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胡适认为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又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一个社会缺乏容忍，自由就不会有保障。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胡适极力反对不容忍，主张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胡适还强调，一个社会缺少容忍精神，必定会产生唯我主义，走向极权专制。胡适终身奉行容忍，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反对各种不容忍。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自由主义/容忍/思想自由

【正 文】

胡适的自由思想体系架构中，容忍处于基本的地位。胡适认为容忍是自由思想的根本，社会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才能使人人都能够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胡适为此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的容忍品性既受母亲的禀赋影响，也汇融了道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因素，形成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主精神和美德。胡适待人处事也以容忍为准则，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竭力反对一切不容忍。到了晚年，更加强调容忍，尤其是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认为无论是在宗教自由上，还是在思想自由史、政治自由史上，容忍都十分重要，不容忍不但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造成社会悲剧，而且产生思想上的唯我主义，导致政治体制上的极权专制。

一

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胡适强调的容忍，乃是要求社会尊重每一个成员对个人的生活有自由尝试的权利，对信仰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对真理有怀疑的探讨权利，具有随时地发表负责任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又是一种民主的权利，也是社会进步与民主的标志，是自由思想的最基本保证。因为人的思想高度个性化，人活的思想只依附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所以每一个人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进行思想。即使是在极端的专制高压下，每个人也都可以在头脑中自由的思想，具有头脑思想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极为有限——因为存在于大脑中的思想只能说是思想的火花，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思想。思想要真正获得自由，必须充分地表达出来，而且物化传播。社会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不但自由地大胆思想，而且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传播到社会上。而要达到这样的思想自由高度，社会就必须容忍。所以，胡适强调“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注：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大公报》1947年8月24日。）。20世纪20年代，胡适在致李书华等人的信中，就明确地提出自由的基本要素是容忍反对派，“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胡适说：“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陋空气而已”（注：胡适：《致李书华、李宗侗(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8页。）。由此可知，在胡适的自由思想中，能不能宽容异己者有言论的自由，尊重异己者的信仰自由，这是区分中国从封建专制制度进步到现代民主制度的根本界限。一个不能“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的政体国体，肯定是封建专制的独裁政治，不配称为“民国”。民主自由的现代共和国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说话的权利”，国家机器必定容忍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保证思想自由。在共和体制的社会，容忍是保障思想自由的客观条件，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

一个社会缺乏容忍的雅量，自由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阿克顿就指出：“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自己的份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并特别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检验是看少数人享有多少安全”（注：[英]阿克顿：《自由史论》，第5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阿克顿突出真正的自由不但“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还要充分保证少数人的安全，强调容忍反对派是自由的根本要义。胡适曾把当代各国的政党分成两类，认为英美式的政党爱自由，提倡独立思想，是能容忍异党的政党。一党专政的政党则是独裁式的政党，绝对不会容忍异党。胡适说：“各位都看到报上说美国华莱士组织第三党竞选总统，比较左倾，反对他的人，拿鸡蛋番茄掷他，掷他的人给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说这是不对的，华莱士有言论自由，要判他在监里坐或者罚他抄写纽约前锋论坛报几十年来作标语的一句名言一千篇，那个人想想还是愿意抄一千篇，这句话是：‘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辩护你有权说这话。’这一句话多么伟大！假使这世界是自由与非自由之争的世界，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注：胡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自由进步》第1卷第10期。）由此可知，胡适容忍的精髓是允许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言说、自由表达各种思想的权利，对别人的话就是“一个字也不相信”，也要“拼命辩护”别人“有权说这话”。胡适还据此把“自由的世界”和“容忍的世界”等同了起来，认为没有自由的社会就是专制的世界。胡适还强调说：“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注：胡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申报》1947年7月6日。）。胡适认定“自由的世界”必定是自由、独立、容忍的世界，凸现出容忍的重要地位。在此后的一次广播演讲中，胡适更为突出地强调：

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当然有他信神的自由。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注：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大公报》1947年8月24日。）。

胡适清楚“民主政治”并不“完美无缺陷”，但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这个文明的社会人人争自由，但同时尊重别人的自由，“自己不信神，要争取自己不信神的自由，但同时也得承认别人真心信神”，不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强调文明的现代社会必定容忍异己，尊重每一个人信仰自由，思想自由。

胡适不但强调容忍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因素，还把容忍看作自由的一个必备条件，是自由的最根本的保证。民主自由的社会的根本保障是人与人的相互容忍精神，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容忍。一个社会没有容忍，肯定也就没有自由可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都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注：胡适：《自由主义》，《世界日报》1948年9月5日。）。

