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化讨论，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文化高潮的标志，考察这场文化讨 论兴起的时代背景，分析前后两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检讨当时讨论的主要内容及实质， 总结其利弊得失，不仅可为后人进一步认识和反思这场文化讨论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 而且对今后的文化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

【摘 要 题】文化史

【关 键 词】文化讨论/20世纪最后20年/检讨

【正 文】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不仅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 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刚刚过去的今天，重新检讨这场文化讨论，考察其由来 ，分析其内容和实质，总结其利弊得失，不仅对今天的文化研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而 且对目前的文化建设不无裨益。

一、文化讨论的由来与分期

(一)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的由来

1980年以来的文化讨论热潮缘于文化史研究，而文化史研究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的编写有密切的关系。[1]事实上，编写《人类文化与科学 发展史》仅是文化讨论的导火索。文化史研究能够迅速演变为文化讨论，并由京、沪等 大城市扩展到全国，由知识界扩展到整个社会，有其更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人们在清理“左”倾错误的同时，开始对“文革” 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实践标准的讨论无疑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里程 碑，在清算“左”倾错误的同时，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为什 么会出现个人崇拜等现象?这些现象与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对此问题的思考必然会对人 们既有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以及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

其次，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异质文化涌入，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提出严峻 挑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引进，西方的政 治、文化理论学说乃至生活方式亦随之涌入国门。从理论层面讲，存在主义、人道主义 、精神分析学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相继被介绍进来，在思想界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 ，萨特、尼采、弗罗伊德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从世俗文化层面讲，伴随国门的打 开，异域生活方式也纷纷在国内亮相。为了抵制异质文化的“入侵”，在思想理论界， 先后开展了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等活动，并围绕人生观、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 在世俗文化方面，为免受“污染”，有关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措施。但国门既然打开，异 质文化就会像空气一样挤进来，并对人们既有的价值观念提出挑战。

再次，随着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文化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的现代化最初被 定义为“四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 对现代化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同时，随着经济改革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逐渐被提到议 事日程上来。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 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 作会议上也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 度的精神文明。到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在所作报告 中，更向全党发出了“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指出：“我们在建 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 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的号召，对文化讨论的兴起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 用。

(二)文化讨论的分期

对于80年代以来文化讨论的分期，学术界看法不同。[2]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1989年都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分界线。在此前后文化讨论的基本格局、社会主潮和研究 方法都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从基本格局看，从百家争鸣到三分天下。

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兴起后，先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观点，各式各样的流派或思潮 。有的根据讨论者对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将其分为“中国文化赞美”论、“中国文化 复兴”论、“批判论”三派。[3]有人将当时讨论的热点归纳为“儒学复兴”论、“全 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综合创造”论[2]四股思潮。有人根据对中国文化发 展的不同看法，提出“反传统”派、“五四运动”派、“早期启蒙”派、“现代儒学” 派、“回归原典”派等五派说。[4]也有人根据各家的主张，提出“儒学复兴”、“全 盘西化”、“彻底摧毁与重建”、“哲学启蒙补课”、“西体中用”、“综合创造”六 个类型说。[5]此外还有“反传统主义”、“中西文化平衡论”、“中西文化互为体用 ”论、“道德重建”论、“对传统创造的转化”论等不同观点。

不论从哪个角度将当时的文化讨论分成多少派、多少股思潮、多少个类型还是多少种 观点，不论当事人对这种划分是否认可，用“百家争鸣”来概括当时的讨论情况，似不 为过。

进入9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一些激进的反传统派渐次退隐，而儒学复 兴思潮由边缘进入中心。90年代中期后，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理论呼啸而至，国内国 学研究也渐成气候，一时间，保守主义甚嚣尘上，于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 保守主义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

