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上的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观之一。它以气势雄伟、历史悠久、工程艰巨而闻名于世。

在我国的历史上，万里长城既是无可比拟的防御工事，又与北方多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密切相关。

此外，沿长城西去，连绵不断的亭障烽燧还起到了维护古代“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使起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得以不断向西方传播，同时又从西方相继引进外来文化，使中土文化益增光辉。

长城的建筑，早在秦始皇以前就已开始。公元前七世纪，楚有方城。《春秋》僖公四年（前656）《传》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杜注》：“方城山在南阳叶县”。《汉书·地理志》谓：“叶，楚叶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

公元前四世纪左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1秦昭王筑长城。“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2。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3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4秦始皇于西北沿河置塞及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三十三年（公元前214）“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5三十六年（前211）“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6以“拜爵一级”鼓励平民迁徙。

汉高祖本纪二年（前205）“缮治河上塞”，可说是最早的汉塞。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7。

汉代长城较秦长城更有所发展，共筑了外长城，是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朝代。汉武帝大力修筑长城的西部，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汉书·西域传》讲得很清楚：“秦始皇却戎攘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世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始终不渝，“持汉节不失”。张骞“身所至者大宛（费尔千纳盆地）、大月氏（阿姆河流域）、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康居（塔什干、楚河一带，巴尔喀什湖西南），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8张骞在大夏时，见“市之身毒国（印度）”的“邛竹杖蜀布”。

“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9张骞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共十三年，出发时一行百人，归来仅张骞与堂邑父生还。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发现和考察、证实和订正了有关西域诸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交通、习俗等的情况，详见于《史记·大宛传》、《汉书·张骞传》、《西域传》的记载，极大地拓展了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元朔六年（前123）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四年（前119）至元鼎三年（前115）张骞及副使再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巴尔喀什湖东南），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这些副使通大夏等国之后，并与各国使节一道回到长安。从此，西域诸国开始与汉正式往来。历史记载说：“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10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称誉张骞为“凿空”之举（注曰：“骞始开通西域道也”）。张骞两次西域之行，开通了举世闻名的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创了新纪元。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经营河西走廊。

汉武帝于元期二年（前127）取河南地，于元狩二年（前121）取河西地。河西四郡为通西域唯一要道。南有祁连山，北接沙漠，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东西延伸一千余公里，南北宽数十公里至一、二百公里不等；这一狭长地带为通西域的天然走廊。

《汉书·西域传》载：“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玉门、阳关）焉。”

（一）令后以西至酒泉《史记·平准书》曰：“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前111）”。《后汉书·西羌传》谓：武帝元鼎六年伐羌后，“乃渡河、湟，筑令居塞”。

（二）酒泉以西至玉门—一元初四年（前107）。《史记·大宛传》：“封（王）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集解引“徐广曰：元封四年封浩侯”（见汉书·功臣表）。

（三）玉门西至盐水或盐泽（罗布泊）。《史记·大宛列传》：“汉已伐宛……岁余［天汉元年（前100）］……而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汉书·西域传》：“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汉武帝在十余年间，修筑了两千多里长的河西长城。《汉书·赵充国传》载：“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

（四）汉武帝又进一步发展长城的布局。太初三年（前102）筑居延塞。《汉书》武帝太初三年本纪：“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筑居延”即指筑弱水沿岸的障塞亭障。设县筑塞重在卫酒泉、张掖。《史记·大宛列传》曰：“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五）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汉书》武帝太初三年本纪云：“遣光禄熏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史记·匈奴传》曰：“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徐自为所筑塞外列城，《汉书·地理志》五原郡稒阳县下注云；“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北得宿虏城”。

（六）汉于盐泽以西起筑亭障。为了发展西域诸属国的生产，保护通往西方交通要道，汉王朝又开始了从敦煌、楼兰以西列城、烽燧的修筑。

西汉武、昭、宣诸帝大力推行筑城屯田、移民实边政策。屯田以巩固边防与长城的修筑有密切关系。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1西汉“屯田”始于武帝征和中桑弘羊的屯田奏中所说：“……益垦溉田，稍筑列城而西……”。赵充国的屯田奏：“臣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力，外有守御之备”。屯田范围广泛，如赵充国之屯田河湟，冯奉世之屯田陇西，以及其后陈汤之屯田西域。在长城、亭障防守地带，戍卒与移民共同屯田，收到筑城设防与屯田兴利的效果。在昭帝时，西汉边郡整仿严明，如《汉书·匈奴传》所说：“汉边郡烽火侯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王朝在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置使者校尉领护，即统领和保护供给使外国者的屯田事宜。地节三年（前67）派侍郎郑吉在渠犁筑城屯田。《汉书·西域传》曰；“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汉王朝还在河西地区大兴水利。一些有关屯田与兴修水利的记载——《史记·河渠志》：“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汉书·匈奴传》：“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平准书》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移民安边屯田与发展农田水利，使河西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0211口。

河西四郡户口表

户　　　口

武威　　1758l　　76419

张掖　　24352　　88731

酒泉　　18137　　76726

敦煌　　11200　　38335

共　　　71270　　2802ll

汉武帝时“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不仅维护中西交通要道的畅通无阻，而且更为向西域欧洲、南亚等古国发展开辟了道路。下面史书的记载，提供了西汉时我国派使者远赴大秦国的明证。《史记·大宛传》和《汉书·张骞传》都记载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家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波斯，今伊朗）、奄蔡（威海、里海北）、犁靬（大秦，罗马帝国）、条支（古阿拉伯，今伊拉克）、身毒（印度）国”。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除了中外使节外，丝绸路上还有大批商人。像张骞出使，带去的货物，“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12同时西域商客到我国来的也不断增加。真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3东汉时，丝绸之路继续得到发展。“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欵于塞下”。14

宣帝神爵二年（前60）西域统一于汉王朝。西域都护之设，始于郑吉。西域都护府设于乌垒城（今轮台），东汉迁至龟兹延城（今库东）。郑吉奉命兼管南北道各地，因称为都护。自郑吉为第一任都护后，“汉之号令班西域矣”。15自前60年至东汉末期班勇时改设西域长史之前，我国西部边疆广大地区是在西域都护的直接管辖之下。五十五国其中除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山离皆以“绝远”，不属西域都护管辖外，其余五十国都在西域都护管辖之下。最西是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乌孙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和葱岭各部。早在两千年前，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和帕米尔高原的广大地区就是中国的领土。自是西汉长城、亭障、列城、烽燧西起大宛、乌孙经龟兹、车师沿燕然山脉、胪朐河达于黑龙江北岸。这对发展当时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对维护通西域南北两道交通安全，以确保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与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东汉时，任命功绩卓著的班超为西域都护。班超守护西域达三十一年。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当时我国文书以大秦称罗马帝国。大秦的记载初见于《后汉书》。班超子班勇任西域长史。所著《西域记》有关安息、条支、大秦的记载。

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穷临西海而还”。《后汉书·西域传》不无惋惜的记载说：“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重要的是，汉桓帝时大秦王遗使来访。《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绘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汉通大秦与大秦通汉都曾受到安息的阻挠。大秦王安敦当为当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理略·安敦尼努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这是史书明文记载的可贵信息。

