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报刊作为大众媒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充满魔幻魅力而迥异于他们固有表达方式的社会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报刊的涌现和繁荣，深刻地型塑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空间的新的心理体验，与此同时，报刊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制度性设置，为新型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想象和自我表达的空间，尤其是为富有士大夫意识的过渡型知识分子安排了“以言报国”的广阔舞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被突然断裂的历史抛掷到“现代性的牢笼”中的读书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同时迅速地聚集在报刊、出版机构等生产、传播知识的空间里，以批判性见长的公共性知识群体似乎重新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上演了一出慷慨激昂且让人扼腕的悲歌。                 一、现代报刊出现与知识分子历史观的改变                 “新闻”作为一种描述现实世界变化的术语，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与大众媒介的兴起捆绑 在一起的，新闻的“新鲜性”透露的是现代人试图从本雅明所谓的“空洞的、同质的时间”里打捞新奇感受的渴望，这种对于时间的感受是与已然去魅的现代性所涵盖的“理性、速度”相通的。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士人而言，时间是静止的或者说是循环的，表征时间变 化的不是钟表之类的现代刻度仪器，而是自然世界日落、日出的永恒的循环，以及人类世界道统与正统的此消彼长。他们对于历史时间的感受是道统的断裂与接续，因此这种时间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是静止的、凝固的面相。                 但是这种理解世界和自我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逐渐地被新起的理性化思维所腐蚀和取代。报刊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是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申报》等教会报刊在中国沿海地带的兴盛，然后是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为标志的民报的勃兴，此后改良派与革命派报纸纷纷涌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类似于报纸雏形的只有进奏院状、邸报之类传播官方公报的印刷物，其功能只是通报朝廷 政治的消息和皇帝的起居生活，其传播仅限于官员及小部分作为准官员的士子。这些印刷品是外在于人们的生活的，并且是私密的、弱时效性的。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报纸作为一个舶来品“闯入”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并且迅速地 取得了他们的心理认同。报纸传播的信息、周期性以及舆论深刻地重构了知识分子的内心 生活，并且影响了其理解和判断这个世界的标准。“新闻”导致最重要的“现代性后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发生了改变，因而也改变了其历史观。静态的时间被不断流逝的时间体验所取代，自我想象的文化中心被辽远的地理空间所击碎。在这样一个时空体验发生更替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还有被殖民的屈辱体验。急剧而新异的时空感受，与被压抑的文化群体的挫折感，混合成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热烈向往。这种向往是与他们对报纸杂志的功能的理解结合在一起的。                 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就表达了这种感触：“夫书，已往之陈迹，古人之糟粕也。千世之变异，非古人所得逆而知也；当时之情事，亦非今人所得虚以揣也。”[1](P40)在这种信息流失的情形下，谭认为只有报纸才能“拯救历史”。而且报纸的空间传播功能在他看来又超过同时代兴起的学堂与学会。因为前者可以“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1] (P41)正是对于报纸超越时空的意义的体认，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可以通过报纸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从而把古老的中国导向一个现代的强大的未来。秋瑾在其创办的 《中国女报》的发刊词末尾就这样直言到：“然则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 者，非报纸而何？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 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2](P80)报纸承担了启蒙的功能，也就是给处于“暗室”和“迷津”中的中国以光明的指向，在知识分子对未来的畅想中，过去已然属于沉默的历史，未来等待着被创造，因此亢奋的情绪笼罩着这个沉闷的时代。这种亢奋所酝酿的是知识分子的志士化气概，甚至发展到巅峰状态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烈士精神。陈建 华就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是由恐惧革命而突然转向欢呼革命。造成这一戏剧性 的转变，除了因为清廷失却了正统地位外，更重要的是因‘革命’一词已突破传统而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意义，在宣扬暴力手段的同时亦包含着有关民主和民族内容的社会变革的种种许诺。”[3](P18-19)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单向度的进步史观随着报纸的兴起迅速地被传播和接受，人类历史被预设成一个直线上升不可逆转的过程，这才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为之鼓与呼。历史目的论给处于困厄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他们在报刊上欢呼历史的到来就成为了一种思想惯性。如汪晖所指出：“公理世界观逆转了天理世界观的历史观，将未来而不是将过去视为理想政治和道德实现的根源。这一逆转瓦解了儒学世界观内部所包含的历史中断或断裂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接续道统的意志，代之以一种历史延续和无穷进化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 [4](P48)                 在进化史观迅速地替换知识分子的循环史观的同时，民族国家意识也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在报刊上以“印刷民族主义”的方式被知识分子想象和理解，它成为在价值失范的时代重新完成社会整合的灵魂。知识分子自觉地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并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政论的方式积极地鼓吹民族意识的觉醒。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的定义，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 的共同体。”[5](P5)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就为处于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想象和表达想象的空间，在周期性的交换对于民族国家认识的过程中，报刊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于右任在《民立报》的发刊词中是这样表达他们那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与言论之关系的认识的：“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6](P84)换言之，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知识分子发表在报刊上的言论建构和生产出来的，而这种被生产出来的共同体意识才能促使共同体在事实上的真正建立。                 二、以言报国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身而兼二任的，是学士与文吏两种社会角色的统一体，正是这种社会功能的双重性质，孕育了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模式，即把社会治理和教化和谐统一的士大夫政治。当然，这种政治能够延续与科举制度等选拔人才的体制安排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科举制废除后，儒学与普遍王权结合的制度性渠道就崩解了，知识分子丧失了以往的“学而优则仕”的特权，沦落为四民社会中的普通阶层。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忧患精神，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意识并没有被完全历史化，而是以各种变相发挥着其影响。通过占据报刊这种新兴的文化资源，从而“以言报国”就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虽然知识分子的政治合法性身份在近代历史中已经被湮没，但是他们的政治关怀仍旧萦绕着其内心世界，并以报刊上的政论等各种话语形式表达出来。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7](P6)知识分子通过报刊来发表和传播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评议就是一种重要而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