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从具体的人脉关系探讨其变化的脉络，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相互影响与隔膜，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向，更为建立中国研究的学术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说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 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叶理绥（S.Eliseeff），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　　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 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 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 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统学术方法被运用于中国研究。因而与一般情况相比，近来法国‘河内派‘-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斯柏楼（Henri Maspero，通译马伯乐）等都在安南河内久任教职-自然比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 。

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 。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 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响，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这种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期大为改观，沙畹因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其译注《史记》，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伯希和则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 他进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 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 。

同时，伯希和还扮演了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参与《通报》（T‘ong bao）的编辑，1925年起成为主编，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类似汉学界的法庭 。在其主导下，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 。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出迭现，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一般应先入中国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按照当代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与观念治中国学术。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法国势力最大的写实派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声称：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 。这种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使汉学逐渐脱离以往的两种偏向，即不通中文只据西文的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分析的以讹传讹，与清学颇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用以研究中国，往往有失文化本色。以中国固有方法整理文化遗传，不可或缺。受导师的影响，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北京，实地学习中国的学术方法。

第二节　　方法与文献

然而，西洋汉学正统的语文学方法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在巴黎学派内部，率先起来纠偏的便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葛氏是汉学家沙畹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im）的学生，并深受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 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其评价也低于伯希和等人，认为所致力于上古遗留经传的考订，进步甚大，但是中国学者向考据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远了一点。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我该当立刻的说：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评。这种批评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他的原则都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便未尝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适当的。 因此，他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崭新的社会学派。

葛兰言的新方法，有人概括为伪里寻真或伪中求真，乃是将历史学的内在批评、社会学的同类比较和事实分析三法并用。对于古代文献记载，其看法是：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事的人的心理是确定存在的。他从文献中所搜寻的事实，便是后一类型的社会事实，然后应用社会学观点，对于事实作一精细的、比较的与全体的分析，以便从中自然而然呈现出一种说明来。 依照杨　　的看法，其《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的绪论，不仅是葛兰言方法论中一个很好的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的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而首当其冲的对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汉等人所代表的正统语文学派。这一派从沙畹以至于伯希和与马伯乐，可谓登峰造极。其特长与弱点，已均暴露无遗。……社会学派的最大贡献即在乎方法。亦正是这样的方法，乃最能济语文学之穷而补其短。

王静如的分析略有不同，结论要旨则完全一致。他将法国汉学分为三期，兴隆期用语文考据法，儒莲为代表；大成期为史语方法（含考古、语言、宗教、民族、艺术及科学等辅助学科），沙畹创始，伯希和走到颠峰。发扬期以史语方法加社会学方法，葛兰言独放异彩。由于沙畹、伯希和等人全力用于写史以前的工作，无法写出完全美备且理论精透的中国历史，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理董中国史语文献，便可由考史进而写史。此说似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印证，葛兰言的《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等书，连获法国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而所著《中国上古文明论》、《中国思想论》，则由法国新史学运动大师白尔（Henri Berr）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出版。白氏倡导综合史学，同人多为《社会学年刊》的合作者，可以说是影响本世纪史学最大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源头之一。因此杨、王二人均预言葛兰言所开创的社会学派，将起而取代语文学派成为西方汉学的代表。

与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等人久为中国学者所称道的情形相反，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解析中国古史的创新，在中国本土却长时间反应平平。1929年其《中国上古文明论》出版后，更引起强烈批评。1931年，丁文江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第15卷第2期发表长篇评论，对葛兰言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严厉抨击和讽刺。丁氏虽不是史学专家，但是地质学家兼通文化人类学，对中国上古史颇有研究，而且此文如果不是与傅斯年等人讨论的结果，至少写作过程中得到后者在文献等方面的帮助。后来傅斯年称赞道：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的事实而加菲薄，他总奋起抵抗，……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 可见此文代表当时中国史学主流派的观点。王静如说葛的观念很有些和国内大学者意见不同，或即指此。此后直到1939年，杨　　才在英文《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撰文介绍葛氏的学历师承方法，并对丁文江的批评有所回应。1940年代，杨　 又在北京的中文《社会科学季刊》连载内容更为详尽的《葛兰言研究导论》。王静如于1943年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也重点介绍了葛兰言的学术方法。但是代辩诸文发表于日本占领时期，与大后方的学术联系基本隔绝，远不及丁文的影响深远。所以杨　　不无认真地称葛兰言之名不显于中国，是不幸遇到了丁文江这样的对手。

个人的作用还应乎时势。中国学术界对葛兰言感到生疏，除了他后来不到中国，与中国学者缺少联络，著作译成中英文的少而且晚，以及治学方法与中国新旧两派史学家和国学家俱不相合，而中国的社会学者对于国学和西洋汉学一向不大注意，不能打通之外， 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方法与中国史学的特性不尽吻合。此点于近代以来中外学术的相互关系至为重要。

