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摘 要 题】访谈录

【关 键 词】朱绍侯/军功爵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史》/史学观和方法论

【正 文】

春天，开封古城东北隅，一座静谧的庭院。推开虚掩的木扉，满目绿色令人心旷神怡。芳草绕径，青苔印屐，奇花点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中间一棵虬枝老树生机勃发，苍翠浑然。谁又能说，这不是寓所主人的传神写照呢？

老树春深更著花。

半个世纪来，历史学家、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先生以其充沛的精力和坚韧不拔的作风，耕耘在学术园地，著作等身，新说迭出，享誉于海内外史学界。应《史学月刊》编辑部之约，我们决定对八十高龄的朱先生进行一次学术访谈。以下是采访笔录的整理稿。

问：朱先生，您是历史学界尊敬的知名前辈。半个世纪过去了，您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请问您在学生时代，为什么要选择历史学来作为自己终身从事的专业？

答：1926年我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贫民家庭。不久全家迁居沈阳，我在这里读的小学和中学。要说我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有两个主要因素，都植根于我的学生时代。一是在中学时就爱读历史演义小说，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等，这样就引起了我对中国古代人和事的浓厚兴趣。二是我在读辽宁省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时，给我们讲中国古代史的是进步教授滕宗汉(又名滕敬东，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他讲课幽默生动，条理清楚，并且旁征博引大量史实来宣传爱国主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我最喜欢听的反而是历史课。兴趣是一个年轻人最好的向导。这样，在我1949年转入东北师范大学时，因为它没有教育系，我就决定转入历史系学习，先读本科，又读研究生班。

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治学经历，从而形成有别于他人的学术风格。请朱先生您结合自己的史学研究工作，谈一谈在这方面的体会？

答：我在读研究生时，主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1954年8月毕业后，从东北来到中原，任教于河南大学，主讲课程是中国古代史上段(从上古至南北朝)。我在工作后的前三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等在课堂上站住脚后，然后才开始搞科研。我的体会是，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不搞教学就不容易发现问题，科研会无的放矢；不搞科研会使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就浮在表层，人云亦云。教学没有坚实的学识基础，不可能把课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效果不可能好。

我刚开始搞科研时，主要是跟着史学界的热门课题跑，自己还提不出问题来，这就说明自己对科研还没有真正入门。上世纪50年代，史学方面的热门课题又被称为“五朵金花”，即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农民战争、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等。其中除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外，其他方面我都写过文章，特别是对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的课题写文章较多。所以我的老乡、陕西师大的赵文润教授开玩笑，说我也是靠农民战争起家的人。

跟着热门课题跑了一段以后，我认为这样不行。如此随大流，人家顶多认为你是属于哪一派的成员，而你很难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成果。于是我就思考出几个“冷门”课题，如军功爵制研究、户籍制度研究、治安制度研究等。我认为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但当时还没有人深入进行专门研究，我如果进行拓荒，即使成绩不大，也会有创新意义。

在这几个课题中，我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坚持得比较好，先后出版了《军功爵制试探》和《军功爵制研究》两本书，而且我如今正在对后者做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根据近一二十年新发现的秦汉简牍中有关军功爵制的资料，可以把过去人的错误认识订正过来，把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增补进去，算是给我40年的军功爵制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对于户籍制度的研究，我只是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和《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两本书中，把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阶级阶层的地位变化等涉及宏观历史演变的一些根本性东西联系起来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古代治安制度我自己除了写过两篇文章外，没有更多的深入研究。但是我曾经组织几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共同撰成一本65万字的《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对中国古代历朝的治安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不仅填补了该领域的一项空白，而且对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在课题研究中，喜欢写成组的系列文章，我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可以把自己对某一课题研究的时间拉长，方便个人全面思考进而能渐次深入，以便最终解决某一问题。二是便于全面详尽地搜集资料，并使资料在写系列文章时从不同角度得到充分的利用。三是有计划地写成系列文章，每一篇文章就是一项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排列起来显得很有逻辑和层次。四是把系列文章组合成一本著作，这样的书可以保证内容充实，观点和材料结合紧密，学术成果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如果是先定书名，再执笔写书，容易使人走东拼西凑的捷径。我写的《军功爵制研究》和关于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几本书，都是由先期发表的系列文章组成的，书中的每个课题都是我长期深入研究的的学术成果，而不是东拼西凑起来的东西。

问：朱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研究的领域牵涉诸多方面，除了十几部专著和教材外，您还撰写了150余篇论文，可谓硕果累累。请问您的代表作是什么？并请展开谈一下该项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

