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据吉林省的微观数据，本文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显著的、积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另一方面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也有积极作用，但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教育收益并不相同，前者高于后者。

【关键词】教育；农村劳动力；流动；收入

Abstract: Based on micro data from Jilin in 2005, we build micro econometrical models to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and earnings by comparing their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is remarkable and positive. The higher individual’s education level i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his migration is on condition that others are same; moreover,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earnings is positive, but the schooling returns of migration and rural resident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Key words: education; rural labor; earnings; mobility

一、引 言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工作是劳动者所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三种类型。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实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而且通常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平均收入。而迁移行为和寻找新的工作则是通过提高既定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是从教育和培训中获得的）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够获得的价格来增加某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活动。但迁移是具有选择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从事的活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高一些。国外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给出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例如L. Long [1]曾指出在美国的同一年龄群体中，一个人是否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测迁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2]对印度尼西亚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学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较高的流动倾向；L. Lanzona[3]对菲律宾的数据分析表明，个体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动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不仅仅是影响个体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迁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 [4]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大量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开始向城市转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行为确实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李实[5]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确实提高了外出打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胡士华[6]利用2000-2002年数据检验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但并没有指明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另外虽然侯风云[7]和赵力涛[8]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却没有分析其流动的成因。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分析了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各教育-年龄组劳动力流动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前后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效果。另外，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本模型时，特别地将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因素也考虑进来，以尽量减少教育收益的估计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及其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实证依据。

二、农村劳动力统计特征描述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集来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调查对象覆盖了吉林省各个城市和农村的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该数据集提供了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员人口和经济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等。在选择样本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 ，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将农村15岁以上的男性作为基本样本集。由于农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获得，因此我们将其年收入换算为月收入。最终样本总量为15305，进城务工样本数为1118，占总样本的7.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可见我们研究的是农村中年轻一代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教育收益。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两类流动人口：一类是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村劳动力，另一类是暂时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通常称后者为“候鸟式”流动，当他们赚到一些钱或者家里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会返回农村。

由表1可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6年，而农村务农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59年，即具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在流动过程中似乎占有优势。这与少数发达国家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9]。

表1 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

表2给出了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和收入差距。

本文中使用的收入数据是个体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个体的实物收入，因此可能会低估农村收入。同时，本文也没有考虑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成本差距问题。在农村，很多人的劳动可能不被支付现金，他们收到实物或以换工的形式得到报酬，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生活成本，而相应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收到现金。如果对其进行调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变小。由表2可以发现，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尽管增加的幅度不同。当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我们发现除了单样本组和零样本组之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要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这符合人们通常的预期，即教育对那些在城市中找工作的人来说比在农村更有帮助。

表2 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对数收入及收入差距

a 只有一个样本

表3给出了不同教育-年龄组的劳动力流动倾向。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流动比率随年龄的增加具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迁移率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的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具有“高—低—高—低”的趋势，表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倾向于在年轻时流向城市，在20-24岁时返回家乡，并在25-29岁时重新返回城市，30-39岁又回到农村。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20-24岁是适婚年龄，农村青年返乡结婚几年后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工作。对于那些具有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来说，迁移倾向高于同年龄组的其他人，并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表3 不同教育-年龄组的劳动力流动比率

注：括号表示分子或分母小于10

三、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劳动者的流动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依靠劳动者在雇主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进行劳动力配置。根据Harris和Todaro假说，发展中国家的个体迁移决策是基于期望的收入差距[10]。如果劳动力流动仅仅是由收入差距所引起的，我们希望发现对于那些从流动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组的流动率是最大的。关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之间标准假设的直接检验就是对表2中“平均对数收入差距”和表3中“流动倾向”进行相关性分析。鉴于收入差距缺乏系统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较强的联系并不奇怪。实际上，流动倾向和收入差距之间简单相关系数为0.279，虽然符号是正的，但是相关性并不是统计显著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效果。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除了预期的收入差异外，个人的教育、年龄、婚姻状况也是决定流动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对流动者预期收益的影响尤为显著。已有的国外相关文献也表明年轻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更高一些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我国，本文运用二元逻辑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

由于我们不能观察到预期的收入差距，而只能观察到某个人是否外出务工，因此观察到外出务工行为时，定义Mobility=1，表示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差距大于零。逻辑模型的一般形式如（1）式所示：

（1）

其中X表示劳动力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父母的收入情况和父母的教育程度。

由表4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差异较大，并且这种差异具有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其中高等教育对外出影响最大，而小学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Spence[11]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即教育程度为雇主提供了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因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者更容易被雇佣；另外教育提高了劳动者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具有较高教育的流动者相应地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而且如果个体的教育水平太低，则其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并没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献资料指出在我国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有着较高的流动倾向 。