在欧洲，社会科学兴起于社会发展造成传统的人文方法力所不及之际，如与战后史学变化密切相关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若干分支，主要由研究已殁的上古社会和尚存的初民社会生成。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祧，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 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 ，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费孝通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葛兰言却将社会分析即对社会事实的分析直接用于历史研究，尽管他对从文献中发现史实已经十分慎重，在史家看来依然破绽百出。

丁文江的批评与杨　 等人的辩护，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方法与文献的关系，即以发现事实为目的的葛氏新法，是否有助于正确地从文献中发现事实。前者指责葛兰言对文献误引错解，所称事实并非历史真相，因而怀疑其方法的适用性；后者则由介绍方法而阐明其发现事实的不同路径以及事实的不同类型。两相比较，丁文江确有误会方法之处，但所指出的事实真伪问题，并未得到正面解答。葛兰言不重视文献的真伪，而重视传说，认为文献所出时代或者较晚，所记载的传说（事实）却很古。这显然并非一概而论的通则。依据丁文江的批评，葛著至少有三类错误不容置辩：一、将理想误认为事实，如以男女分隔制为古代普遍实行，殊不知只是儒家的理念。二、误读文献而得出与自己方法相合的错误事实观念。三、先入为主地曲意取证，尤其认为《诗经》尽属农民青年男女唱和。事实一错，立论根据全失，用以发现事实的方法自然无效。所以王静如也不能不承认：顾此失彼之事亦不能避免，故葛氏书中亦颇多误点。惟氏所用法，方在开始，史语方法训练或有未精。然如继起之人，能有沙、伯史语方法之深刻，再有葛氏社会学法之通达，则其著作必如葛氏诸书之言理持故左右逢源，且无葛氏之小訾，则混圆如一，自然颠扑不破了。

照代辩者之见，似乎沙畹、伯希和等人不能出大著作是为方法所囿。此节大有商讨余地。据杨　 《葛兰言研究导论》，沙畹对于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运用，对于史学的一切辅助科学又全是内行，并主张以整个中国文化与整个活动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其附于《泰山志》（Le T‘ai-Chan ）一书的论文《中国古代的社神》，实为西洋中国学界空前的杰作。王静如更认为：此文重要之点，乃在启发后之学者，走上以社会学法研究汉学之途径。而1908年伯希和在关于敦煌遗书的报告中称：此类卷本，在东方学上，实含二重新义。一是增加大批写本，据此可考写本印本流变沿革，二是自此以往，可籍文书真迹以研究东方学也。吾尝以之从事乡土之学，恒获效益。然此类效益，一经数种书籍之比勘，往往矛盾。于是有是非之分。顾藉以比勘者，不外书本而已，从未有运用碎杂未编之文书原本以从事探讨者。今则私家记录，契约状牒，灿然大备，于是此中国西陲行省，往昔仅展数种流行之载籍以窥概略者，今则七世纪至十世纪间宗教社会之真实生涯，涌现目前矣。 巴黎学派另一代表马伯乐在为法国历史评论丛书之一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与历史家》所写的中国及中亚研究述评结语处也说：众所周知，从来汉学研究主要致力于古代、宗教、美术及蒙古帝国时代前后的中亚，因此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现在，用真正科学的方法叙述中国社会历史还为时尚早，希望欧洲、日本和中国人紧密协作，尽力将我们的智识投向这一最重要的空间。 可见沙畹等人均已意识到社会研究之必要，或者说，历史研究本来就以人类社会为对象。只是史家治史须依据史料，而上古史料遗留不足或鱼龙混杂，不得不阙疑以待，首先进行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

另一方面，掌握并贯通古今中外的材料，本身必需绝顶聪明加长期功夫，非一般人力所能及。沙畹、伯希和以不世出的天才所达到的史语方法的深刻，几乎穷尽人力。如果葛兰言照此办法，至多与伯希和齐头并进，或犹不及。诚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新方法的运用能够贯通若干旧史料，或扩展史料的利用。但如果脱离相关语境，一味格义附会，强作解释，则不免呼庐喝雉，图画鬼物之弊，解释愈有条理系统，则距事实真相愈远。葛兰言批评中国的汉学家不从神话中去求真的历史事实，而反一味的因为有神话而便去疑及古书，结果令西方人自知汉学考据以来，便不敢再相信秦以前的书，而从此便结论到秦以前的中国史事都是假的，更从此而称中国史的古文化大都从埃及和巴比伦去的，连马伯乐也声称秦以前中国还是史前时代 ，希望用既有资料寻求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原始形式，立意甚佳，运用方法也极为严谨系统，远非时下滥用者可比（如慎用同类比较法）。但他怀疑甲骨卜辞，又不通金铭文，且不能等待考古事业的发展，面对材料不足以征信的上古史，自然难免捉襟见肘。