胡适强调“自由的保障全都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社会如果缺乏容忍，“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自由是人类进步、文明的标志，因此争取自由必须文明，其过程一定要容忍，遵循一定的秩序和平渐进，切不可过激，只有采用文明、和平的手段才能争取到真正的自由。暴力带来的必定是专制。胡适深感中国社会缺少容忍，所以突出强调：“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以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注：胡适：《容忍与自由》，1959年12月《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在胡适看来，“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所以，在胡适的自由思想体系中，容忍比自由更为重要，这是胡适自由思想的根本。

胡适认为容忍并不是只一味宽恕和退让，还包含有抗争：反抗一切不容忍的言行。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争取自由是个人、社会的进步。但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为什么常常发生摧残、杀戮、清除异己这种扼杀自由的野蛮行为呢？胡适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喜同恶异，不喜欢与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的习惯造成。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是不容忍而造成的冷酷、摧残、专横，为了铲除冷酷、专制，每个人都有责任并为之斗争，创造互相容忍的自由、民主的社会。胡适说：

这种生活是要靠奋斗的。要避世的独善主义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故不必奋斗。这种“淑世”的新生活，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们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我们的方针是：奋斗的结果，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现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村变为新村，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注：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时事新报》1920年1月15日。）。

胡适认为容忍并不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因为自由容忍的新社会、新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生活是要靠奋斗的”。为了建设自由、容忍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过上自由、容忍的新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奋斗，粉碎落后的旧势力，“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胡适还强调这种奋斗必须是“正当的”，不能采用激烈的手段，而是在特定的秩序里和平渐进地争取。

胡适所说的奋斗并不是去反抗斗争，而是去努力地进行和平的宣传，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争取一点一滴的进步。继1920年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提出新“生活要靠奋斗”后，胡适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并突出强调“奋斗”不能采用“武力统一”，而是“用光明磊落的态度，诚恳的言论”，“继续不断的宣传”，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胡适同时反复强调对这种“作战”要有容忍的态度，“能尊重对方的人格”。胡适说：

我们所谓“奋斗”，并不是像林宰平先生形容的“摩哈默得式”的武力统一；只是用光明磊落的态度，诚恳的言论，宣传我们的“新信仰”，继续不断的宣传，要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逐渐变成将来大多数人的信仰。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作战”，因为新信仰总免不了和旧信仰冲突的事；但我们总希望作战的人都能尊重对方的人格，都能承认那些和我们信仰不同的人不一定都是笨人与坏人，都能在作战之中保持一种“容忍”(Toleration)的态度；我们总希望那些反对我们的新信仰的人，也能用“容忍”的态度来对我们，用研究的态度来考察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我们向旧思想和旧信仰作战，其实只是很诚恳地请求旧思想和旧信仰势力之下的朋友们起来向“成见”和“不思想”作战。凡是肯用思想来考察他的成见的人，都是我们的同盟（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第6页。）。

这是胡适对容忍与斗争的经典阐述。胡适提倡容忍，也不反对“奋斗”，但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希望不同信仰的人、政治集团在宣传自己的信仰并为实现信仰而“奋斗”的“作战之中保持一种‘容忍’的态度”。胡适还指出，不去反抗而必须容忍，是基于这两个因素：第一，新思想、新信仰的“真正敌人”“不一定都是笨人与坏人”，因而一定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新思想、新信仰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所以，不论是持新信仰，还是守旧信仰的人都不要有仇恨，任何人都不能心存报复，谋划秋后算帐。这是容忍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凡是肯用思想来考察他的成见的人，都是我们的同盟！”这是容忍的第二个要素。胡适强调，即使原来已经用思想考察过“我们的‘新信仰’的人，也不见得肯定就会得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结论，但他们有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权利，我们必须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们，必须敬重这种对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忠诚。我们虽不同意这些朋友的观点，反对这些朋友的信仰，但也只能“是很诚恳地请求旧思想和旧信仰势力之下的朋友们起来向‘成见’和‘不思想’作战”。这是走向自由的极重要的因素。

二

胡适容忍思想的形成深受母亲的影响。胡适认为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并强调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受数不清的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因而容忍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胡适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时，深情地回忆到母亲，说：“我母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长，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请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注：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胡适的母亲对胡适最大的影响就是这种容忍的禀赋。这是形成胡适容忍精神的生活基础。

