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仓石武四郎及其中国学研究成果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尤其在战后以对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辞典编纂的功绩而成为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泰斗。他对现代汉语教育的贡献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的重要推进力和具体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奖。但是，语言的工具性往往使人们忽视其学术史、思想史的意义。随着时年的推移，在日本，翻阅经典的《岩波中国语辞典》（岩波书店1963）虽然成为与中国交流的当然渠道，但在匆匆地寻找着中日词汇的对应义之际，人们已很少去注意到主编者的名字，更不用说在这种习以为常之中去体味仓石武四郎扬弃传统汉语训读法而使日本走上汉语学习康庄通衢的历史了。在中国，仓石武四郎的名字除了出现在《岩波日中辞典》（商务印书馆1986）上外，更是罕为人知，作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者，其影响之不及引进新知者，似乎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通例。

但日本汉语教育与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壮大，在中日两国交往史上的现代意义，却是无法回避的。理解和认识仓石武四郎这位在战后崛起的中国学研究前辈，其意义和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仓石武四郎于明治三十年（1897）出生在新潟县高田市，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使他从小就喜欢日本与中国的古籍。1921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毕业。同年，到中国江苏、浙江沿海进行考察，短期的中国之行使他对“训读”法与中国现代语之间的隔膜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成为他一生研究汉语教育、改革的契机。虽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特选公费生，但一年之后即中途退学，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指导下从事研究。　　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留学回国后，他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并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研究员。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韵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0年，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49-1958年，任东京大学专任教授。此后又担任日中学院院长等职。

自留学回国后，仓石武四郎即致力于汉语教育的改革，创立中国语学研究会（今中国语学会）、仓石中国语讲习会（日中学院前身），并通过《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1940）、《汉字的命运》（1952）、《中国语五十年》（1973）、《架起通往中国旳桥梁：仓石25年中国语教学总结》（1977）、《ことばと思惟と社会》（1981）、《汉字?日本语?中国语》（1982）等研究专著与《仓石中国语教本》、《岩波中国语辞典》（1963）等教材和工具书的编纂，深入汉语研究并推广汉语学习。

此外，作者的研究成就还表现在中国经学、文学等多重研究领域，其《尚书正义（校订本）》（1936）、《段懋堂的音韵学》（1941）、《中国文学史问题》（1957）、《中国文学史》（1956初版、1962再版）、《吴稚晖：中国的思想家》（1963）、《中国文学讲话》（1968）、《目录学》（1973）等著作都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与汉语教学的推广普及一致，仓石武四郎还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中。1955年，他参加《现代中国文学全集》（15卷本）的编译，主编第14卷《短篇集?谢冰心篇》，1955-1958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1956年参加《东洋名著》的编写，主编《中国篇?中国文学名著》，同年任《变革时期的中国研究》的主编，1959-1961年任《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总主编之一，并编译《历代诗选》（1961），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的编写，1965-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的编写，1968年参加《世界文学大系》中国文学的翻译，1970-1972年任《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4卷《庄子》、第20卷《宋代词集》。他还是将鲁迅作品搬上日本大学讲堂的第一人。

从以上的历程和业绩可以看出，仓石武四郎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1928-1930年留学回国之后开始的，近两年半的中国生活无疑对其后来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由于《述学斋日记》的出现而使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将仓石武四郎的留学生活放大开来。

二、仓石武四郎的留学生活与《述学斋日记》

1928年3月23日，仓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资助的在外研究人员身份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在规定的两年期满后，他又得到上野育英会的奖学金资助，继续在中国逗留了四个多月，于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在他留学的后期，留下了一份日记手稿，即《述学斋日记》一卷。“述学斋”是作者给自己的书斋起的室名，日记记录了他在中国留学最后八月的读书生活，自1930年1月1日至8月6日，共218天（其中7月20日、8月6日两天有日期而无记录），总字数28000余字，原文用汉字小楷书写在北京琉璃厂清秘阁印制的九行笺上，共45叶，此前复有引首一叶，书七绝一首，表述其在北京购书的志向。

这一份珍贵的日记，在许多方面体现出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在作者本身的学术生涯中，这是其唯一用中文书写的日记文字。我们从他《追赶鲁迅》一文可知[1]，他平时很少写日记：