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言在两方面从巴黎汉学研究的进展中倒退回去，一是运用文献资料的范围大为缩小，能力也有所降低。本世纪以来中国研究长足进步的要因之一，在于史料向三方面丰富扩展，即中国与外国，地上与地下，经史与一切文字资料乃至器物。同时涌现出一批能够综合运用各种资料的优秀学者。而葛兰言则局限于几种问题甚多的古籍，似乎单靠方法的改善就能发现历史事实并形成对社会的系统解释。而且尽管他提倡直接阅读原文，可是丁文江证实其大量依靠顾赛芬（Seraphan Coureur）的译文，且未与中文原本印证。而顾虽号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所译《诗经》却是所有译本中最糟的一种。因为沙畹和理雅格（J.Legge）都有中国人帮助，顾赛芬则独力进行。此外葛氏中文能力似乎不足，一旦自己动手翻译，较顾氏尤逊一筹。二是几乎无视近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一位做过文本批评的中国学者之名被提及。而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反复指责，又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陈言，形同无的放矢。因此丁文江说，如果葛兰言注意到王国维等人的著作，许多错误本来不难避免。

第三节　　欧风美雨论高下

丁文江批评的影响不限于禹域之内，石田干之助将此文译登于日本《民俗学》杂志，该国东洋学界以其评Granet多知其名，谓其将葛氏误读谬解中国文献指摘得体无完肤 。尽管后来庆应大学教授松本信广著《古代文化论》为葛辩护，又在撰文介绍法国汉学研究时强调现在舆论虽然对葛兰言毁誉褒贬参半，自己却确认其功绩并看好将来发展， 但势难挽回。京都学派对伯希和以下的法国汉学家多倾向于马伯乐，只有留法的小岛　 马主张师法葛兰言 。他认为其著作对于全面考察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有重要启示，不能以方法的瑕疵完全否认结论的正当，同时对葛氏将不同时代的中国文献同样看待以及天马行空式的推断亦不以为然。 东京大学的和田清也不赞成学生以葛著《中国文明论》为读本，指示用马伯乐的《中国上古史》。 在法国，对葛兰言似乎抑扬互见，他始终未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可见对其学术创新多少有所保留。

不过，杨　 、王静如等人的预言战后却变成现实。照戴密微和贝冢茂树所说，葛兰言所用方法，其实就是后来对民族学影响极大的结构主义。随着战后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渗透日益加强，以及法国年鉴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此法盛行一时。而汉学研究在西方的独立地位，只有在本国学术正统承认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社会与人文科学发展总体趋势的制约。更有甚者，当整个人类社会的思维仍处于欧洲主导时代之际，其他文化体系的认知方式都将由此左右。京都大学的贝冢茂树后来便认为小岛　 马当年选择葛兰言有先见之明，因为此时在法国葛的身价已经超过马伯乐。

葛兰言身后的成功，除方法本身日臻完善，重要原因是应用范围有所变化和扩展，或用于初民及乡村社会，或施诸近现代历史。前者对文献的依赖较小，后者则利用文献相对粗疏，给新方法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使战后国际中国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开山祖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欧风美雨经过一轮对垒，显出后来居上之势。然而，如果说葛兰言只是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历史及史学，费正清则在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同时，本质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欧洲传统汉学的弊端，尽管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感。

费正清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谓欧洲汉学的延伸或移植。其间足以为斯学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来惟三人耳：一为哥伦比亚教授夏德（F.Hirth），二为加利佛尼亚教授阜克（A.Forke），三即洛佛尔（K.B.Laufer）氏也。此三人者皆条顿种，生于德国，学成于德国。 他们显然感到美国的学术风气与汉学研究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所撰论著，多送往欧洲发表出版。夏德、阜克后来回到德国，洛佛尔则坠楼身亡。 1920年代初美国学者赖德烈（K.S.Latourette）承认：中国史包藏之浩博，吾国学者稀能见之。通常仅研究近代史而兼及数十年之变迁，其或深思远瞩，知中国民族有其三千年继续之历史，有浩富精美之史籍，足供西方学者研究之良好资料者，殆寥寥无几人焉。 1928年，费正清所在的哈佛大学成立远东语学部时，想请伯希和，后者表示谢绝，认为没有人愿意离开法国的优良学术环境，去到穷乡僻壤的哈佛，于是推荐尚无正式职位的法籍俄国人叶理绥。 叶在哈佛继续法国式的汉学教育，因难度过大，令从学者望而却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欧洲汉学家的感觉并非偏见。巴黎学派的形成发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备语言和社会人文科学天赋的绝顶聪明人才之上，其来源范围后来更扩展到整个世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难以普及。伯希和对于巴黎学派的中衰早有预见，他对即将归国的王静如怆然道：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 后进的美国更加缺乏相应条件。在当时美国学生眼中，伯希和宛如神祗。洪业指出其今古文《尚书》章节对照的错误，学生竟说：伯希和从来不会弄错的。 费正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将汉学研究推进一步，不如说是如何使少数天才的事业变成多数凡人的职业。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正是其方法的成功标志与应用价值。

