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经济竞争力背后的支撑力之一是文化。浙江之所以成为经济大省，与它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是浙江经济的一个缩影。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温州的地域文化还有没有以往的影响和作用——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

在温州采访，有个寓言故事颇耐人寻味：一个外星人来到中国，在上海，他立即被圈起来进行展览，从中收取不菲的门票收入；在广东，他马上被人解剖了，分析他能不能食用、有没有营养；而在温州，他则竞相被人邀请去吃饭，然后问：“你们那里什么东西最好卖？”

这个故事反映了温州人的特性：不放过任何机会。他们的这种商业头脑，就来自这里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

温州土地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耕地不足3分，史书记叙说：“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在传统的“农本”社会中，这里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一方人，需要到温州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因此，温州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善于捕捉各种商业机会，勇于外出经营谋生。

据史载，北宋中期，温州人口总数已有12万多户。到了南宋，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使这里的土地资源更加缺少，许多人必须在土地以外求得生存和发展。于是，这里出现了全国最早的个体工商户：机户。这是宋代纺织业中的小型作坊或机织家庭的专称。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出卖纺织品。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必须突破“重本（农）轻末（商）”的传统观念，离土离乡，从事工商业。于是，瓯越之地就较早地形成了商业文化，人们“富贵而不务本”，纷纷走上了经商之路。有史书描写说，温州“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海育多于地产”。在南宋时期，永嘉县的商业税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7倍多。

这种悠远的经商传统和深厚的商业文化，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血液，成为温州人的一种符号。有人说，温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每根头发里都蕴藏着商业智慧。

根植于温州人骨髓里的这种“商人基因”，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条件，就勃发为一种经济现象。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就发端于这种“草根层”的创业冲动，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以血缘为纽带，亲帮亲，邻帮邻，很快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商品经济大潮。温州市的一位经济文化研究专家说，温州经济像一片浩茫的“灌木丛”，是在当地独特的地域环境下自发生长的，因此具有非常强的群聚性和生命力。这就是温州经济的特色。

渗透到骨髓的“文化遗传”

谈温州文化，不能不说“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学相对峙的思想流派。出生于温州永嘉县的学者和思想家叶适，集中了“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和他之前已有的“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加以丰富和提高，形成了一种务求实效的思想体系，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重大影响。

永嘉是当时温州的州治所在地。“永嘉学派”的精髓是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表示应“以利和义”，而不是“以义抑利”。

从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永嘉学派”批判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夫四民（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认为应该“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大力发展工商业。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民，收复中原，实现国家大一统的远大理想。

应该说，“永嘉学派”和“事功之学”，是以温州的社会经济土壤为根基的。但反过来，“永嘉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

文化传统决定人们的价值选择。“永嘉学派”虽是封建知识分子的学术流派，但表现的却是当地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这种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的“文化遗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得到承传和表现。

19世纪末，被称为“东瓯三杰”的陈虬、宋恕、陈黻宸，就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批判“汉宋儒者，名修孔教，乃不能深求富教之策，立达之方……空谈心性，坐视国家之穷拙”，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头，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提出变法纲领，主张“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发展现代商业，促进商品经济发育。

因此，“永嘉学派”不仅奠定了特质鲜明的瓯越文化精神，同时又为当代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经济的发展演进轨迹和制度创新模式，无一不深深地打上了重视工商的传统文化烙印。

不弃“小土堆”的务实之风

温州的重商文化源于这里的地域环境和生存状态，是由生活需要而渐变为一种心理和文化积淀。因此，务实又是温州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

“永嘉学派”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生存哲学，它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非常明确地说：“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他认为，“道不可须臾离物”，物质是一切道德思想的载体。因此，明清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概括“永嘉学派”的特点时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这种强调直面现实、尊重规律、有所作为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了温州人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

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在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对它的是非论争有时甚至非常尖锐。但身处矛盾旋涡的温州人，却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生意，鉴别一下哪笔合同“姓社”、哪笔合同“姓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总以商人的眼光进行价值判断和取向，这是“温州模式”不倒的奥秘所在。

然而，与叶适同时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对这种文化不屑一顾，他讥讽“永嘉学派”说：“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了，只是小。”朱熹说的固然尖刻，但反映的却是温州人一切从现实出发的务实精神。

温州人从不因为“小”而不为。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温州现代经济，就是从经营一颗纽扣、一枚徽章、一只开关开始的。实际上，温州人志在登泰山，但不弃“小土堆”，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才成就了今日温州经济的泱泱大潮。   适应竞争环境的文化精神

“报喜鸟”西服是在我国服装市场竞争最酷烈的背景下崛起的。在谈到企业的竞争优势时，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介绍了他们几年来竞争方式的演变：数量竞争、质量竞争、品牌竞争，现在进入了设计竞争和文化竞争。

文化是经济竞争的最高形式。就企业而言，是要把企业文化融入产品，形成自己的个性特点并为广大消费者接受，成为消费者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对区域经济来说，它的持久竞争力就来自文化的先进性和创新性。

温州文化有没有这种特质呢？回答是肯定的。这从温州人最早“包天”、“包地”和以后的各种制度创新看得出来。

“通世变”，这是“事功之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意思是说，要时时把握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和现实条件，不断改变自己的路径选择，顺势应时，与时俱进，方能求得“真功”、“实效”。这种适应变化、主动调整的文化精神，非常适合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所以具有现实竞争力。

