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空海（遍照金刚）等日本遣唐使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曲籍携归本国算起，中国古代文论传入海外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自然不乏阐释、研习之举，不过，说到海外学人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较为系统的研究，那还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事。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二是对研究对象有较为真切的了解。对于绝大多数海外学人来说，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展，才揭去了长期以来蒙在古老中国文化之上的神秘面纱，使之得以窥见中国文学理论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改先前凭借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主观臆测，真正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研究。

当然，就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而言，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尚不能与我们自己的研究相比。然而必须承认，尽管如此，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仍有其特殊的价值。首先，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把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产物或表现来进行考察，而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其次，它所采用的方法也与我们惯常使用的有别，而新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将研究导向新的层面，在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查的地方有所发现。由此形成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无论与我们同或不同，都会给我们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东西，或印证我们已有的观点，或推翻我们既定的看法，或提醒我们注意到研究的不足，或启发我们尝试新的思路。即使是一种误解，也可能促使我们去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海外学人的研究并未得到我们应有的关注，除了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有一些零散的介绍之外，真正从古代文论研究史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论述可谓凤毛麟角。这也许和古代文论研究者自身条件所限有关，同时也受制于长期以来我们闭关锁国的格局。毕竟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刚刚起步，译介过来的海外汉学著述更是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也给我们从这一方向总结古代文论研究史造成了困难。所以本文的撰写便不能不有一种材料匮乏、管窥蠡测之感。好在本文的目的并非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全面述评，而重在对问题、规律的探讨，而且，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还是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我们多少得以窥见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情形，并得以在此基础上略作勾勒。

本文所用“海外”一词，按照通常的理解，指中国境外的国家和地区。从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欧美和亚洲的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此外，台港地区的研究也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所以本文拟分三部分来分别讨论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台港地区学者的研究，这样不但易于行文，脉络清晰，也较容易见出各自的研究特色。

一、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

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无疑是起步最早、用功最勤的。这也许是因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一种血缘上的联系，且文化交流的历史频繁而悠久的缘故。从有关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随着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的开展，中国文学已为不少日本士人所研习。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８０４年），日僧空海以学问僧的身份参与使唐，三年后归国。在《文镜秘府论·序》中，空海叙述了他的编撰动机：“贫道幼就表舅，颇学藻丽，长入西秦，初听余论。虽然志笃静默，不屑此事，爰有一多后生，扣闲寂于文囿，撞词华乎诗圃。音响难默，披卷函杖，即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他于是将唐代中士流行的诗格去同存异，汇为一册，“庶缁素好事之人，山野文会之士，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搜，雕龙可期”。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空海所编之《文镜秘府论》，应该说是中国诗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到海外，虽然不免于粗浅，但到底开了先河。

此后千余年间，日中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虽未中断，但作为专门之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却是到了本世纪初以后才真正开始。

１９２５年，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出版，［①］这通常被看作是现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嚆矢。是书共分三篇，分别论说先秦各家有关诗的见解，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明清诗论中的格调、神韵、性灵三种诗说。其中第三篇之第一章对唐、宋、金、元四朝的文论作了粗略的介绍，论及司空图《诗品》和严羽《沧浪诗话》。１９２７年，孙＠①工将该书一、二篇译出，易名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次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铃木虎雄这部书的出版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该书有体例混乱、详略不一之病，却是第一部具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性质的著作，为后来中国学者撰写文学批评史提供了借鉴。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指出：“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底思想做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魏以后却不然，文学底自身是有价值底思想已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底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②］我们通常以为将魏晋时期视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见解始于鲁迅，其实鲁迅很可能是接受了铃木的观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鲁迅１９２７年７月间在广州的一次讲演，原文中“文学的自觉时代”七字是加引号的，这表明原有所本，但历来注家均置之不理。［③］以鲁迅对日本汉学的了解，尤其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兴趣，他看过铃木原作并非不可能。倘若真是如此，那我们就不宜掠美，而应将这一观点的首创权还归铃木虎雄才是。铃木虎雄之后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并颇有成果的日本学者，当推出自铃木门下的青木正儿，他在１９３５年出版了《支那文学概说》，１９４３年出版了《支那文学思想史》，这两部书对于后来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很有影响。［④］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更得到长足的发展。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开始，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为起点，在日本一些大学里逐渐形成了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热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斯波六郎为核心的广岛大学，以目加田诚为核心的九州大学和以吉川幸次郎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他们的研究使《文心雕龙》成为一门显学，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斯波六郎的《文心雕龙范注补正》和《文心雕龙札记》，目加田诚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译注，均很能见出作者的汉学功力。吉川幸次郎本人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著述虽然不多，但出自其门下的兴膳宏、高桥和巳却发表了不少很有份量的论著，尤其是兴膳宏，堪称日本年轻一代学人中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突出人物。他于１９６８年出版了日本第一部《文心雕龙》全译本，并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发表于１９８２年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长达１１万字，从佛教影响的角度对《文心雕龙》作了细致的分析。此外，东京立正大学的户田浩晓对《文心雕龙》版本的考辨、译注，也颇不引为引人瞩目。他于１９７８年撰写的《文心雕龙小史》，是海外第一篇《文心雕龙》研究史的专论。概而言之，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日本学者对《文心雕龙》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先后出版了兴膳宏、目加田诚和户田浩晓的全译本，冈村繁的《文心雕龙索引》（１９５０）；在理论阐释方面；则有高桥和巳的《刘勰文心雕龙文学论的基本概念之研究》（１９５５）、目加田诚的《刘勰之风骨论》（１９６６）、林田慎之助的《文心雕龙文学原理论的各种问题》（１９６７）、安东谅《文心雕龙之原理论》（１９７６）和《围绕文心雕龙神思篇》（１９８０）等等。１９８３年，王元化选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收入日本学者自本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研究《文心雕龙》的代表性论文共１３篇，从而使我们对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还附带收入了冈村繁的《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一文，对自铃木虎雄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作了概述性的介绍，并附“主要学者及其著作（存目）”。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二辑）登载了由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１９４５—１９８２）》。这两份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加上一些译介过来的零散论著，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便有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根据这些材料提供的情况，自５０年代以后，日本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视野日渐开阔，研究队伍也日渐扩大。围绕《文心雕龙》研究，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也为日本学者所关注。尤其是钟嵘的《诗品》。１９５９年，弘前大学的高松亨明出版了《诗品详解》；１９６２年，在京都成立了以立命馆大学的高木正一为代表的“诗品研究班”，共有包括吉川幸次郎在内学者２０余人，他们共同对《诗品》进行注疏，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１年陆续发表了《钟氏诗品疏》。在此基础上，高木正一完成了《钟嵘诗品》一书的写作，于１９７８年出版；而兴膳宏译注的《诗品》（１９７１）也得力于该研究班的成果不少。译注之外，还发表了不少理论研究论著。如高松亨明的《钟嵘诗品之研究》（１９５３）、高木正一的《钟嵘的文学观》（１９７８）、林田慎之助的《钟嵘的文学理念》（１９７８）、兴膳宏的《文心雕龙与诗品在文学观上的对立》（１９６８）和《诗品与书画论》（１９７９）等。