答：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我认为比较有特色的还是《军功爵制研究》。这是我在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子过程中发现并加以研究的问题。在读史书时，经常会遇到赐爵的问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中都记有二十级爵制的名称，特别是在涉及秦的历史事例时，好像爵位比官职还重要，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下决心搞清这种爵制的来龙去脉和它的产生背景、演变缘由及其作用价值。秦汉简牍的不断出土，给我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长期研究得知，这种爵制的名称叫“军爵制”，通俗地被称为“军功爵制”，是秦汉时代一种非常重要的军政制度。这种制度是在反对西周带有世袭性质的五等爵制和世卿世禄制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具有历史进步性。

这种爵制对立有军功和事功的人员既赐给爵位，又赐给田宅，与名田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斗争中，在刘邦打天下的过程中，军功爵制曾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秦代，爵位重于官位；在汉初，大小官吏也都拥有爵位，因此通过赐爵培养了一大批军功地主。但是从西汉中期以后，军功爵制逐渐衰落而趋向轻滥，从而也不再被人重视，所以司马迁写《史记》、班固写《汉书》对这种制度就记载甚少，使之几乎湮没无闻。我对此加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搞清军功爵制曾经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近些年来，我根据秦汉简牍提供的新资料，进一步解决了军功爵制研究中的一些长期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如刘邦在入关前和楚汉战争中施行过楚国爵制的问题，军功爵制中有侯爵级、卿爵级、大夫爵级和小爵级共四个等级的划分问题，汉初以爵赐田宅的具体实施问题，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以及爵级与官级的对照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军功爵制在秦汉时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而把握秦汉社会的特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问：在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是否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或者准备构建一个学术体系？而这种成体系的学术课题的确立，又主要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答：搞学术研究，不可以没有计划，也不可以没有长远的规划。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的即兴涉猎浅尝辄止的做法，不可能产生系统的具有相当分量的和具有较高学术品位的著作成果。我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研究军功爵制，都是长期计划下的产品。前者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后者我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直到现在仍没有停止研究。我研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的目的，是想搞清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演变情况、中国古代剥削关系的演变情况以及土地制度对剥削关系演变的作用，并由此最终通过这些研究，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及其演变，我在读大学时就知道井田制是土地公有制，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就正式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在大学任教后又知道了史学界存在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土地国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的学术争论。我还知道土地制度史上有个普遍规律，即先有公有制，后有私有制，在二者之间有个土地长期占有制。但在中国以往的土地制度研究史上，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土地长期占有制的过渡环节。于是，我在研究商鞅变法所建立的名田制(或称受田制、辕田制)时，认识到名田制就是有授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按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其在中国土地制度史上有三点改变：一是废除井田制下的“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土地定期轮换制，改为有授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二是亩制计量改小亩为大亩。周的亩制是百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商鞅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仍百亩给一夫。三是土地占有与军功爵制挂钩。商鞅宣布“明尊卑爵秩等级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按每人军功爵位的高低不同，赐给不同数量的田宅。允许立有军功者在原基础上再加赐田宅，斩一敌首“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这样，不论是庶民受田还是军功赐田，都是有授无还的土地长期占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因为国家并没有明令放弃土地所有权，对授出去的土地，国家有权干预甚至是没收。但是，土地制度的演变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即土地一经被长期占有，早晚会转化为私有。所以到秦朝末年，土地就出现可以买卖的私有现象，甚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使人口大量死亡，无主荒地增多，所以西汉初又恢复了秦的受田和军功赐田制。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相关条文看，庶民受田仍是一家百亩，而军功赐田则数量惊人——关内侯最多可赐田95顷，赐宅95宅；卿级爵可赐90顷、90宅，大夫级最高的还可赐25顷、25宅。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功赐田与庶民受田制度的回光返照。经过汉初70年的发展，到西汉中期以后土地私有和土地兼并又几次出现新的高潮，于是官方就推出了“限田限奴”、“王田私属”等应对措施，其理论根据正是古代国家的土地所有权，但时转世移，效果微乎其微。到了东汉，政府再没有实行过庶民受田、军功赐田的政策，土地私有和土地兼并已成大势所趋，不会再遇到干预，田庄经济遂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中国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三国时土地国有制一度抬头，西晋占田制实际也是土地长期占有制。北魏至唐早期的均田制，对大田是有授有还；但在具体执行时，又不是土地重新分配，而是在原来私有、私人占有的土地上作一些调整，出现了公不公、私不私的状态。至唐中叶均田制被破坏，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起来，至宋“田制不立”，土地私有制才在不受任何约束的形势下发展下去。以上就是我对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史上的一个概括性认识。