第二，从学术主潮来看，激进主义悄然退场，保守主义款款登台。

如果说在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主张反传统、新启蒙甚至全盘西化的主张占主流的话 ，那么90年代则是保守主义思潮成为主流。庞朴就指出：“要说这十年的文化研究，大 致以1989年为分水岭呈现出两种趋势。前一个阶段否定传统，呼唤西化比较多。后一个 阶段肯定传统、再造传统比较多。”[6]甘阳甚至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 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 保守主义。”[7]

伴随学术思潮的变化，许多当年主张激进主义的学者改换门庭，投入保守主义阵营； 一些著名学者也纷纷表态。80年代曾以激进姿态倡导新启蒙的王元化就说：“对激进主 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8]李泽厚也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 在对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 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看来，他所带 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 。”[9]因此他提出了“告别革命”的主张。

对这种现象，有些人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担心。如陈炎就说：“如果说，余英时等海 外学者因不了解大陆政治的奥秘而将其‘外衣’视为驱体，并迁怒于真正意义上的‘激 进主义’，尚有其文化的隔膜值得谅解；那么李泽厚等大陆学者也将‘文化大革命’同 近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混为一谈，甚至将此罪过上溯到‘辛亥革命’，其动机就很值得怀 疑了。”他断言，“李泽厚的这种思想决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事，它代表一种‘文化保守 主义’思潮”。[10]

第三，从学术风尚来看，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取代了宏观的、浮泛的理论阐述。

对90年代的学术风尚特征，李泽厚曾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概括。这话不 全对[11]，因为在90年代思想家是否淡出还是个问题，比如保守主义思想非但没有淡出 ，反而由边缘进入了中心；自由主义也没有淡出，而是默默地、以更强大的能量渗透进 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当然，八九十年代学风有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浮泛地谈论中西文化的人少了，埋头学术进行实证研究的人多了。甚至可以说，研究学 术，乃成一时风尚。

此种风尚发展到后来，竟把学术研究文化现象化，把学问家神话化。具体来说，在90 年代中期以后，钱钟书研究、陈寅恪研究、吴宓研究、钱穆研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 研究，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上述诸位学者，不仅是学术上的导师，也是人格上 的典范。以往遭人白眼的学者，如今被抬上了圣坛。

这种学术风尚的转变，无疑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受学术研究 规律的制约。换句话说，即使没有1989年政治形势的变化，文化研究和讨论的风尚迟早 也会发生转变。事实上，在1988年底，就有人撰文批评文化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非理性化 倾向，呼唤实证研究。[12]1989年4月，又有文章呼吁对文化问题展开实证性研究，“ 我们所谓实证研究包含这样几个基本含义：首先，在研究对象上要把中华文化定义为现 实的中国文化……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带有某种先入之见，凭想象研究问题，而 要对现实中国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要求操作的现实性。”[13]进入 90年代以后，尽管一些人对这一现象不以为然，一些人则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担心，但实 证研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并蔚成风尚。

由上可知，1989年政治形势的变化至多对学术风尚的转变起到了催生作用，而不是导 致这种转变出现的根本原因。

二、文化讨论的内容与实质

(一)文化讨论的内容

对于这场文化讨论的内容，1986年朱维铮在《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一文中就曾予 以归纳。[14]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不仅学术风尚发生了重大变迁 ，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看待问题的视角均发生了变化。

从理论上讲，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应该主要围绕文化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估价、对西方文化的估价、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五 个方面展开。事实上当时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估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关 系和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这三个问题，对文化学理论的探讨和对西方文化的研究非常薄 弱。

由于这场文化讨论的导火索是如何开展文化史研究，也由于这场文化讨论的一个深层 原因是反思“左”倾错误的根源，所以如何估价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成为人们关注的 一个热点问题，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要估价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弄 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对此产生了严重分歧。就笔者所知，比较重要的看法至少有以下 几种：(1)“儒家文化”说。(2)“封建文化”说。(3)“多元的复合体”说。(4)“周秦 至清中叶这三千多年历史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文化”说。(5)“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 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 、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说。