魏晋六朝的文论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除了刘勰、钟嵘之外，几乎所有较有影响的理论家及其著作都有专文论及。从曹丕、陆机、葛洪、沈约、萧统、颜之推，直到李充、挚虞、范晔、裴子野，乃至连我们的批评史都很少提到的北魏孝文帝、温子升、北齐邢邵，日本学者都作了研究。对这一时期文论的整体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目加田诚的《六朝文艺论札记》（１９４７）和《六朝文艺论中的“神”“气”问题》（１９４８）、林田慎之助的《汉魏六朝文学论中情与志的问题》（１９６４）和《两汉魏晋辞赋论中的文学思想》（１９７４），兴膳宏的《文学批评的发生》（１９６５）等，都是其中较有份量的论文。

有关其他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自然也不在少数。古川末喜选编的《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１９４５—１９８２）》共收入论著、论文５００余篇（种），虽然包括了翻译在内，但这数量也是相当可观了。从先秦儒家的诗论到清代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举凡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略有影响的理论家或著述，没有不被研究到的。这的确不能不令我们感到惊异。在诸多研究者中，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兴膳宏、户田晓浩之外，还有两位也很引入瞩目。一位是东洋大学的船津富彦，他的研究领域较为开阔，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所有重要时期，在冈村繁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他。他于１９７７年出版的《中国诗话研究》不仅在日本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诗话的专著，同时也是世界第一部。另一位是九州大学的林田慎之助，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汉魏六朝至唐代的文论，１９７９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该书被认为是日本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理论“最充实、也最有系统的一部著作”（冈村繁语）。从研究选题的角度看，日中比较诗学的研究也较为突出，出版了两部研究专著：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１９５８）和松下忠的《江户时代之诗风诗论——明、清之诗论及其吸收》（１９６９）。此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如小泽正夫的《古今集序与诗大序》（１９５６）、《古今集序与诗品》（１９５６）、《从比较文学上看到的诗病说与歌病说》（１９７８），小西甚一的《中世纪表现意识与宋代诗论》（１９５１）、《本意说与唐代诗论》（１９５３），以及久松潜一的《六朝诗学与古代歌论》（１９６０）和国崎望久太郎的《沧浪诗话给近世纪的影响》（１９６０）等等。由此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日中诗学的比较主要是偏重在影响研究方面。

限于材料，对于日本学界８０年代以来的研究现状我们知道的不多，不过从以上所述，可以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更多的成果。应该说，相比之下，在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是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也是最丰富的。其研究特点，依我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起步较早。如前所述，在对中国古代文论作现代而系统的研究上，日本学者要早于中国学者。铃木虎雄于１９２５年出版的《中国诗论史》，无疑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开山之作，两年以后，中国学者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才问世，而且明确将铃木所著列为参考书之一。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在该书出版六年后，中国学者对诗话作系统研究的专著才陆续出版。［⑤］这虽然只是其中两例，却很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说，铃木虎雄得以着其先鞭是受惠于日本更早地接受了新学，从而在研究方法上领先于中国学者的话，那么船津富彦写作《中国诗话研究》并不占此优势，无论在方法的掌握还是材料的占有上，中国学者都更具条件。由此我们便不能不追问更深一层的原因。事实上，尽管在古代文论研究的草创时期，日本学者先行一步，但中国学者却后来居上，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其研究成果远远超出日本同行。而且，正是中国学者这一时期的研究所得，为后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然而自５０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古代文论研究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人为地延滞了古代文论的研究进程。而恰恰是在此期间，日本学者又大踏步地追了上来，客观地比较一下从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中日两国的研究状况，我们非但在质上不占优势，甚至在量上也难以称雄。这应该是我们引以为鉴的。

二是学风扎实。日本学者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尽可能将研究建立在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之上。较之其他海外学者，他们更注重材料的考辨，版本的校勘，这虽然有其独到之便（日本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善本），也与日本学者注重实证的研究态度相关。我们看他们的研究，第一步往往是对文本的细读，认真做好译注工作，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对《文心雕龙》、《诗品》即是如此。相应地，日本学者的研究论文大多以论述的细致绵密著称。凡所考证，必刨根究底，穷本溯源；而所作结论，也力求论据充分，材料翔实，颇有清代乾嘉学派的遗风。若与同期中国大陆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相比，日本学者很少受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也不特别强调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及诸如此类的意见，从而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作一种历史的研究，以认识其本来面目为目的。而这正是我们同期研究所缺乏的。在我们一些研究者看来，日本学者的某些选题实在过于琐碎、偏狭，可以说没有多少理论价值，这或许不为无理。但自另一方面看，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追赶潮流，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几个有限的课题上，而宁可去研究一些小问题。譬如抓住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多方征引，反复辨析，进而总结出某些有规律性的东西。所以题目虽小，研究却很实在。古川末喜选编的目录中有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文章，如魏晋南北朝的总论部分的《六朝时期“赏”字的例子》（小尾郊一）、《六朝诗中的“清”与“丽”》（大矢根文次郎）、《文学评语“遒”字的意义》（久保卓哉）、《魏晋之“论”》（横田辉俊）等。另外，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笠原仲二的专著《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１９７９），也是通过字源的考辨和字义的分析，来探讨中国古代美感意识的形成及衍变。