关于剥削关系，我研究的重点是考察秦汉魏晋南北朝租税制度的演变。在秦汉时期租与税的含义与后世恰恰相反，当时的“田租”就是后世的土地税，当时的“地税”反而是后世的地租。土地税(田租)是各种形态社会所共有的，只有轻重程度之分，没有性质的区别。而地租(田税)却具有封建属性。从秦汉的历史来分析，地租首先是从私有土地上产生的，即“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然后国家利用“假田制”而收“假税”，即在国有土地上也收地租，对假田农民实行封建性的剥削。曹魏屯田制就把国有土地的地租正规化，西晋的占田制、租调制同样也是在国有土地上征收地租，而荫客制就是把汉代地主对农民不合法的剥削进一步合法化，国家把一部分农民转让给豪门地主，农民与地主之间建立了封建租佃关系。均田制是国家以地主的身份，剥削均田农民，均田农民沦为国家的佃农。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租税制度的演变趋势来观察，是封建剥削关系的逐渐强化和正规化。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

关于各种土地制度的历史作用问题，说名田制、假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在一定时期内都对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家并无太大歧义。但对于我认为在私有土地制度驱动下，西汉中期以后广泛兴起的田庄经济这种劳动组合形式也有进步性，在当时却遭到学术界的普遍反对。其反对的理由是：田庄的所有者是豪强地主和门阀士族，他们生活腐朽，剥削残酷，实在体现不出来历史的进步性。我理解反对者的理由，但我认为田庄是一种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经济体制，比起汉初的小农或地主单一经营机制有很大优越性。特别是在战乱时期，田庄和坞璧(适应战乱带有军事防御功能的田庄组织)对保护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具有积极作用。这种观点以前常常被作为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被学术界所接受。

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我在大学本科时学的是“西周封建说”。当时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和吕振羽先生的《简明中国通史》盛行一时，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也主张此说，故当时我想当然地服膺此说，就不知道此外还有其他观点。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陈连庆先生主张“魏晋封建说”，同时我所敬仰的唐长孺、何兹全、尚钺、赵俪生诸先生也都很坚定地持此观点，于是我也就转向对“魏晋说”坚信不疑。在大学任教以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占了优势，成为主流。随着《中国史稿》的正式出版，我在教学和编写《中国古代史》讲义时，又采用了通行的“战国说”。对以上三种分期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魏晋封建说”，但我基本上是人云亦云，自己并没有进行认真深入的专门研究。直到我开始研究军功爵制之后，发现在商鞅所建立的军功爵制中，有“乞庶子”一条。庶子对于有爵位的人，在平时“其庶子役其大夫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也就是说非战时庶子应该给有爵位的大夫一月服六天劳役。到了战时，庶子则跟随主人从军服役。我认为庶子与其主人之间是典型的封建依附关系，而军功爵制中的“食邑制”，实际上也是封建主向其领地之民收取封建租赋。由此我就确认，中国封建社会应该从战国时开始。这种认识不管正确与否，它是我自己独立研究的结果，与以前那种人云亦云的“观点”应有所不同。

关于军功爵制与名田制的关系，一开始我是对二者分别进行研究的，也曾认为它们各不相属。等到这种研究越来越深入之后，我才发现军功爵制与名田制是同时兴起、同步发展，而且是同步衰亡的。于是我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说井田制是西周世卿世禄制和五等世袭爵制的经济基础的话，那么战国之后的名田制就是军功爵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所谈的互相关联的诸多学术课题，也可以看作是我有计划铺陈设置的一个学术体系。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促进，都使我能够更好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规律和品性特点。

问：朱先生，以上所谈，确实使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了您为自己所构建的学术体系，具有相当的深刻性。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您确实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了您学力的宽广的一面。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一些“计划外”的研究项目的？

答：我说过，搞学术研究不能没有计划，也不能没有长远规划。但学术界有时需要互相协作，搞一些非单个人所能承担的跨界大工程，比如编写带有“通”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另外，这些年各地兴起寻根热，海外和大陆各界寻姓氏之根和文化之根，我也难免被邀参加一些研讨论证会，写些临时性的题目。

我先后主编过《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中国历代宰相传略》、《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叶姓溯源》、《后汉书精言妙语》、《中原文化大典·人物典》、《今注宋书》等九部书。其中除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叶姓溯源》等属于论文集，不需要我花费太大精力外，其他都是先由我拟定提纲，物色作者，然后由多人进行合作撰写的。在修改书稿时，主编又要统一文风，统一观点，统一体例，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不亚于自己写一本书。我曾说：“编书不易写书难。”大概没有狠下功夫编过书的人，很难体会个中甘苦。就拿主编《中国古代史》来说，这是教育部组织山东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十院校合作编写的本科教材，最初有两位教授宁愿退出也不愿担任主编。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一个学校的人合作编教材，意见都很难统一，现在十个学校的人在一起编教材，这协调工作怎么做？等我接受了主编任务后，才真知道了其中的难处。