在某种意义上，费正清是逃离汉学正统智慧考验的佼幸者。他在不懂汉语的情况下着手研究中外关系，又有意选择汉学研究比较薄弱的牛津大学留学，而避开巴黎、莱顿等欧洲汉学中心。他指责欧洲汉学家普遍拘泥于一种成见，他们认为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必须要求能够娴熟地阅读中国经典原著，必须全靠自己大量利用中文工具书和文献资料。这一来显然看不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和领事们所作的汉学研究的价值。这些人在遇上困难时总可以在屋后找到可靠的老师提供指导，就象我们曾经做过的一样。 实际上，欧洲汉学家特别是巴黎学派的所谓成见，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设法摆脱掉非专家式研究，走上学院化正轨的体现。

费正清留学中国时，因原来选题的机缘，主要受教于蒋廷黻。后者专攻近代外交史，对中国传统治史方法也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史学家往往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以致一个人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精力，对于版本训诂也许有所发明，但到头来对于史实本身反而没有多少知识，这根本不是学历史的正当途径。 他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即贯彻上述宗旨，主张学生多掌握社会科学工具，少兼修文献课程，名为考据与综合共存并重，实则偏向于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他请执教武汉的雷海宗回校，借重在欧洲争议极大的斯宾格勒（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 而同系的陈寅恪对雷海宗式的国史初步综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为此蒋廷黻不得不一再公开捧陈，以换取两派间的武装和平。 陈、雷之间的分别，绝非考据与综合的轻重取舍，而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综合的差异。即尽可能读懂全部相关文献，掌握史实及其相互联系，发现内在规则，还是以外在观念模式从能读懂的文献片段中断章取义，脱离原有语境重新拼装。而蒋廷黻的平衡政策，背后也有费正清所面临的类似问题，即曲高和寡与从之者众的取舍。陈寅恪任教清华之初，遵循地道的欧洲汉学及东方学方法，讲授欧洲东方学研究之目录学，从佛经翻译讲起，无奈学生难以接受，不得不一再调整。他先后在清华研究院、北大国学馆以及清华文史两系所开课程，已经逐渐降低标准，学生仍然不能听懂。1934年，代理清华文学院长的蒋廷黻在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一方面承认陈寅恪现在所任国史高级课程为最重要，一方面又说明陈三年前所开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只得继续更改。 而雷海宗的综合史观，无疑较易引起学生的共鸣。

在华期间，费正清并未致力于《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文献和档案的阅读收集整理，他关于中国海关总署与英国政策的博士论文，主要依据英国档案写成。所附中国文献目录，实际上尽其所知。他自述答辩时的表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中的汉学家，以及稍加变化，又成为汉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很像一个不易被抓住的中国土匪，处在两省辖地的边缘，一边来抓便逃到另一边。我通过了答辩。 这种在欧洲汉学界的边缘地带仍须 溜边的行为，正是退回欧洲传统汉学四裔偏向的极好写照。

不仅如此，费正清地位的上升，同样有四裔化的背景。1930年代，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具有足够资金，坦然紧随欧洲模式的哈佛-燕京研究会，另一个则是纯粹美国阵营，这一阵营散布各处，缺乏基金，而且大都接受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的影响和指导。费氏称这两个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风格问题，其实所谓风格差异，乃是欧洲汉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之别。有人统计，当时汉学西书作者共145人，美国为23人，其中一半不识中文 。落后的美国风格在近现代中国研究群体中更为突出。1936年费正清赴伦敦途中对全美各地的中国或远东研究中心进行考察，发现研究方面进展不大，在职的少数研究人员中鲜有懂汉语者，对社会科学概念无知，无人是按照后来的7年制培养出来的。在此情况下，纯粹美国阵营发挥组织优势，一方面通过委员会聚合队伍，壮大声势，如国会图书馆东方文物部的恒慕义（A.W.Hummel）和美国学部委员会合作，召集众多学人乃至业余爱好者编撰《清代名人传略》，另一方面则利用宗派情绪和排外倾向，排挤按欧洲方式专心研究和培养助手，不愿在遍及全国的各种委员会中浪费时间的叶理绥。1948年美国学部委员会决定将远东研究会扩展为学会，叶理绥等12人被推荐为首届理事。但有人提出增补加拿大的明义士（J.M.Menzies）进行差额选举，结果唯一落选者正是公认水准最高的叶理绥。