三是有一种不为人后的意识，一种学术上的自主意识。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别国的古代文学理论，而非自己民族的遗产，但日本学者却不甘于只是翻译介绍，他们还希望以自己的眼光来认识，进行研究，与中国同行相互交流。当然，日本学者这样做与历史上中国文论曾对日本文学产生过大的影响相关，因而这种研究便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论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遇到与中国学者意见相左的情况时，他们并不盲从，其所征引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也只是作为理解、看法之一种，而很少视为既定的、不可易移的真理。我们姑且不论具体见解如何，单就这种态度本身而言，的确有可称道之处。

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与日本有几分相似。

首先是中国古代文论传入的时间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唐代。据韩国学者李钟汉的《韩国研究六朝文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介绍，［⑥］早在公元９００年前后（唐代末期），曾于唐懿宗成通九年（８６８）入唐留学的崔致远所写的两篇文章已经引用了《文心雕龙》中的文字，这与日本空海大师使唐而熟悉中国诗学的经历颇为一致，只是这位崔先生没有将他所知道的中国诗学典籍整理出来，而空海大师则留下了传世之作《文镜秘府论》。而且，尽管接触中国文论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开始研究则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其次，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是从研究刘勰、钟嵘等著名理论家及其著作开始的，而且研究的重点似乎也在魏晋六朝。李钟汉道：“韩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研究的６０年代，其开端工作恰好是对《文心雕龙》、《诗品》的研究。”当时汉城大学教授车柱环首先对钟嵘《诗品》进行研究，于１９６１年完成了《钟嵘诗品校证》。这部著作和稍后完成的《校证补》在对照３０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对于勘正《诗品》流传中造成的讹误作出了贡献，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而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此外，车柱环也是韩国第一个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他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间撰写了《文心雕龙疏证》，虽然只是开头的六篇，也得到同行的好评。总之，在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车柱环是一个颇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个开创者，同时还以其研究使韩国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为世人所知，第三，在研究方向和学风方面，韩国学者也像日本学者那样偏重考证辨析，故其学术影响主要在资料整理方面。

继车氏之后，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从李钟汉文和另一位韩国学者李章佑介绍韩国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文章我们知道，［⑦］到本世纪８０年代中期，韩国已有两个《文心雕龙》的韩文全译本，一个是崔信浩的译本（１９７５），另一个是李民树的（１９８４）。虽说这两个本子主要参照日本兴膳宏的日译本因而价值不高，但对于使更多的读者了解《文心雕龙》却是非常有益的。［⑧］在理论研究方面，８０年代以来也发表了不少论文。至于《诗品》，除车柱环的《校证》之外，还有车柱环学生李徽教的《诗品汇注》（１９７０）和李哲理的《钟嵘诗品研究》。李哲理曾受教于李徽教，《钟嵘诗品研究》为其博士学位论文，论及《诗品》的研究概况、钟嵘之生平与文学观，和《诗品》之成书年代、版本、理论内涵等问题，并于篇末附有《诗品》详释。［⑨］对于魏晋六朝其他文论家如曹丕、陆机、葛洪等人，韩国学者也有专文研究，只是不及对刘勰、钟嵘那样深入。

韩国学者对魏晋六朝以外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如何，由于材料所限，这里只能暂付阙如。不过，李章佑文章提到，韩国学者已经出版了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一部是车相辕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１９７４），另一部是李炳汉、李永朱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１９８８）。此外，车柱环在１９７３到１９７７年间陆续发表了从《孔子的诗说》到《袁枚的续诗品》共３８篇文章，而以《中国诗论》为总题。虽未出单行本，但显然是一部中国诗论史。从这些成果多少可以窥见韩国学者的研究之大概。１９９２年７月，韩国中文学界成立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会”，由李炳汉任会长，车柱环为顾问，会员有４０多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韩国的境况。

总之，与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且后劲颇足，近２０年来的发展速度很快。相信正如李钟汉文中所说，假以时日，“必会有引人注目的新成就”。

二、西方学者的研究

从现有材料看，中国文学对西方产生影响，最早可以上溯到１８世纪初。通过海外贸易和传教士的活动，欧洲人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１７３５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L.P.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问世。这部洋洋四卷的巨著，谈到了中国的经书与文学，并摘译了元杂剧《赵氏孤儿》。这大概是欧洲人最早看到的中国文学译本。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曾据此改编为《中国孤儿》，而引发伏尔泰改编欲望的，是体现在原作中的那种惩恶扬善的理性精神。这种对理性的突出正是当时欧洲人所理解的中国文学的特征。此后，诸如《好逑传》等剧本和一些中国古诗也相继被译介到欧洲。据说歌德在看了《好逑传》之后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歌德还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⑩］歌德的这一思想。被视为对比较文学的突出贡献。