我们究竟是在哪月哪日访问鲁迅先生的呢？对于我这个一般不记日记的人来说，不久就忘却了；然而，《鲁迅日记》上却清楚地记着这一天——五月三十一日，那距今已是三十七年的事了呀。

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知道他也没把《述学斋日记》这样短暂的日记当回事。虽然《述学斋日记》标明为“卷一”，但在此后作者并没有再作续卷。日记在写作旨趣上明显受到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影响，从其日记之名称到内容，都体现了专述学问的内涵。这在其日记中即有叙述：

（正月）初三日。晴，寒甚。偶翻李越缦日记，颇动效颦之兴。

（正月）初六日。晴，比日寒甚。……补写元日来日记。

由此可见，作者是在《越缦堂日记》的引导下进行日记的[2]。在中日近现代交流史上，由日本学者撰写的以学术交往为内容的留华日记寥寥无几，而日记体还原现场的时代性，就更使得《述学斋日记》具有了重要的信史价值。

其次，日记详细记录了其以学问研究为内容的丰富生活，这由几个方面组成：

一、听课。在日记所涉及的1929-1930学年两个学期中，除了星期天，作者每周六天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间，聆听钱玄同、吴承仕、孙人和、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学者的课程，包括音韵学、说文学、三礼、周易、文法、词学、版本目录学等。而钱玄同的音韵学课程无疑直接影响了作者回国后的汉语教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国语运动”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过钱玄同、仓石武四郎的交流而产生，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关注的内容。这样繁重的课程学习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是非常少见的，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的名义都是“在外研究”，主要是收集材料、进行实地考察等，在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真正能如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虚心就学的，实际上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数的学者（此前桥川时雄也曾到北京大学旁听，但很快就失去兴趣[3]）。

此外，作者还在每周二奔波于杨锺羲、俞平伯的家中，跟从他们学习经史词章和翻译之学。前者是清朝遗老，曾经在那一时期开办“雪桥讲舍”，但最终前来的听众只有作者和吉川幸次郎两位。俞平伯是较作者更为年轻的新文化人，但作者却视为师友，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教学相长的时光。在今天的俞平伯研究中，只是记录了1954年10月13日，作者第一次访问新中国时，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驻地，与俞平伯等中国作家举行座谈，有关他们在民国年间的交往，似也未被道及。而作者在孙人和家中居住，向孙氏的请益与互相探讨更是形同家常便饭。

二、游历、访学。作者在留学的最后两个月去了南方，并从上海回国。因此日记记载的内容里包括了他在中国南、北两个文化中心的游访历程，与之交往的中国学者无疑在日记里组成了1930年的“民国学人谱”。据笔者的统计，与作者有直接交往的中国学人，在日记中多达80余人。如其记载与陈寅恪见面的事：

（五月二十七日）晚宣南广和居徐、赵、钱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孙蜀丞、陈寅恪、乔□□（曾劬），真一时雅会。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先生后起矣。

关于陈寅恪的研究成为今天重要的学术话题，这一当时的评说较之后来的“认定”自然更具有史料的客观性[4]。在吉川幸次郎1974的留学回忆访谈中，也提及此事[5]：

陈寅恪先生，我没有正式拜访过他，但见过他一次。前面提到日本“对支文化事业”做《四库全书》提要续编的工作，最近成书了。

这工作中需要搜寻和购买书籍，这方面的主任是徐鸿宝先生，据说现在他是上海博物馆的馆长，他与日本的学者也很熟悉，他为了把我们这些日本留学生介绍给陈寅恪，曾邀了陈寅恪，并叫上加藤常贤、玉井是博和我，一起吃过一次晚饭。就是在这一次我见过陈先生。这人看起来很敏锐，有西田几多郎先生年轻时的风貌。

在对陈寅恪的深刻印象上，吉川幸次郎的回忆无疑与作者当时的记载有一致之处，但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如时间、地点、人物上，《述学斋日记》则显示出作为第一手资料更为确凿的价值。又如：

