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变革中，不断拓展研究的问题域。在课程目标价值取向、课程结构与形式、课程内容选择、课程文化建设、课程实施、课程发展的技术支撑及研究方法论等方面形成研究的新视域。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研究新视域

Abstract: During the profound innovation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scope of research issues are being expanded. The new research horizon is formed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urriculum goals,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forms, the choice of curriculum contents,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cultur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y base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Key words: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new research horizon

随着我国课程改革的深入，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要求下，正实现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变革。在这一深刻的变革中，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以现代化发展为主题，拓展了研究的问题域，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问题域及研究的新视域。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七个问题。

一、对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重新审视

课程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问题。课程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首要的问题是课程目标的定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的课程发展社会价值取向与个体价值取向之争，即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目标定位上的分歧，集中反映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学术取向与经验取向、教育准备生活与教育即生活的论争。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我国长期以来其核心和占主体地位的是以唯知识论为特征的课程思想，是工具理性论，强调知识专精化和窄化，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的形式化。主要表现在：从概念定义出发，着眼于逻辑上的严密，重视形成演绎推理系统，忽视了从实际出发，忽视掌握科学事实与现象；过分强调本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忽视学科体系整体的综合功能；强调知识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基础性，忽视了对学生发展的作用；片面强调技能方面的知识内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忽视人文精神、文化素养的陶冶；以学科知识为中心，没有把人格的完美发展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目标。

审视我国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变革，集中表现在从以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条文解释为唯一依据到多元的价值判断视角的形成。学者们抛开了长期以来对教育要适应政治经济发展，德、智、体几者关系等问题上的纯理论、思辨性探讨，形成了以下几种对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选择的新思路。

1.从我国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性调整所导致的劳动力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对人才素质提出的新要求，即对新型人才高的社会适应能力，强的主体性及鲜明个性特点的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劳动力队伍需求出发，来考虑课程目标价值选择。

2.从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性发展实际出发，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地域结构上的二元化特点，考虑课程目标如何适应多样化人才规格需要以及区域适应性的要求。

3.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价值观基本取向的变化以及网络文化背景下新的伦理问题的挑战和困惑，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课程目标价值选择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继承与改造、创新中推进现代社会的发展。

4.关注全体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在重新审视“基础性”的同时，以促进儿童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为目标，既有正常儿童的超常发展，又关照特殊儿童群体和处境不利的儿童群体。

现代基础教育的课程目标，立足于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以主体教育理论作为基础，追求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学生获得终身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以及生存与发展能力打好基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了基础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四个方面的目标，指明了学校课程目标的方向。

课程的发展性目标，强调通过基础教育课程的学习，在良好的品格方面不仅要求热爱祖国，有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而且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有理想有抱负，具备乐观向上、健康活泼的个性品质。

发展性课程目标，特别关注学生有较强的社会适应的能力。学生不仅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学会科学方法，而且要有良好的学习品质及自主、主动学习的基本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具备健康体魄及审美情趣。

基础教育的现代化发展，首先是使全体学生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实现个性的最优发展，通过主动参与和自主选择，不仅学会学习，学会生活，而且学会创造，学会做人。因此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上必须体现基础教育课程的基础性、全面性和发展性特点。

二、面向现代化的基础教育课程结构与形式问题

突破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一统课程结构体制，尝试建构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课程结构体制，近十多年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在以下三方面展开。

第一，根据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与区域性发展的特点，基础教育课程结构如何体现灵活性、多样性和选择性，且突破时空局限，形成立体的发展性课程结构体系问题。这就是使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普通教育课程与职业技术教育课程相结合，并设置以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性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及地方自主选择的课程。从而使这一课程体系将为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以及学生发展提供更大的选择余地，并从根本上保证素质教育的实施。

第二，依据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学科群，调整课程结构问题。这就是，既要在中小学合理开设若干门课程，又要科学规定每门课在整个课程系统中的特定位置和任务，同时将若干门相关学科整合成一个有一定功能的课程组块。在每一个组块中，既有基础类的语、数、外等学科，又有知识类、体艺类的多门学科。正是利用课程系统整体中各成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提供的“附加量”，构建合理的课程结构，提高和发挥课程的整体功能。