集团协作和组织管理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的重要区别，也是其优势所在，至今仍为不少人所称道，认为超越欧洲汉学的秘诀。然而，协作往往否认独创，量的扩张有余，质的提高不足。费正清本人也承认，在《清代名人传略》的编撰中，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外来者以及那些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受训的特别研究生共约50人所作的贡献，尚远远逊于恒慕义博士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即房兆楹、杜联　 夫妇。 而组织管理则往往出现曲高和寡的局面，导致有术无学者排挤有学无术之人。

上述绝非全盘否认美国中国学脱离欧洲汉学走向独立的意义，而旨在说明这一转变并非全是凯歌式行进。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在分科研究的基础上，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均出现一批中国研究专家，从而使研究更加专门化；各学科间的分工合作；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合作；近现代成为研究重心。况且倒退受到两种因素的抑制，其一，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与亚洲联系的密切，关注东方者日益增多，公私机构乃至个人陆续来华搜购文物文献。后来中日关系紧张，战云密布之中，大批文献流往大洋彼岸。1941年3月8日上海各报所载恒慕义的讲话称：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各图书馆者，盖不甘为日本人所攫，流入东土也。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四千余年以来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 见多自然蔽少，画鬼易画人难，依据增加，论述反而无法随心所欲。其二，为数不少的中国学术精英，因战争政局而滞留美国，相当程度上起了学术警察的作用，弥补了其本土学者的不足。为费正清所推重的杨联升说：稍有识见的西人，已知治中国文史之学不与中国同行学人商量参阅而一意独行者，只是胆大妄为而已。受此影响，美国学者的中文水准也相应提高。费正清后来即对近代中国的知识，中西文献确是渊博 。

尽管如此，与巴黎汉学相比，美国中国学仍有两方面根本倒退，其一是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认识重新回到封闭与停滞的观念。封闭论与停滞论是欧洲传统汉学的典型特征，经过巴黎学派的艰辛努力，这一陋见根本转变。伯希和说：居今日而言中国文化为纯属关闭，为从未接受外来影响，已人人知其非。然外来影响为一事，而中国能于外来影响之上，另表其独特之标记，则又为一事也。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 继夏德之后成为美国汉学泰斗的洛佛尔也持同样观念，他的兴趣不限于过去和现在，用他自己的典型表述来说：‘我到处看见活力和进步，并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我相信她的文化将产生新事实和新思想，那时中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时代将到来。‘ 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和停滞为前提。

其二，将中国研究由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重新降为功利目的的工具。学术当然具有功利作用，但并非研究目的，否则难求精深。美国的中国研究恰以功利性见长。其繁荣因此，其附庸同样因此。在表面的独立之下，长期存在简单移植和模仿欧洲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模式的弊端。19世纪以来，欧洲即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支配之源，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巴黎学派能够进入本国学术正统的殿堂，正因为它在发展人类智慧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仅仅是追随或享用其结晶。即使葛兰言，至少在法国社会学派的宗教社会学发展史上，为第三阶段的代表。 而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极少有以此成名的人物，使用的新理论，多为几度转手的陈货，且未充分考虑生成和应用系统的文化差异，并做必要的调适。加上本世纪欧洲一般汉学家自诩为秘诀独擅的运用类书法的影响， 多依赖索引找材料而非读书，弊端之一是先入为主，弊端之二是见木不见林。结果，随着研究阵容的日益扩大，对中国的认识反而越来越外在和支离。柯恩（P.A.Cohen）提出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或为隐约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惜药不对症，不从方法着眼，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

第四节　　发现与发明

受国际汉学的影响，中国本部的学术也出现了四裔偏向，表现之一，研究领域偏重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表现之二，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傅斯年主张的史料学，不仅有欧美学术背景，还是欧洲汉学的影子。表现之三，释古及社会性质论战，都有以中国史实填充外来系统之嫌。这三方面现象，实有内在逻辑联系。

道咸以来，海通大开，中外交涉增多，边疆史地之学日见兴盛，加以西方考古重心逐渐东移，中国边疆及域外民族文物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但更重要的背景原因，当是西学东渐，中体动摇，欧洲汉学挟此余威，由四裔而侵入腹心。近代学术史上的知名学者，鲜有不涉足相关领域。章炳麟、张尔田、邓之诚、吴芳吉等人讥为趋时，固有正统卫道的偏见，但其中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学的核心主干仍应为纯粹中国问题，或者说就中国学者而言，此较四裔更为重要，且为研究之归宿，通四裔适以说明本部。狩野直喜主张先通晓本土再及域外，与此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同时治学不仅在考证具体事物，更须显现民族精神文化。由研究领域偏重四裔进而一味使用外来方法，反而有令固有文化失真的危险。胡适的整理国故，明白说来，即是以西洋人的‘汉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书。傅斯年反对使用国学的含糊概念，其《史语所工作旨趣》声明设所目的为使东方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移回北京。 1923年梁启超指出国故学复活的原因，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然而，将国故以科学方法索引条理，令王国维担心误导后人一味找材料而不读书，京都学派则感到如同让峡谷风光沉没于大坝之中。他们主张按照天然景色加以爱护并体会其韵味。 至于不同派别的释古，以及热闹一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更加削足适履地取舍史实以适应外来解释框架。流风所被，等而下之者名为史观实乃史抄。陈寅恪断言外来理论若不与中国国情调适，必然难以持久，即指上述倾向。