中国古典诗歌对１８世纪的欧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伏尔泰这样评价中国诗歌：“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主导的是一种睿智的调节，一种简朴的真实性，这与其他东方国家那种夸饰的风格大相径庭。”［①①］在伏尔泰那个时代，能对中国诗歌作如此理解是不容易的，这恰与后来意象派诗人的看法不谋而合。歌德对中国诗歌的倾慕，则表现为他模仿中国古诗风格而创作了《中德晨昏四时歌》１４首。１９世纪以后，随着大量的中国作品被译介到欧洲，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更见明显。从作为中国诗学前导的角度来说，有两部作品尤为重要。一是法国贡古尔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朱迪丝·戈蒂叶（Judith Gautier）翻译的中国诗集《玉书》，该书初版于１８６７年，后被辗转翻译为德语、英语近１０个译本。二是英国人翟理斯（H.Giles）１９０１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书对本世纪初叶的美国新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美国新诗运动的主将埃兹拉·庞德编译的《神州集》，埃米·罗厄尔与人合译的《松花笺》，则差不多成了当时诗人写作的范本。从意象派到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一直持续不衰，以至于庞德宣称：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①②］

然而，尽管给予中国古典诗歌如此的评价，对于中国诗学，西方学者却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据意大利学者珊德拉（Sandra Lavagnino）的研究，欧洲学者在１９世纪中叶就知道《文心雕龙》了。韦莱（A.Wylie）于１８６７年出版的《汉籍解题》（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提到了《文心雕龙》，称：“《文心雕龙》是诗文评论的第一部著作，是刘勰在公元六世纪写的，被认为是体在思精的著作，但是目前的版本有缺点和很多错误，宋代出版的评论目前已丢失，清朝的黄叔琳以明朝的梅庆生的评论为基础，出版了《文心雕龙辑注》，是一个更完整的评论。”［①③］这段文字写得很在行（其中“评论”二字或系误译），非一般人所能道。或许因为是在上海出版，该书并未引起欧洲学界的注意。中国诗学著作最早译成外文，大概始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该书介绍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并作了全译。在他之后，英国汉学家克兰默－宾（L.Cranmer-Byng）于１９０９年编译出版了《翠玉琵琶：中国古诗选》，其中选译了《二十四诗品》中的十首诗。不过，无论翟理斯还是克兰默－宾，都将司空图所作理解为某种哲理诗而非诗论。翟理斯说得很清楚：“《二十四诗品》明显是２４首独立的富于哲理性的诗作，它们以令人赞叹的方式表现纯粹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每则诗品的主旨，也是诗人思想的主导。”克兰默－宾则称司空图为“善于表现丰富哲理的诗人之一”。他将“纤秾”译为 Return of Spring，“精神”译为 The Colour of Life，“含蓄”译为 Set Free，“典雅”译为The Poet‘s Vision，也正是从哲理诗的角度作另一种解释。所以，虽然作了翻译介绍，却非《二十四诗品》的本来面目，也非司空图的写作初衷。［①④］

不管怎么说，这毕竟为中国诗学的传入提供了一种氛围、一种契机。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中国诗学开始被译介到西方，而且当即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１９２２年，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辨”、“诗法”两章由张彭春（Chang,Peng-Chun）译成英文，发表于当年九月号的《日晷》（The Dial）杂志。张彭春字仲述，天津人，为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胞弟，曾于１９１０—１９１６和１９１９—１９２２年间两度赴美留学，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博士学位，回国后以倡导新剧著称。译文前有当时美国文论界权威斯宾加恩（J.E.Spingarn）写的序言，说明《沧浪诗话》的翻译乃是应斯宾加恩的紧迫要求，并认为《沧浪诗话》“在八个世纪之前就预示了西方世界关于艺术的现代概念”，与西方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现代美学理论相比，中国把艺术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要早得多。［①⑤］１９２９年，张彭春将《沧浪诗话》全书译出，在美国匹兹堡出版。

继《沧浪诗话》之后又一部译成西方的中国诗学著作是陆机的《文赋》。１９２５年，法国人马果里哀（G.Margoulies）将《文赋》译为法文，收入《〈文选〉中的赋：研究与原文》一书在巴黎出版。１９４８年，《文赋》由陈世骧率先译成英文出版。１９５１年，修斯（E.R.Hughes）的专著《陆机〈文赋〉：翻译与比较研究》在纽约出版，著名文论家瑞查兹为该书作了序言。１９５９年，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教授、美籍华人施友忠将《文心雕龙》全书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１９７７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由日凯特（A.A.Rickett）译成英文，香港大学出版。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逐渐开始形成规模。据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L.Idema）于１９８２年编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西文（英、法、德、荷）论著初编》，［①⑥］截止到８０年代初，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及日本学者丰富，但也颇为可观。就研究范围而言，从先秦孔子的文学观到清末王国维的诗学理论，从对专人专著的研究到理论观点的阐释、术语的辨析，都被纳入研究的视野。与早先只注重诗歌理论不同，５０年代以后的研究还注意到小说理论、戏曲理论。在译介之外，还出版了不少较有份量的研究专著，如德邦（G.Debon）的《沧浪诗话：中国诗学典籍》（１９６２），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一译《中国诗学》１９６２）和《中国文学理论》（１９７５），日凯特主编的《中国人研究文学的途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１９７８），罗纳德·苗（Ronald C.Miao）选编的《中国诗歌和诗论研究》（１９７８）等。另外，研究者的素质较先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克服了语言的障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精神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从伊维德目录中论文的选题来看，其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诸如吉布斯（D.A.Gibbs）、海陶伟（J.R.Hightower）、何思孟（D.Holzmann）、日凯特等人的研究，显然已不止于浮泛地介绍或只专攻某一问题，而确实堪称登堂入室了。至于刘若愚、陈世骧、周策纵、叶嘉莹等华裔学者，更学兼中西，代表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水准。