最近几年，有大批温州人冲破地域限制，带着资本和智慧到全国以至全球去办厂。为什么？他们是赶赴一个新历史机遇。

过去，温州有政策相对宽松的小气候，尽管他们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都在外地，但企业要办在温州，这里较少行政干预，没有政策风险，适宜企业生存。现在，各地都降低了门槛，政策环境已趋同，因而他们就义无反顾，走出原来的狭小空间，要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开拓市场。目前大约有160万温州人走出温州，在全国和全球打天下。

现在，温州企业家队伍中有一种时尚：攻读MBA，初略算算就有100多名。这是他们为应对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而作出的一个新选择。温州还流行一个新词汇，叫“幸福创业”，意思是用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嫁接现代知识和国际眼光，在轻松愉快中完成“惊险的跳跃”。

“能握微资以自营殖”，这是温州人的能耐，也是温州文化精神所在。这种文化已经塑造了新一代温州商人，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温州将很快形成全新的经济格局和全球竞争的能力。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温州将再度让世界震惊。

文化，现代经济的“发动机”

文化，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现象。现代经济摆脱了资本最初积累时的掠夺竞争状态，逐步发展为融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等为一体的文明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管理科学和人文科学，文化和知识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内涵。

在经济发展动力中，思想观念、人文资源、文化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先导、促进作用空前突出。观念处于文化的核心层，对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导向和推动作用。人文资源比原材料和能源更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人文环境决定经济环境、经济效益。我国商品经济发轫较早的温州，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优势，但温州历史上有重商传统的“永嘉学派”，温州人长期延续下来的商业智慧，构成了“温州模式”的文化底蕴。同样，“苏南模式”的形成与吴文化（有人称水文化）流动、开放的传统内涵不无关系。河北省盐山县大力开发“徐福千童文化”，近几年受此影响而签订的合同和外资额占到全县总量的40％左右。

商业文化的内涵有四个方面，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其中起载体作用的是商品文化，它包括商品的文化内涵、文化附加值与文化特色———商品的构思、设计、造型、款式、装潢、商标、广告等。以服装业为例，我国和意大利同为服装出口大国，意大利靠先进的服饰文化和名牌，赚取的是高附加值，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每吨服装的换汇额高出我国5．8倍。近年来，我国服饰文化空前活跃，“服装＝面料＋文化＋市场”的公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不仅国内市场成衣率大幅提高，而且出口创汇额增加到年200多亿美元。从产业文化的意义上说，产品价值取决于产品的文化品位，产业的发展取决于产业文化的先导。因此，必须大力提高经济组织的文化品位，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把智力和知识注入到产品开发之中，提高文化、科技在投入产出中的贡献率，提高商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

在经济价值的实现形式中，消费文化的比重日趋扩大，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助推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从出行骑自行车、摩托车到租车、买车，从家用电器老三件、旧三件到新六件，此起彼伏的消费文化潮，不断赋予经济形态以现代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形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

温州的全国第一

第一个包产到户的实践者：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的文章，时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睛一亮，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同年5月，经上级批准，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年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总结》问世。

第一座农民城：1983年11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苍南县龙港镇。当时，这里只是鳌江边的一个港区，没有居民，时任钱库区委书记的陈定模主动请缨，要求到这个新镇工作，得到县委批准。1984年8月，经过一番艰苦的宣传发动，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干部、职工有2000多户，筹集资金1．2亿元。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就此启动了。

第一例行政诉讼案：1988年8月2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苍南县影剧院公开审理“包郑照诉苍南县政府赔偿损失案”。这是全国第一起农民运用法律手段指控县政府、法院依法受理并公开审判的行政诉讼案。这场官司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案件本身，标志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步。

第一个在海外开办商品市场：1998年7月，50多位年轻的温州人飞越千山万水，在巴西的圣保罗市开办了一个专业市场——中华商城。这是我国在海外开办的第一个专业市场，主要销售服装、皮革、眼镜、电器等商品。通过这个市场，使我省的大量名优小商品流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体系。

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1991年春节前夕，常年在外地跑供销的温州人王均瑶和一帮朋友包了一辆“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多公里的漫长路途中，王均瑶的脑袋中颠簸出了一个念头：包飞机。同年7月28日，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叩开了中国民航局的大门，承包了长沙——温州的航线，首开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飞机的先河。

“永嘉学派”与“事功之学”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创始人是薛季宣、陈傅良，他们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永嘉是当时的州治所在地，故称为“永嘉学派”。稍后的思想家叶适（永嘉人），继承和发展了永嘉之学，进一步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认为“利者为义之和”，主张义与利的一致性，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叶适是“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薛季宣、陈傅良的事功思想，还吸收了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的事功之学，逐步建立起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体系。

“事功之学”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事功之学提出了“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主张为学务实，关心世事，反对空谈义理，认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政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

其二，在政治和教育上，事功之学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实政与实德双修”，认为杰出人物的“实德”是在“实政”的活动中培养出来的，强调“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

其三，事功学派的伦理思想是“义利双行”，即“道义”与“功利”相结合，肯定人的物质利益，“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其四，在推进经济发展上，事功学派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和政策，“夫四民（指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