（七月初三）冒雨访章太炎先生于同孚路。先生童颜短发，不饰边幅，尤见其古怪也。操笔论对，颇出人之意表。其云：“治汉学者不可有好奇之心。”寥寥短句，足箴举世。其论《左传》，亦掊击公羊家神怪之说；《春秋》即鲁史，孔子则就鲁史寓褒贬之意而已。《周易》所论，不出社会进化之过程，亦无可怪，而况其余乎？盖古文家所说，应是而已。过午而辞。

（七月初七）早赴中央大学，先访汪旭初先生于教习房廿二号，不在。转访黄季刚先生于大石桥四号。先生引见，所说侃侃，真国才也。小学一门特其专门。云：《古文尚书》作伪无疑矣，而其所用之字则真。又云：余所学不出嘉道间人，先学注疏，而后清人正义可看也；先熟《段注说文》，而后诸家《说文》可参也。又云：读书不必自出新义，能解古人之意，于余足矣。叩其所业，则云黄以周氏之学也。

以上两段分别是在上海、南京访问章太炎、黄侃的日记，章、黄之学及其风貌在后人的记述中也是异说纷呈，而作者通过自己的访谈，在笔下言简意赅地表现出来，同样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又如胡适长达半个世纪的日记，恰恰在作者与之交往的那段时间有所中断。其时胡氏在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后的短暂北京之行，因为《仓石武四郎日记》的记载，使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他南返的时间及在上海的部分活动内容（参6月14日、27日、29日记载），从而补足了胡适年谱中的空缺。此外，在游历过程中对北平故都与南方城市的风物描写，虽亦总是寥寥数笔，却颇能反映出当时当地的人文与自然景况。

三、访书、购书、校书。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几乎天天都在访书、购书和校书，并且非常勤快地记录下经眼的大量书籍。在八个月的日记中，作者记下了近八百种书籍，使其日记本身具有了重要的书目价值。这里有作者经眼的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涵芬楼、南洋中学、江南国学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的藏本，也有如陈士可、傅增湘、张元济、吴引孙等私人藏书家的珍品。更多的是作者在此期间购入和请人抄录的大量书籍，后者因为价昂、或属于藏书家的善本，而被借来请人抄写，再由作者在晚上亲自校阅，校勘的工作成为作者重要的读书方法，往往因此而忙至深更。这些书后来捐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成为“仓石文库”的重要部分。

在日记所著录的书籍中，尤以清代古籍为洋洋大观，这与日本学者受到西方学科理论训练而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先进性有关，因此在中国学者倾心于宋版书的时代，大量的晚近书籍成为日本学者购置的对象。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记载：“在前后三年的留学期间，有两年半的时间，是与仓石武四郎先生共同的，当时两人对清儒的‘考据学’有着相同的热心，因此相互竞争着奔波在二大古书街：城内的隆福寺和城外的琉璃厂，购买考据学方面的书籍。”[6]其中很多书籍，即使在今天我们为之作简单的叙录时，也不能在相关的版本目录学著作中找到线索，如2月3日著录《洛阳龙门志续纂》就是这样的一种孤本，在最新关于方志的叙录中，仍认为路朝霖的《洛阳龙门志》是唯一关于龙门石窟的专著[7]。此外如沈莲生《香草溪词》、沈振鹭《红树山房词集》、张劭《亟斋遗集》，以及《膏庵集》、《裘服成诵篇》、《湘漓合稿》、《白山诗话》等书，从《贩书偶记》到新出的《清人别集总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书目，均阙如不载。对于研究清人著述、版本藏书等课题的学者来说，“仓石文库”图书与《述学斋日记》，都是不可放弃的对象[8]。

此外，日记还反映了留学生活的其它内容，如作者翻译夏目漱石作品、为内藤虎次郎借抄盛昱《雪屐寻碑录》、为京都帝国大学购书、与同期在京的日本留学生和短期来华的日本学者之交往（在日记中出现的与作者在中国直接交往的日本学者多达40余人），等等，其中每一事，都构成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来说，中国文化的历史连续性使本土接触成为消解隔膜的良方。因此，京都学派的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首倡以中国人一样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注重文献实证之外的经验实证追求，他们的继承者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遂进入了亲身实践的领域。而1930年前后很短的时间里，是中日近现代关系史上相对平静的时期。所以吉川幸次郎多次提及那是“留中外史上的兴盛期”，是他个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在其《水野清一君挽词》中说[9]：

