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罗常培在一次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讲演中曾概括说：“简单说来，他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学工具的革新，后一个理论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头。”[1]今天看来，这一观点确实十分精辟概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主题。不过历史地看来，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由于旧形式严重束缚了新思想的表达，不首先打破它，思想革命便无法开展，因此当时的新文学运动首先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新文化派的主要精力也集中于宣传白话文运动。关于这一点，胡适曾经解释说：“在那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2]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如果仍停留在改变形式的阶段，而不突出思想内容的根本转变，那必将最终影响运动的发展方向。有鉴于此，章门弟子率先将奋斗目标转向了伦理道德领域，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发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思想革命。

一 从文学革命到思想革命

在章门弟子中，较早地意识到思想革命重要性的是鲁迅。他认为：“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3]而他之所以被钱玄同说服，答应为《新青年》撰稿，实际上也是出于思想革命的目的。周作人即一再阐释：“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4]他还说：“如众所周知，这篇《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这更是鲁迅、钱玄同所关心的思想革命问题，其重要超过于文学革命了。”[5]

而周作人同样十分关注思想革命。早在1912年，他就在《越铎日报》发表了政论《望越篇》，热情欢呼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但在这篇文章中，他同时也指出二千余年封建统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助长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因此，他提出：“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国人应“洗心涤虑，以趣新生”[6]。至此，思想革命的目标已经是呼之欲出。此后，袁世凯与张勋接连上演的复辟丑剧更是强烈刺激了周作人，他晚年回顾：“经过那一次事件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7]1919年3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思想革命》一文提出：“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8]这不啻公开揭櫫了思想革命旗帜。

至于钱玄同，尽管这一时期主要着力于宣传白话文体，但其实他对当时思想界停滞不前的状况也十分担忧。他认识到“不但文章要改革，思想更要改革”[9]，“思想革命，尤为今日当务之急！”[10]由是积极地投入到思想革命中去，“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11]。

总之，在当时新文化派中，章门弟子较早意识到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从而将奋斗目标及时地转向了伦理道德领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二 “覆孔孟”

1919年初，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林纾致信蔡元培抨击新文化派“覆孔孟，铲伦常”[12]。这一方面反映了其封建卫道士立场，另一方面却也较真实揭示了新文化派当时的主要观点。在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等新文化派正是以“覆孔孟，铲伦常”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和突破点，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的。

历史地看来，章太炎早在清末就一再针砭康有为鼓吹孔教。1904年，他在《訄书》“订孔”篇中，便援引日本学者远藤隆吉的评论：“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故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13]。1906年7月，他又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孔子最是胆小”，“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14]。同年9月，他更在《诸子学略说》中全面抨击了孔子：“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在这篇文章中，他甚至断言齐国“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15]

今天看来，章太炎这些“订孔”乃至“诋孔”的文章无不大胆犀利，屡屡发前人所未发，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引发了一场“诋孔”风潮，“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16]。傅斯年后来便评述：“章先生……当年破除孔子的力量，非常之大。……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个时期，已经把孔子即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17]更关键的是，章太炎这一思想还对五四新文化派的“覆孔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就坦然承认：“知政治儒教当革改者，章太炎诸人也。”[18]同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麟高度评价了章太炎，认为“不惟其种族革命的思想，是当时革命党主要的哲学代言人，而且可以认作‘五四’运动时期新思想的先驱”[19]。

当然，作为亲炙者，章门弟子更是受到章太炎这一思想的直接熏陶，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俗化孔子的形象。

长久以来，孔子一直被视为一代圣贤、万世师表，拥有独尊的地位。而据周作人回忆，章太炎在《民报》社讲授《说文解字》时，对孔子的态度便“显得不太雅驯”[20]，这显然对章门弟子的孔子观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就讽刺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21]钱玄同也说：“孔二先生的徒子徒孙虽然布满天下，可是他老人家底地位实在跟墨老爹、庄先生这班人是平等的”[22]。这种戏谑的文字无疑极大地俗化了孔子历来不可亵渎的圣人形象，打破了其独尊地位。

此外，章太炎还曾经对孔子的人格提出质疑，他认为孔子诈取老子藏书而立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于是西出函谷，……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23]。当朱希祖1910年向他咨询此事时，他仍然十分肯定地表示：“言老子征藏故书为孔子所诈取者，此非臆言之也。”[24]不难想见，章氏这一论断直接怀疑孔子的人格，对五四时期章门弟子奋起“打倒孔家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尤其意味深长的是，直至1935年，鲁迅在写作《出关》这篇小说时，对孔、老关系的处理仍然引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他坦然承认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25]。

第二，“夷六艺于古史”。

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经”至高无上，具有永恒性、权威性和神圣性。《白虎通义》释曰：“经，常也”，意谓“经”即经典之言、永恒不变。而章太炎则力持“六经皆史”说，强调所谓“六经”不过仅是古代史料，并不含微言大义。由是，他还明确提出了“夷六艺于古史”的主张[26]，认为“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27]， “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28]。他还说：“‘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29]。至于“经”，章太炎也做出崭新的诠释。他在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就解释：“‘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30]此后，他还一再强调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31]总之，在章氏看来，“经”的最初含义只是指古书的制作材料和方法，并无任何神圣的意思。

显而易见，章太炎这种对所谓“六经”的俗化和历史化，从根本上廓清了长期笼罩在它们身上的神秘色彩，彻底剥除了它们的神圣华衮，这显然极大地启发了章门弟子。朱希祖就说：“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皆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32]他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同时阐明：“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33]这无疑与章太炎观点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钱玄同也认为章太炎“只把经典当做古书看，不把彼当圣经看，不把经典视为神圣”的治经态度十分正确[34]。由此出发，他批评说：“‘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35]他甚至宣称：“我们是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36]对此，黎锦熙敏锐指出：“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的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37]

