年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威望迅速上升。特别是因为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接著又爆发了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在这浪潮中，中国党俨然中流砥柱，……从发表『论无产阶级政治的历史经验』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毛主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访问苏联的”。（93－94）在大会上毛作了3次发言，会议期间不停地穿梭外交，表现出十足的“明星”丰采。

在这次会议期间苏中两党俨然并肩成了国际共运的共同领袖。最让毛泽东得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131）。毛对赫鲁晓夫的回报是，在国际共运家族中率先提出要以苏联为首，其实那时正是毛在中共党内高层指责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的时候。为了得到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毛并不在乎与“修正主义者”相互提携。那次会上，双方确实合作得亲密无间，毛与赫鲁晓夫商定，由中共出3人、苏共出3人，双方包办会议共同宣言的起草等事宜（100），全然不考虑还要不要尊重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原则。

但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以苏联为首”，波兰、南斯拉夫等执政党均表示反对。波兰的哥穆尔卡既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赞成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组织类似“第三国际”那样的机构，甚至连各国共同出一个刊物都不赞成。（103）然而，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再三对这些国家做工作，要他们认同他提出的“要苏联为首”的主张。毛解释说，提出“以苏联为首”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情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互相合作。

3.毛泽东及中共开始挑战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

但赫鲁晓夫与毛之间的“蜜月期”毕竟是短暂的，彼此对对方的态度很快都发生了变化。对赫鲁晓夫来说，在国际共运这个舞台上，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前毛泽东及中共的利用价值最大，此后赫鲁晓夫虽然为了保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势而不会与中共过不去，但他也不可能再给毛及中共更多的好处了；而走上了国际共运舞台的中共领导人却雄心勃勃，得寸进尺，急于充当真正的“国际领袖”，在赫鲁晓夫面前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实际上毛及中共并不是真心要让“苏联为首”，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只是个为其实用主义目的服务的集团，毛的意图是让苏联充当反帝和与美国对抗的“老大”，这就是毛1957年力主在“莫斯科宣言”中写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因。这种强硬的反帝立场当时便遭到波兰等国的激烈抵制。正因为毛坚持对美国的这种立场，导致他极度反感赫鲁晓夫提出的“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建设三无世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新外交思维。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曾有如下回忆：“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六十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有对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吴旭君引用了毛私下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真心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著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子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6]所以，毛领导下的中国始终不肯加入“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问题闹翻后，罗马尼亚党代表团前往北京斡旋，并提出要中国加入“经互会”，中国方面始终回避这一提议。

杨奎松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确实比斯大林谦虚得多，也小心得多。……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7]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8]他指出：“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份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虚。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像的。”[9]

从毛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实用主义立场来看，赫鲁晓夫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较低的姿态，这只不过是双方实力变化的结果，不但不值得尊重，反而可以把赫鲁晓夫的温和谦虚视为软弱可欺。毛泽东在1960年的北戴河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蔑视地把赫鲁晓夫称为“银样蜡枪头”。（168）毛及中共其他领导人过去在斯大林面前从来不敢公开挑战，现在终于找到了挑战对象。虽然中共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个大执政党，但斯大林在世时毛即使有再大的野心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赫鲁晓夫给了毛及中共登台演出的机会之后，毛及其他中共领导人“食髓知味”，看到了争当领袖的种种“良机”，自然就不会再安分下去了。

“中苏翻脸”发生在大跃进全面摧毁了国民经济之后，全国百姓嗷嗷待粮，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可那时中共领导人真正热衷的却不是救国民于水火；相反，毛泽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花了大量时间去开会反覆讨论几篇批判苏共的文章，逐词逐句反覆推敲，甚至直接代替“秀才班子”干起了耍嘴皮子、摇笔杆子之类的工作。为什么舞文弄墨会成为政治局和中共领导人的“头等大事”呢？他们并不是故意不干正事，而是在舞文弄墨的背后有大图谋——为毛泽东争国际共运的“精神教父”地位。在中共高层看来，这比国计民生重要得多。

自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铁托号召把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之后，毛及其同事们立即意识到社会主义政权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机会。既然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主流“出了修正主义”，毛及中共通过高举斯大林主义的旗帜就有可能代替斯大林而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和“精神教父”，那样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将达到顶峰。正如吴冷西所说，中共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2篇文章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93－94）这种“巨大的影响”和“引人注目”感正是当时毛及其同事们的动力，因此他们才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舞文弄墨，“悠悠万事，唯此为大”。1960年参加81党莫斯科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回国后曾踌躇满志地表示：现在看来，苏共这样一个大党，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种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言论、行动在全世界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中国党站出来说话，任何其他党都不可能起阻挡它的作用。（443）苏共“22大”之后，邓在中央工作会议（7,000人大会）上又说，现在全世界确实只有中国这个大党能够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高度自信和对赫鲁晓夫的轻蔑之心支配下，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开始当面挑战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赫鲁晓夫1959年访华期间参加了中国的国庆10周年招待会，招待会期间，陈毅、彭真、周恩来轮番出场主动找赫鲁晓夫辩论，陈毅更是摆出一介武夫的形像。（224－226）而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却始终站在一边幸灾乐祸。杨奎松指出：“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空前严重的争吵。……赫鲁晓夫刚回到西伯利亚就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党的言论，其中甚至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十分明显，1959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争吵，已经从根本上恶化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10]