西汉交通西域后，先进的汉族文化科技向西域传播。《汉书·匈奴传》载：卫律在匈奴，“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即穿井数百，伐木数千”。16武帝时，为发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17大宛城中无井，就教他们凿井。“宛王城中无水，皆汲城外流水。”“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18《史记·大宛传》讲到大宛以西直到安息地区居住的人民时写道：“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饥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对西域等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西域各国向我国输入毛织品及瓜果菜蔬等。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在塔里木盆地的汉墓中，就曾发现有此种希腊罗马式织染技巧的中亚毛织物。斯坦因说：“装饰的织物中还有精工制造的地毡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希腊式的。……”19

西域传来很多瓜果及菜蔬等，其中最显著的有葡萄和苜蓿。大宛天马嗜食苜蓿。“汉使采蒲陶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20

张骞出使西域是发展丝绸贸易的开端。使者出使所携带的特产，显然以最著名的华丽的丝绸为最多，自此我国丝绸就从安息、叙利亚以达于地中海。

其中不少是由中亚各国商人东来收买转运：波斯的陆路运输至希腊罗马，印度的海运，经由红海输入罗马。西人称中国为丝国赛里斯（Seres）。在罗马帝国时期，我国生产优质的丝绸价比黄金。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aius Pliny）（生卒年：公元23——79年）所著《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21由此可见当时丝绸销售之广，（罗马）所费金额之钜。普林尼并赞叹中国所产丝绸，驰名宇内，工艺精美，世所罕见。

至是，汉代通往西域的道路，有南北两条大道，南道沿南山（昆仑山）北坡西行，经安息、再往西达于条支、可到大秦。汉王朝有大批货物从这条道路运往西方，以丝绸为主，故名丝绸之路。北道沿北山（天山）南坡西行，越过葱岭北部，可抵奄蔡，并可再通向大秦。这两条道路是当时经济交流的两大动脉。

当时从安息到大秦的陆路交通，史书亦有记载：“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22显然汉朝实施了保护丝绸之路的政策。

中国与身毒国（印度）两大文明古国，文化交流，互相促进，始终不断。汉哀帝时博士弟子（秦）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23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后汉明帝尝使蔡愔前往西域求经。蔡愔得佛经佛像，用白马驮经像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还至洛阳。明帝诏建白马寺，命译佛经。同年楚王刘英奉缣帛赎罪，诏还之，以助供养伊蒲塞、桑门。24是为中国人崇信佛教见于记录之始。自佛教传入中国，发展迅速，影响所及，遍及全国。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文化也涌入中国。中印两国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光辉灿烂。

万里长城根据“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军事需要，利用自然的地形，在险要之处，修筑城墙、关隘、亭障、烽堠。许多城墙都是攀缘山脊修建而成，巧妙地利用了悬崖绝壁。遇到江河湖海，沼泽纵横，浩瀚沙漠，茫茫戈壁也要选择人迹罕至、鸟兽绝迹险要之处，建造守势。

要修筑万里长城这样规模宏伟而又艰巨的工程，材料来源、设计施工和劳动力方面，都是相当庞大的。

仍以河西长城为例。《汉书·匈奴传》侯应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徙筑治，工费久远，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可知工程之艰巨。在沙漠地区，滴水俱无，又无资源，就地取材，修筑长城。

西城考古家斯坦因记载说：“……由于芦柴束连合的弹力和黏着性，所以抵挡迟缓而不断的风蚀力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明。我注视着耸立面前而几乎垂直的城墙，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中，无有一切出产，有些处所甚至滴水俱无，建设这样的城墙，一定是一桩很困难的工作。然而这最后证明直抵额济纳河全长达四百英里以上的长城，竟于比较短时期间告竣了”。25

1981—1984年西北师范学院陈守忠教授等对汉长城西段进行实地考查，记录写道：“玉门关外10余公里的一段，保存得极为完整。以当地的芦苇、红柳、胡杨和罗布麻等夹碱土和砂砾，层层夯筑，残垣最高4米左右，芦苇等层厚5厘米，砂土层20厘米，由于盐渍的作用，层间粘结得非常牢固，今已近于‘石化’。可谓我国古代独创的‘混凝土’。城墙内倾的高处，烽燧遗迹相望。烽台多以黄土为基，上部以土坯垒砌，高者可达10米。有的烽台下面，当年备用的燃放烟火的积薪依然整齐地堆埋着”。26

万里长城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创造修建。北朝所修建长城，重要点有三：一为工事勤，二动用大量劳动力，三为所修内外边长城，成为明代长城的基础。

“汉武而后，长城工事之勤，无如北朝高齐元魏”。

“明代所修内外两边，悉基于是”。27

北魏修筑长城。《魏书·太宗本纪》：“泰常八年（423），筑长城于长川之南（大同西北）。起自赤城（赤城县），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设戍卫”。又“太平真君七年（446），发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此长城起居庸，南行至盐邱为袤；又西历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而至河曲为广。此长城包大同之南，为畿辅固本之计，保卫首都之意。今存内长城，即明所称内边。

北齐修筑长城。《北齐书·文宣布纪》：天保五年（554）“帝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天保六年（555），“诏发百八十万人筑城，自幽州北夏口（居庸关下口，今称北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

这是史书记载集中使用劳动很大的一次。在此之前，天保三年（552）自河西总秦戍（《读史方舆纪要》：在大同西北，黄河西）筑长城，东至于海”。此即陕北清水营到山海关的外边大长城。此地之有长城，魏晋以前史书均无记载，可知并非燕秦旧筑。燕、秦、汉长城均在距今山海关很远的东北方。自北齐长城“东至于海”这一创建为始，使山海关成为控扼东北与华北交通的咽喉要冲。

又齐天保八年（557）初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络拔（在大同、朔平两县间）至乌纥戍（在平型关东北）四百里。齐天统元年（565）自库堆戍东距海二千余里间，凡有险要，堑山筑城，断谷起障。这是就天保三年（552）自总秦戍东至于海的长城，而加以补充，严其要塞，并非新筑。又齐元统元年（565），自乌纥戍重城尽处，筑重城，至居庸，与外长城合。

此就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所筑长城，继续完成，成为明代内边长城东北段的基础。《北史》称北齐前后所筑长城，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工事之勤，以齐为最，为今存长城之创作”。28

女真金代的长城，一曰明昌新城，西起静州（河套），东迄混同江畔。经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省市，长达三千余里。一曰明昌旧城，在新城之北。此城俗称兀术长城，或称金源边堡。据《黑龙江省志》记载：呼伦县北二百二十里，根河之南，有城东端起乌兰哈达之北，西行百三十里，沿海拉图山脉，迳博克多博喀伦，北折而西，沿额尔古讷河岸，又百又十里，至暧水泉河而尽”。凡此新旧二长城，均在燕秦长城之北。

明长城建置工事极钜。明王朝统治期间从未停止修筑长城的防御体系。其建筑技术也远超历代所筑长城。

《明史·兵志》载：“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制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永乐后，“东弃大宁，西弃东胜（河套地），中弃开平，至以齐巍长城，与蒙古接壤”。29乃不得不大事修筑长城。明世宗时，“初既弃哈密，于是河西三面受敌，继复弃河套。”“又设九边，以卫中原”。30