伊维德目录所收英、法、德、荷四种文字的研究文献，虽然包括了绝大部分欧洲学者的著述，但仍有遗漏。事实上，要论海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前苏联学者的贡献是不应忽略的。如有苏联汉学奠基人之称的阿列克谢耶夫（B.M.Alexeiev）对中国古代文论就颇有研究。１９１６年，他发表了硕士学位论文《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的翻译和研究》，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从诗歌理论的角度对《二十四诗品》进行研究；１９２６年，他在法兰西学院和居美博物馆（Musee Cuimet）作过六次关于中国文学的讲演，其中第一讲论述中国文学的思想体系，第五讲论述中国诗法。讲稿于１９３７年在巴黎出版。［①⑦］由此可见，不只在俄苏，就是在整个欧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先驱者这顶桂冠也非阿列克谢耶夫莫属。继阿列克谢耶夫之后，前苏联另一位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人物是李谢维奇。他于１９７９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专著《中国的文心：中国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想》，对从先秦到魏晋六朝文论中的若干重要范畴作了系统的研究。当代欧洲学者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意大利的朱利安（F.Juliien）和珊德拉，他们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在欧洲学者中颇为突出。朱利安目前正从事将《文心雕龙》译为法文，而珊德拉用意大利文翻译的《文心雕龙》已经完成并即将出版，这将是施友忠英译本之后的第二个欧洲语言的《文心雕龙》译本。［①⑧］

１９９４年第４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概览》（黄鸣奋）一文，为我们了解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进展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该文作者根据他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期间，利用国际联网计算机系统检索美国哈佛大学藏书所得，对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著（主要为已出版的专著、论文集和博士论文）作了较为全面的述评，时间从本世纪２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据黄文介绍，８０年代出版的相关论著已超过２０种，９０年代问世的也有好几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黄文介绍了不少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博士论文，这可算是黄文的一大特色。其中有一些是完成于８０年代之前而伊维德目录未收入的，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１９７０）、威克斯特（J.T.Wixted）的《元好问的文学批评》（１９７６）、费斯克（W.C.Fisk）的《中国中古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里的形式主题：模仿、指涉、用喻与置前景》（１９７６）、博德曼（R.W.Bodman）的《中国中古早期的诗学与作诗法：空海〈文镜秘府论〉译析》（１９７８）等。从黄文介绍的情况来看，８０年代以后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进一步向多样化、纵深化发展，无论在翻译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又有不少引人瞩目的成果。如布什（S.Bush）与穆尔克（C.Murck）合编的论文集《中国艺术理论》（１９８３），欧文（S.Owen）的《世界征兆：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１９８５）、《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１９８９）和《中国文学思想读本》（１９９２）、以及刘若愚的《语文·悖论·诗学：中国透视》（１９８８）等等。此外还有一大批相关的博士论文。

纵观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首先，相对于日本、韩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欧美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这是显而易见的。从研究起点看，有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即在早期的研究中，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兴趣集中在《文心雕龙》上，而欧美学者却选择了《文赋》、《沧浪诗话》如果不作深究的话，我们很容易将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结为语言的障碍，传播的途径，甚至某种偶然性因素，但细思起来，问题似乎并不如此简单。日韩学者的选择，恐怕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这种共同的文化渊源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因而《文心雕龙》遂以其体大思精、笼罩群言而成为他们研究的首选对象。上文曾提到斯波六郎等人的研究，其实早２０年代，斯波六郎和吉川幸次郎的老师铃木虎雄已经开始了对《文心雕龙》讲授和研究，撰写过《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和《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等。正是由于从铃木虎雄到斯波六郎等人的努力，《文心雕龙》才成为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一门显学。韩国的情况多少与此相似。而在２０—３０年代的欧美，正值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形成和发展时期，此前的象征主义诗论对“纯诗”的追求和形式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强调，自然会促使文论家在译介、研究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时，更关注那些与自己主张类同的观点。相比之下，较之《文心雕龙》的泛文学理论，严羽《沧浪诗话》对诗歌之特殊本性的极度重视无疑更容易被欧美文论家引为同调。我们从斯宾加恩对《沧浪诗话》的高度评价中，不难看出其价值取向之所在。同样，陆机《文赋》之所以成为早期欧美学者翻译、研究的对象，也是因为《文赋》突出了对形式因素的探讨。

其次，与日本学者注重版本的校勘、文本的译注不同，西方学者的研究明显偏重在理论阐释方面。如果说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一种还原性研究，那么西方学者的研究则突出了阐发性。这也许和中国古文迥异于西方语言有关，在对原著的字词层面的解读上，西方学者不如日、韩学者那样有一种天然的便利——汉语曾经是其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西方学者便本能地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在理论上的优势，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为参照系来观照、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这方面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对亚伯拉姆斯（M.Abrams）在其《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的借鉴，如吉布斯的《〈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便引入亚氏的文学四要素，对中国古代文论性质的归属进行分析。这种先入为主的阐发固然不乏望文生义的曲解，却也有不少因视角的变换而别开生面的新意。自６０年代以后，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比较诗学作为一种方法开始用于西方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诺爱尔（M.G.Knoerle）的《陆机的诗歌理论及与贺拉斯〈诗艺〉之简要比较》（１９６６）、列斐伏尔（A.Lefevere）的《西方的解释学与中国文学理论的观念》（１９７５）、弗克马（D.W.Fokkema）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诗学》（１９７８）等，尤其是一批华裔学者的著述，比较诗学的应用更为普遍。同时我们注意到，与日本学者偏重影响研究不同，西方学者主要为平行研究。

再次，在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队伍中，华裔学者占了很大的比重，研究成果也最为突出。且不说像《文心雕龙》、《文赋》、《沧浪诗话》这些重要的中国古代文论典籍均由华人先译为英文，［①⑨］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即以理论研究而言，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华裔学者的成果都最为可观。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在欧美的传播，华裔学者们所做的工作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如果稍微了解一下那些老一辈的海外华裔学者的经历，我们会知道，他们大多生在中国，长在中国，［②⑩］尽管后来移居海外，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有一种割不断的血缘联系。而新一代华裔学者也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港或香港，既有着本土文化的熏陶，又对西方文化有着真切的感受和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便能够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取长补短，互照互省，较一般的西方学者具有更多的优势，更大的便利。黄鸣奋文章中介绍的８０年代以后的博士论文，相当一部分都出自华裔学者之手，即是一个证明。可以预料，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对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华裔学者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台港学者的研究

