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城市化

[摘  要]近代中国联系性加强与对抗性加剧同时并存的城乡关系，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体的存在，不仅弱化了城乡关系中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城乡发展的积极拉动作用，而且导致了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及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最终滞缓了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撰稿人之一、美国学者斯金纳尔曾专门对清代的城市及人口作了定量分析。据他估计，1843年中国超过2000人的城镇有1653个，城镇人口为2072万人。[l]在总人口40500万中占5．1％。1843—1894年，中国城镇人口从2072万增至2351万，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5．1％增至6％．从1894一1949年，城镇人口从2351万增至5765万，城镇人口所占比重由6％增至10．6％。在长达近11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5个百分点的增长。[2]从世界范围来看，1875年印度的城．市化率，仅比中国高出约3个百分点，但1951年印度的城市化率达到17．6％，比中国：1949年的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185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为4．4％，低于中国水平。但到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16．7％，高出中国6个百分点。18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落后工业发达国家5个百分点，1950年，差距扩大到约42个百分点。[3]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状态是低速缓进的。

一、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特点

古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被维系在自然经济的古老轨道之中，它们彼此直接联系在一起，加之中国深厚的中央集权统治，所以，城乡关系便体现出乡村在政治上依附城市，而在经济上制约城市的特点。城市与乡村被自然地划分为政?台中心和经济中心，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实现着“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4]，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牧歌般的天然联系。

进入近代后，由于城市与乡村均在外力与内力的作用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故而存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也因之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随着城市与乡村，特别是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及早期现代化因素由城市向乡村的渗入，并释放出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使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两极发展的新特点，即：城乡间联系性的加强与对抗性矛盾的加剧的两极化态势。城乡关系中的近代性与前近代性，封建性与半殖民地性、不平衡性相互交织的过渡性特征极为明显。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逐步加强，缘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经济功能的抬升和需求的多样化，城市日益增强了对乡村的商品粮、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等的需求；其二，乡村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手工业从农业中的分离，乡村被迫与城市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近代中国城乡关系联系性逐步加强，集中表现在：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日益加强；城乡经济的双向联系性加强；城市对乡村依赖性加强[5]，这是近代中国城乡关系进步性的表现所在。

近代中国城乡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是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其表现在：第一，城市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在政治上统治乡村，这是中国城市自产生以来，便被赋予的双重社会功能；其二，近代中国城市所固有的浓厚的封建性及近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社会的殖民地性，使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压迫程度更高，手段更加多样化。它不仅延续和强化了原有的封建剥削统治方式，还增加了新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法，因而使近代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变得更加残酷与不协调，“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关系，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6]和压迫乡村的关系所取代。

二、城乡关系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讲，城乡关系与城市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的正向关系。当城市与乡村之间消除对抗，变对立关系为协调、平衡、融合的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关系时，社会经济就能以较快的速度健康发展，并由此推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在一定区域内，城市和其相邻的乡村共同组成一个区域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城市和乡村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依存和影响关系通过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技术信息等具体方式表现出来。同时，城市与乡村在资源上的互补性，在生态上的共生性，在经济上、发展上的相依性，决定了二者在发展变迁上的互动共进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从理论上讲，广大乡村产生城市(城市产生的第一前提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出现；第二个前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并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物质和人口支持。同时，在城市产生后，城市又反作用于乡村，给广大乡村提供各种物质产品、信息及服务。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和乡村的发展相互影响，二者任何一方的发展或滞后都会影响到另一方。在区域内，城市的发展变化，取决于自身以外的其他地域，主要是广大乡村的支持力度。乡村的发展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它却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基础。在一定区域内，乡村的发展除了自身必须具备的条件外，与之相互依存的城市的辐射、扩散作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和融合增长，其结果便是乡村的繁荣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加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背景，使社会在体制创新和政策更新方面，并未产生出有利于传统城乡关系发生质变的社会经济条件，城乡之间固有的对立关系不仅没有本质上的改变，矛盾对立关系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日渐加剧。以乡村的高利贷为例，“在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4—8％”[7]，而在我国则为“24—300％”[8]，城乡关系在经济方面的对立尖锐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城乡关系的维系下，城市不仅在政治上压迫乡村，而且通过乡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大地主、官僚、买办等，以价格、利息、地租、赋税、徭役等等经济剥削手段剥削乡村，导致乡村经济的凋敝。亚当。斯密在论述城乡关系时曾这样说：“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以剩余产物维持城市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9]近代中国城乡间的矛盾对立关系的存在和日渐加剧，造成广大乡村经济的残破和农业生产者的贫困，导致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和近代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受到诸多制约，使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无法得到必要的物质基础支撑，从而不可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近代城乡关系对城市、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前文所述，近代中国城市不仅在政治上压迫乡村，而且通过乡村中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大地主、官僚、买办等，以价格、利息、地租、赋税、徭役等等经济剥削手段剥削乡村。这种对抗性城乡关系，使一些城市出现畸形繁荣，但广大的乡村则日渐残破凋敝，城市与乡村之间出现了极不协调的景观，城市与乡村发展严重脱节，城市化发展滞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畸形化的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变迁。