1.辽东镇关二：三岔、抚顺。

2.蓟州镇属关一百一十三。“大宁废，蓟州遂为极边，防御甚棘”。

3.宣府镇“开平弃，宣（府）大（同）日以多事”。

4.大同镇

5.榆林（延绥）镇“东胜弃而榆林筑，关中多事，莫如榆林为最”。

6.宁夏镇“自河套弃而宁夏益为寇冲，犄角榆林，屏蔽固原，恃为重镇”。

7.甘肃镇、关一嘉峪，“哈密弃而关门不启”。

8.太原（山西）镇、属关三：雁门、宁武、偏头。“河套弃，偏头当其东下之冲，宁武、雁门东西交警。特设重臣，提督三关，遮绝寇冲，障蔽畿甸，太原之棘，嘉靖间为最”。

9.固原镇　特设重臣巡镇，兼督榆林、宁夏、甘肃三边，互为指臂。

明《九边图》详细记载了明九镇边墙、城堡、关隘等。嘉靖三十年（1552）又在北京西北增设昌镇、真保镇，共为十一镇，成为九边十一镇的防御体系。

自居庸关以西，明长城分南北两线，至山西偏关附近的老营相合，被称为内、外长城。明代内外长城是为保卫明代京师北京的西北屏障。著名的内、外三关——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是为内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是为外三关。内、外三关是长城线上的六个重要关口。

有明一代，精选将领，整顿边备，修筑城防，有足述者。明初设山海卫，徐达移建临渝关于此，谓之山海关。洪武至宣德年间，世勋镇守大臣及都指挥使徐达、耿瓛、费瓛、李隆、朱冕等在此戍守。

隆庆二年（1568）抗倭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总理蓟州、保定、昌平三镇练兵事，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劳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俱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五年（1571）台功成，精坚雄壮，二千里声势联接。”“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31现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带的长城城墙上跨墙敌台，即是自戚继光开始，陆续兴建的。

明天启初，孙承宗累官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时辽阳、广宁俱破，承宗自请以原官督理诸处军务。天启三年（1623）承宗决定守宁远，命筑宁远城。袁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三丈四尺。……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崇焕累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五年（1625）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自是宁远且为内地，开疆复二百里。”32形成了山海关坚固的宁锦防线。孙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33

万里长城记载着中华民族古老的璀璨文化，留下来的名胜古迹灿若群星，分布在长城沿线上的佛寺庙宇、宫殿陵寝、石窟崖画、碑亭宝塔，构成无数辉煌的中国文化景观。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明证，是人类文明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

敦煌莫高窟是极为璀璨的一颗明珠。它创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在我国文化历史上占有极重要位置，是集中我国古代建筑、绘画、雕塑的艺术宝库。

莫高窟至今保留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的壁画和塑像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唐宋木构建筑5座。洞窟凿于鸣沙山东麓断崖上，上下五层，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南北长1610米，它最大者40余米，最小者高不盈尺。造像均为泥质彩塑。壁画内容有佛像、佛教史迹，经变等题材。莫高原是历史的画卷，保存了丝绸路上重要的历史印迹。在三二三窟有初唐大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凿建的大型石窟。这里自古就为佛教胜地。克孜尔石窟大约始建于公元三、四世纪。现存236窟，窟形完整的有135窟。现存壁画5000多平方米，仅次于敦煌的壁画宝库。其中有描绘丝绸之路贸易的盛况，都为龟兹画家所作。克孜尔石窟为研究古代新疆、佛教文化、龟兹的历史与艺术等，有很高的文化历史价值。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位于秦岭山脉小陇山中，风景优美，崖壁陡峭，“镌石成佛，石龛千室，虽自人力，疑是神功”。这里保存后秦（公元四世纪）至清代的塑像7800余尊，壁画1300多平方米，分布在194个洞窟中。麦积山石窟分东崖和西崖，东崖现存54窟，西崖现存140个洞窟，东西崖间架设飞桥栈道。窟内各时期的塑像，体现了我国古代雕塑家高度的艺术成就。

云岗石窟在大同城西武周山北崖。现存主要石窟大部分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之前。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1000余尊，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势雄伟、内容丰富多彩称著。吸收并融合佛教艺术精华。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丝绸之路沿线有相多喇嘛教、伊斯兰教的著名寺院。

塔尔寺位于西宁市汉中县鲁沙尔莲花山坳，是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其他五大寺院为：拉卜楞寺、哲蚌寺、色拉寺、噶登寺、札什伦布寺）。为纪念黄教鼻祖宗喀巴，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于宗喀巴诞生地兴建，万历五年（1577）落成，以后陆续增修，组成殿宇、经堂、佛塔、僧舍、学院、藏汉民族形式的宏伟建筑群。其中大小金瓦殿屋瓦镏金，光彩夺目。每年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举行观经大会，当地各族人民多聚会于此，展出的酥油灯花，组成《释迦牟尼本生故事》、《文成公主入藏故事》等情节，造型精巧，色彩绚丽。酥油花、壁画与堆绣为塔尔寺“三绝”，是我国藏族独具特色的艺术上品。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有宏大肃穆的艾提朵清真寺，它是南疆地区规模最大的专院，也是全疆伊斯兰教活动中心。“在中亚与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的著名大清真寺齐名，一向受到穆斯林的尊崇”。34

始建于回历846年（1426），多次重修扩建，全寺占地16800余平方米，全寺由礼拜寺、教经堂两部分组成。礼拜堂面积2600平方米，砖红色门楼高12米，边廓环以穹形壁龛，门墙左右为圆柱形，砖砌尖塔高18米，塔顶上立有象征伊斯兰的新月图案。每当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来临之际，广大穆斯林群众，载歌载舞，举行盛大的庆典。

万里长城沿线的名胜古迹，显示出长城南北各民族共同创造出古代文明的辉煌业绩。

自张骞出使西域，“凿空”之举，沟通丝绸之路之后，丝绸之路还有著名人物，他们远离故土，背井离乡，穿驰在高山峡谷，跋涉于浩瀚戈壁，为了求经留学，为了传播友谊，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他们在丝绸路上，名垂青史。

中国僧侣始入印度求经者及赴印度留学的先行者，则为法显。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山西襄阳）人。三岁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35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在四顾茫茫，莫测所之的大沙漠，他们“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冒死直过险滩，至于葱岭。次度小雪山，慧景在风暴中冻死。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历经历三十余国。至天竺（印度）

求法，曾遍历北、西、东、中天竺。于摩竭提波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祗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线经、方等泥洹经等梵本。法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佛像，寄附商客，到狮子国（锡兰）。法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

停二年，后得弥沙塞律，长阿含及杂阿含及杂藏等梵本。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还。达耶婆提国（爪哇），停五月。复随他商抵青州长广郡牢山（青岛市东北崂山）。次年造京师（晋安帝义熙十一年，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专译出摩诃僧祗津、方多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有百余万言。法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其余经律未译。后至荆州，卒于辛寺，年86岁。

法显出国不仅带回大量佛教经卷，而且根据沿途见闻，撰成《佛国记》。《隋书·经籍志》记载：“佛国记一卷（注：沙门释法显撰）法显是中国僧侣入印度求经的第一人。《佛国记》是我国最早的陆海交通记录，扩展了地理视野，促进了友谊交往和文化交流；而且是一部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犍陀罗三王朝和印度芨多王朝历史的重要资料。