有人还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做了区分，认为，传统文化属于历史，文化传统则既是 历史遗存，更多属于现状。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指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 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而文化传统即是民族精神。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的关系，有人用体用关系来加以表述。

与此相关，传统也成为人们讨论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传统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 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在制作、创造之中 。也有人则认为，传统就是文化传统。

明白了什么叫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什么?其 实质精神是什么?有何特点?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对于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就笔者所知，当时主要有这几种观点：(1)“儒家思 想主干”说。(2)“道家思想主干”说。(3)“儒、道共为主干”说。(4)“儒表法里” 说。(5)“以儒家思想为主，儒、道、释三家间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说。(6)“儒释道 法三学二教并行而由儒学居中制衡”说等等。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这在当时是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 点：(1)“调和持中(或中和主义、追求和谐)”说。(2)“人文主义”说。(3)“人伦主 义”说。(4)“王权主义(或者说专制主义)”说。此外又有所谓“礼为中心”说、“天 人合一”说、“尚通”说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在文化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分歧。有人认为，中 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富于静态美的文化，其封闭性集中显现于一些牵动民族意识神经的哲 学观念，包括循环论的发展观、以宗法为经的人伦道德观、“反求诸己”的人生态度等 。这一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从而使围绕传统文化开放性与封闭性特点的讨论，成为当 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思维方式在文化结构中处于深层位置，既然文化讨论已经全面铺开，就势必要涉及到 此问题。主要看法有：(1)“从整体的直观到经验的直觉”说。(2)“超稳定”说。(3) “反创造”说等等。

讨论传统文化，是要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于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否 相容、传统文化中是否具有现代化因素、到哪里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就 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存在十大冲突。有人对此持 反对意见。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和科学，有人则持相反意见。对17世纪中国出 现的社会批判思潮，有人认为其性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类似，是近代的曙光；持反对 意见者认为它是传统文化的自我调整，是日落西山时天空中的一抹晚霞；还有认为明清 之际思想的性质，既非近代的曙光也非中世纪的晚霞，而是近代思想的胚胎。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估价，直接影响到对中国文化前景和出路问题的认识。自近代 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来，就先后出现过“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西 会通”说等多种文化主张。这几种观点在当时的文化讨论中都可以找到其踪影。

与“中体西用”论主旨相同的是“儒学复兴说”。在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中，对中 国大陆儒学复兴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从80年代中期起， 他先后奔走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地，鼓吹儒学第三期发展，并 在美国举办研讨班，培养复兴儒学的人才。杜维明的活动很快就在国内引起回应，儒学 复兴思潮逐渐演变成一股引人注意的社会思潮。围绕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家资本主义以 及是否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等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全盘西化”论在现代史上不仅是个历史学、文化学概念，同时也是个政治学概念。 在文化讨论过程中，除极个别人外，很少有人公开主张实行全盘西化，但事实上这股思 潮在当时影响最大。直到1989年以后，伴随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学术风尚的转换，这一思 潮才逐渐退隐。

与“中西会通”说相近但并不相同的文化主张是“西体中用”论。这一主张早在20世 纪3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就被明确提出来，40年代初贺麟先生也曾使用此提法。1980 年，黎澍先生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应当把“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这种流行的观念颠倒过来，改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一主张被 李泽厚“借用”，以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从而引起激烈论争。

值得提到的另一种文化主张是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提出的“河东河西”论。他认为西 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理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这一主张提出后，也引起了激烈的论争。

与上述文化主张均不相同的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提出的“综合创造”论。[5]这一主张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

无论是重估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都绕不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评价。80年代文化讨论兴起后，围绕五四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五四运动与激进主义 问题、救亡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五四启蒙是不是一场“悲剧”的问题，学术界也曾展开 激烈的争论。