第三，依据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完善课程结构。如综合实践活动、健康教育、生活与社会等新课程的产生。应该看到，随着知识和信息的激增，基础教育课程结构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不断生成发展的系统。

三、基于现代化发展的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建构问题

（一）关于课程的基础性问题

针对长期以来在唯理智主义思潮影响下，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所坚持的旧的知识观，仅关注学生掌握知识的数量和程序，提出现代课程内容应以学生发展为主旨，构建更加简明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处理好课程中的“一”与“多”的关系。目前争论焦点在于：在现代意义上，如何重新理解课程的基础性。

什么是课程的基础性？课程的基础性，当前是应该加强，还是应该批判扬弃？近年来人们对“基础”“基础知识”“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加强基础”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

中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坚持基础，学生为本，这二者不应是对立冲突的。对“基础”“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应有现代意义的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技能远不是一般的读、写、算基础技能，而是涉及人所必备的表达与交流、数据处理、信息技术的运用、问题解决、交流合作以及自我更新发展能力等丰富的内涵。应该说，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这些看法已基本取得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确立什么样的知识观。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知识观”是什么，如何充分发挥人类创造的文化知识在学生成长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如何让学生均衡地掌握广阔领域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仍是目前国内外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问题。

（二）基础教育课程面向生活实际的问题

吸取1958年教育革命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粗陋的实用主义的覆辙，如何在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提升，在面向生活实际目标、内涵、内容选择、实施方式等根本问题上，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是课程改革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向生活实际的课程价值取向，强调让学生体验过程，习得某种经验、经历和体验，这是一种凸显获取生活经验的价值取向。这是基于教育是建构人生价值和生活方式、实现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一种活动的认识，课程目标指向儿童体验生活和存在的意义。无论是社会生活经验（如对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关心），还是学生生活实际，课程都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社会生活，更是对社会生活进行批判和超越，从而满足学生理智生活、情感生活、审美生活、道德生活的需要。这是一种回归生活、强调生活体验的价值取向。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与双向拓展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从分歧与对峙，走向并重、协调与互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发展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问题是：科学性与人文性如何内在地统一于课程建设的全过程？二者的统一在观念及实施行为两个层面上如何体现？我国有极其丰富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内容，如何挖掘提升并与现代科学教育相互补充，使我们培养的人才既有高的文化科学素养，又有高的人文科学素养。

通过近年来的探索，在处理“一”与“多”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识能力与情感等关系上获得了新的认识。尽管诸多理论问题还有待深化研究，但应该说已经初步确立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现代教育观念。特别是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升价值、情感、态度的重要性，提升对人文因素的关注。认识到：学校教育的课程应既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又具有人文性、社会性，二者内在地统一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课程中科学性的一面表现在知识的、认知的、分析的、逻辑的、思维的理性方面，因果关系的解释，较精确的定量分析和预测，不仅使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基本技能及问题解决的策略，而且具有科学知识，有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有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其人文性、社会性的一面则表现在情感的、意志的、直觉的、综合的、直观形象的非理性方面。群体间的社会交往，环境的潜在影响，模糊的整体综合的定性分析，作为课程人文性社会性的体现，发展学生的自信心、自制力，培养积极进取的良好个性品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人文精神，在实施过程中，强调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合作融洽、相互尊重信任以及共同参与；强调学习者对教育活动过程的内心体验，注重知识、智能、情感和行为的整合；强调优化育人环境，发挥学校、社会、家庭教育的合力效应。正是多种因素的互补及内在统一性，使学生得到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应该看到，正是通过该问题的探讨，科学与人文的整合在课程研究的三个层面：课程观、课程内容及课程实施上，形成了研究领域并深入到实践领域。