首先讨论“中国古代史编写大纲”。小组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每个人的理由都很充分，意见很难统一。但一部教材不能容纳五花八门的不同意见，自相矛盾。我一看没有办法，就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解围。当初在《中国史稿》的编写研讨会上，也是各种意见互不相让，范老站出来说，在延安我编《中国通史简编》时，也遇到大家意见不能统一的问题，我就说我是主编，应该按我的意见办；现在《中国史稿》郭老是主编，就要按郭老的学术观点、思想体系和具体意见来编写。大家听我一说，也就不再争论，《中国古代史》的编写大纲就按我的意见确定了下来。

然后就分配编写任务，用半年的时间由各院校执笔人分头撰写，中间在开封还有一次小规模的样稿审定会。但后来等到书稿集中，我一看感到麻烦了。不仅每个人的文风体例很不一致，而且原规定的字数也大大超出。原来规定要用精练的语体文，分期采用“战国封建说”，每章都有字数限制，全书不超过90万字。但在交上的稿子中，有的接近文言文，有的是白话文，而西周那一章则写成了“西周封建说”，字数有的章竟超出一倍之多。我对实在不合要求的退回修改，多数稿子留下来由我来“统”，文言的改“白”一点，白话的改“文”一点，都向精练的语体文靠拢，字数也被压缩下来。西周一章由执笔人改了两次，还是不合要求，最后只得由我完善。令人欣慰的是，“十院校”同志间的关系非常好，包括几位老先生都欣然接受我的修改意见，这就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础。但是，等到在桂林开全书定稿会时，与会者还是提出很多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我肯定田庄经济、门阀士族也有积极的历史作用的表述不同意。安徽师范大学的张海鹏先生，在编书过程中我们两人的意见经常是一致的，但对这一问题他绝不让步，他说主要是怕犯原则性、阶级性的立场错误。我对他说，“文革”后学术界开放许多，肯定统治阶级及其制度也有一定的历史积极性，这种观点是会被接受的。他说，不，门阀士族的反动性腐朽性太明显了，田庄是豪强、门阀的经济基础，剥削太残酷，不能肯定。我说，东晋的王导、谢安都是高级门阀的代表人物，他们不都是很有作为的宰相吗？田庄和坞壁在战乱时对社会生产不也很有保护作用吗？海鹏先生还是不肯接受我的意见，没办法我也只好把门阀和田庄的积极作用改得模糊一些。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切都由我主编说了算，有些问题我也要向执笔人让步，妥协是必要的。如我认为名田制是土地长期占有制，而多数人都主张是土地私有制，我也就只好按大家的意见办。既然是合作就要有互谅互让的精神，“一言堂”是办不成事的。《中国古代史》在十院校的通力合作下，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1979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先以“试用教材”的名义正式出版。1980年由教育部召开审稿会，通过正式验收，它于1981年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名义出版。令人欣慰的是，自本教材面向高校、面向社会发行后，受到高校师生和各界的欢迎，迄今已修订改版四次，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

再谈一下《今注本宋书》的编写情况。这是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一部，该工程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发起，由“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具体执行，总主编是著名学者、文史专家张政烺先生。以下每部史书设立一位主编，我被聘请为《今注本宋书》的主编。

现在通行的“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原来都没有注释，所以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为完成此项艰巨任务，我邀请五位拥有博士或教授头衔并且都出版过相关学术专著的中年学者参加。在工作正式开始之前，总主编张政烺先写出《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总则》作为注释工作的法则。在此基础上，我又写出《今注本宋书编纂细则》，作为注释《宋书》的执行依据。大家分工注释，我也分到《宋书》中的10卷“本纪”和4卷“列传”。严格地讲我对古文献注释工作是外行，其他五位中年学者也都没有注释古书的经历，我们都得在实践中摸索前进，边学习，边注释。原来我们都知道搞文献注释要有深厚的学识功底，需要有古文字学、古音韵学、目录学、训诂学、历史地理学以及典章制度、文化历史掌故等各类知识，并且手头还要备有各种合适的工具书。注释《宋书》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肯定难度不小，但在我们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才知道原先对困难的估计还是非常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原来以为找一个最好的《宋书》底本，然后对《宋书》中的疑难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就可以了。却没有想到一是《宋书》本身原来就有错误；二是它在流传过程中又产生不少错误；三是最好的中华书局本《宋书》在标点、校勘上也有错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先做基础的校勘考证工作。另外，南朝人写文章爱用典故，沈约在《宋书》中就引用了很多这类文章，或一句一典，或两句一典，甚至一句两典。如果对典故的出处和内涵不清楚，对文章内容和历史背景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在标点断句上就会盲目。为注释文中典故，我们耗费了许多精力。