此外，围绕所谓“彻底重建”论、“中魂西体”论、“中西文化平衡”论、“中西文 化互为体用”论、“道德重建”论、“对传统创造的转化”论等不同文化主张也有一些 讨论，但相对来说影响要小一些。

(二)文化讨论的实质

文化问题，历来见仁见智。自16世纪以来，伴随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围绕基督教文 化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在中国传统士大夫与西方传教士之间，就曾出现过所谓的“ 儒耶之争”。围绕基督教文化与本土化后佛教文化的关系，在西方传教士与佛教徒之间 曾出现过所谓的“佛耶之争”。围绕东西方天文学与算学的准确性问题，在传统士大夫 与西方传教士之间，出现过所谓的“天文历算之争”。

近代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和中国人走向世界，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 合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潮，文化讨论也围绕中西文化关系再次展开。鸦片战争时期围 绕开眼看世界及“师夷长技”的争论、洋务运动时期围绕同文馆设置天文算学馆的争论 和修筑铁路之争、维新运动时期的中西体用之争以及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等，所有 这些文化论争的实质，都不外是：中国文化向何处去!

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不仅提出问题的方式、论证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案与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极其相似，而且其实质仍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中国文化 向何处去!其他一切文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都是围绕此实质性问题展开的。

三、文化讨论的利弊得失

(一)文化讨论的积极意义

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化讨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可从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两个 层面来看。

首先，从学术研究的层面看，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使文化研究由微而显。据不完 全统计，从1919到1949年的30年时间里，国内出版的有关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著作约170 多种，而从1949到1979的30年时间里，只出版过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略》一种。由 此可以看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时间里，文化研究几乎成了“绝学”。经 过20年的文化讨论，不仅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和出版的学术专著，已经数不胜数，而且 讨论的问题远较以前为广泛深刻，文化研究机构已经遍布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文化 学和文化史已经成为在校大学生的必修课程，文化研究的队伍更是人才济济，文化事业 兴旺发达。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

在文化讨论过程中，文化研究还实现了多学科的大综合。什么是文化?据说有二三百种 定义，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解释。不足之处是对文化的讨论难以形 成共识；优点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可以根据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展开研究，从而使文 化研究突破某一个学科的界限，实现多学科的大综合。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化讨论过 程中，参与讨论的不仅有研究历史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学者，而且有研 究考古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甚至研究数学 、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建筑学、医学、农学等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学者 也参与了研究和讨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从 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对文化展开研究，对推动文化研究的深入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以往不同学科发生交叉后往往会产生某些边缘学科，但在文化研究方面，不同学科实 现大综合后产生的不是边缘学科，而是位居诸多学科之上的“显学”。这是一个非常独 特的社会现象。

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论，还突破了国界。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学者、留学生走出国门 ，同时许多国外境外学者也被请进来，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文 化讨论也开始突破国界的限制。由于国内长期忽视文化研究，所以在文化研究的交流方 面，总的情况是“请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在文化学理论和方法方面，自80年 代起，本尼迪克特、韦伯、弗罗伊德、亨廷顿、福柯等人的著作几乎是人人乐道。在文 化史研究方面，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这种学术交流对推动国内 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从现实政治层面来看，作为思想解放潮流的深入和细化，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讨 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了其“经世”功能。

第一，探讨“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为“左”倾错误的历史惯性刹车减速。我们知 道，历史的发展不仅有方向性，而且有惯性。“文革”之在中国出现，并非平地陡起风 波，而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而要纠正“文革”的失误，从政治上予以拨乱反正固然 非常重要，但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认识，必须从思想文化方面入手。80年代文化讨论 兴起后，无疑发挥了这方面的社会功能。当时许多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表面是在 讨论传统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在清算“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而所有这些研究工作特 别是研究成果，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左”倾错误历史惯性刹车减速的作用。因为只有 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左”倾错误的深层思想根源，经过长期“灌输”、被铭刻在人们头 脑中的“左”倾错误思想才能被连根拔除。