四、现代课程文化的建设问题

对课程建设的文化学研究，这是一种建构新课程理论形态的积极尝试，不仅拓展了课程理论研究的视域，而且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开发和建设将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如何在多元文化观的影响下，对基础教育课程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审视，从文化层面剖析课程发展的实质，我国的学者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民众文化心态的根本变革，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面对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性特征，与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极大差距相适应的主导性文化与非主导性文化的冲突以及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并存导致的文化价值冲突，我国的课程改革面临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文化价值选择。我国的学者关注现代课程文化建设这一重要命题，理论研究与实践探讨相结合，从多元文化视角对现代课程文化建设所涉及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

首先是关于“课程文化”这一核心概念内涵的界定。什么是文化？文化，即人化。“文化，是指人们按照一定尺度去改变环境，发展自己。这样的活动及其成果就是文化。”[1]换句话说，文化就是人追求和享有一定的价值成果，并通过实现这些价值来更新和发展自己。那么，什么是现代学校课程文化？有的学者认为，课程，是指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一切经验的过程。课程文化，是以群体间的关系和活动为载体，是师生双方互动的产物。[2]有的学者提出：学校课程文化是指按照一定社会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课程观念和课程活动形态。也就是说，将课程文化作为现代学校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生存方式，进而从理念和活动形态来加以把握。

其次是课程文化的内涵、特点问题。即关于课程文化的存在形式、存在形态问题。

课程文化，作为一种存在，必须有自己存在的形式。有的学者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课程文化，一是作为文化载体的体现一定的社会群体的文化，二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课程本身的文化特征。这样，课程文化所涉及的内容方面就比较宽泛，既有教材中多元文化的吸纳，又有课程中的性别文化、隐性文化。而主线，课程必须体现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的主流文化。[2]

基于现代学校课程文化集中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课程文化观和课程活动观的看法，基于初步的课程改革实践探索，有的学者是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三个层面上来把握课程文化的主要内涵及特点。在课程目标上，多元化的课程目标价值取向，强调掌握基础知识的价值取向，强调基础技能训练的价值取向，强调获取生活经验的价值取向，强调创造性思考能力培养的价值取向和情感陶冶的价值取向。正是课程目标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形成目前教学活动的丰富性。在课程内容上，是以“仁爱与情感”“和谐”“价值与信念”为标志的现代课程内容文化。课程文化，以其特有的视角体现了基础教育对人类文化的选择，借助于学科课程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把蕴涵在学科知识技能中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加以挖掘和提升，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在差异中存在共同的标志性话语，这是在深层次上的文化价值定位。在课程实施上，体现为以参与、合作、理解、体验等为标志的课程实施文化。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课程文化在实践层面的研究，在全球化语境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在北京、成都、重庆、深圳等地区的部分中小学，结合学科课程特点进行课程文化的实践探讨。其中，尤其是语文学科与数学学科。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性很强的学科，以“理解与交流”“批判性思考”“审美体验”为语文学科的文化学基本特征，同时探讨多元文化与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问题，旨在培养学生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交流与批判。数学，作为一门科学，不仅包括数学知识和数学方法，还包括数学态度、基本的思维方式、重要的思想方法、理性的艺术以及求实、质疑的理性精神。在数学学科，建构和实施了以“审美体验、理性思考、实践创造”为核心概念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数学课程文化建设的理论框架，打破了数学学科教学的逻辑唯一性，尝试确立数学文化教学的人文独特性。正是通过实证研讨，加深了对数学课程文化特性的认识。

五、体现现代化发展的课程实施及策略问题

课程实施，作为过程的对象化活动的领域，同样是课程发展的关键内容。遗憾的是，在半个世纪的探索中，由于多种原因，我们始终没有将课程实施状态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纳入研究视域，相反，更多的是学校将此作为依据行政命令而执行的工作措施，教师依教材机械地完成教学的程序，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发展。

如何构建体现发展性的课程实施方式，核心的问题是学习观问题。重新界定“学习”的概念，揭示学习过程基本结构与要素，重点阐明现代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实践性、社会性与创新性。只有真正确立现代学习观，才有可能通过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创造，形成体现发展性的有丰富内涵的课程实施活动方式。