第三，论孔学“非所以适今”。

在近代顽固派的观点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强调孔子学说完美无缺、毋须变易。针对这种守旧言论，章太炎1906年便批评说：“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輓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所以适今也。……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成桎梏矣。”[38]1908年，他又说：“孔子殁已二千岁，……于此新世界者，形势礼俗，岂有相关？”[39]概言之，章太炎认为孔子学说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并不适合于今日。

在章太炎这一思想的深刻熏染下，钱玄同也认识到：“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40]他还进而论断：“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共和时代”[41]，“孔经里所讲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是和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42]，“什么三纲五伦忠孝节义，都是二千年以前宗法社会之旧道德，与民国国体绝对抵触，万没有提倡它的理由”[43]。鲁迅更是列举了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等尊孔最终失败的例证说明：“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44]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鲜明地继承了章太炎的批判精神，严厉抨击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俗化孔子的圣人形象，并将所谓“六经”予以历史化，从而彻底打破了对孔教的迷信，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三 “铲伦常”

在封建社会统治的后期，孔子儒学的主要代表是宋明理学，它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严重束缚了人性的发展。对此，章太炎曾经予以严厉的批判。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援引戴震“理学杀人”之说断言：“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45]这不啻是明确提出了反对“吃人礼教”的思想主张，由是对章门弟子产生了极大影响。

例如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就以“打倒纲伦斩毒蛇”自任[46]，“挺身而起，……首先打破‘吃人的礼教’”[47]。周作人即曾评价说：“据我所知道，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48]而究其根源，这与章太炎的潜移默化密不可分。黎锦熙便回顾说：“钱先生参加新文化运动，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在意识的根本上……是源于‘师承’。”[49]此外，鲁迅应钱玄同之请，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狂人日记》[50]，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章太炎的影响。周作人即曾回忆说：“假如说戴东原的话于《狂人日记》有关系，那么这是它的来源吧。……太炎先生直称之理学杀人，鲁迅以后乃转为礼教吃人，只是话更说得具体活现罢了，意思原来还是差不多的。”[51]可见，章氏关于戴震“理学杀人”之说的阐述，对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礼教吃人”这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至于周作人，早在《民报》社听讲时期，就在章太炎的思想熏陶下撰文批评孔子思想“束缚人心”[52]。到五四时期，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要讲思想改革，势必对于习惯的旧道德要加以攻击”[53]。于是，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激烈抨击封建礼教。其中，《人的文学》开篇便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54]，明确提出了反对旧道德的主张。又如《思想革命》一文，“主要所说固然是文学里的思想，但实际包含着一切的封建的因袭道德”[55]，同样也是以批判封建礼教为核心内容。对此，周作人晚年曾经回顾说：“当我起头写文章的那时，‘文学革命’正闹得很起劲，但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思想革命’的方面，这便拉扯到道德方面去，与礼教吃人的问题发生永远的纠葛。”[56]他并且还表示自己的一生，“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57]。

在此期间，鲁迅与周作人还在妇女观与儿童观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二人紧密配合，共同号召打破“三纲”中的夫权和父权。1918年5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文，该文列举了世人关于贞操问题的各种观点，对贞操作为一种衡量妇女道德的标准提出了挑战。同年8月，《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一文，与周作人的《贞操论》相呼应。在文中，鲁迅通过对历史与现实中妇女问题的分析，尖锐针砭了所谓“表彰节烈”之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已经说过理由。”[58]这一时期，鲁迅还在《新青年》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严厉批判了“夫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的封建父权说。他一方面指出：“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另一方面公开揭櫫了“以幼者为本位”的主张。他呼吁：“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9]。无独有偶，周作人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他说：“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其实“儿童在生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60]。他还号召：“我们仍然认定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儿童，要少干涉，多引导，让他们自由发展。”[61]今天看来，鲁迅与周作人这种对妇女和儿童解放的提倡，不啻是发出了打破夫权与父权垄断的呐喊。

综上所述，在章太炎的深刻影响下，章门弟子“覆孔孟，铲伦常”，对孔子和三纲五常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批判，彻底冲决了封建礼教的网罗，极大启蒙了民众，有力推动了思想革命的深入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2]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55页。

[3]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4]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356页。

[5][7][55][56]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第383页、第433页、第649页。

[6]独应：《望越篇》，《越铎日报》，1912年1月18日。

[8][53]周作人：《谈虎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第94页。

[9][40][42]《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52页、第23页、第318页。

[10]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94页。

[11][37][46][47][48][49]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第67－68页、第15页、第70页、第18页、第69页。

[12]林纾：《致蔡鹤卿书》，《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13][26]《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第159页。

[14][45]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第4页。

[15][23][39]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9－297页、第292－293页、第396页。

[16]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6号，1905年7月22日。

[17]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18]吴虞：《读〈荀子〉书后》，《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

[19]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页。

[20]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21][25][44][50]《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第520页、第317页、第239页。

[22][35]《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第138页。

[24][38]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第158页。

[27]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展》，张勇编《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28]章太炎：《论六经皆史》，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29][31]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9页、第4页。

[30]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32]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11、12期合刊，1945年12月。

[33]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

[34][41]《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1980页、第1694－1695页。

[36]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43]钱玄同：《告遗老》，《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51]周作人：《<呐喊>索隐》，周作人、周建人：《书里人生——兄弟忆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58][59]《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第130－138页。

[52]独应：《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10页。

[54][60]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25－32页。

[57]周作人：《过去的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61]周作人：《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