第二，论证改革开放政策的合理性，为改革现实提供参考。改革开放是一项伟大的事 业，这项政策实施的理论前提是过去的某些制度和思想观念已经不适合新的形势，必须 进行改革；自我封闭的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必须对外开放。80年代兴起的文化讨论 ，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为改革鸣锣开道的作用。例如当时围绕中国 传统文化是开放还是封闭的特点的讨论，就是因应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而提出来的。当 时讨论的许多“热点”问题，均与此有相似之处。

第三，为未来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这场文化讨论的实质是中国文化向 何处去。围绕这一问题，人们不仅把目光转向了海外的异质文化，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 化进行了重新审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主张，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 发展战略。不可否认，当时人们提出的许多文化主张，乃至文化发展战略，尚不成熟， 有一些甚至存在严重错误，但应该肯定的是，这场文化讨论的展开，这些文化主张和文 化发展战略的提出，对未来中国新文化建设，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因为一种新的 文化的形成，不仅有赖于对健康的文化主张的吸收、采纳、改造，也有赖于对错误文化 主张的识别、批判。

(二)文化讨论中的错误倾向及其消极影响

80年代以来的这场文化讨论，也存在诸多偏差和错误倾向。对此，当时就有许多学者 提出过批评。如1987年《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近年来的文化史研究 中存在三个方面的思辨偏向，即以偏盖全、以名代实、以静释动。[15]1988年11月《中 国文化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也指出：文化讨论中存在某种非科学的传统的特色，具体 表现为重破轻立、重情轻理、重用轻体三种倾向。[12]1990年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上 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前一时期文化热研究中存在着共时与历时糅杂、忽视地域性差异、 滞留于感觉印象的印证、以价值判断取代实证研究、为追求“轰动效应”故意唱反调、 将片面等同于深刻等非理性化倾向。[16]

以上分析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当时文化讨论存在的不足。在笔者看来，80年代以来的文 化讨论所存在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过分强烈的目的指向性。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入世的传统，“修齐治平”既是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也是 其人生哲学。受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当时的文化讨论中，一些人就带有过分强烈的 目的指向性。换一句话说，一些文章，不是通过深入研究后得出某种结论，而是先有观 点，然后再来找资料予以证明。这种现象，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一些观点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对此，当时就有人指出 ：“我们有些同志在分析问题，作出判断时，所使用的既非科学的‘演绎法’，亦非科 学的‘归纳法’，而是某种‘迎合法’，这种‘迎合法’，不管它属于逻辑学范畴，还 是属于社会学范畴，都肯定不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

2.一些人研究文化现象，虽然也经过一番思考，但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既不是传统文化 也不是现代化本身，而是当时的某种政治需求。例如当时主张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性 特点的许多文章就带有这种目的指向性。他们的思维逻辑是：既然现在国家实行开放政 策，那过去就一定是封闭的。道理很简单，如果过去不是封闭的，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 实行开放政策。带着这个强烈的目的指向性去研究传统文化，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传统文 化具有封闭性。对那些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事实，他们或许是不了解，或许是不愿了 解。因为他们只想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而非其他。

3.运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化史。一些学者在研究文化史时，不是通过研究史料得出 自己的结论，而是运用史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例如，革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 种非常态，革命的到来与否，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它到来之前，任何人也不可 能将其招来，当其到来之际，任何人也不可能与其“告别”。一些人不仅主张“告别革 命”，为了“告别革命”，还对中国近现代史随意解释，表现出非历史的倾向。