《佛国记》已有英、法、日等国译本。法人莱麦撒（Abel Remusat）于1836年译成法文，于巴黎出版。英人毕尔，（Samuel Beal）于1869年译成英文，于伦敦出版。外人研究中国佛学，以毕尔为重要学者。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Legge）于1886年复译成英文，出版于牛津大学。注释甚多，最为佳译。英国汉学家翟理思（H．Giles）亦有《佛国记》译本。东西洋学者研究颇多。

玄奘通称三藏法师，赴天竺取经，为从讲学，学成回国。为唐代著名佛教学者，法相宗创始人，卓越的佛经翻译大师，杰出的旅行者，开创了中印友好的新纪元。

玄奘本姓陈名祎，洛川　氏人（今河南偃师县）。

法相宗以阐明“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亦名唯识宗。玄奘幼年十分勤学，十三岁随二哥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从景法师学《涅槃经》，又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备尽师宗。玄奘年满二十，即以武德五年（622）于成都受具戒。乃泛舟三峡，云游四方，谒名师，学《摄论毗昙》、《成实论》、《俱舍论》。决心取经，“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唐贞观初，玄奘赴天竺取经。启程之年其说有二。玄奘在其所撰《大唐西域记》（以下简作《西域记》）未明确记载启程年代，但书前有唐著作佐郎敬播写序：“以贞观三年（629）杖锡遵路。”按此序写作之年与玄奘挥《西域记》同为贞观二十年（646）。

书后有唐释辨机撰《记赞》，也说：“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搴裳遵路，杖锡遐征。”唐释道宣所撰四种中，其说有二：一、《续高增传》·《玄奘传》云：“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二、《释迦方志》云：“以贞观三年，西达沙州”。三、《大唐内典录》载：“以贞观三年，出观释化，五天竺八河，各经历览。”四、《广弘明集》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云：“沙门玄奘言：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唐释慧立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以下简作《慈恩传》）云：“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途，又求祥瑞，……遂即行矣，时年二十六也。”释道宣为参与弘福寺译经缀文大德九人之一。释慧立撰《慈恩传》为有关玄奘事迹最早、最详实传记。以上略举有关数种，记载玄奘首途年月，贞观元年或三年（627或629），迄无定论。

从瓜州往中亚有南北两道，玄奘走北道，出玉门关，至八百里莫贺沙碛（又名沙河，即今大戈壁），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历经艰辛。出伊吾（新疆哈密县）；向西至高昌（新疆吐鲁番县）。高昌王鞠文泰赠以黄金百两、银钱三万、绫绢五百匹，充三藏法师二十年所用之资，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玄奘经阿耆尼国（即《汉书·西域传》的焉耆），入屈支国（龟兹），过跋禄迦国（《西域记》跋禄迦国原注云：“旧曰姑墨，亦曰亟墨”）至凌山（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索尔岭）沿大清池或名热海（今伊塞克湖）。西北行至素叶水城，亦作碎叶城、素叶城（店代安西四镇之一。《西域记》云：“素叶以西数十孤城……皆柰属突厥。”）至赭时国（《西域记》曰：“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役属突厥。”玄奘至赭时，已进入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当时昭武九姓之地。唐以其地为康居都护府，柰安西都护。）至窣堵利瑟那国（《西域记》曰：“附突厥”。）国东临叶叶河。又西北入大沙碛。至飒秣建国（《隋书》作康国。《新唐书》作康国及萨末鞬。故址在今撒马尔罕北）。又西南至羯霜那国（撒马尔罕南）。西南山行入铁门。至覩货逻国（《隋书》、《唐书》作吐火罗。《西域记》曰：覩货逻国）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厄葱岭，西接波利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刍大河中境东流。”）至缚喝国（古大夏国［Bactria］都城，佛教大盛，有小王舍城之称，皆习学小乘法教）。至揭职国，东南入大雪山，越哈喇山隘，达梵衍那国。（都城位于巴缅河流域。其国境据《新唐书》卷221下，“西北与护时健接，东市距罽宾，西南诃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西域记》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东有伽蓝，……伽蓝东有鍮石（即黄铜），释伽佛立像，高百余尺。”）东行入雪山，逾越黑岭，至迦毕试国。（其地在今阿富汗境内之Begram，北兴都库什山，《西域记》云：“北背雪山，三陲黑岭。”）

从迦毕试国都贝格拉木东行，山谷接连，峰岩峭峻，越黑岭，入北印度境，至滥波国。（位于喀布尔河北）。至此，玄奘已涉天山，过热海，至突厥可汗之廷，经昭武九姓之地，出铁门，渡雪岭，亦即纵贯今中亚细亚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东向经今巴基斯坦北部，而抵北印度。此后纵横五印度，曲折跋涉。

《西域记》滥波国条云：“从此东南行百余里，逾大岭，济大河，至那揭罗曷国（北印度境）。”东临信度河（即印度斯河）。国大都城，即法显之那揭国城。

又至健驮逻国。（《法显传》作犍陀卫。）国大都城号布路沙布逻。（《法显传》作弗楼沙国。）国多贤圣。

《西域记》载：“自古以来，印度之境，作论诸师则有那罗延天、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法救、如意、胁尊者多本生处也。”“北逾川，至乌仗那国。（乌仗那国《魏书》作乌荑，《新唐书·西域传》作乌苌，又作越底延。”）逆上信度河，至钵露罗国。渡河至妲义始罗国。东南行至僧诃补罗国，乌刺尸国。东南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汉、魏、南北朝均作罽宾。汉武帝时该国与我国有使节往还。《新唐书·西域传》有此记载。）

玄奘在印度谒名师、学佛典的情况，根据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概述如下：

北印度迦湿弥罗国“彼公（法师）是时年向七十，气力已衰，庆逢神器，乃励力敷扬。自午以前，讲《俱舍论》；自午以后，讲《顺正理论》；初夜后讲《因明》、《声明论》。由是境内学人，无不悉集。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学诸经论，礼圣迹。”

北印度磔地国，周万余里，东据毗播奢河，西临信度河。毗播奢河即今旁遮普的比阿斯（Bias）河。

据《慈恩传》卷二，有高寿婆罗门“神理淹审”，“明《中》、《百》诸论，善《吠陀》等书。”玄奘停留一月，从他学习《经百论》、《广百论》。

北印度至那仆底国，周二千余里。“至那”即中国。《西域记》原注“唐言汉封”，意即中国封地。据《慈恩传》玄奘停留十四月，在突舍萨那寺从大德毗腻多钵腊婆学《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等。

北印度闍烂达那国。据《慈恩传》，玄奘停留四月，在那伽罗驮那寺从大德旃达罗伐摩学习《众事分毗婆沙》。

中印度窣禄勒那国，周六千余里，东临殑伽河（恒河），北背大山，阎牟那河（朱木那河，印度五大河之一）中境而流。国有大德名阇耶麴多，善闲三藏。

“遂住一冬半春，就听《经部毗婆沙》讫。”

中印度袜底补罗国，周六千余里。据《慈恩传》，“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铄论》（唐言《辩真论》，二万五千颂，德光所造也），《随发智论》等。”

中印度羯若鞠闍国，周四十余里，位于恒河与卡里河合流处。羯若鞠闍是印度有名古都。《西域记》载：“伽蓝百余所，僧徒万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

