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一场成功的思想解放运动，除了破除外在的客观束缚，颠覆长期的统治学说之外，还必须努力谋求内在的主观自觉，唤醒人们的主体性意识。五四思想革命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摧毁了封建旧礼教，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的个性解放，胡适后来曾回顾说：“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1]郁达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2](p5)而正是在这场个性解放运动中，章门弟子异军突起，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论述。

一 “任个人而排众数”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个性解放思潮较早便已萌始[①]。严复即曾援引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呼吁：“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3](p3)，“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4](p1082)。梁启超也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5](p223)。不过遗憾的是，他们二人均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群己”关系的，从而缺乏对个人自由的终极价值关怀，“个人主义对他们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为富强的理想目标——即国家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手段”[6](p354)。缘是，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他们纷纷放弃了对个性解放的提倡，甚至走到原先立场的对立面。严复便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4](p981)，“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7](p1298)，他甚至宣称：“以不佞私见言之，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可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8](p603)而梁启超同样也表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5](p227)，“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5](p435)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最彻底强调个性解放的是章太炎。1894年，他就在《明独》中明确提出：“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由是言之，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9](p54)1907年，他在《国家论》中更将这一思想精辟概括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10](p458) 。此后，他又强调：“即实而言，人本独生，非为他生”，坚决反对“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10](p444－445)，他并且还批评韩非学说束缚个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不如老庄通脱明道[11](p115)。

这一时期，章太炎还提出了“依自不依他”说。所谓“依自不依他”，源于佛教术语，通俗地说就是主张人格独立，倡导个性解放。1907年，章氏在《答铁铮》一函中就概括说：“盖以支那德教，虽各殊途，而根源所在，悉归于一，曰‘依自不依他’耳”，“至中国所以维持道德者，……惟‘依自不依他’一语”，“维持道德者，纯在依自，不在依他”。他同时还表示：“要之，仆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在这封信中，章太炎还为自己倡导个性解放辩护说：“及其失也，或不免于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10](p369－375)

今天看来，“依自不依他”说显然构成了整个章太炎伦理学的核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这一思想的阐述主要集中于1907－1910年，正值其东京讲学时期。缘此，章门弟子无疑受到这一学说的很大影响，周作人即曾回忆说：“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12](p274)

而正如有论者指出，“章太炎这些独具一格的思想主张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鲁迅便是当年受章太炎影响的著名例子”[13](p406)。在章门弟子中，最能与章太炎此说产生精神共鸣的非鲁迅莫属。他早在弘文学院求学时期便经常与许寿裳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4](p18)为此，他不断地上下求索，却一直难以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而当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的主张、倡导人格独立后，鲁迅则从中受到了很大启发，随即将目光转移到个性解放上，并在1908年先后发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一系列文章，集中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些文章中，鲁迅首先批判了压抑个性的“群己观”。他针对时人“缘救国是图，不惜以个人为供献”的主张，指出那不过“姑拾他人之绪余，思鸠大群以抗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必将导致“个人之性，剥夺无余”[15](p45、57)。与此相反，他明确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他写道：“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16](p24)，“为今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5](p46－57)

由此出发，鲁迅热切盼望中国出现特立独行的“精神界之战士” [15](p100)。他说：“久沐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自我，本属自由”，“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他甚至还表示：“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第一义也” [15](p50－54)。

由于时人对“个人”一词普遍存在误解，鲁迅还为此特别澄清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此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15](p50)，从而将提倡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他鼓励人们发扬人格独立的精神，不畏外界的诽谤，“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 [15](p53)。

总之，鲁迅此时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过去一直思索的国民性病根，就在于缺乏个性的解放。针对这一症结，他热情呼唤道：“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嘱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指，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16](p25)。

显而易见，鲁迅这一思想的形成受到了章太炎的很大启发。章太炎认为“个体为真，团体为幻”，鲁迅也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章太炎指出“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10](p444)，鲁迅也强调“绝对之主我”的个人应“绝义务”[15](p51)；章太炎号召人们“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鲁迅也呼吁“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15](p55)。此外，章太炎常常提到的拜伦、尼采等思想家，也同样为鲁迅所尊崇；甚至连章太炎惊世骇俗地“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成为鲁迅后来创作《狂人日记》的原本。

在此期间，在章太炎与鲁迅的影响下，许寿裳也撰文倡导个性解放。他在《兴国精神之史曜》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促进个人自觉的法国大革命：“佛朗西革命之精神，一言蔽之曰：重视我之一字，张我之权能于无限尔。易言之曰：个人之自觉尔。”他同时还提出了自己对群己关系的看法：“所谓个性者，固非利己之私执，实融化群伦心理之谓也。洞彻夫社会个人之关系，以全群进步之资，厥维个性之扩展，个性扩展以皇大全群，斯即谓之群德。是故个性皆进，转而为之，则新教化之社会于是立矣。” [17]这与鲁迅的观点也十分接近。