对于台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我们本该有相当的了解，但事实却非如此。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本世纪４０年代末以来，大陆和台湾的学术交往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即使是近在咫尺的香港，学界的相互了解也不过是近十几年来才开展起来的。所以，尽管并无语言、文化的隔阂，但对台湾地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知道的并不很多。

另外，对台湾学者身份的确定也有一定困难。一方面，台港两地学者之间的来往、交流较为频繁，不少人往往分别执教于台湾、香港两地，其研究所得的发表或出版也不限于一个地区，因此对其归属的划分只能是大概而言。另一方面，部分台港学者后来移居欧美，而其所著述亦多用英文写成，对于这部分学者，我们习惯上将其划入西方学者的范围，这在上文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时已经涉及。不过，其中某些学者前期的研究，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准确些说，台湾学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从６０年代才真正开始的。据王更生《“文心雕龙学”在台湾》一文的介绍，［②①］５０年代台湾高校中仅台大和省立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台湾师范大学）两校设中文系，限于各方面条件，虽有少量论文发表，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从６０年代初开始，随着台湾局势的渐趋稳定，经济的繁荣，高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为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台湾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才逐渐走上正轨，显示出自己的实绩与学术个性。由于材料所限，这里先就台湾学者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描述，借以窥见其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之一斑。

所以如此，是因为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在大陆已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首先要归功于大陆已故著名学者、龙学研究专家牟世金教授所作的努力，在他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一书中，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对５０年代以来台湾《文心雕龙》研究的进展作了全面的述评；另外，１９９５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学综览》也特别收入了台湾学者王更生的专题文章及研究论著目录。这样，台湾学者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才得以为大陆同行所知。而由于《文心雕龙》一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特殊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即可以看出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水平和特征。所以，尽管不免以偏概全，但由此切入，仍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

本世纪５０年代研治《文心雕龙》的，主要是台大的廖蔚卿教授和师院的潘重规、李曰刚教授。廖蔚卿在５０年代已有若干论文发表，如《刘勰的风格论》（１９５３）、《刘勰的创作论》（１９５４）等。潘、李的成果较为晚出。他们的贡献不只在于自身的研究，还在于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如后来以研究《文心雕龙》知名于世的王更生、龚菱、沈谦、黄春贵等均毕业于师大，这无疑为台湾《文心雕龙》乃至整个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牟世金统计，台湾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论文，５０年代发表６篇，６０年代５０余篇，７０年代１３０余篇。论著则６０年代５种，７０年代１７种。其发展趋势之迅疾，多少可以由此见出。其研究重点，大致以７０年代中期为界，以前偏重校注译释，以后则转向理论研究。截至１９８２年底，已出版论文集７种，校注校释１１种，理论研究１０种，导读、年谱各１种，共３０种，［②②］另据《文心雕龙学综览》提供的材料，从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９２年又新出了１０余种。以台湾一省之区而论，数量已颇为可观。其中有的著述或开风气之先，或为独到之论，均有其特殊的价值在。校释方面如李曰刚的《文心雕龙诠》，理论研究如王更生的《文心雕龙研究》、沈谦的《文心雕龙之文学理论与批评》和《文心雕龙与现代修辞学》、王金凌的《文心雕龙文论术语析论》、彭庆环的《文心雕龙综合研究》等，都得到了学界的重视。

总之，作为一个缩影，透过台湾的《文心雕龙》研究，我们可以想见台湾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大概。事实上，台湾不少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对于《文心雕龙》之外的古代文论典籍也不乏研究，如徐复观、王梦鸥等人便是如此。只是为材料所限，我们知道得不多而已。１９８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毛庆其选编的《台湾学者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选》，共收入台湾学者发表于５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的１９篇文章。其研究对象从汉代《毛诗序》到清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而以魏晋六朝文论占的比重最大（６篇），其次为金元和清代（各３篇）。这当然不能代表台湾学者实际的研究方向，但至少可以表明并未局限于《文心雕龙》一书。选编者自己也承认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本，只是希望它能够客观地反映最近和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台湾学界在古代文学批评方面研究的概貌。不过老实说，这个选本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连编者本人也难以断言。书后虽有编者撰写的《编后记》，却未对台湾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作必要的介绍。非不愿也，实不能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就我个人有限的见闻，台湾学者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所做的建树，还有以下著述应该提到。

在资料整理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由台静农主编的《百种诗话类编》（１９７０）。该书辑自《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三部诗话丛书，而分为前、后两编。前编以诗话所论作家为纲，按姓氏笔画编排；后编则分诗论、历代诗评论、体制、作法、品藻、辨正、论文、杂记八类，编撰该书的意义，编者在自序中有一个说明：“惟合百一种诗话为一编，使冗杂之资料，分别类聚，有例可寻；凡诸论述，皆可循序以求；或有辗转剿袭，亦犁然可辨；是不仅省翻检之劳，亦有功于考证尔。”由此看来，《百种诗话类编》主要是为文学史研究而编撰的。１９７８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了８卷本共１１册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该书所收资料，上起两汉，下迄清末，除成本的理论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及后代诗话、词话、曲话等不收外，较为重要的零散篇章均在其内。８卷依次为：１、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资料汇编；２、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３、北宋文学批评资料汇编；４、南宋文学批评资料汇编；５、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６、元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７、明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８、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上下）。每卷之中又分为“叙论”与“资料汇编”两部分，前者综论该时期文学批评的特点、流派及其成就；后者则按时代先后将文献加以标点、编排。这两部资料集的编成，对于台湾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其编选角度和体例也颇有新意，且以规模而言，实走在大陆学者之前。