同期在北京的留学生，北有六条胡同本愿寺居住的冢本善隆及后来的大渊慧真，……。南有船板胡同日本旅馆一二三馆的加藤常贤、玉井是博、楠本正继，绒线胡同盛伯羲祭酒故居的奥村伊久良夫妻，我也曾短期在那里居住过。西有东厂胡同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里的桥川时雄、杉村勇造，跟住在西城的仓石先生同样有密切的往来。这可以说是留中外史上的一段兴盛期，只是没有艳闻。而从日本短期来访的学者也很多，其中如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等，也都与他结下了最深的缘分。

这一以水野清一为中心的记录，从仓石武四郎的日记中，可以更为逼真地看到日本学者们当时互相交往的情形。日记中出现的许多与作者来往的来华学者，在战后成为日本中国学兴起的中坚。

第三，日记的重要性还在于，通过作者眼光和文字，记述自己日常生活的同时，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譬如北京的古书业与中国学术长期相互依存，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民国年间琉璃厂、隆福寺等古书街的种种往事，如长达半月的琉璃厂庙会盛况、伙计送书上门、年节收帐、封书等等。又如：

（四月）初五日。阴。清明。南北战事将有不测之势，“听风听雨过清明”者，此之谓乎？

作者这里的一句清明节感言，引用宋词，其声口之逼肖中国学者，不仅体现了他的思想融入中国社会命运之中的完全程度——在行为上，作者与吉川幸次郎是日本在华留学生中穿戴中国服装的无独有偶者——而且也刻画了国民党内部军阀混战带给中国的人心动荡之极致。又如：

（五月初六日）访中江君，畅谈至深夜。云先师剑西先生在日，曾来北京，泊扶桑馆。君访之，谈及东西大学优劣，先师曰：“东不如西也。然今有仓石生者，虽年少，现在京都留学，渠归东之后，东都必有生色。”噫！此语虽过奖，而先师推挽出此，岂不可书诸绅哉？先师墓草既宿而未扫，感愧何堪！

中江丑吉是日本政治家中江兆民的儿子，五四运动以后长期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日记中，他与作者的往来频繁，恰也为这一重要异端思想者在北京的出没提供了形象的证明。而更为重要的是，以上由他引出的一段回忆，反映了日本在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形成的东西学术消长之风。作者最终由京都返回东京的变故，是否由此也可以作出因先师的推挽为肇端的推想呢？

另外，在日记中体现出来的作者个人行踪的实录价值，也非常有意义。譬如在作者提交给文部大臣的《在外研究始末书》中，记载其回国的时间为1930年7月24日从上海出发，26日到达神户。这显然是因为某种隐衷而回避了实际的情况，因为日记中明确地记载了8月3日出发、5日到达的起居生活。由此可见日记的私密性所保留的更大真实空间。

第四，通过日记，还让我们检验了作者在慎独之际也保留着的正直、善良的人格风范，——作者虽然在《越缦堂日记》的影响下开始日记，但他未必会顾念到这一日记最终在中国的出版，所以其中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令人感动的。这种态度首先表现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谦谨、友好的礼貌，如对晚清遗老杨锺羲所执弟子之礼，逢年过节一依古风而行馈岁、辞岁、拜年之例；与居停主人孙人和的师生关系也始终如一，即使在沪上行将回国之时，也还为他配书寄赠（参6月23日记载）。即使是社会下层如孙氏家女佣赵妈因煤气中毒身亡，作者也视如家事，忙碌着约日本医生前来就诊，并在孝子前来领尸之际又为之愍然难已。在与古籍书肆的交往中，作者也结交了大量朋友，因此在他离京赴沪时，前来车站相送者多达二十二人，既有学界的名流如陈垣、徐森玉、孙人和、朱希祖、钱稻孙、赵万里、谢国桢等，也有古书业的友人陈济川、赵殿成等（6月14日），作者的人缘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也是在日记的最后，作者回到久别的祖国日本，却在神户港受到了非礼。于此而发出的愤慨，是非常感人的：

（八月初五）下午泊神户港外检疫。三点上陆，赴税关检查行李。关吏待余以支那人，言语无状，遂告其令，伊仰天无言。然而待遇中国如此无礼，可想而知，神户国门有此失态，国耻莫之甚矣！