今天看来，章太炎与章门弟子在此方面的思想主张，虽然带有较为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如章太炎便说：“村落、军旅、牧群、国家，亦一切虚伪，惟人是真”[10](p458)，甚至认为“个人离于社会，则非不可以独活”[10](p444－445)，公开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历史地来看，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相对于封建宗法社会所奉行的伦理纲常，显然是一种进步的学说，尤其是对于被封建思想长期禁锢以致精神孱弱的国民来说，无疑是唤醒他们的有力武器。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等人在这一时期对个性解放的倡导，还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个人的发见”的先声。

二 “个人的发见”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后来被概括为“民主”与“科学”。但正如有论者指出，陈独秀最初揭櫫的旗帜实际上是“人权”与“科学”，此处所谓“人权”，指的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反映了对个性解放的精神诉求[18](p31)。茅盾后来就总结说：“从思想上看，‘五四’的建设就是‘人的发见’和‘个性的解放’”[19]，“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20]。由此可见，在狂飙突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性解放思潮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其中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即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21](p131)此后，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他又归纳：“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而中国恰恰则与此相反，“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因此，“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21](p166－167)。在稍后发表的《一九一六年》中，他也再次呼吁人们“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并且宣称：“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21](p172)。

无独有偶，李大钊此时也倡言个性解放。1916年，他便撰文指出： “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22](p247)与此同时，他还号召青年们“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22](p204)。此后，他通过东西方文明比较更发现：“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22](p559)，因而必须伸张个性。他甚至进而主张：“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23](p23)

在此期间，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胡适更是竭力宣扬个性解放。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就痛斥：“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他同时还引述易卜生之语来诠释自己对个性解放的理解，“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24](p465－467)。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大力提倡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试图藉此唤醒个人的自觉，发现自我的存在，彻底冲决纲常名教的网罗。今天看来，这明显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极大地解放了思想人心，“造成了青年们投身于社会运动的热情”[19]。

在这一阶段，章门弟子也积极地投入到这场个性解放的运动中去。如许寿裳便在《爱国》一文中说：“我们现在要爱国，必先学Nietzsche，Ibsenis的个人主义来做个基础”[25]，公开号召人们学习尼采、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精神。至于钱玄同，当时固然未就此专门撰文，但他完全赞同陈独秀所提出的“以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之说，并高度评价此说“精美绝伦”，是“颠扑不破之论”[26](p1528)。

当然，在章门弟子中，对个性解放阐扬得最为深入的还是周氏兄弟。鲁迅此时鉴于“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27](p411)，因此在前期“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基础上，集中批判了压制个性的专制制度。他认为：“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28](p180－181)因此，“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28](p497)，“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15](p216－217)。针对这种状况，他明确提出了“解放人性”[15](p258)的主张：“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16](p207)。他还借子君之口庄严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9](p112)与此同时，鲁迅还严厉针砭了那种压抑个性解放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而“‘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15](p311)。

就对个性解放的提倡而言，这一时期的周作人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明确指出：“中国所缺少的，是彻底的个人主义”[30](p46)，因此“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31](p107)，“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最要紧的也是第一救出自己来，得救的人多起来了，随后就有救别人的可能”[32](p16－17)。他还尖锐批评如果一个社会蔑视人的个性，“那便是白痴的”，不应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体去侍奉白痴的社会”[33](p6)。

由此出发，周作人呼吁在文艺创作中必须贯穿“个人主义”关怀，应“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30](p11)。他认为：“文学是情绪的作品，而著者所能最切迫的感到者又只有自己的情绪，那么文学以个人为本位，正是当然的事。”[33](p25)也正因此，“现代的新文学，第一重要的是反抗传统，与总体分离的个人主义的色彩”[34](p92)。与此相联系，他一再提醒人们在提倡“国民文学”的同时不应忽略“个人主义”。他说：“提倡国民文学同时必须提倡个人主义。我见有些鼓吹国家主义的人对于个人主义竭力反对，不但国家主义失其根据，而且使得他们的主张有点宗教的气味，容易变成狂信”[35](p111)，“在现今以多数决为神圣的时代，习惯上以为个人的意见以至苦乐是无足轻重的，必须是合唱的呼噪始有意义，这种思想现在虽然仍有势力，却是没有道理的”[33](p26)。

在此期间，周作人还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人的文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言简意赅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接着解释，所谓“人的文学”就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文学。在他看来，“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茂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同时，“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36](p8、11－12)。

《人的文学》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傅斯年当时便表示：“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六号里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37]罗家伦也肯定说：“今后的新文学，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38]陈独秀对此同样十分欣赏，他随即致信周作人夸奖说：“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39](p407)至30年代，朱自清仍称赞它发出了“时代的声音”[40](p2)，郑振铎也说它“奠定了新文学的建设基础”[41]。至于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更是高度评价此文，认为它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是“一篇最平实，最伟大的宣言”，并且说：“《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倡这种淡薄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42](p257－258)。