参编的五位中年学者，对注释工作尽心尽力，认真负责，都按时完成了任务，交上来的稿子总体质量上还是很好或较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技术的角度讲，有人注释时忘记了《编纂总则》和《细则》的规定，而总按自己的写作习惯信笔而下。从注释的内容讲，有人对难度较大的问题，或略而不注，或虽注了但不够准确。对此，我作为主编必须“纠正、补充、修改”之。这虽然只有六个字，做起来却是很难的。为了《今注本宋书》，从1996年到2000年，我整整耗费了五年时间。现在看来，虽不能说把《宋书》中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说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准确无误，但我已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了。至于遗留问题或注释中的失误，就只好在出版后敬请专家和读者指正了。

以上这些大型协作项目，虽然不属于我计划内的研究课题，但是我一旦接受下来，就把它们当作计划内的项目一样认真对待。另外像《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中国历代宰相传略》、《后汉书精言妙语》、《中原文化大典·人物典》等大型协作项目，我均持此态度。我绝对不作欺世盗名、不劳而获的挂名主编。我最近几年由于年事已高，无力再搞长期大型的研究项目，多搞一些“零打碎敲”的研究课题。

所谓“零打碎敲”的课题，主要是随着姓氏溯源和文化寻根热潮涌来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我总是被邀参加一些文化研讨会或名人故里论证会，而且要写一些文章。对于这些会议的参加与否，我是有原则性的前提条件的：会议发起主持方所要达到的结论，如果与我一向的意见相合，我就参加；如果不合，则不参加。如果实在推托不掉，就事先说明我参加会议但不发言不写文章，再不行就在会上讲些与主题不直接相关的意见。如有两个县邀我参加“鬼谷子故里”论证会，主持人是我的学生，推辞不掉，我就在会上讲了“关于鬼谷子研究之管见”。这是个纯学术的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与功利性的论证“鬼谷子故里”在何处无关，总之我决不违心地逢迎主办单位的需要而“卖论取宠”。但如果是我心甘情愿参加的会，我就会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当地古迹以及其他传说认真地写论证性的文章。最近几年这类文章我发表有十篇以上，其中有的被各种报刊多次转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如《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我研究了什么是河洛文化、河洛文化区域及台湾河洛郎、世界客家人根在河洛等问题，在《文史知识》发表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寻根》杂志都有转载。又如《帝舜故里瑕丘(负夏)考》一文，则根据各种文献及濮阳县瑕丘的地形地貌，再结合当地有关舜的各种传说，我论证了帝舜故里在濮阳瑕丘。这一意见被世界帝舜宗亲联谊会所认同，并将该文刊刻石碑立在瑕丘遗址，正面书写“帝舜故里碑”几字。还有我的《张姓祖根在濮阳》、《平乱兴国不谋私利的叶公子高》两文，也分别为世界张氏总会和世界叶氏联谊会认同，并被各种报刊转载。据说有的地方修《张氏族谱》、《叶氏族谱》，就将二文分别收入族谱，作为他们寻根认祖的依据。总之，我写姓氏和文化寻根一类文章，是以历史研究的态度认真对待的，言必有据，绝不写应景式的文章。

问：学术研究，有传承有发展，总是后浪推前浪。请问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哪些前辈先生或他们的哪些著作对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答：在我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连庆先生。陈先生学识渊博，根基深厚，记忆力特别强，有过目不忘的灵性。他上通先秦下及明清，尤精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他在谈到古籍的版本目录时如数家珍，而且知道它们分别藏于哪个图书馆。陈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魏晋封建说”。他以后发表的《西周奴隶考》、《春秋奴隶考略》、《秦汉的奴隶问题》、《试论汉代的社会性质》、《试论魏晋时代奴隶的农奴化问题》等文章的内容，在当时都曾给我们讲过。原先我们只知道西周封建说，听到陈先生对自己观点的论证，感到既新鲜又十分令人信服。我后来虽改从“战国封建说”，但我承认秦汉社会有大量奴隶存在，而且在讲魏晋封建化的发展时，实际上是沿袭了陈先生的学说。

在我学术生涯中第二位对我影响大的是陈寅恪先生。其实我和陈先生只见过一面，也没有交谈，他怎么能对我有很大影响呢？原来陈连庆先生非常敬重陈寅恪先生，经常向我们介绍他高超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并把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定为我们的必读参考书。陈先生的隋唐制度三个来源说，他对府兵制的精密考证，他的“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的民族融合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陈先生十分谦和，学术上从不强加于人的态度更是令人敬仰。1999年11月在中山大学举行“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写了一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读后》，以表示对陈寅老的敬仰怀念之情。

