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正确观察、分析当前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贯彻执行了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重要精神，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能过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与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的。

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本着与时俱进和务实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方略；其本质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定能逐步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问题，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问题，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相协调问题。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让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战略决策，“效率优先”对于突破旧体制，激发解放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也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公众越来越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显见，改革中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应该大力推进市场化的领域，市场化改革却步履维艰。

仅以土地市场化为例，地方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从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使使用权拥有者的农民、居民利益受到损害。近年来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的大量民事纠纷，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征用与土地要素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场化中功能定位及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深层次体制因素的表现，尤与行政管理体制息息相关。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因此，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书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各项改革之首，并首先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以此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实现市场经济完整推进。从职能上说，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结构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多样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而我们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有人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判断，坚决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全局，推进全面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也否定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还需要完善，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社会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