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就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这个定型化过程，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而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改革都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这一点，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显得尤为突出。目前学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社会中，再分配和市场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整合机制。与一般的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是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整合机制的转换。这就注定了这样一场改革对于利益结构的调整是根本性的。过去的利益格局是建立在再分配的基础上的。而市场化改革则意味着将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然不同的新的利益格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就处在剧烈的调整过程之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转折点的意义就在于，从这个时候起，改革以来开始不断发育、分化和演变的利益格局，开始逐步定型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力量的组合。在80年代的时候，社会学界也曾进行了许多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

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相对稳定的阶层逐步定型化下来。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将目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这个阶层划分的框架，大体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果。而且，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一种阶层结构可能要比较稳定地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我们说定型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具有下列几重含义：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边界的形成，是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在80年代，贫富分化的现象就开始出现了，但那时候不同的群体或收入不同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广州著名的富人区主要有三个，早期的富人集中在珠江二沙岛，后来的主要集中在天河北，新起的富人很多选择住在番禺。其他的大城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的标志。

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因为甚至像品味和审美等这样的因素，都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一个阶层而起到强调和维护阶层之间边界的作用。近些年来，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涌现了一批贵族俱乐部。比如，在有北京，就有所谓“四大俱乐部”的说法。“四大俱乐部”的会员费一般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每年再缴纳1200美元至1500美元不等的活动费。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就是同质性的社交圈子。在作为建构阶层边界机制的特有生活方式形成方面，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城市白领文化的出现和“小资情调”的复兴。尽管就全国而言中产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一些特大城市中，中产阶层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而白领阶层的文化，特别是其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体现这种审美的消费物品，其专属性是非常强的。

这种定型化的社会分层现象浸透到最不讲究身份阶层的大学校园之中。有人将目前的大学生概括为大学里的5大部族：大富之家、小康子弟、工薪阶层、困难生、特困生。这些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住的地方不一样，吃的、用的也不一样。甚至不同背景的学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其实这不是学生本身的分层，而是学生的家长和家庭的分层。但这种分层体现在其子女身上，特别是在平等化氛围最浓重的大学校园中体现出来，也足可以说明这种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是相当的清晰和深刻。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谈论阶层内部的认同问题，还是很困难的，因为目前缺少有关这方面的全国性的调查研究。但我们可以运用另外的一些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大致的分析。首先，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在局部地区进行的调查。有的调查是直接就阶层意识进行的，有的则是间接涉及这个问题。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在这个调查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就是大多数人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将职业作为区分社会分层的最主要的标准，而是将财富和权力作为首要的标准。这可能也大体反应了目前我国在社会分层上的某些特征。其他的一些研究还表明，在像失业下岗人员这样的群体当中，也具有一种很强的“我们感”。而我们知道，“我们感”与“他们感”是群体或阶层认同的最基本的因素。

而在一些社会心态中折射出来的对于阶层和社会分化的认知也可以曲折反映出目前阶层认同的形成。在90年代初期，社会中曾经出现对贫富悬殊强烈不满的情绪。在许多次调查中都发现，在各种人们不满意的现象中，贫富悬殊往往是处在最靠前的位置上。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议论反倒是比原来减少了。有人认为，这表明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无奈地接受了。但事实上，无奈与不满往往是同时并存的。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拉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只占19.7％。上述情况也许表明，对目前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分层的认知，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阶层意识，但一种与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分层意识，已经是依稀可辨了。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在农村，大约上亿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由过去种田的农民，成为农民身份没有改变的工人；还有上亿的农民，直接进入城市，或是从事小规模的经营活动，或是打工。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农民，在一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以部分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对于上述流动而言，一般都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上向流动。在城市当中，原来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最初的富裕户，即当时的万元户。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些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国家干部，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从事经营活动，做起了或小或大的老板。可以说，80年代中国改革初期出现的平等化效应，与上述上向流动机会的出现，特别是原来中下层社会成员能够获得和利用这种机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社会中门槛的加高。应当说，在任何社会中，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流动都要经历某种门槛。这种门槛可以是某种文凭或证书，也可以进入必需的资本，或者是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或垄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社会都不能完全消除这种门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种门槛。但如果门槛过高，则会妨碍正常社会流动的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社会中的门槛是大大地加高了。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再比如市场调查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几千元钱就可以开办一个小的调查公司。而据业内人士说，今天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办一个市场调查公司，起码要投入四、五百万元。即便如此，也只能从事某个行业部分产品的调查。因为没有这样的投入，就招聘不到合格的人才，就无法具备起码的硬件的办公条件，这样就可能在投标时连一个像样的标书也准备不出来。

对比一下90年代以来两次官员下海潮的异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门槛变化的含义。在90年代初那次下海朝中，下海的人们，包括官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是直接当老板，尽管有相当的人做的是很小的老板。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摊子，要有一个公司和老板的名目。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伴随机构改革，又出现了一轮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在有的地方，甚至鼓励干部带薪下海。但在这次官员下海潮中，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

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更由于社会中机会结构的变化，结果是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迹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当然，由于改革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社会转型的过程仍在进行，特别是中国正在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但尽管如此，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相比，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是越来越趋于常规化。如果说非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是体制改革，那么，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则将是教育。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在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阶层开始处于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这首先是在于，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机会结构开始在阶层或群体的内部锁闭。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社会中的门槛低，机会结构往往是对更大的人群开放的。因此，那时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甚至一个工人几个月不见就成了一个小老板；一个人前些天还在卖西瓜，现在竟然卖电脑了。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社会中的机会结构越来越锁闭在本阶层或本群体的内部。于是就出现了阶层的再生产。

阶层再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教育。教育对于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学界一枝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教育具有一种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１９７０年，布尔迪厄出版了那部重要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考试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中，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学习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教育本身，即这种教育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在80年代的时候，尽管在接受教育的条件和录取政策上也存在种种影响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因素，但由于各级教育都是不收费的，各个社会群体接受教育的机会是比较平等的。据一些地方的调查，在80年代，每年录取的高等院校新生中，农村中的生源占到了30%多。而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一是贫困农村地区的部分孩子过早地在中学甚至小学阶段辍学。二是城市中较贫困家庭的孩子或是在中学择校时处于劣势地位，或是因家庭困难而放弃了升入大学的机会。与此同时，各级教育的收费直线上升，特别是大学的学费上升尤快。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据90年代末的一项调查，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８２．３％，和１７．７％。虽然由于大学扩招，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数量没有减少，但相对比例却大为下降。近年来一个突出的问题则是城市中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在许多城市中，为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种种障碍。而一些专门招收这些孩子的学校又因为条件不完全具备而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阶级阶层结构再生产的现象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