近代中国没有像西方的英、法等国那样真正出现“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整个中国乡村仍是自然经济的一统天下。中国社会也没有因明清之际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而使自身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近代中国社会是被外国强行从中世纪的宗法农业社会卷入世界一体化的滚滚洪流中的。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变迁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互为因果。近代中国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城市，由于其不是因辽阔乡村土地上自然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产生出城市发展变迁的强大推动力量，而是由于西方的介入，使屈指可数但却至关重要的城市在广阔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率先获得神奇发展，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获得了畸形发展，如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与此同时，地处封闭的内陆省份以及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却相当缓慢，有的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如下表所示。

1843—1993年中国西部主要城市

造成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变迁出现畸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历史的、地理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然而，如果我们从城乡互动的经济学角度出发，便不难发现城乡关系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历千年而仍其故的农工结合体因在近代受到的冲击程度不同，造成了不同区域间传统农业区域和商品化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同时并存。在小农经济一统天下的传统农业区域，城乡间的联系和互动性差，乡村对城市产生的推力小，城市对乡村产生的拉力也弱，故而城市与乡村均发展缓慢。在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专业化区域，城乡间的联系性和互动性强，乡村离不开城市市场，城市更需乡村作为发展的依托。乡村对城市产生的推力强，城市对乡村产生的拉力大，故而城市与乡村就会出现迅速的发展．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发展畸形是近代中国的必然产物；城市发展畸形必然造成乡村发展变迁区域间的不平衡；当这种乡村发展的不平衡反作用于城市吋，则会进一步加剧城市发展的畸形。

2．城市对乡村发展变迁拉力的不足与区域性不均，导致乡村发展变迁的滞缓和区域间的不平衡。

城市对乡村的辐射拉动作用是城市自身基本功能的体现，也是城乡关系的本质体现。近代城乡关系中联系性的加强，为城市对乡村辐射性拉力的发挥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由于近代城乡关系中联系性与对抗性共存于城乡关系这一矛盾体中，且自身又无法克服，对抗性矛盾关系在客观上势必削减因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乡村发展的辐射性拉动力，使这种拉动力在强固的乡村自然经济结构面前显得孱弱无力。不仅如此，由于近代中国城市自身发展滞后，城市化率低，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早期现代化城市又屈指可数，从而造成城市对乡村发展变迁的拉力客观上就严重不足。来自城市的拉力不足，乡村自身母体中所生成的早期现代变迁因子又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终近代百余年而自然经济并未完全解体的社会历史现实结局。另外，由于近代新兴城市多集中在中国东部、中部的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地区，广大内陆和西部地区多为一些传统性的中小城市。这种城市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又使城市所产生的对乡村的辐射性拉力在不同区域大小不等，故而，就必然导致近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区域间不平衡性的形成。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广大内陆及西部地区自然经济一统天下局面的同时并存，就是近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不平衡性的历史写照。