表4 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的Logit模型估计结果

注：***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平显著。

另外，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背景对劳动力流动都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虽然小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符号是正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外出务工的概率是递增的。这似乎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不相符，但实际上这与我们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年龄在15岁至31岁之间，因此该估计结果反映的是影响青年外出务工的概率 。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身的年轻人趋向于外出务工，这与其没有妻子儿女的约束有关。此外，作为家庭背景的代理变量——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务工也有正的影响，其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用效果不显著。家庭背景代理变量对个体外出务工存在正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的父母收入高代表其家庭条件较好，则该个体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在流动后得到更高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与流动成本有关，即家庭条件好的个体可能不会安心的留在农村获得一份不高的收入，而更可能向城市流动。

四、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通常假设收入会随着个体的教育、经验和特殊技能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如果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个体的收入可能由于其所在部门不同而不同。同时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家庭背景对其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12]。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建立收入模型（2）。

（2）

其中i=1, 2 …N，lnY为收入对数，S是表示教育水平的虚拟变量 ，EX表示工作经验 ，FS和MS分别表示父母受教育年限，PY为父母收入 ，JOBTYPE表示工作单位类型。表5给出了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2）式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其中，初中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0.150）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0.038）的4倍，大专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的2倍，而对于高中毕业的人群，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务农其教育收益大致相同。因此，对于具有初中和大专教育程度的个体来说，进城务工会较大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对于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个体，其是否进城对其收入影响不大。这可能与正规部门为高中学历的个体提供的工作数量较少有关。很多正规部门的组织机构在招聘时往往要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个体则很难进入这些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通常初中毕业的人就可以胜任，所以体现不出高中教育的比较优势。

表5 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收入函数的回归系数（lnY）

注：***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平显著。

a 教育程度的省略变量是：未上过学；

b 以千元为单位；

c 工作类型的省略变量是： 其他类型企业。

此外，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进城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22）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150）高出7.2%，而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7）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55%；农村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03）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038）高16.5%，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365）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32.7%。

同时结果也表明小学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本文中的教育“阈值”就是初中教育。

关于回归结果，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收入有一个显著的、负的影响，虽然这与一些文献中的结果并不一致 ，但是J. Behaman and M. Rosenzweig[13]在研究增加妇女的教育是否会增加孩子教育的问题时，发现增加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并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其在家时间相对要少，使其抚育孩子的时间减少，从而使孩子的教育并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地，我们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使父母双方疏于对子女的照顾，从而降低了影响孩子收入的禀赋。

除了教育是影响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外，经验、父母收入以及工作类型都对个体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

经验对收入有一个小的影响。通过对两个组的回归结果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经验变量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比对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高，但是优势非常微小（大约1.4%）。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因此经验值较小，导致由经验差异引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估计结果也大致说明了相对于农村务农人员，经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更重要一些。

父母的收入对于个体收入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父母收入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大概是对进城务农人员收入影响的2.2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留在农村务农的人来说，他们的土地基本上是和父母的土地在一起的，一起耕种、一起收割，然后得到自己相应的收入；而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人来说，这种依赖性会大大降低。父母收入对进城务农的人收入有正的影响是因为父母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高表明其家庭条件较好，这对于在城市中搜索工作的个体是有利的，他可以不必忙于找工作；而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他会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尽管工资比较低。

工作单位类型不同，个体收入也有显著的差别。对于农村务农人员来说，由于大部分个体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样本的92.4%），所以只有这个因素对个体收入有影响，而其他工作单位类型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集体企业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数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表明正规部门的收入会较高，正规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规模企业[11]。可是本文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估计结果，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个体，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体力劳动，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业，20%的人在建筑业，31.2%的人在运输业）。

回归中使用6个因素解释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变化的39.8%。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收入中教育、经验、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门等因素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收入的变化。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稍微弱一些，收入变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归系数解释。

五、结论

本文运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观数据，针对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以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一）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相比，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我们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时，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均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与各个教育——年龄组之间的流动倾向存在着正的、弱相关关系。因此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而且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此外，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对吉林省而言，“阈值”是初中教育。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不仅是影响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现状既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农村劳动力专业层次的提高[14]。因此，若要持续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能力，首先应该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我国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对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增加农村收入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由于样本数据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只分析了学校教育的作用，而没有考虑职业培训的影响。现有的文献资料已经证实了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培训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如何，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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