在批评史撰写方面，主要成果为几部断代史。如朱荣智的《两汉文学理论研究》、廖蔚卿的《六朝文论》、张仁青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张健的《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朱著重在讨论两汉文论产生的背景、文论家及其理论主张、在批评史上的地位，但开头专设一章讨论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等人的文学观。廖著基本内容为六朝文论的综合论列，分绪论、文德、文质、通变、文气、神思、风骨、文体、修辞、声律、批评１１单元；此外还特别讨论了《文心雕龙》和《诗品》。张健曾著有《沧浪诗话研究》、《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欧阳修之文学理论》等专著，于宋代文学批评用功甚勤。这部《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分别讨论了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若虚四人的文学批评理论，虽合为一帙，其实也可视为四本小书。张仁青的本意，据其书之简介，是的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拟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五卷，《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先出，但其余四卷未见。明清部分似无综合性史论，不过分论清代诗学、词学和桐城派文论的专著却有几部。

就发展状况和研究特点而言，台湾学者与日本学者不乏相似之处。譬如旧学风气较浓，重视资料整理工作等，都十分接近。若以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期的研究而论，在不少方面较大陆学者处于领先地位。这一点也和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相一致。另外，注重吸收大陆学人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亦为其研究特色之一。１９９０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策划、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的《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内容包括：大陆当前文献学著作的类型及其得失，大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评，中国文学史中民族关系问题之探讨，大陆庄学研究概况，以及大陆中学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教学情况等。其中还收入了一个“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的记录，参加者主要是台湾各大学研究古典文学、文论的教授。台湾对大陆学术研究的关注，于此可见一斑。相比之下，我们对台湾学者研究的了解、介绍实在是欠缺。造成这种失衡现象，固然可以归结为客观方面的限制，但我们自己主观上重视不够，恐怕也是应该反省的。

至于香港地区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因为有香港学者陈国球的专题介绍文章，我们知道的要较为完整一些。陈国球本人即是研究古代文论的专家，对香港学界的情况又有切身的了解，故由他撰文介绍，自然更能得其真实。他于１９８８年撰写的《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概述》，［②③］和后来为《文心雕龙学综览》撰写的《香港〈文心雕龙〉研究概况》两篇文章，为我们了解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据陈文的介绍，香港学者中最早从事古代文论研究的是饶宗颐。１９５２年，香港中文大学开设“文学批评”，即由饶宗颐任教。饶氏于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分别发表了《〈文心雕龙〉与佛教》和《〈人间词话〉平议》两篇论文，是为港人研治中国古代文论之发端。同时，这两篇论文似乎也预示了后来香港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六朝文论和清代的诗文理论一直是香港学者研究的重点，恰与上述饶氏两篇论文内容相合。

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出版的论文集《文心雕龙专号》（１９６２）、程兆雄的《文心雕龙讲义》（１９６３）、由台来港执教的潘重规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会校》（１９７０）、石垒的《文心雕龙与佛儒义理论集》（１９７７）等专著。此外还有若干学位论文和发表的单篇文章，其中陈耀南在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发表的系列论文尤为引人瞩目。有关六朝文论的研究，开始主要是以陆机《文赋》和钟嵘《诗品》为对象，后来略有拓展，兼及沈约、萧统等人，成果则多为论文。

对清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起初主要是围绕王国维的词学和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在五六十年代发表的论文中，有关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占了绝大多数。７０年代以后视野渐宽，诸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叶燮、沈德潜、袁枚的诗论，王国维、朱彝尊的词论，乃至李渔的戏曲理论和金圣叹的小说评点，都有专文论及。

当然，香港学者４０多年来的研究决不止于以上所述，对于其他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香港学者也不乏研究。如唐、宋、明三个时期，研究著述都不在少数，只是不及对六朝和清代研究的成果丰富而已。我们注意到香港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学位论文，尤其是硕士学位论文占了很大部分。这说明香港学府对传统文论的重视，在培养古代文论的研究人才方面下了功夫。这是很可称道的。其不足则如陈文所说：尽管七八十年代以后研究的涵盖面渐趋广泛，但仍有一些薄弱部分。例如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汉代班马、王充以至辞赋家的文学批评、宋代的《沧浪诗话》、明清的小说戏曲理论等，都未能作充分的研究。另外，４０年来还没有一部文学批评史问世，这也是令人遗憾的。究其原因，则为香港的学术研究多属个别学者的自发行动，故难以进行大项目的研究；且学术论著出版不易，图书资料又较为匮乏，因此不免缺少一种恢宏的气度和整体的建构。

平心而论，香港学者的古代文论研究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限于客观条件，香港学者的研究不以资料整理见长，而是以理论阐发取胜。虽说也有一些校释注译方面的成果，但最能代表其特色的，应该说还是借鉴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变换视角来研究传统文学理论。譬如黄维梁关于中国诗学的研究即为一例。在他的《中国诗学纵横论》（１９７７）及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或引入西方诗学理论来反观中国传统诗学，或将中国诗学理论与西方相关理论进行比较，每每能别树一帜，另创新说。又如陈国球的《镜花水月——文学理论批评论文集》（１９８７）和《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１９９２），亦属借鉴新学，偏重阐释一类。香港学者研究的另一个突出之处，则是跨语种的研究。由于香港学府普遍重视英文的掌握，故即便是专攻中国古代文论的学人，也都有很好的英文读写能力，这一点不只为他们吸收借鉴西方最新文论成果提供了便利，更使他们能够：（一）将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与自己的见解相比较以加深认识；（二）将中国古代文论之重要典籍译成英文以减少讹误；（三）将自己的研究所得用英文写出以推向国际。其中后两条尤为内地学者所不及。在这方面，黄兆杰的表现似乎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于１９６５年在香港大学获硕士学位，论文为A Moral Approach to Chao Ming Wen　Hsuen-A Study in Poetry and Morality（从道德观点论《昭明文选》）* １９６９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Ching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此后他又完成了两种中国古代文论典籍的英文翻译：一是以“Early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为题将从《毛诗序》到《文选序》共１３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献译成英文（１９８３），二是王夫之的《姜斋诗话》（１９８７），他的这些研究和翻译，对于西方学者了解、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无疑是很有助益的。