对我的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第三位先生是唐长孺教授，这也是陈连庆先生所敬重并经常向我们介绍的著名学者。唐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可以说是我研究魏晋史的入门指导书，我最初写有关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九品中正制、北魏均田制等方面的文章，都是受唐先生这本大作的启发而动笔的。我工作以后与唐先生的交往比较多，有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一是当年我刚到河南大学的工作岗位，就把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东晋南朝户籍里伍制度和阶级关系》寄给唐先生请求指教。唐先生给我写了14页稿纸的回信，除了肯定我的选题和基本观点外，还给我指出了18条错误和不当之处。唐先生特别指出我引用古书不分先后的毛病，即不知道引用历史资料要分清哪是第一手，哪是第二手。如某件事《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内容文字相同，则宁用《史记》而不用《汉书》，因为《汉书》在后，是抄《史记》的。再如《通考》和《通典》记载的同类资料，如果文字相同就用《通典》而不用《通考》，因为前者成于唐代，后者出于宋元，明显是《通考》抄了《通典》。从这里我体会到唐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青年后学的关心。另一件事是1988年我主编教育部组织的大学文科参考书《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其中有一个课题我请唐先生推荐作者，他就推荐了一位留校工作的研究生。这位同志认真负责地按期交来文稿，但随后我又接到他的一封信，说稿子是在唐先生指导下写成的，但定稿后未让唐先生过目就寄走了，唐先生很生气，让把稿子要回。我把稿子寄回，过十几天稿子重又寄来，我一看唐先生改动很少。这件事使我大受教育。本来是一篇很成熟的文章，唐先生不放心，非要自己看过改过才可以。他对学术问题的态度真是一丝不苟，太认真负责了。有这样一位导师真是太幸运了，在唐先生的指导下，这位同志后来能大有学术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名师出高徒嘛！

以上三位史学前辈，道德文章都是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如果说我的一生还有一点微小成就的话，也是在前辈们和其他师友们教育、指导、影响下取得的，我将永远铭感不忘。

问：您是青年学子崇敬的历史学家，他们除了通过阅读您的论著以学习您治学的原则和方法外，是否还请您专门就史学观和方法论问题，给他们谈一些指导意见？

答：研究历史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自觉不自觉，都要受一种或几种理论观点来支配，如历史唯物论、英雄史观、经济史观、历史循环论、历史虚无主义、地理环境决定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有些人尽管口头上不承认，实际上他的研究思路和得出的结论，正是某种观点的体现。“文革”刚结束时，学术界思想混乱，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过时的想法，在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中泛滥。具体到史学界，有人特别反对五种社会形态说，认为“文革”以前史学界对历史分期的讨论毫无意义。当然，中国古代是否有过奴隶制社会，由原始社会是否可以跨越奴隶制直接进入封建社会，这些问题都可以讨论，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错了，过时了。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研究生，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到今天为止并不认为这种理论过时了。极左思潮泛滥时，史学界的偏差主要是贴标签，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不承认统治者及其制度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的积极作用，甚至搞影射史学等。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而是人们运用中产生的偏差或问题。“文革”后我也进行过反思，也认识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差，但想过来想过去，还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错，也没有过时。因为研究历史，避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相互作用，避不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避不开对历史规律的探讨，避不开对英雄人物和劳动人民历史作用的评价，避不开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避不开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进行的辩证分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处理上述问题，才是最科学的态度，才能得出最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在学术实践中，我也感到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历史问题的优越性。我多次参加历史学的国际会议，所见所闻国际友人如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等国学者的众多学术成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其研究的深邃细密程度可以说常常超出中国学者，但由于他们不重视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这样就往往看不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难以把握历史问题的深层本质。日本著名的学者西定生，写了本《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二十等爵制的研究)，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军功爵制最高水平的著作。他对军功爵制一些具体问题分析之精细，洞察之透彻，令人钦佩叹服。但由于他不重视对军功爵制发展规律的研究，在书中对这种制度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作用并没有说清楚，这就给后来者研究此问题留下了很大余地。我承认自己对军功爵制的研究在总体上还赶不上西定生，但在对军功爵制发展规律及其历史作用的认识上却可以说超过了他。此话虽有“王婆卖瓜”之嫌，但确是实话。