第二，不成熟的研究方法。

由于文化的普遍性特点，8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吸引了各学科人员参与讨论，随之 在研究方法上也就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不过毋庸讳言，在讨论过程中也存在运用不 成熟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视时间和空间，空洞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点。时间和空间是研究历史的两 个最基本的维度，离开了时间和空间，虽不能说一切历史现象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但起 码可以说已经不是其本来的意义。但在文化讨论过程中，就曾出现无视时间和空间，空 洞地谈论传统文化的现象。例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儒家 学说，有人认为是道家学说。无论主张儒家说还是主张道家说，都忽视了时间问题。我 们知道，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 化就已经存在。退一步说，即使到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儒、墨并为显学，并不是以儒家 为主，更不是以道家为主。西汉以后，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学并未能一统天 下。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特点问题，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性的自 足系统，是在与外国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存在的，自周秦到明清的两千多年中，既无量变 ，更无质变，是一种凝固的文化。这种观点一出现，就受到质疑。反对者指出：中国传 统文化已有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说它是封闭性的，则应当确切指出，是自始至终地封闭 着的呢?还是仅在某一时期封闭?这种质问不能说没有道理。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2.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生搬硬套。历史学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反理论 的，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不论运用哪种理论或方法来研究 历史，都必须小心谨慎地加以吸收、融化，甚至改造，不能简单地拿来就用。因为不管 哪种新理论新方法，都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将时间、波动与变化——这是历史知识的客 体——进行理论化”。[17]80年代系统论方法的引入，给文化学和文化史的研究 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推动文化讨论的深入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一些研究者对系 统论本身没有太多的了解，就拿来研究文化史，因而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当时出现的 一些比较片面的观点，诸如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稳定性、应该全盘否定、彻底砸烂、全 部重建、或者全盘西化等，都与系统论方法的引入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有的学者运 用系统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功能进行研究后就“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物质 ——自然系统是封闭的，对其他文化系统也是封闭的。“但这种封闭性不是从来就有的 ，而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具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以前对物质—— 自然系统和其他文化系统都是开放的，但随着汉民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汉文化的渐趋 成熟，中国传统文化也开始对物质——自然系统和其他文化系统出现封闭趋向，这一发 展趋势不断加强，到明清时期达于顶峰。”[18]乍一看来，似乎这一看法是客观的、公 允的、动态的，其实其中隐藏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根据这一观点，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 ，就是从开放到封闭的历史。一部丰富多彩、跌宕起伏、高潮迭起、曲折回环的中国古 代文化史，变成了一部中国文化退化史。

第三，非理性的研究态度。

在文化讨论中还出现一种非常不良的学风，有人将其归纳为重破轻立、重情轻理、追 求轰动效应、将片面等同于深刻等等。所说不无道理。对于这些现象，当时就有人指出 ：“‘文化热’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普遍存在一种重情轻理的非科学倾向，所谓‘重 情轻理’，意在重情绪宣泄，轻理性分析，重价值判断，轻事实描述。在‘文化热’的 研讨、座谈、讲演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慷慨陈词却张冠李戴，指斥流弊却搞错年 代，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竞相激烈，妄下雌黄，甚至以片面相炫耀，以矛盾相标榜。 一时间专考古的可以不重考据，治哲学的可以不作思辨……真可谓浪漫的学术。特别应 该指出的是，重情轻理所导致的轻狂浮飘，极不冷静的氛围，使个别人滋生了哗众取宠 ，欺世盗名的‘玩儿文化心理’”[12]。这里所说既非毫无根据，也非危言耸听。80年 代中期以后“黑马”刘晓波的走红，就是很好的例证。

最后，就社会功能而言，文化讨论虽然为清算“左”倾错误和宣传改革开放政策发挥 了积极作用，但其中的非理性因素也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改革开放的前提是思想 解放，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思想解放运动，也出现了一股否定一切的思潮，其 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道德失范和信仰出现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泛滥和传 统主义的崛起。一时“《河殇》热”、“《易经》热”、“气功热”、“新儒学热”此 伏彼起。极端自由主义的泛滥直接导致了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而传统主义中非理性因 素的猖獗则酿成了90年代中期的“法轮功”事件。换言之，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社会出 现的两次重大社会事件，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但与文化讨论中的非理性因 素亦非毫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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