《慈恩传》载：“法师入其国，到跋达罗毗诃罗寺，住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曰胄《毗婆沙》讫。”

中印度摩揭陁国是五印度大国，位于恒河南岸。

《西域记》载：“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摩揭陁国那烂陁寺为当时印度最大佛院，被认为佛教圣地。《慈恩传》曰：“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美，此为其极。”“唯戒贤法师，一切穹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

玄奘从戒贤大师学习，在寺听《瑜珈》各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

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论，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印度梵书，名为《记论》，凡经五岁。

中印度伊烂拏钵伐多国，《慈恩传》作伊烂拏。

《西域记》曰：“国大都城北殑伽河。”“伽蓝十余所，僧徒四千余人。”又停一年，就读《毗婆沙》、《顺正理》等。（《慈恩传》）

南印度南憍萨罗国，《西域记》曰：“崇敬佛法，仁慈深远。伽蓝百余所，僧徒减万人，并皆习学大乘法教。”“其国有婆罗门，善解因明，法师就停月余，日读《集量论》。”（《慈恩传》）

南印度驮那羯磔加国，周六千余里。“法师在其国逢二僧，一名苏部底，二名苏利那，善解大众部三藏。法师因就停数月，学大众都《根本阿毗达磨》等论。波亦依法师学大乘诸论。”（《慈恩传》）

西印度钵伐多国，周五千余里。《西域记》曰：“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

“法师因停二年，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慈恩传》）仍折回东南还摩揭陁国。据《慈恩传》载：“复还那烂陁寺，时戒贤论师遣玄奘为众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

玄奘又著《会宗论》三千颂。论成呈戒贤及大众，无不称善，并共宣行。”玄奘还申大乘义，破小乘论。

《西域记》载：“为一千六百颂，名《破恶见论》，将呈戒贤法师，及宣示徒众，无不嗟赏。”玄奘名声益起。

玄奘应东印度迦摩缕波国枸摩罗王和中印度羯若鞠闍国戒日王的邀请，前去会见。（《慈恩传》卷五作贞观十六年642）。是年腊月戒日王并为玄奘举行盛大的曲女城之会。为召开曲女城法会，“戒日王从数十万众，在殑伽河南岸，枸摩罗王从数万之众，居北岸，分河中流，水陆并进。二王导引，四兵严卫，或泛舟，或乘象，击鼓鸣螺，拊弦奏管，经九十日，至曲女城。”（《西域记》）诸国二十余王，各与其国髦俊沙门及婆罗门、群官、兵士，来集大会，盛况空前。大乘众称玄奘为“摩诃耶那提婆”（即大乘天），小乘众称玄奘为“木叉提婆”（即解脱天），在印度获极高荣誉。

次年岁初，戒日王又在钵逻耶伽为立奘举行七十五日无遮大施。会后玄奘谢绝挽留，辞别归国。携带所得佛像和大量佛教经篇，经今巴基斯坦北部和今阿富汗东北部，转东经今帕米尔高原南面的瓦罕谷地，取道天山南路，于贞观十八年（644）到达于阗。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遣人上表唐太宗，陈述“见不见迹，闻未闻经，穷宇宙之灵奇，尽阴阳之化育。”唐太宗下敕欢迎，“近京之日，空城出观。”

唐太宗对玄奘说：“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慈恩传》卷六）《旧唐书》记载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二十年（646）书成表进。

玄类从印度携回佛教经论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慈恩传》又载：玄奘奏以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望为国翻译，伏听敕旨。帝曰“西京弘福寺有禅师，法师可就翻译。”《旧唐书》载“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台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高宗时造慈恩寺……入住慈恩寺。”

玄奘专事翻译，精通梵文，能直译、意译，译文忠于原意而且流畅，汨译讹误者，也重加翻译。自贞观十九年（645）至麟德元年（664）十九年翻译，计共译成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主要经论有《大般苦经》、《解深密经》、《大菩萨藏经》、《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又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唐太宗为写《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又写《大唐三藏圣教序记》，借以传扬佛教。

玄奘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艰辛条件下，“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闻名于世的历史地理名著。综观全书记述一百三十八国（行程五万里，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和得自传闻的二十八国）各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地理形胜、城邑关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文字、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等，内容十分丰富精彩，文笔严谨流畅，保存了大量中亚和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瑰宝。现代考古工作者，根据《西域记》的记载，把王舍城的旧址、阿旃陀石窟和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都已发掘出来。《西域记》有法文、英文、日文译本和注释本。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集大成的学者，开创了中印友谊与文化交流的新纪元，并将继续起着不可估量的伟大作用。

著名学者对中国赴印度留学的高僧法显、玄奘等给以高度的评价。印度著名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R.C.Majumdar）在《印度人民的历史与文化》（The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Indian People）第一卷，对赴印高增法显、玄奘、义净评论说：

“三位都在印度许多年，学习了印度语，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度。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

在中世纪旅行家中，以所到地域之广、见闻之多、贡献之大而最享有盛名的是杰出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　约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出生于巨商之家。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夏，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从威尼斯出发。1272年上半年经土耳其东部，穿过伊朗北部，南下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改由陆路到中国去。经过伊朗的克尔曼（Kerman）、阿富汗的巴达赫尚（Badakhshan），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山脉的东北部，进入今新疆的喀什，走丝绸之路，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和东部绿洲，经叶尔羌河、和阗、车尔臣、罗布泊等地到达敦煌。36当年玄奘法师向印度本法，归来时满载佛教经典，过罗布沙漠，向敦煌前进。这是从汉朝以来中外交通的重要路线。玄奘曾取此道。玄奘后六世纪的马可·波罗也正是走同一路线。然后北上，1275年到达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马可·波罗勤学好问，不久就学会了蒙、汉语言，深受忽必烈的重视。他除在京城大都供职外，还被委以重任，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在国内，他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及名城。大约在至元十四至十七年（1277—1280）他从北京出发、经由河北、山西，过黄河、自关中逾秦岭至四川成都，西行至建昌，到西藏，渡金沙江，到昆明及江南一带。《游记》中有江南山青水秀、经济发达等记载。1292年蒙古公主阔阔真下嫁波斯的伊儿汗王，波罗一家护送。自福建泉州启航，经越南、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等国。1295年回到意大利。

用法文写成的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介绍了欧洲往返亚洲的陆上交通路线，介绍了西亚、中亚、中国、南亚广大地区的地理情况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富庶，介绍东方高度发展的文明。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马可·波罗父子三人的东方之行，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化和中意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这是东方与西方的旅行者为寻求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发展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且增进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因而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尊敬，也得到中国人民的永恒纪念。

万里长城是我国古代极为宏伟的工程建筑。春秋战国时代的长城、秦长城、汉长城，至今犹有断续遗存，明代修筑的长城仍依然屹立，被列为世界上一大奇观。为了建解这一宏伟工程，多少劳动人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血汗，甚至生命。我们缅怀各族劳动人民为创造这一奇观的丰功伟绩。

万里长城的修筑，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方多民族相互间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与文化繁华与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和依存的关系。万里长城在历史上作为古战场防御工事的一面已经成为过去。“化干戈为玉帛”，化古战场为新时代的锦绣河山，它赋予万里长城以新的意义，在中华民族和睦友善的大家庭中，它起着发扬和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向上、奋发图强、勇攀高峰的坚强意志。