关于史学方法论，其目的无非是要找到一种能够洞见历史发展规律，并且用力少见功多，即“事半功倍”的研究途径。我认为研究历史没有多少窍门可找，既要勤奋又要有时间的积累。研究自然科学和文学创作可以早出成果，成名于年轻时，但研究历史的人却是在40岁以前很难有大成就。首先你要有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因为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人再聪明也不可能写出很有价值很有分量的著述。我给自己立有座右铭：“天资愚钝凭勤奋，事倍功半终有成。聪明才智荒学业，虚度年华空一生。”要“勤”，包括眼勤、脑勤、手勤、口勤和腿勤。眼勤就是多看书，脑勤就是多思考，手勤就是多记多写，口勤就是多问多切磋，腿勤就是多实地考察。要“奋”，就是奋发有为，比别人多一倍甚至十倍的努力，百折不回，最终总会有所成就，才不至于“虚度年华空一生”。

具体到著述写作，我倒有一套工作程序，也可以在这里谈一谈。一旦确定某一课题，我首先搜集资料(已有的资料更要充分利用)。我的方法是摘录卡片，每张卡片只记一条资料，以便于后来按类分组。资料内容包括三方面：一为原始史料，二为理论指导，三为学者的有关论述。资料收集齐，还要认真审核，剔除不能用的，然后把保留下的卡片按不同类分成一组、二组、三组……再根据卡片分组拟写出所要著述的大纲。第一标题下用第一组卡片的内容，第二标题下用第二组卡片的内容，依此类推。将来全文写完卡片也就用完，我把这种写作方法叫“一遍净”。我认为这种工作程序有三点好处：一是避免写前忘后，使思路通畅无阻；二是避免卡片太多，使用时给自己造成混乱；三是避免内容前后重复或自相矛盾。凡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写作程序，我以上所谈只能说适用于我自己，不是人人适用。特别是现在有了电脑这种工具，写作和研究的手段更科学、更实用、更便捷，但读书和写作的基本程序还是一样的。

问：现在的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在学风和研究路径上还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您认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或局限，应该怎样加以克服？

答：必须首先说明，我认为现在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学术研究最好的时期。就史学领域来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成果的丰富多彩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考古和文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还不能悉数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所及时吸收。“文革”后有很多重大考古发现，如先秦金文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秦公大墓、秦陵兵马俑、明清满文老档以及历代无法计数的铜、铁、瓷器和纺织品，都足以改写中国古代史。这些虽不能说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一点儿都没有吸收，但吸收也是微乎其微，几十年来中国古代史是一仍其旧的老面孔。这就要求历史研究者注意吸收文物考古新成果，考古学界也应主动提供信息和资料，帮助历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但更主要的还要靠国家组织考古文物界和历史学界等多学科大协作，像“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那样，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状况肯定会有大改观。

二是边疆史、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仍是两层皮，未能紧密结合。边疆史与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一向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随着新编地方史志的推进，内蒙古、西藏、新疆、广西等地区都出了地方通史和民族专史，边疆与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作为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古代历史”的专门著作《中国古代史》，还很少关注和吸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十分遗憾。如何把两方面的研究力量和成果结合起来，写出一部内容丰满面貌一新的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古代历史的《中国古代史》，仍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

三是现时各地方的古都故里之争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负面影响。随着海外姓氏寻根、文化寻根活动的升温，大陆各地为发展旅游吸引投资，一股姓氏研究和区域文化研究的热潮也在兴起。这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地方主义作祟，各地强拉名人，妄称古都故里，造成了学术界的一定混乱。如老子故里，《史记》写得很清楚具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也即今天的河南鹿邑。但却凭空冒出个“安徽说”，说老子是安徽某地人。不仅地方部门这样讲，学术界也有人唱和，影响就大了。再如诸葛亮“躬耕南阳”的问题，学术界原本没有分歧意见，但现在也是争论不休，以致真假难辨。这类争论对老一辈学者不会有影响，真者自真，假者自假，但对后来人则有以假做真之虞。还有梁山伯祝英台，本是戏曲小说中之传奇人物，一些地方却将之说成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纷纷开会论证其故里。类似问题很多，我在《科学深入地研究河洛文化》(载《光明日报》2004年12月7日)一文中讲了“研究姓氏文化三忌”，已有所论及，此不赘言。

问：由于社会背景和教育体制方面的原因，在知识结构的广度和深度上，解放后的史学工作者很难比得上解放前培养的那些史学大师，所以有人说我们是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您认为我们现在治学应该如何打破严格的学科壁垒，真正做到厚基础、宽口径，或人们常说的“文史哲”不分家？