4.中苏摩擦日益加剧

当然，毛很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和中共如要在社会主义阵营当实实在在的老大，份量远远不够。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曾就“提苏联为首”这一说法解释道：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连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为首就很困难了。而苏联共产党有40多年的经验，是经验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113）

此后不久，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其目的之一是用非常手段在经济上赶超苏联，从而增强其国际共运领袖地位的经济实力。赫鲁晓夫对毛这个自鸣得意的荒唐决策从一开始就不表支持。后来大跃进直接导致全国经济几近崩溃，农村人口饿死数千万，这样的瞎折腾事件招致赫鲁晓夫的批评。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的波兹南市赫鲁晓夫就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做法。（204）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说：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281）大跃进的后果证明，赫鲁晓夫的这些批评其实并无偏差，这让毛脸面尽失，他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更加强烈了。

国内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不但没有减少毛的争雄之心，反而激起他的好斗意志；经济政策不成功，毛就在其他方面出击，这使中国与苏联进一步发生摩擦。赫鲁晓夫虽对毛这个“好战分子”有所了解，但他仍想拉著中国一起推行他的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和平计划”。为此，他曾向毛及中共通报苏联的国际关系政策。例如，苏联大使曾受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向中共领导人介绍过苏联政府对中东危机的态度等。1960年，在苏联参加英、美、法、苏四国会议之前，赫鲁晓夫呼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要形成共识；9月访问美国后他又在12月的匈牙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要“对表”。

尽管中共表示要“以苏联为首”，中苏两国之间还有“互助同盟条约”（依照此条约，一方卷入涉外冲突时另一方有义务参与），但毛泽东及中共处理涉外事务时依然我行我素。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突然下令炮击金门、马祖，台湾海峡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不但美国茫然不知所措，中共对苏联也事先未打招呼。赫鲁晓夫急忙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北京询问毛泽东到底要干什么，毛则轻率地表示，他只是想摸摸美国人的底。吴冷西在书中提到，赫鲁晓夫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讲话中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中共竟想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的稳定性。（220）

1959年8月27日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此事导致中苏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不相信印度是侵略者，未支持中国，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9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遗憾”。赫鲁晓夫更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共放走达赖喇嘛，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某邦的竞选中失败，使印度领导人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250）中共当然无法忍受这种批评。陈毅曾指著赫鲁晓夫说：你们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为什么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冲突，分明是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挑衅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支持资本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224）周恩来在1960年7月14日至16日的北戴河会议批评苏联“不惜牺牲盟友利益来讨好民族资产阶级”，指责赫鲁晓夫在西藏叛乱问题、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中国与印尼的关系问题上不为中国说话。

据吴冷西回忆：从1958年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对中国进行影射攻击。1958年12月21日，赫鲁晓夫在与一位美国参议员会谈时，攻击了中国；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报告中又不指名地影射中国，因此开始了不指名攻击的恶劣先例，也开创了在兄弟党之间，由一个党的总书记公开地、不指名地批评另一个党的恶劣先例（191）；1960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和毛泽东”（250），赫鲁晓夫酒后吐真言，大发脾气说：“有人要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过去，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251－252）

5.责难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中共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十分不满。吴冷西举了3个实例：“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643），1958年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向中国国防部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利苏联的核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时提出，赫鲁晓夫希望中国考虑与苏联一起建立一个联合舰队（158），毛毫不客气地告诉尤金，看来你们是想控制我们（160）；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后，苏联曾先后建议派导弹部队和空军驻扎到福建前线（181－182）。其实，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中共就已经背地里指责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了：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先“不与各国党商量”（6），就是中共难以接受的，而且中共直到该报告被波兰共产党泄漏出去、《纽约时报》全文刊登时才见到书面文本；毛泽东、邓小平等在一起开会聊天时，认为在这件事上十分没面子，立即就联想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后来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说，“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35）

当时的官方认知是，两国间分歧的“实质问题是控制与反控制间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以后，看到中国威信上升，自认为对他是一个『威胁』，于是采取步骤，试图控制中国（首先在军事上）。……俄罗斯大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的阴谋在进行”。（173）这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毛对国际环境的看法。赫鲁晓夫1959年9月为改善苏美关系而访美，动身前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决定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中共高层从中引出了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没有得逞之后，就想依靠美国来解决世界问题，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229），甚至可能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208）。1960年5月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时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分析是“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271）。周恩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也这样指责赫鲁晓夫，“他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公开反对中国”（330）。始终坚持毛泽东当时观点的吴冷西甚至把苏联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也解释为：“赫鲁晓夫在控制中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的愤懑情绪，对中国的强烈不满，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191）

