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关集体行动的研究在国内学界正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显题，本文旨在对这一研究领域作一个简要的考察并提出一些判断。作者发现，目前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运用结构性分析居多而过程分析较少；运用理性主义分析居多而建构主义分析较少；另一方面，在过程分析和建构主义分析的运用逐渐增多的同时，多种研究取向和方法也开始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研究议题上，既有研究主要涉及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政治机会机构、动员结构、策略和手段、话语等方面，有点遗憾是，大部分研究在这些议题上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怀以及必要的实证方法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新的集体行动或者集体行动的新的特征的大量出现，挑战了很多既有的理论，它需要研究者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集体行动；结构分析；过程分析                 中国自1990年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新型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利益层面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逐渐增多，尤其是在基层社会，几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也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研究者的关注。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在近些年来开始逐渐增多，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在不断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同时，也致力于本土化理论的建构。                 在这类文献中，有一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如“集体抗争”、“维权行动”、“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等，而且每一个概念又往往包含一系列的子概念。研究者们在阐述自己所使用的概念时，往往坚持该概念在内涵或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                 为了便于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对话或交流，本文使用“集体行动”概念作为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或冲突的一个统摄性概念，〔1〕并把以上述的各个概念为“标签”的文献统称为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文献。总之，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国内学者研究中国大陆1990年以后的“集体行动”的基础性研究的文献。                 本文的述评方法有两个。第一，以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为参照。首先，因为其理论与方法的相对成熟，在参照中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集体行动研究的基本状况；其次，一些研究者借鉴和使用了一些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并开始展开了对话；最后，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在发展中的一些探索和困惑，也可能是中国研究者们需要面对的。第二，本文交织地使用劳丹式的“概念问题”和“经验问题”两个角度来评估这些文献。〔2〕                 本文分为“研究取向与方法”和“研究议题”两个部分依次进行讨论。                 一、研究取向与方法                 1. 结构分析和过程分析                 结构分析方法可以简单地界定为以“结构”为核心概念，研究对象是所有的集体，试图通过个人与集体与相关集体之间关系来解释这些个人与群体的行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是集体行动中的参与和行动是与社会组织的划分相一致的。〔3〕在本文所考察的文献中，运用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最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对产生农村集体行动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结构特征的分析。                 代表性的研究如，赵树楷认为农村社会的冲突主要由基层政府对农民的“利益剥夺”造成的；〔4〕张静通过对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联结构及其角色的变化的分析，认为当前的基层政府是一个稳定程度较低的基层结构，并日益卷入社会冲突之中。〔5〕在同一个脉络里，于建嵘则把这种分析延伸到对农村权威结构的分析，认为利益分化和冲突及基层政府行为失范而造成的农村权威结构失衡，是农村社会政治性冲突的基础性根源，同时，这种失衡的起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6〕                 随后的研究者在不断地拓展这项研究。如张玉林认为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地方官员们与追求利润的企业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政经一体化体制”。在这种体制所催生的环境冲突中，对处于先天性的弱势地位的农民而言，伴随着暴力的“群体性事件”就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促使企业和政府让步的途径。〔7〕肖唐镖认为“自90 年代中期以后， 他们(农民) 的行动越来越带有‘迫逼性‘的特点”。〔8〕这类文献均强调了结构特征对发生集体行动的决定作用。于建嵘在这个理路下，提出“压迫性反应”的解释框架，〔9〕认为在某些情形下，集体行动的原动力并不是基于行动主体的选择，而是基于对“集团”(参与者的集团)内外压力的反应，并借此来修正和补充当前流行的解释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于建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把这种结构分析方法转向了对农民维权抗争活动内在结构中的“行动取向”的研究。〔10〕                 结构性分析也被运用于对都市集体行动的分析，代表性的研究如冯仕政考察了单位的异质性对集体抗争发生机制(反过来说也就是控制机制)的影响即单位特征的分割效应。冯的贡献在于没有采用“结构-行动”这样简单的对应式的模式，而是综合运用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一些主流的解释框架，在结构与行动之间加入了机制这个环节，构成“结构-机制-行动”模式，其中的机制，被归纳为“制造相对剥夺”，“提供政治环境”，“便利资源动员”等。〔11〕但冯对上述的三个机制在一个具体的分割效应中相互间会是怎样的关联或相互影响，并没有给出一个有效的说明，同时，这项研究在总体上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视角，无法照顾到抗争事件复杂的互动过程。                 研究者们也在对这种结构性分析方法的不足进行反思。如孙立平针对静态结构分析具有“结构上的不可见性”的缺陷，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即“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并将过程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或解释源泉”。〔12〕应星拓展了这种研究方法，认为“叙事”方法与逻辑-科学话语同样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对于丰富社会学的想象力有着重要的意义。〔13〕在具体研究中，应星、晋军通过讲述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集体上访的故事，展示了弱者如何通过“问题化”的技术在中国当代独特的社会权力运作机制中传达出来，而且在集体上访及与其相伴生的集体“闹事”过程中可以发现农民与国家各自的行动的策略和边界。〔14〕随后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通过说故事的方式揭示了新时期发生在集体上访这样的正面遭遇时，权力是如何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实践中运作的。〔15〕李怀在一项对城市拆迁所引发的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展示了其“不确定性”的特征。〔16〕他批评“结构”解释夸大了社会政策等结构性条件对利益主体(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制约性，轻视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而事实上，利益主体是追求多元化目标的能动的“行动者”，同时“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他们对利益的表达自然显得复杂而不确定。                 “过程-事件的分析”对行动者的假设契合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视角，即认为行动者是嵌入社会并被社会性地构成的存在，并且在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中改变其界限与特征。杨继涛利用这种方法，对鲁西南某景区开发引起的社会冲突进行的细致研究，展示了一个结构分析无法发现的机制和过程，即“发生在传统的农村社区的一系列冲突，不仅是利益的争夺，更是两种基于不同知识型态的观念的较量；在这种冲突中，随着各种斗争策略的运用，新型的权力网络逐渐形成，这一权力之网反映的不是冲突某一方的妥协或胜利，而是双方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