香港治古代文论的学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一是在内地生长，后来于５０年代南下并定居于香港的，如饶宗颐、石垒；二是在香港完成学业，于六七十年代在香港高校任教的，如黄兆杰；三是８０年代初毕业获得学位，并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如陈国球。老、中、青三代学者在研究上各有自己的特色。肇始草创之功，已为老一辈学者所建；而继往开来之责，实非中青年学者莫属。香港虽人少地狭，但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面确有自己的便利和长处，这是我们应该看到并引为借鉴的。

通过以上对日韩、欧美和台湾学者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状况的粗略描述，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尤其近３０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中国古代文论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的兴趣，而呈现出一种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国内学者之间相互的交流、学习，还必须有一种世界眼光。这里说的世界眼光，并非指借鉴一般文艺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是指了解和吸收海外学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所得，包括其对文本的考辨校释和理论阐发两个方面。当然，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所体现，如蔡镇楚的诗话研究，曹旭、张伯伟的《诗品》研究，詹 鍈的《文心雕龙义证》等，都尽可能地吸收、借鉴了海外及台港学人的成果。

存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学术整体，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在海外和台港地区的研究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和介绍。应该承认，与日本、台湾学者相比，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意识，本文所据的材料大多来自海外和台港学者的介绍，即表明我们此项工作的薄弱。事实上，我们非但不重视对大陆以外研究状况的了解和介绍，而且对我们自己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应有的总结，我们甚至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著目录，这是很不应该的。日本学者编写过《近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研究文献目录》（伊藤漱平）等多种目录资料，台湾学者也编过《中外六朝文学研究文献目录》（洪顺隆），时间跨度自１９００—１９８３，语种则以中、日文为主，兼及韩、英文。而我们除了《文心雕龙》研究的资料工作差可自慰外，别的几近空白。我们连自己都不甚了解，又遑论了解他人呢？这种对研究之研究工作的忽略无疑是一种学术上的短视，它使我们的研究难以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真正认清自身的状况而陷入某种盲目性，甚至以徘徊为前进，以蹈袭为创新，以做无用功为勤奋，而空白仍在。

当年孙 俍工翻译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时曾有这样的感慨：与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文论的研究相比，中国学者自己的成果实在令人惭愧。“譬如子孙继承了祖宗遗传下来的一点遗产，哪怕就是荒莽的山原，自己也应该早已作过那种剪刈培植的工作了，现在这种工作却要借助于别家人，这哪能不使我临笔而增加了无限的惭愧呢？”周作人为王俊瑜译青木正儿《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所作序也有类似的感受，谓“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还不得不借助于外邦的支那学，这实在是学人之耻”。这种心情不难理解，不过，以今天的眼光看，古代文论遗产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中国古人留给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学者来说，一方面，我们主张学术无国界，不论研究者的国籍为何，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科学研究都是值得嘉许的，其所取得的成果也应该是引为借鉴的；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们更有责任在自家这片土地上努力耕耘，较他人付出更多的汗水，也期冀有更大的收获。近水楼台，我们理应在国际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而了解海外和台港地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则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之一。

①关于《支那诗论史》问世的时间，冈村繁《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和兴膳宏《〈文心雕龙〉研究在日本》二文均称是１９２７年，而古川末喜所编之《日本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文献目录》则注明初版时间为１９２５年。笔者未查到原书，但当以古川氏之说为准，盖陈钟凡于１９２７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将铃木此书列为参考，而该书中译者孙 俍工的译序作于１９２７年５月，揆以常理，《支那诗论史》当先于此一段时间出版。

②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孙 俍工译，北新书局版，第４７页。

③参见《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０４页。

④１９３３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青木正儿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王俊瑜译。是书共四章，分别讨论中国文艺思潮的概况、原始的文艺思潮、儒家的文艺思潮和道家的文艺思潮，似也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相关，但不详其原著出版时间。

⑤１９８３年，张葆全的《诗话与词话》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８年，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⑥李钟汉文载《文学遗产》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⑦李章佑文《南朝鲜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⑧另据李钟汉文，汉城大学教授李炳汉已完成了一部新的《文心雕龙》韩文全译书，即将付梓。

⑨张伯伟发表于１９９３年第４期《文学遗产》的《钟嵘诗品在域外的研究及影响》一文称“《诗品》的朝鲜文译本尚未出现”，而据李钟汉文，则自车环柱起就开始了《诗品》的韩文翻译，李徽教也曾致力，但均为部分，至李哲理始完成全译。李哲理于１９９０年８月获博士学位，张文所言，想来是未见其书出版之故。

⑩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１２页。

①①转引自赵毅衡《远游的诗神》，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７４页。

①②同上，第１１页。

①③珊德拉《文心雕龙研究在欧洲》，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４页。

①④此处材料据王丽娜《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在国外》一文，载《文学遗产》１９８６年第２期。王丽娜自８０年代以来致力于介绍中国古代文论典籍在海外的流播和研究，除此文外还发表过《严羽沧浪诗话的外文译著简介》、《国外对文心雕龙的翻译和研究》等，为我们了解海外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①⑤参见赵毅衡《远游的诗神》，第１２３页。

①⑥见《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二），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该目录所收为西方著述，但不问作者所属之地区国籍，是以包括了亚洲学者用英文撰写的研究成果。

①⑦该书因用法文写作，故为伊维德目录所收。

①⑧据珊德拉文，出处同注⑨。

①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第一个英文译本为涂经治所译，台北中华书局１９７０年出版。

②⑩譬如施友忠早年就读于福建协和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１９４５年赴美任教前曾长期执教于河南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等。

②①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②②参见牟世金《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７页。

②③载《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陈国球还选编了论文集《香港地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收入他论文中涉及到的２０篇文章，该书于１９９１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