长城还在维护古老中国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使古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使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渊源流长。时至今日，更加激发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1984年7月，《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提出：为了维修长城开展社会赞助活动的倡议。这项倡议得到了中外学者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支持。1984年7月24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一消息，并指出：“宇宙航行员从月球上回观地球时，所见到唯一的人工构造物，就是万里长城。”邓小平同志专为这项活动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国际友人、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热情给予帮助。慕田峪长城的维修工程已经竣工。1985年进行山海关长城中心的全面修缮、金山岭长城、黄崖关长城的维修。“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还在广泛开展，将以更加绚丽的光彩迎接海内外的佳宾。

有四处著名的城墙关隘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八达岭、嘉峪关。

1988年万里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90年巴基斯坦著名历史学家达尼教授率领世界上第一次对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的国际综合考察活动时指出：将从“丝绸之路”的起点——我国古都西安开始。达尼教授对中亚地区的历史有专门的研究，并为“丝绸之路”的考察作了特殊的贡献。他对这条代表古代辉煌东方文化的“丝绸之路”极为熟悉，并以此而感到自豪。他指出：“历来讲世界历史主要讲西方文明，这是不公正、不完整的。东方有过很发达的古代文明，只要看看‘丝绸之路’给西方带来了什么就可以知道：丝绸、纸张、瓷器、火药等都是从东方传过去的。此外，讲世界历史过多地讲战争和征服，这也不准确，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重要。战争造成破坏，交流促进了世界的发展。而‘丝绸之路’正起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37

早在1986年达尼教授首次提出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学者的支持响应。

1987年6月，教科文组织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开展“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中国政府对这次考察极为重视。

中国人民将和世界人民一道，为研究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为发扬祖国灿烂辉煌的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长城不仅具有时间意义上的长久，和空间意义上的远大，实际上，它是秦汉时代屯垦戍边政策的产物。这一施政方针，对早期古老中国的开放，起了重要作用。没有汉代烽燧的保护，古丝绸之路是难以畅通的。”38

著名的长城遗址。

万里长城以名关险隘、形势险要著称于世。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以山海关、居庸关为“重险”，以嘉峪关为“中外巨防”，皆长城的精华所在。

山海关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东部地段的重要起点。它南起渤海之滨的老龙头，北上层峦叠嶂、巍峨挺拔的燕山余脉角山峰。从山海关一直向东，到达渤海湾之间，正好是向东北延伸的一带滨海平原的起点，这条狭长的小平原，犹如一条滨海走廊，是从华北大平原向东北大平原的捷径。

山海关雄峙崇山大海之间，扼海陆咽喉要冲，地处华北、东北结合部，形胜险峻。《畿辅通志》称：“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光绪二年《永平府志·形胜》称：“峭壁洪涛，耸汇南北，束若瓮牖。”《临渝县志》称：“山海交会，隘塞严关，形胜称最要焉。”

山海关历史悠久。远在商代，属于孤竹，周代属燕，秦汉时期属辽西郡。从现有出土文物及古建筑遗址上，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在角山附近陆续发现了石斧、石铲、石槌等七、八件。1978年在东罗城外关门口东出土了几件较完整的陶鬲、陶壶等，其文化特征，质地为夹沙陶、素面多，花纹为几何图形，造型多为圆底高足，经初步鉴定，属于“龙山后期文化”。3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说：“渝关一名临渝关《汉志》，亦曰临闾关《唐志》，今名山海关。”

“北倚崇山，南临大海，相距不过数里，实为险要。”

欧阳修曰：“渝关东临海，北有免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有路，狭仅通车。”“明初以其倚山面海，名曰山海关。筑城置卫，为边郡之咽喉，京师之保障。”

山海关源自明初在此建关设卫。《临渝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春正月辛亥，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山海关之名始此。”《明一统志》：“榆关在抚宁县东二十里，洪武初，魏国公始徙而东，去阳关六十里，谓之山海关。”著名的地理学家、思想家顾炎武论及形势天成及明长城山海关为徐达始筑，在咏《山海关》诗中，有名句，曰：“茫茫碣石东，此关自天作。粤惟中山王，经营始开拓。”（按魏国公、中山王即明开国功臣大将军徐达）。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洪武初设卫曰山海卫。”“筑城为关曰山海关，万历三年（1575）辖于东路协守营曰山海路。”山海卫在蓟镇、辽东镇接界处，为蓟辽咽喉，属蓟镇管辖。蓟镇又分两路防守，一路是“山海路关隘”，另一路是“石门路关隘”。“山海路关隘”下辖十大关隘，地势险要，并为万里长城一线贯通。

《临榆县志》记载山海路十大关隘表

山海关　　　　即县城　　　　　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建

南海口关　　　城南十里　　　　洪武年间建

南水关　　　　城南二里　　　　洪武年间建

北水关　　　　城北二里　　　　洪武年间建

旱门关　　　　城北六里　　　　洪武年间建

角山关　　　　城北十二里　　　洪武年间建

三道关　　　　城东北二十里　　洪武年间建

寺儿峪关　　　城东北三十二里　洪武年间建

南水关敌楼　　本关城下　　　　万历元年（1573）总督军门刘应节始建

北水关敌楼　　本关城下　　　　同上

《临榆县志》载：“明嘉靖以前，原有边墙八千五百七十六丈六尺，万历七年（1579）增筑南海口入海石城七丈，都督戚继光，行参将吴惟忠修。凡有损坏坍塌，制府行文，本路修补。”万历十二年（1584）山海关东线修建了东罗城，罗城关门之上建服远楼，城还建有两座角楼，七座敌楼。在东罗城与关城城墙衔接处修建临闾楼、牧营楼，与天下第一关及南北角楼互为犄角。

明季，兵部尚书熊廷弼、孙承宗出任督师经略，从事山海防务。崇祯继位，袁崇焕任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山海关成为重防之地。崇祯六年（1633）在关城南、北各二里处建南、北翼城，从关城南、北增强防御。在关城南老龙头上，修筑宁海城。

该城“面临巨壑，背负大山，高枕长城之上，波澄万里，嶂叠千重。”（《临榆县志》）崇祯十六年（1643）在关外欢喜岭高地上建威远城，是为山海关东线防守的前哨城。在关城西侧建西罗城。东、西罗城成为关城的前防后卫。至此，明代修建的山海关城作为多城连环、互为犄角之势的军事重镇已告完成。