3．对抗性的掠夺关系最终导致乡村的破产，也使城市的发展受到制约。

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是城市片面掠夺乡村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不仅直接破坏了前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同质性，造成了传统的城乡一体化结构的破裂，而且使新的一体化结构迟迟无法建立。在这种城乡关系条件下，使“1840年以来的中国乡村，基本都处于危机之中，并在不同的层面制约着近代中国社会诸领域的变化”[11]。广大乡村的危机与衰败，不仅使城市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腹地，失去丁城市工业品市场扩大的有效空间和城市工业必需的原料供应市场，而且成为城市发展变迁的一大阻拖。与此同时，发展受制约的城市又因其城市工业的幼稚，无法吸纳进入城市的移民。以北京为例，在1930年上半年，近1300万人口中有80万市民仅有临时职业或无正当职业。[12]流入城市的人口不能迅速转化为有效的社会生产力，并取得市民的合法身分，这就使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城市化发展受限。城市与乡村在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关系中双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一恶性循环的浅层结果是城市愈发展，乡村愈落后，城乡差异愈大。深层结果则表现为乡村愈落后，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越大，整个社会经济起飞和：仕会转型的任务愈难以完成。

4．缺乏乡村支持力量的城市化运动只能低速缓进。

近代中国尽管有少数至关重要的城市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城市的商品化也在日趋迅速地促使着部分乡村自然经济形态的分解，商业性农业在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区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此两者的发展变迁不是由于自然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顺理成章地发展起来的，而是由于“第三者”插足导致的结果。因此，传统的农工结合体并未在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退出历史舞台。直到20世纪初，黄河上游和华北地区的农村也仅有少数的农业专业化区域，其他边远的山区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程度微乎其微，中国农业的大部分仍然是传统的生存型农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出现倒退现象，除个别年份外，水稻亩产长期低于明代和前清时期，与历史相比较，粮食生产出现了低落现象。[13]农业剩余产品不足的直接后果是必须有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因此而被拴在土地上，无法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在1935年21个省1001个县中，只有1．7％的农户和4．2％的乡村青年弃农进城。[14]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和乡村人口占压倒多数的社会现实，成为制约近代城市化运动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因素。与此同时，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的对抗性矛盾所导致的城市与乡村的全面对立，以及城市通过赋税、地租、利润、利息等方式对乡村进行的超经济掠夺，使日渐衰败的乡村无法、也不可能对近代中国城市化运动产生应有的支持力量。在总计100余年中，城市化率仅增长了5．54个百分点[15]，直到1949年，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不仅如此，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还呈现出极不平衡的地区性差异，如下表所示。

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其根本目的之一是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与转型，但在近代中国，这种改造和转型不仅没有得到乡村自身的强有力的支持，反而表现为乡村对城市化的阻拖，由此便产生了近代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二律背反现象。这一独特现象是城市与乡村发展严重脱节，城乡关系的对抗性矛盾在城市化运动中的具体体现。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对抗性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带来的各种因素虽然与中国固有传统相脱节，却不能不给自然经济各因素施加影响而使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但却又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而中国本身自然经济因素虽然与侵入的资本主义各因素不发生内在联系，却无力抗拒它，既不能不受其影响，但却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从而完全地依附于它，被它所消融。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才呈现出联系性的加强与对抗性矛盾日益加剧的畸形发展格局。终近代百余年，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吃掉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中国变成彻底的殖民地；中国的封建主义也没有被资本主义所代替，从而进入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在这种有变迁，但又不彻底的社会大背景下，城乡关系便呈现出一种新旧交替、由传统向早期现代化过渡的复杂的形态特征。

近代中国联系性加强与对抗性加剧同时并存的城乡关系，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体的存在，不仅弱化了城乡关系中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城乡发展的积极拉动作用，而且导致了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及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最终滞缓了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正如张朋圆先生所言：“现代化的一切发展，经济条件最属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物资贫乏，人民生活困苦，维生不易，欲求政治社会变迁，那是一种奢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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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朋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