由一己的遭遇而联想到中国的命运，视关吏的无状为国家的耻辱，作者的感情在这里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狭隘界限，而表现出对待中国热爱、尊重的襟怀。由此也不难理解他在战时的1942年发表《燕京大学落成式》一文提醒日本人对于中国应予承担的责任，以及在为日中学院——日本战后第一所民间汉语专门学校——的亲笔题词所蕴涵的崇高愿望：“学好中国语，为日中友好架桥梁。”从《述学斋日记》里走出来的仓石武四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以中日友好为目标、匆匆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化使者形象。

三、关于《述学斋日记》的整理

《述学斋日记》的稿本今由日本中国史研究家池田温先生及其夫人翚子女士（仓石武四郎先生之女）收藏，整理出版这份珍贵的文献也是池田温夫妇的夙愿。1993年他们来华之际，曾走访史树青、周一良等先生及孙人和先生的后人，为笺释这份日记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们离京之前，将一份《述学斋日记》的复印件交给我，希望我能利用在北京的便利条件作出一个中文的整理本提供给中国学者。

我荣幸地接受了这一委托。在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不断深入以来，在即使是片言只字的笔谈稿也大做文章的今天，《述学斋日记》所提供的信息量无疑将使研究者可以揭开一段又一段的“秘史”。但这项工作几年来受到其它研究任务的干扰，时断时续，始终难以了断。去年夏天，朱玉麒君进入此间博士后流动站，与我合作进行西域史地的文献研究，对于《述学斋日记》也同样叹为秘籍。因此我们集中了大半年的时间，首先合作完成了这项日记文献的整理工作。

对于《述学斋日记》的整理工作，我们一是完成了一个录文本，二是考虑到该日记的学术性，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注释本。注释的内容涉及到交往人名、著录书名、游历地名、机构名及相关事件、典故词语等等。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在日记以前留学的情况，注释尽量扩展了前后的范围，而具有了笺识的意义。

以《述学斋日记》的整理为中心，我们将该书定名为《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同时选收了作者的几篇回忆留学时代和中国文章，希望通过它们来勾连起留学时代的全貌。其中《关于延英舍》记述了他在留学前期住在东城延英舍的生活；《燕京大学落成式》既是对日记之前在参加社会活动的一次记录，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的认识和感情；《山西之旅》、《翼城一夜》描写了在日记之前的山西之旅；《〈雪屐寻碑录〉代跋》则通过为内藤湖南寻找《雪屐寻碑录》的过程回忆了他与旧文人杨锺羲的交往，《追赶鲁迅》则记载了他与新文人鲁迅的一段交往；《在北京学汉语》、《钱玄同与黎锦熙》则详细介绍了他与其它中国学者的交往情况，和在汉语方面留学听课的经历，《北京的秋天》则通过相隔二十年的北京之行，以“风土病”概括了对于留学北京时期的回忆。这些文章围绕着某个专题而详尽地反映当时的留学经历，非常生动可读，既是其《述学斋日记》简洁记载的扩充，同时也为现代学术交流史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附录的《学问的回忆：围绕仓石武四郎博士的座谈会》，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回顾，其中中国留学的内容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我们可以从这种学术的漫谈中得到更多的启迪。

[1] 原名《鲁迅をおいかける》，载《大安》12卷10期（1966.10.）。

[2] 据池田温先生提供的材料，作者在去山西等地旅行时也都有每日札记的习惯，但均未能如此日记般着意、有条理。

[3] 参看《学问の思ぃ出：桥川时雄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第35辑（1968.1.）。

[4] 参看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6），页123。

[5] 参看《留学时代》，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9.），此处中文据钱婉约译本《我的留学记》（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9.），页61。

[6] 《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清现代篇自跋》，载《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7.）。

[7]《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金恩辉、胡述兆主编，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8] 据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12.）附录《日本文库的汉籍特藏》记载：“东洋文化研究所还收藏有已故中国语言学家仓石武四郎的旧藏，是为‘仓石文库’。‘仓石文库’的藏书目前仍堆积书架，尚未编目，使用者只能登楼入库，逐架查阅。”（页340）

[9] 原载1973年5月《水野清一博士追忆集》，后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