1.山海关城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明代山海关的筑城体系，采取以关城为重点，以长城城墙相连接，构成点线结合，以点护线。燕山山脉纵贯境内，山峦起伏，地势险要，重在扼守高地，以两翼掩护关口，北侧直上燕山，南侧伸入大海，加强前哨堡城，控制入海隘口。山海关由关城、罗城、翼城、哨城七大城堡组成古城防建筑群，成为具有主体两翼、左辅右弼的格局，结构主次分明，建筑造型宏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山海关长城是万里长城最精华地段，具有严密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据《临渝县志》记载：“县城高四丈一尺，厚二丈，周八里百三十七步四尺。土筑砖包其外。门四，东曰镇东，西曰迎恩，南曰望洋，北曰威远，俱设重键。四门之外均筑有瓮城。水门三，居东南、西南、西北三隅，以泄城中积水。”“东门建楼高三丈，凡二层，上层广五丈，下广六丈，深各半之。有额曰‘天下第一关’，相传明萧显书，明初建。西门楼与东门楼同制，明初建。南门楼制同东、西，明嘉靖八年（1529）建。北门旧有楼，明天启七年（1627）建。城多火灾，故废。奎光楼在城东南隅，明初建。威远堂在城东北隅，明初徐中山欲建楼如奎光，旋归京师，不果；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事孙应光即故址建堂三楹，颜曰威远，今废。临闾楼接东罗城北隅，牧营楼接东罗城南隅，均在东城上，明万历十二年（1594）建，为防关顿兵之所。新楼在牧营楼南，明天启六年（1626）建。钟鼓楼在城中央，高二丈六尺，方五丈，穿心四孔，上建文昌殿，背魁星，前左、右钟鼓。明徐中山（达）建于城中之北。环城为池，深二丈五尺，广十丈，周千六百二十丈，外为夹池，深广半之，潴水四时不竭，四门各设桥，以通往来。”

2．罗城·翼城·哨城

据《临榆县志》记载：“东罗城傅大城东关外，高二丈三尺，厚丈有四寸，周547丈4尺，门一，在城东，即关门，为东南孔道，建楼于上曰服远，水门二，角楼二，附敌楼七。”明万历十二年（1584）建，初设三门。“环城为池，周四百有二丈九尺。”

志载：“西罗城傅大城之西关外，明崇祯十六年（1643）巡抚朱国栋请建，工未毕，遇改革中止。门一，在城西，曰‘拱宸’。”

北翼城又名北新城，在边城北水关北，高二丈有奇，周377丈4尺9寸，门二，居南、北二方。

南翼城又名南新城，在边城南水关南，制同北翼城，俱崇祯六年（1633）巡抚杨嗣昌主建。

两座哨城“威远”居东，“宁海”居南。威远城俗名“呜咽城”，坐落在关城东的欢喜岭高地上，“城高三丈，下甃以石，四隅起台垛，城上女墙高五尺，周方七十步。正南为城门，上镌‘威海’二字。城内北面起平台，延袤三丈，台左右蹬道各一。南面东西隅亦各有蹬道，随其形势，于四面城墙上下起大小砖洞廿一。（大洞广八尺，小洞广五尺，高皆丈）。城门外有小月城，高丈余，面西为门。（其月城之东南隅与西南隅旧时各有砖洞，以内俱设睥睨。）周城百步外为垒三重。”（《临渝县志》）相传此城为明季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所筑，既以瞭远，且可屯兵，与城中为犄角之势。威远城地居要冲，遥控四野，为山海关城的外围屏障。

海防前哨城——宁海城据县志载“在南海老龙头北，周一里有奇，高二丈有奇，城西、城北各一门，明巡抚杨嗣昌建。”澄海楼建在宁海城南墙的高台上，楼东有明天启六年（1626）海运同知王应豫立的“一勺之多”碑。有“知圣楼”碑，楼前有乾隆十五年（1760）地方官建碑亭，上有明大学士孙承宗所题“雄襟万里”匾，有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御书“澄海接”匾，楼壁镶有卧碑，碑上镌有清帝诸诗，这些珍贵文物古迹都毁于1900年发动侵华战争的八国联军之手。

3.山海关长城

山海关区辖长城的走径为，南起渤海岸老龙头，北至山海关关城，过关城后，经北水关至角山，由角山长城转东北，经三道关，然后转西北，过高山转东北，至九门口后入抚宁县界。

老龙头长城。老龙头为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因老龙头长城翻山入海宛如巨龙之首，因而得名。入海石城是老龙头长城入海的尽头。万历七年（1579）由都督戚继光，行参将吴惟忠修建。据《临榆县志》记载：“仆仆于山榛水湄之间，长城之杪，又甃石为垒，截入海中，高可三丈许，长曰数倍，曰老龙头。”“靖虏一号敌台在南海口尽头，屹立海水中，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主事孙应元建，实为敌台之始，隆庆四年（1570）总兵戚继光改为靖虏台。”南海口关是长城在南海口的唯一关隘，立于老龙头上，有“老龙口”之称。明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在此设南海口龙武营驻防。“设有舡兵，以防海沙唬辽”，船只达五十余艘。

角山关长城。角山古有“京东第一山”之称。

“角山距城北六里，脉自边外滦河之北迤逦而来，至建昌之南为大横岭，分支南下，起伏转折，至山海关顿起高峰，横开列障，南临大海，长城枕之。控畿甸，界辽沈，关城之镇山也。山之最高处为平山顶，平广可少数百人，有巨石嵯岈，如龙首戴角。山下冈岭皆由东循海西转，环抱县城，所谓拱卫神京者也。”（《临榆县志》）

4.通海运

自明初通海运，明清两代，通海运为商货运转一大捷径。奉省有粮出境，接济民食；山东一省钱钞花布，由海给辽。民咸便之。据《临榆县志》载：“明初徐中山（达）始通海运（马头庄有泊船遗址），后渐废。万历四十八年（1620）复开。清顺治十六年（1659）禁止，康熙三十三年（1694）复开。通运商货，人咸便之。”又记载：“明初海运，运山东一省钱钞花布，由海给辽，后废，明末复开。”

所谓“后废”是指明中叶期间，由于“禁例一行”，致使海道既废，船亦无存。山海关兵部主事陈琯“请开海禁”、《荒政记》、《与辽东巡抚诸公书》有确切陈述。据《临榆县志》：“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秋七月，蝗。管关兵部主事陈琯请开海禁，以接济辽东。”陈琯《荒政记》：“……欲少宽海禁，使西引丰台之粟，东通登莱之贩。”陈琯《与辽东巡抚诸公书》：“……夫镇辽之柰山东者，本以通海道也。

成化以前，禁例未行，文移往来，花布纱锭解送，皆取海上捷径，故有无相通，缓急相济。自禁例一行，公私船只尽废。”“……考之会典，正统年间（正统正年至十四年为1436—1449）登州卫犹存海舟三十余只。海道既废，船亦无存。”接登州卫为明代海船要地，自禁例一行，公私船只尽废。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复开。至熹宗天启元年（1621）初，设山海经略、山石道、山海户部公司，设海运通判，通海运。三年（1623）设巡抚，驻山海（《府志》）。清代自顺治十六年（1659）禁止海运，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通运如故。

至同治年间，又禁海运。据《临榆县志》载：“石河口、汤河口皆可通船，向由奉省运粮，接济民食。同治十三年（1874）奉省有粮石出境之禁。海运不通，邑中乏食。五、六月间，米斗东钱八千有余，甚有待钱入市不能得米者。秋间奉旨开运，乃得通畅如常。”

综上所述，“禁运”与“开运”，都出自“圣旨”。

海运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除禁令，不仅可以有无相济，使粮食匮乏之虞可以纾缓；而且以海运为一大捷径，可以物畅其流，经济繁荣，贸易活跃，对文化经济交流，可以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5.名胜古迹