三、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1.毛、刘、邓在“中苏大论战”中的角色

吴冷西的回忆录表明，在整个“中苏大论战”中，毛泽东是主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则是几员冲锋陷阵的大将，整个领导群完全步调一致，无论是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都没有任何不同意见。所以，很难把这场大论战以及随后出现的中苏对立归咎为毛泽东的个人责任。

当然，论战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导的。他经常处于情感和理智双重兴奋状态，甚至不分昼夜地指导批苏文章的具体细节，连政治局常委会也挪到他的卧室去开。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开始后，毛曾指示说：由于苏联《真理报》发表的“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我们的批评也要指名道性；豺狼当道，焉问服理；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其他的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638） 1964年毛在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提到：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主要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733）

在这场论战中决策层的另一个关键性辅助人物是刘少奇。通常，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刘少奇就主持常委会，发动对其他共产党的公开论战，发表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是刘少奇主持下决定的。1964年元旦后中共发表了“六评”，这时苏方希望双方能停止论战。在刘少奇在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要全面地批判修正主义。要在理论上打垮它，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批判。......我们要象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当然，在追的过程中也有间歇，打打停停。（661－662）

邓小平也是这场论战的先锋人物，他多次代表中共与苏共会谈[11]；同时，他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基本上被毛泽东当作反修斗争的工作机构。吴冷西说，论战工作是在“小平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点”（662）进行的。但已出版的研究邓小平的文著却鲜有提及邓小平在这场论战中的作用和形像。

2.与苏联翻脸争到了什么？

现在来回顾这场“中苏大论战”，究竟双方所争为何？从吴冷西的书可以看出，中苏之争既有意识形态之争，也有领袖地位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虽然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不满，但这不是争端的起源；还在赫鲁晓夫竭力拉拢中共、两国关系尚处在“蜜月期”之时，毛泽东及中共就先发制人地就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开始了对苏共的批判。尽管当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一小撮”——1963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年科时说，有43个党骂我们（545）），但中共其实深为这场争论的扩大化和在争论中带头挑战苏共而感到自豪。在1961年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如果不是中国党站起来说话，任何其它兄弟党都不可能起阻挡它的作用。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我们党领头，左派高兴，中间派发生动摇，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右派最后只好退却。”（443）

吴冷西现在仍然坚持当年的官方看法：“在激烈的论战中间，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虽然其中某些论点，受当时情势的影响，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100年，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939）

但是，正是毛及其同事们当时坚持的斯大林主义教条把中国推进了死胡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革”这场大灾难，而毛的国际共运精神领袖之梦也彻底破产了。毛死后，当年紧紧追随毛指挥反苏“反修”运动的邓小平不得不部份放弃了斯大林主义，改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全盘否定了当年“反修”主张的正当性，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论战导致中苏全面为敌，中国最后不得不走上了倾国力“备战反苏”的道路，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反苏“反修”而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毛及中共为拉拢一些小国替中国捧场，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使国民利益蒙受了巨大牺牲。1961年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亿7千万元，连同前3年的对外援助支出，5年总计23亿6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份为18亿7千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份为5亿元。[12]而这些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中国勒紧国民的裤腰带为越南提供了巨额援助，最后两国关系却走到了发动战争的地步。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后果证明，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毛及其同事们当年制定的这些外交政策有多少成功之处。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是，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不得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毛留给邓小平的最大遗产就是联美反苏。[13]这一决策虽然终于把中国从完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解脱出来了，但同时也否定了毛泽东立意对抗美帝的初衷。

【注释】

[1]下文中园括弧内数字均为引用吴冷西一书内容出处的页号。

[2]参见吴书第640至641页。

[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78、536页。

[4]据美国多维新闻社2002年2月19日转自《莫斯科新闻》的报导，在毛泽东赴苏为斯大林祝寿的那段时间里，斯大林患轻度中风症，经治疗后勉强出席了其70岁生日宴会，随即离开莫斯科赴苏联南方继续治疗达数月。毛见不到斯大林其实是因为斯大林仍在病中根本无法见客。但社会主义国家向来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病况高度保密，连对毛这样最亲密的兄弟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所以毛泽东不知道他不得不在莫斯科无所事事的真正原因。

[5]苏共的这份“检讨书”发表在1956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

[6]吴旭君，“毛泽东的五步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利文出版社，香港，1995年。

[7]指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的建议。

[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出处同注[3]，第524页。

[9]出处同上，第536页。

[10]出处同上，第440页。

[11]波兰事件后，中共获邀参加苏波两党会谈，邓与刘少奇同往；1960年北戴河会议后的中苏两党会谈是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1960年11月出席81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是副团长，刘少奇是团长，邓代表中共发言，“把问题全摆到了大会上去，充份揭露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面目”（384）；1963年7月6日至20日邓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中苏两党会谈，为表彰邓的突出表现，毛曾亲自到机场迎接他。

[12]见李先念“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

[13]见《亚洲周刊》（香港）对李慎之的专访，200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