答：我要说明，我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历史总是在发展，应当是后来居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后来居上，而是总的趋势是后来居上，其中必有一大批人后来居上。历史不总是直线上升，而是有进有退。让现代人烧彩陶黑陶，再好的窑工也烧不出仰韶、龙山时期那样的精品，但今天的瓷器要比古代的彩陶黑陶好过千百倍。现代人造纺车，不会比古代的纺车好使，但现代纺织机比古代纺车的效率更高亿万倍。同样讲考据学，解放前的先辈的考据水平已赶不上乾嘉学派，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却高于乾嘉。要论古学的功底，解放后培养的固然赶不上解放前培养的学者，但后来者思路新，眼界宽，方法新。特别是“文革”后培养的一代学人，都掌握电脑等新技术的运用，又广泛吸取世界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能力肯定不会低于前人。从现在已经发表的史学论著看，今人在数量上不仅远超以往，质量上也不乏上乘之作。这是总体形势。具体到某一方面，解放后特别是“文革”后培养的学者，古学根底较为薄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熟悉，这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为新技术的掌握只是便于史学研究，不一定就必然会产生超过前人的学术成果。

关于“史学大师”，他们的出现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机遇有关。像陈垣、唐长孺等泰斗级的历史学家，他们古学根底深厚，学术成就斐然，解放后受到学术界的景仰。像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古学新学都有高深的修养，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有开创之功，后来成为史学界领袖。他们的“史学大师”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解放后培养的学人，在运动不断的背景下，有的成了革命先锋，有的成了被批斗对象，专心业务者被划为“白专”，要想在其中树立起史学大师何其难哉！尽管如此，在解放后培养的史学家中，也还是有一些拔尖人才，在我的心目中有的人也可以被视为大师级的学者。我还觉得在“文革”后培养的人才中，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有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如能假以时日，肯定会有出类拔萃者面世。但在“千峰争秀，万壑争荣”的形势下，一枝独秀也很难。不过再难也终会产生史学大师，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

关于学术研究的学科壁垒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学术研究有两个发展趋势或规律：一是越来越向专业化发展，二是边缘学科的互相渗透和协作。从学术发展的专业化方向上看，文史哲应该分家，这有利于各自学科的深入，以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但这并不是说研究史学的人可以不懂文学和哲学。历史学家的著述需要用流畅的文笔，清楚明白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陈列自己的论据，没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是不行的，语言表达也是需要有文采的。同样，历史学家也需要有哲学修养，要有哲理思辨和逻辑思维能力，这样写出的论著才能说理透彻，条理清楚，环环相扣，不容置疑。如果不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像“瘪三”一样，枯燥无味，颠三倒四，自相矛盾，言不及义，他要想成“家”恐亦难矣。文史哲三者都是博大精深的专门学科，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专治一门兼学其他还是必要的，要想门门皆精，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了。

再谈各学科的互相渗透互相协作问题，这作为一种学术发展方向，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有些综合项目如卫星、飞机、汽车……的研究制造，都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协作攻关才能拿下。历史学也是这样，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必须是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年代学以及物理学、化学等诸多学科的大协作才能完成预定任务。对其中的参加者，并不要求他兼通各科，但却必须精通一科，发挥其知识构成在总任务中应起到的那部分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学科互相渗透的两个大趋势并不矛盾。当然我们不排除有的学者既精通一门，又兼及其他，“一专多能”会对学术研究起到锦上添花作用，协作起来更容易沟通。另外，有些文化普及型的工作，并不需要精通一门学科，反而需要“多面手”，那又另当别论了。

问：历史学研究需要继往开来，您作为史学界的一匹“识途老马”，请展望一下新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前景？

答：随着电脑处理技术的发展以及更多地被应用于历史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将会比20世纪更加精彩，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这是可以预言的。

随着文物考古新发现的不断积累增多，从远古到明清的历史都会有许多新的资料补充。再结合除汉族外其他少数民族古代历史研究的大量新成果，中国古代的历史将会在更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改写。这样，一部部崭新面貌的中国古代断代史、专门史著作将会陆续面世，一部部崭新面貌的中国古代通史著作也将陆续问世。

由“今注本二十四史”编委会主持编写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明年将由巴蜀书社陆续出版，以填补传统二十四史中后二十史无注的空白(即使“前四史”中的原注释也不再适应现代人的阅读需要，必须重注)。这将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提供更为便利的资料条件，也有助于史学新成果的更多涌现。

“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后，中国古代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已可推至四千年前。等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完成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也将被落实。21世纪写出的《中国古代史》将把五千年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清晰周详地加以描绘和论述，以提供给年轻一代的读者。总之，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前程远大，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在其中大展宏图。

采访结束后，我们对德高望重的朱绍侯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祝愿他这样一株久阅霜寒的老梅铁枝更健，克享高年，为芳草葳蕤的史学园地更添新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