四裔偏向也与中国学术的内在变化有关。梁启超论及光宣以后学术复兴的趋向，对于正统考据学这样评价：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 入民国后，这种状况愈演愈烈。章炳麟讥讽道：近人言国学，于经则喜说《周易》，于文字则喜谈龟甲，于子则喜解《墨辨》，以三者往往其义不可猝识，乃可任以己意穿凿附会之，其韪非人与己皆不可为正，故无所不可，此所谓罔两易图狗马难效也。 1934年2月，赵万里对朱自清谈论学术界大势，认为材料不多而又思突过古人，所以时人皆不免钻牛角尖之病。大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诚如傅斯年所说：学问之道不限国界，诚欲后来居上，理无固步自封。 但材料不足而欲突过前人，实乃近代学人爱走险道偏锋的要因。治学一旦失去轨道，只求标新立异，则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

其实，中外学术，互有所长，本应各自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巴黎汉学虽由四裔而沟通禹域，毕竟仍坚守四裔长技。如沙畹深用逊抑，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 ，伯希和更远及中亚。日本发扬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 的特长，一面选择欧美汉学鞭长莫及的所谓满蒙、满鲜，一面缘清学而深入腹心。中国学术所长，如1930年黄侃对来访的吉川幸次郎所说：中国之学，不在发见，而在发明。 黄侃虽被讥为温故不知新，此论却不失为卓见。二者的区别，大体如王国维所说：一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一悬问题以觅材料。 而二者的关系，即新旧材料的关系。王国维、陈寅恪、伯希和、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中外前贤均主张尽量吸收新材料，但必须熟悉多数之汇集，才能利用少数脱离之片断。 没有发见，难以发明，不以发明为目的，则发见不过杂碎。不知新材料或不通旧材料而强作发明，更难免妄臆之弊。更为重要的是，发明者之极致，不专赖材料以征实，而是贯通古今中外，以实证虚。所以吉川幸次郎认为，即使被日本学者奉为权威的罗振玉、王国维，也不免有资料主义倾向。欧美乃至日本汉学家难以达到的化境，即陈寅恪所谓育于环境，本于遗传的精神之学。留法三年的李思纯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 女作家陈学昭留法，在葛兰言指导下撰写关于中国词的博士论文，陈本不懂词，搜寻文献后，明白葛氏所以要我写关于中国的词的论文，因为他自己不了解中国的词。其论文连词牌八声甘州误为入声的常识错误都未予指正，便得到很好的评语而获通过。 文学研究最易见外来方法的不适合。浦江清曾对朱自清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

这种局限不仅在文学专科，更在于思维。擅长译事的理雅格深得其中真味，认为中国文字不是字的代表，而是思想的符号，其于文中的结合不是来表现作者要说的，而是作者所思想的。 尽管沙畹于汉学及东方学，不但博览旁通，知识渊博，且能明解中国礼教道德之精义，为其他西方学者之所不及 ，巴黎学派对于纯粹中国问题依然难以深入堂奥。1931年2月吴宓访欧与伯希和交谈后慨叹：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 日本文学家长与善郎曾问长期在华的汉学名家小柳司气太：关于汉学与一般中国文化之精密的科学的研究调查，是否日本比较中国本国犹其发达？是否汉学学者也是以日本的杰硕之士为多？小柳断然答道：不，没有那事。我已经七十岁了，直到今年一向是专攻这一门学问的，但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架上梯子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伟大的学者，在中国还很多呢。只是那样的人，都深居简出而已。长与因而领悟到：关于中国一国知识的深邃、详尽的地方，无论如何，自有其本土人的独擅。在一件调查上，关于文献，大抵不外既有之物，但每每在他国人不得寓目的事物里，却含有那民族性格之文化的真面目与时代相的神髓的。假令欧美有笃学研究日本的人，关于日本的故事古典，即或较之日本一般学者知道的多，但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比我们自己还能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日本的。由于那种‘研究‘得到的知识，是会有想像与架空的地方的。同样，某一土地上的事物，不是那土地上生长的人，总有学问所不及的地方。而且这也常是最紧要的地方。 那时日本学界已经意识到单纯检讨素材的实证研究不能综括中国学的全貌，待望着溶化进去富于人情气息的东西 。