号称“京东第一山”、“万里长城第一山”的角山，以山顶有巨石嵯峨，如龙头戴角，因而得名。山腰原建有栖霞寺，又名栖贤寺，俗称角山寺，殿字典雅。

后殿宇已毁，但古树葱茏茂密，仍为游乐佳境。《县志》云：“旧多长松，葱茏蓊蔚，壮一邑之观，皆数百年物。”

“瑞莲捧日”是角山寺一奇特景观。《县志》云：“角山顶将晓，俯见海中日出，红云四拥，恍如莲座，日升则座沉矣。”为榆关十大名景之一。

悬阳湖“在角山东，距城二十里，洞顶有穴，日光悬照。然从山上迹之，终莫得其穿漏之处。穴中乳水，涓滴不绝。下有石如盆盎，积水其中。俗呼水为天井，石为地盆。洞中建佛殿，上建关帝庙。有双松挺峙如旗杆，数百年物也。”1986年重修悬阳洞旅游景点。

后角山“去角山北十九里，高等角山，以前后相望，故名。石河绕出其右。夏日水涨，山路遏绝，游人稀迹，有岩壁立，下临深潭，石平如削……。”

首山“距城西北十里，由狼窝山抽脉顿起峰峦关拦。石河出口，系首山右幛尽头处，故曰首山。上有二郎庙，庙东建一亭，名乐寿。北摊群峰，南瞻大海，北建一亭，名可琴。石河绕其下。水光山色，如在画图，为县治胜地。”

显功庙，又名太傅庙，徐达庙，在山海关城内西北角，祀明太傅中山王徐达。系明景泰五年（1454）敕建。明代大学士淳安商毅公格《显功庙记》载：“明中山武宁王，早以雄才大略，首从太祖高皇帝义举平定天下……，为长治久安，计以平滦渝关土地旷衍，无险可据。去东八十里得古迁民镇，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遂筑城称关署卫守之，更名曰山海关。内外截然，隐然一重镇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峰，着古北，大关小隘无虑数百，葺垒筑塞，既壮且固，所以屏蔽东北，卫安军民，厥功甚伟。景泰甲戊（1454），今左都御史李宾奉命巡抚，卫人萧汝得等合词告言：昔中山武宁王镇此，城池关隘皆其创建，边陲宁谧，殆将百余年矣。愿立庙祀以报王公，为请诸朝许之。”迟至成化六年（1471）方建。清顺治十三年（1656）山海关参领李国炳修。

孔庙又名先师庙、圣庙、文庙，后又改为学宫。

建于明正统十四年（1449），由守备王整主建。庙宇正中建有大成殿，殿为五楹歇山瓦顶，四角飞檐。东西厢房，各七楹。殿前有戟门，两侧建名宦祠、乡贤祠。门外有池，架拱桥三座，桥南建櫺星门，两旁建有忠孝祠、节烈祠，大成殿后建有崇圣祠，供有孔圣人塑像。庙西建有儒学、山海卫学，正统元年（1436）建。清乾隆二年（1737）改为县学。为山海关明、清两代的学府。

清真寺位于西罗城，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明清两代多次维修。其建筑格式遵循回教徒礼拜面向麦加圣地的传统，以东西方向为轴线，具有中国古建筑与伊斯兰教建筑相结合的特色，殿内墙壁上饰有绿色、金色蔓卷纹及阿拉伯文字组成的图案。光绪三十一年（1905）立“清真寺碑”。

贞女祠，俗名孟姜女庙，在东关外十三里“望夫石”之巅祀孟姜女。山门前有一0八磴石级，上达庙内。保存有山门、前殿、后殿、钟鼓楼、振衣亭等建筑。姜女庙明清两代多次重修。现存的姜女庙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主事张栋重建，有《贞女祠碑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时显有《重修贞女祠碑记》。崇祯年间副使范志完重修。清康熙年间曹安宁重修。清程观颐有《重建姜女祠碑记》等。正殿门前廊柱上有一副对联：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正殿内供奉孟姜女像，龛上悬挂大字匾额“万古流芳”。两旁柱上有楹联：

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

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

传说系文天样手笔。两壁有清代名人石刻，清帝康熙、乾隆、道光、嘉庆都留有御笔诗句。

后殿现为孟姜女传说展览室，并有记述孟姜女情节的泥塑。殿后有巨石两块，左方石上刻有“望夫石”，为顺治八年（1651）山道石白辉所书；右方石上镌有清乾隆帝御题诗句。

登“望夫石”可南望大海，北眺燕山，万里长城蜿蜒燕山之上，极为壮观。

孟姜女故事家喻户晓。庙中香火不断。现在庙宇又重新修葺。

居庸关

居庸关在北京远郊区昌平县，是万里长城重要关口之一，关城建于一条长达18.5公里的深谷中，谷曰关沟。两旁山峦重叠，树木葱郁，景色优美。在八百年前的金代，被称为“居庸叠翠”，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畿辅通志》载：“居庸关在延庆州东南五十里，关门南北相距四十里，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雍正志）《淮南子》载：“天下九塞，居庸其一。”《汉书·地理志》曰：“上谷郡，居庸有关。”《水经注》曰：“关在上谷沮阳城东南六十里，绝谷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林障篴险，路仅容轨。”杜佑《通典》曰：“北齐改居庸关为纳款关。”《唐十道志》曰：“亦名蓟门关。”《新唐书·地理志》曰：“亦谓之军都陉。”

《元史·兵志》“隆镇卫”条载：“睿宗在潜邸，尝于居庸关立南、北屯军，各设千户所。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南、北口上千户所总领之。至大四年（1311）改千户所为万户府。……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立十千户所，置隆镇上万户府以统之。皇庆元年（1312）始改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读史方舆纪要》载：“明洪武二年（1369）大将军徐达垒石为城。三年（1370）置守御千户所。永乐二年（1404）

置卫，领千户所五，以为京师北面之固。”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将居庸关关城扩大加固，设水陆两道关门，南北关门外都筑有瓮城。居庸关尚存的关城南门，门额嵌有“居庸关”三字及景泰五年（1454）立题记。明李贽诗句曰：“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洞势转雄。”

197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中，有一幅题有“居庸关”三字的壁画，画面生动地描绘了关内外行人车马往来的情况，说明在两千年以前，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来往。元代，居庸关是往来大都（北京）和上都的必经之地。

《日下旧闻考》载：“居庸关过街塔城，欧阳元功奉敕撰碑。”（《说学集》）过街塔基座称云台，建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白色大理石砌成云台，原有三座喇嘛塔，有石台云阁之称。元末明初三塔被毁，重建一所寺院，明正统四年（1439）重修，命名泰安寺。寺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烧毁。

云台是座下大上小的石台座。券洞为五边折角式拱券，券洞长17米，洞高7米，宽6米，可通车马。券门两侧对称地镌刻着极珍贵的元代石刻，雕有大龙神，卷叶花，正中刻金翅鸟。券洞内两壁四端刻有四大天王，两侧斜面还刻有坐佛十尊，十佛之间遍刻小佛（千佛），形态生动雄劲，是元代雕刻艺术珍品。洞内还有用梵、藏、八思巴蒙文、维吾尔、汉、西夏六种文字雕刻的如来心经陀罗尼、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和咒语，以及留有元代年号的造塔功德记，是研究兄弟民族语言文字、佛经、云台建造年代的重要实物资料。对中国佛典和中国文字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券顶上布满“曼陀罗”花图案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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