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素质教育、科教兴国、以及教育同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这三个方面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探讨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分析了它们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出它们都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

关键词：素质教育 科教兴国 邓小平 江泽民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教育。面对当时国内外的各种挑战，他们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教育思想。在教育目标方面，继承了邓小平“四有”新人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学校要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理念。在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在教育改革方面，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同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

一、从培养“四有”新人到培养高素质的人

“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是邓小平根据自己长期的工作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四有”新人的覆盖面很广，邓小平认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理想、纪律都要依靠教育，从小培养。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需要有文化，有道德。“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教育普及了，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发明创造就会多起来。”

相对于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的人才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学校教育工作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要求。即学校教育要以提高学生的素质为目的，而不是陷入应试教育的怪圈，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这里的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后来党的十六大又加上了健康素质。素质教育的理念和“四有”新人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既是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也是对全体国民的要求。不同的是二者提出的时代背景和所针对的主要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相对于十年内乱，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时代要解放思想，发展经济。与此同时，还要防止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邓小平头脑非常清醒。他说“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教育呢？就是要教育全国人民都要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根据自己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认为人的团结是最重要的，要团结就要凝聚力。在战争时期，很多革命志士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像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组织起来，“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一方面要进行体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我们国家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沉重的人口负担还没有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教育改革要立足于这个实际，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后来，实施了“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以提高国民素质；实施了“跨世纪园丁工程”，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样界定素质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素质教育的提出是中央总揽国内外全局，在新的形势下提出来的。这个形势就是国际竞争激烈，竞争的焦点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是全民素质的竞争。而国内我们则是人口负担重。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靠什么？ 中央的回答是要靠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在创新精神的培养方面，中央认为，“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

二、从优先发展教育到科教兴国

优先发展教育是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目前已成为全党的共识。然而从它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却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科教兴国是江泽民于1995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首次正式提出的。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科教兴国战略被列为今后15年直至21世纪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优先发展教育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了一定程度后，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中，教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的经济体制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轨，改革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新的矛盾和挑战。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更加剧烈的大背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这是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教兴国意味着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高度重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末这20年里，前十年是打基础阶段，后十年是高速发展阶段。80年代初，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问题也日益重要，邓小平认为，从长远来说，我国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经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1979年，邓小平曾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对于现代化，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实现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也就是“小康”之家。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针对教育优先地位不落实的问题，又一次提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不仅自己重视教育的作用，而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高度重视教育。他多次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并要求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所以邓小平强调：“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江泽民认为科教兴国各级领导干部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落实。“有的领导干部口头上科教兴国喊得很响，但迟迟不见落实、不见行动。这些都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

从优先发展教育到科教兴国体现了国家对教育所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国家对教育创新及其引领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高度重视和依赖。在20世纪末中央已经认识到，教育创新的重要性。“如果说过去国际军事政治斗争的背后，主要表现为直接争夺工业化必需的资源和商品、资本输出的市场，那么，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展开。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重视教育的创新作用就要强调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联系得更直接。特别是知识、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作为传递知识、创造知识的高等教育，其重要性更加突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能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如果我们在中小学给学生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学生掌握较多的是知识，那么这样扎实的基础教育，本身就包含着天生的弱点。

江泽民认为“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改革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1998年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的战略，教育部实施了“985”工程，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从此开始了我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2001年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说，“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离开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三、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同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手段，但在“文革”中遭到扭曲。劳动被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代表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到打击，体力劳动被过分强调，被看作是改造知识分子的手段。邓小平认为一定的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太多了就会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过分强调体力劳动，轻视脑力劳动，忽视了知识分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忽视了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与时代潮流是相悖的。邓小平从宏观上，赋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新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呢？邓小平认为，“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邓小平的视野更为开阔，不是拘泥于每一次具体的体力劳动，而是着眼于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从宏观上强调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比例要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在宏观和微观上，则要求各级各类教育都要通过提高教育质量服务于经济建设，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必须培养高质量的人才。邓小平虽然认为学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仍有必要，但是邓小平反对让学生参加过多的体力劳动，他说，“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在邓小平看来，“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看可能。普通中学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搞一些小农场、小作坊，学生轮流参加生产，或者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劳动有了收入，也可以拿来帮助贫苦学生，但是不能把劳动搞成社会职业，不要以赚钱为目的，一提倡赚钱，就容易计较个人利益”。 与体力劳动相比，邓小平更重视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就要在质量上下功夫。“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

在新的时代面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又对时代的要求做出了回应。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仍然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教育不仅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且“教育同经济、科技、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正在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不仅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储备，而且要直接参与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为推动各项建设事业作出贡献。这就要求必须改革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通过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尽快建立教育与经济、科技密切结合的新机制。”这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出发，让学生接触自然、了解社会，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形式多样的课外实践活动，培养动手能力。“事实已经充分说明，‘象牙塔’式的教育，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需要教育同经济、科技、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正在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学校教育要走出“象牙塔”，参加社会实践，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

实现教育同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首先要改革教育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以高等教育为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规定，将能够下放的有关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权力下放给了高校。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并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在招生、设置学科和专业、组织教学、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国际交流、设置组织机构、评聘教师和财产使用等方面的自主权。但法律规定的这些权力并没有完全实现。通过共建、调整、合并、合作的改革，我们改变了高校对政府的隶属关系。原先隶属于中央各部门的通过和地方政府共建，加强了地方政府的统筹管理权力，促使高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绝大多数中央业务部门的高校经过调整划归中央教育部门或地方政府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新体制。

实现教育同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还要树立教育服务的理念，高度重视教育市场的作用。义务教育作为培养国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政府要真正承担起自己的义务。但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市场则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幼儿园教育、高等教育、各种各样的培训等。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更要高度重视教育市场的存在及其开放问题。我国人口众多，而教育经费有限。开放教育市场可以使我们引进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引进国外资金，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同时国外的办学体制和机制还能给我国的教育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