基于“在活动、实践基础上通过交往促进学生发展”这一基本思路，作为对过去那种单一的“授—受”活动方式的突破，在课程实施方面出现了以问题解决和学生知识主动建构为特征的课程实施状态，并形成了不同的活动方式，从而使课程实施体现出以“参与、合作、体验、探究”为特征的发展性特点。

六、现代课程发展的教育技术支撑问题

寻求教育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的结合点，是这20年研究的重点并获得突破性进展的领域。

高科技时代的到来正引发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信息快速高效传播和大量信息资源的广泛应用，不仅引发教育技术手段方法的改革，同时信息技术本身将成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导致课程与教材的变革。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我们需要借鉴外国经验。但是，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求高科技与课程现代化的结合点，同时，人们需要关注以下诸多问题。

1.计算机的应用从文字信息编辑、问题求解等转向信息源共享、协作型的CAI教学模式的发展及模拟教学实验。如何克服技术工具论的影响，在观念层面上实现从技术工具到主体发展的认识转变。

2.信息网络，提供集成性的学习资料，不仅作为一种信息文化，而且将被广泛应用于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如何在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主体能动意识和自主选择能力。

3.人工智能和智能教学系统，主要应用于“任务分析与专家系统”“个别指导策略与学习者控制”“学习模型建构与错误分析”“问题求解策略”等等，不仅使教学更具有灵活性、创造性，而且导致了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那么，如何整合技术、教师、学生三个基本活动要素，充分体现基于资源的学习、个性化学习和交往实践学习的优势。

现代教育技术的开发，对课程与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导致了教学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教学资源等课程资源的开发，导致了网络学习、虚拟学习、弹性学习、远程学习等新的学习方式的出现。

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层面、工具功能提升出更上位的研究问题，从而开拓出我国在现代教育技术开发应用中的新思路。在我国，相当一个时期内研究的重点：一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课程资源的开发；二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如何导致学习方式的变革。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将对多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世界上也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当然，课程实施还涉及管理体制问题，这就是：建立三级课程管理模式，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实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从而为基础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七、课程现代化发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重要的是取决于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建国以来，我国的课程建设在研究方法方面采取的是经验总结、思辨分析的模式，受原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形成的是“课程计划+大纲教材”的课程建设分析框架。

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发展，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提供了批判反思的武器。围绕“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中国要构建什么样的课程理论，要形成什么样的课程体系”这一中心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理论层面的研究涉及课程本质、课程目的、课程价值与功能、课程内容选择、课程结构、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等领域。学者们从中国国情出发，介绍并引进了国外先进的课程理论和流派观点。

在理论研究层面，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对课程问题的思考。深层次涉及：是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还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是以掌握科学基础知识为主，还是使学生获得生活直接经验为主；是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还是批判和超越；是强调现代化、国际化，还是强调本土化等诸多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掌握好合理的“度”。

在实践研究层面，开展了广泛的教改实验。我们知道，教育实验，作为人类获得知识、检验知识的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它能超越狭隘的教育经验的局限，通过合理的控制和干预，揭示教育现象与过程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检验、完善和发展科学理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以教育实验作为发展的实践基础。近年来在我国中小学开展的教改实验，是继20世纪20～30年代教改实验之后形成的又一次改革浪潮，不仅形成了一批标志性成果，而且产生了规模效应，开拓了综合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文化建设等新的研究领域。

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1985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教改实验，以“发展”为主题，以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发展为研究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学说以及先进理论为基础，以不同层次、多样化的实验类型和优势互补的科研群体为支撑，创建了中国教育实验观以及实验方法论特色。“教育实验首先是教育思想实验”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并论证，激发了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在的巨大创造力，使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走在了国际先进行列。

在教育实验研究基础上，不断提高研究的水平，将“形而上”理论引导与“形而下”实验研究相结合，从而形成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现代化发展研究的基本范式：“理性+实验”。正是研究方法论的现代化变革，促进了现代课程观念的变革与现代课程体制的构建。

参考文献：

［1］李德顺，等.家园──文化建设论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4.

［2］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