此外，当时发生的两场风波也反映了章门弟子对个人自由的追求。1922年春，“非宗教同盟”运动骤然兴起，不少知名人士都表示支持，赞成废除基督教，但章门弟子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1922年3月31日，由周作人领衔，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人同署，在《晨报》公开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其中写道：“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由于章门弟子拥有极大的号召力，这篇宣言发表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陈独秀随即致函批评周作人，而周作人则在回复陈独秀信中反驳说：“先生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对恶声见报，……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并指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是压迫”。[43](p133)对于周作人的这封信，沈兼士、马裕藻表示“实获我心”[44](p77)。与此同时，钱玄同也致函周作人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44](p74－75)平心而论，在这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风波中，周作人、钱玄同等章门弟子虽然未能完全感悟到“非宗教同盟”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必然性，但是他们坚守个性主义立场、维护个人信仰自由，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另外一起风波便是著名的“女师大”风潮。1924年初，许寿裳辞去女师大校长一职，由杨荫榆继任。而杨氏上任伊始，就采取独断专横的家长作风和封建顽固的守旧思想管制学生，设立了舍监来监视她们言行，“见一封信，便疑心是情书；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无疑；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15](p265)，严重干涉了学生的个人自由。面临这种状况，同学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奋起“驱杨”，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大”风潮。在这场风潮中，章门弟子坚决站在同学的立场上，他们除了分别撰文尖锐揭露杨荫榆的丑恶行径之外，还于1925年5月27日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向社会各界澄清事实，说明学潮真相，公开表示对学生正义斗争的支持。在这份宣言中，署名者包括周树人、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李泰棻等七人，其中有六人是章门弟子，以致当时陈源便非议：“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45]。而据周作人诠释，这里所谓“某籍”指的即是浙籍，“某系”指的就是北大国文系，因为这六位章门弟子都是浙江籍，而且都任教于北大国文系[39](p415)。客观看来，陈源所指固然符合事实，但在这场风潮中，鲁迅等章门弟子为了维护学生的个人自由，群起反对杨荫榆，这是无可非议的。

总之，无论是从章门弟子的言论，还是从他们在这两场风波的表现来看，他们都始终倡导个性解放、主张个人自由，充分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这一奋斗宗旨[46](p129)。而正如马克思精辟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7](p67)，“人类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48](p532)，“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7](p294)。从这个意义上说，章门弟子对个人自由的积极维护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深刻批判和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美好憧憬。

在此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新文化派对个人主义的认识也日益深化。郁达夫在总结“中国新文学内容变革的历程”时就说在“发见了个人”之后，“接着便是世界潮流的尽量的吸收，结果又发见了社会”[2](p10)。揆诸史实，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陈独秀即明确提出了“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的口号[21](p186)，并且说：“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21](p347)李大钊也指明：“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23](p16)。这一时期，甚至胡适也在文章中写道：“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49](p8)由此可见，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新文化派逐渐将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谐地结合起来，在提倡个性解放的同时也注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从而摒弃了原先单纯鼓吹个人自由容易带来的利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流弊。

章门弟子也及时把握到这一思潮的变动趋势。鲁迅即曾表示：“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50](p69)。此处所谓“人道主义”，指的就是对民族、国家、社会的一种责任感，这显然说明他也从“个人的发现”发展到“发现了社会”。后来，他更是进一步反思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个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害与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家。”[28](p20)今天看来，鲁迅这段回顾不仅是他自己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而且还在很大意义上凸显了章门弟子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

注释：

[1]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J].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5－12.

[2]郁达夫.导言[A].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C].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3]王栻编.严复集（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王栻编.严复集（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7]王栻编.严复集（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王栻编.严复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1]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周作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A].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13]李泽厚.章太炎剖析[A].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M].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

[15]鲁迅.鲁迅全集（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鲁迅.鲁迅全集（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7]许寿裳.兴国精神之史曜[J].河南，第4期，1908－5－5.

[18]朱志敏.五四民主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9]茅盾.“五四”的精神[J].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1938－5－1.

[20]茅盾.关于“创作”[J].北斗，创刊号，1931－9－20.

[21]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2]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4]胡适.胡适文存一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6.

[25]许寿裳.爱国[J].莽原周刊，第3期，1925－5－8.

[26]钱玄同.钱玄同日记（三）[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8]鲁迅.鲁迅全集（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9]鲁迅.鲁迅全集（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0]周作人.谈龙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1]周作人.谈虎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2]周作人.苦口甘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3]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4]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5]周作人.雨天的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6]周作人.艺术与生活[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7]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J].新潮，第1卷第5号，19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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