然而，在正统崩坏，中体动摇之下，中国学人陷入文化夹心状态，大都偏于温故不能知新与不温故而求知新 ，或舍己从人，或抱残守缺。如何超越保与弃的两极，调适发扬，成为一大难题。清末以来的国学研究，在承继清代朴学基础上佐以欧洲汉学新法，创获不少，弊亦随之。邯郸学步，反失其本。因为西洋学者受过各种史学辅助学科的专门训练，是以他们对于中国民间故事、语言、礼制生活及历史的特殊现象，比较中国本国的学者容易明白认识，这种现象在考古学、人类学、佛教、及中国周围民族的语言各方面处处可见 。而批评者或持义理，或标通儒，责人虽中时弊，自己却不免墨守与粗疏。结果，哗众取宠之士蔽于今和浅，而老师宿儒又不免蔽于古与博。 在京都学派看来，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 无本可据、无所适从的中国学人日益失去学术自信，处于世界学术边缘的欧美汉学反而形成主导中国本土研究之势。

时至今日，中国文史之学的最大隐患即为支离，表现一是发见多于发明。今人所见史料，超过近代学者，而读懂史料的能力则远不如之。因而治史一味追求方法模式，忽略文献本身的解读，从中发现史实及其内在联系，往往以格义法解读文本，并将自以为读懂的部分史实抽出，甚至按图索骥地找材料，附会于现成的解释框架，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于是，清代经学末流的字未识完而微言大义已出之弊变相盛行于近代史学，史实脱离相关语境，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被割裂，格义附会而成的东西愈是自为系统，就愈是肢解真实系统。中国学者方法上不能跟随几经转手的欧美中国学变化的频率幅度，而以后来外在观念断章取义文献，则有过之无不及。

二是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不知其大，焉能识小？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结果，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被人为肢解，精华难以充分展示。这势必导致贬低其发展程度。葛兰言的理论方法，之所以更容易在人类学和神话学范围内产生影响，然后再反作用于汉学，原因在于其方法适用于前者，而与后者不相凿纳。当年松本信广为葛兰言辩护的依据，是认为葛氏的中国研究与杜尔干派的社会学者对世界各地的蒙昧民族研究结果一致，批评前者必须批评后者，反之，承认后者就必须承认前者。这正是将中国文化与所谓未开民族等同的典型表现。 欲救其弊，不仅视野应从四裔转向内部，更重要的是方法须与对象吻合。

第五节　　同情式考述

从1920年代后半起，上述偏向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中国学术，本守中道，清中叶汉宋之争大起，虽有统治者人为作祟，根源还在方法本身。历史以人为中心，其发展包括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欧洲学术因此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派，相互竞进，却将本来统一的两面割裂。汉宋之争类此，言义理者凿空，谈考据则琐碎。但历史本身是两位一体。清代考据正统，与欧西近代科学主义暗合，反而偏离中国学术传统的大道。晚清各家因而多主调和汉宋。自欧化思潮风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而考据再兴。1921年梁启超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着重于史料的收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走 。后作补编，即突出广，强调大规模的做史，想挽救已弊的风气。钱穆、蒙文通、张荫麟、萧一山等人批评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 ，指责整理国故盲目的迷信外人，袭取皮毛，吐弃故籍，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 ，重提调和汉宋，主张通专并重，以专求通。与前此章炳麟、张尔田等人不同，他们吸取西学的研究和表述新法，与宋儒及清初学者的观念方法融合，实际写出作品。不过，具通识和著通史并非一事，通与不通，分别不在对象而在见识，加上变通经致用为通史致用，形通而实疏，则仍为蔽而不通，因而所获承认有限。梁启超的粗浅博杂，自认不讳。渐居主流的傅斯年等人，对成就较著的钱穆的著述主张也白眼相加。但同时史学二陈有意无意起而矫正时弊。陈垣以其治宗教史的严密转治传统正史政治史。主张用一时代之新材料治一时代之学问以预流的陈寅恪，则宣称平生所知，仍限于禹域之内。所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空论少而发明多，建设多而破坏少，推究渊源，明述系统，不具成见，实事求是，被评为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可一洗当时治史者喜称专家，不识制度损益演变，多穿凿附会一二事之流弊，为抗战期间公认的佳作。有人因而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称赞二书。

在推重宋代学术一点上，陈寅恪与钱穆所见略同。他对钱著《先秦诸子系年》的评价远较时流为高。此书写成不久，顾颉刚代为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列席审查三人中，冯友兰主张改变体裁以便人阅，陈寅恪则认为自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虽因居少数而未获通过，却屡屡对人称道推许此书稿。 不过，陈、钱二人所指宋代学术又有分别，治学路径也不同。后者重在义理之学即一般所谓宋学，先以史证子治经，继以经驭史，后来更偏于义理一端，形同以史注经，有违非碎无以立通以及义理自故实生 的初衷。义理之学，难以目验，功夫不到，见识愈高，愈易逞臆玄谈，似是而非。陈寅恪则推崇宋代学术的总体成就，尤其认为中国长于史学，欧洲长于哲学，且由宋代史学发掘出相应方法，由史见经（礼乐）。 他特重《资治通鉴》、《通鉴考异》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书，由前者知著史须通古往今来大势，不能仅见于个别史实；其次则明选择取舍史料即由史料见史实真相的方法；后者为治史不仅了解故实，更须会通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以显现把握民族精神文化。其上溯宋代学术精义所创同情式考述史学，沟通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超越乾嘉考据和域外汉学，解文本以通史实，由史实以明语境，因语境而知人心，扬各家之长而抑其弊，且与中国史学特性相合，最宜于匡正中国研究的时弊。

中国历来文献遗留多而且连续一贯，文史之学的特征与特长均受此制约。清代学术详于经史文本而忽略辅料故实，近人矫枉过正，每有脱离文本和正史的趋向。史料为史学基础，所谓发明，即贯通新旧史料，揭示所含之事实、联系与意义。欲通史料文献，须知字义、故实及寓意。就此而论，治史有三重境界，一为从史料外面看，曰望文生义，格义附会。二为从史料里面看，曰信而有征，实事求是。三为从史料上面看，曰虚实互证，了解同情。后者须处处由第二重演进，最忌凭义理凿空演绎。近代以来，文献范围大为扩展，地下遗文，域外文书，杂著实物，都入于治学正道，但仍有时间、主次之别。公认于史料最精博的陈寅恪，对此体会极深。他认为上古史料遗留不足，确证不易，反证亦难，加以所受训练主要不在小学，因而一反潮流，自称生平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虽然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提出了解移情，神游古人相同境界之说，实有寓贬于褒之意，而且其本人在史料不足处慎用此法。至于中古史，立论不难，反证亦易，于此一面主治制度文化，注意古人言行与社会生活制度的关系，从条文与实际的差异见社会常情与变态， 一面以诗文证史，虚实互证，既扩大史料范围，更由事实深入人心。

最适宜同情式考述法的还在明清以降的近世和近代。史料愈近愈繁，不仅可辨事实真伪，更能洞悉具体语境。近代学者拥挤于古史狭境，忽视晚近历史。或以为轻视考据治古代史固然不行，治近代史尚无大碍，实为谬见。对此陈寅恪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本来他认为近世资料易得，立论不难，只是收集完整不易。但后来研究陈端升，特别是倾全力写作《柳如是别传》，则自称将一生方法尽注于其中，而怅然于无人为之总结张大。解析此书，为一专门事业，得失见仁见智。惟前贤本意在于展现方法，而方法大要，与近来所谓语境法不无契合，即由前后左右书与前后左右事相互参证发明。其一，将合本子注法由单纯比勘文献进为揭示史实，读通所有相关文献的全部情节含义与了解相关人事的上下左右关系相辅相成。而且联系并非就事论事，须通达古今中外，所谓治一字即一部文化史（欧美汉学家运用类书法之弊，在于脱离具体语境强引前后联系，不免曲解原意）。其二，通晓文献的情节含义和有关人事的语境，则历史人物言行所由生的心境逐渐显露，而文献背后的潜意即作者的思想也将透出纸背。由此可见，虚实往往相对而言，实事未必实意，而实意常无实事直接表现。欲达此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之境，至关重要的一是解今典（鲁迅亦称为新典），若纯解古典，则只知字义，不明语境，不免望文生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二是注意具体殊境与社会常情变态的联系和区别，若二者相混，或以后者代前者，则容易流于比附；三是所揭示的人心，与民族文化的一贯精神密切相关，而非一己隐私。 此法精要，在于读史书与治史事相统一，证有形之事实与显无形之精神相联系，究个别人事与晓民族大义相贯通。

治学无成法，而有定规。此一灵魂之冒险事业，须发心自救 。而人的秉赋有别，往往难以兼具专精与博通。梁启超和胡适在大刀阔斧与拿绣花针之间均不免临歧徘徊，余者多随性之所近，各执一端。唯有秉赋特异而天缘巧合者能够既博且精，沟通两面。梁启超曾经感叹：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不如西方科学能够传承普及。 一般而言，固然如此，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冈崎文夫在悼念王国维时说，中国学界的新倾向本应以王一派为指导，当然中国学界的现状违背了这一预想。不过与其说我的预想是不对的，勿宁说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 其实，除了客观原因，学术本身的性质更具有决定意义。近代中外学术发展变化的轨迹，便是最佳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