胡适的父亲死时，母亲只有23岁。父亲死后，胡家破败，经济捉襟见肘，财务结算入不敷出，更添大哥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每年除夕，“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年青的寡妇面对这种困扰总是容忍，帮着比她大的大儿子应付，“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种应付经济开销的紧张和债主的逼索，还不是胡适母亲最痛苦、难堪的事，最不堪的是婆媳矛盾。少年胡适最怕大嫂们的脸色。“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胡适的母亲面对这种内外困苦，从不迁怒于人，总是默默承受，“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注：胡适：《四十自述》，《新月》第3卷第3号。）母亲这种宽恕别人的至性至诚的品性，深深地铭刻在胡适的心里，极深极重地影响了胡适。“儿子和母亲之间的联结和关系是今后一切关系的基础。一个男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也就是他既有和将有的一切关系都牵连着他和母亲的这种联结。”（注：[美]保罗·奥尔森：《母亲与儿子》，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母亲温厚忍让性情，形成胡适容忍的品性基础。胡适曾感慨地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注：胡适：《四十自述》，《新月》第3卷第3号。）胡适之所以能“宽恕人，体谅人”，全是母亲苦心的言传身教。母亲待人处事的容忍成了胡适楷模。

胡适还善于从书中吸取心得，受益于教育，容忍精神更添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影响。这使胡适不但在行动上践行容忍，而且能从理论倡导容忍。胡适曾说：“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注：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1932年8月7日《独立评论》第12号。）这是儒家思想影响胡适容忍精神的经典描述。留美后，胡适不但接受了自由主义，而且受基督教的影响。胡适在1914年10月5日的留学日记中就写道：“在大学礼拜堂听讲经，其人引《新约》一节，以示耶稣容忍异己之教之精神”（注：《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4、515—516页。）。这是胡适初次接受基督教容忍精神的自述。仅过一个月，胡适进一步具体地比较了东方人的“容忍迁就”与西方人的“各行其是”。胡适指出：东方人对父母“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而屈可也”。“其容忍也，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故曰‘为人的容忍’。”西方人持“‘不容忍’之说”。认为“凡百责任，以对一己之责任为最先。对一己不可不诚。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胡适并指出这种不容忍的“根据，亦并非自私之心，实亦为人者也。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胡适最后表明自己的取向：“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注：《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4、515—516页。）。这种思想取向，奠定了其自由思想中的容忍必定含有忍让和抗争的内涵。胡适对基督教精神的接受，更使容忍在忍让的基础上注入爱，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容忍，突出容忍是一种爱，一种对他人的体贴和尊重。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就说：“容忍是对他所爱的人或爱他的人的一种体贴或尊重。要是我们在突然之间摧毁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亡，而对他们来说却极为重要的神圣事物，这对他们是个大痛苦。在观念上，我们年轻并富有创造的能力，但是他们已经过了人生之中成形的时期，所以他们已无法接受我们的新偶像来取代他们的旧偶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容忍他们的信仰和观念。[但这样的容忍]以不至于造成对自己的个性和人格的发展有害为限度。这不是懦弱，也不是伪善，而是利他的，是爱。”（注：胡适：《致韦莲司》，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胡适强调要本着自由思想容忍别人的信仰和观念，容忍反对派，宽待一切人，一生始终坚守容忍的自由思想，善待生活中的人或事。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思想，坚守学术研究，认真治学，清白做人，宽容待人。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注：胡适：《致白薇(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页。）作为个人的信仰。在胡适看来，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杜绝相互猜疑，所以对人总是襟怀坦白，真诚相见，从不胡乱猜测别人，总是抱着善良的愿望和动机去看待人世间的事物。在学问、处事和待人接物上极为宽容，顾及一言一行的社会后果。夏志清就认为：“胡适是‘当代第一人’，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注：[美]夏志清：《〈胡适杂忆〉序》，唐德刚著《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为人处事极为宽恕。

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琴南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成为反对派的急先锋。1919年间，林琴南不仅致信蔡元培，责骂新思潮，还接二连三地借小说、杂感、评论等形式丑化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甚至想借助北洋军阀的暴力残害胡适等人，遏止新思潮新思想的传播。1928年，《京报》的《饮虹周刊》第六期刊登了园丁的一篇影射小说《燃犀》，该文中的人物有胡适“和蔡孑民、林琴南等。何识时即胡适之，凌近兰即林琴南，来河清即蔡鹤庼，即蔡孑民先生”。《京报》的编辑主任将小说转给胡适。胡适看后致信主任：“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63页；第3卷，第655页；第5卷，第352—353页。）它突出表现了胡适的容忍精神：“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承认每个人的尊严，充分尊重别人，这是胡适终身不渝的为人处事准则。胡适临终之年，更加客观评说林琴南。1962年2月7日，毛子水来看胡适，称赞胡适1910年作的《康南耳传》的文字已很清楚明白。对此胡适谦逊地说：“我那时还写古文，现在看起来那个调子觉得有点难为情。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97页。）胡适勇于承认自己受益敌人，闪耀容忍精神，令人敬佩。

胡适的容忍还表现为宽容别人对自己的不敬。梁启超对胡适暴有大名很有点不以为然，因而对胡适不时流露出争胜的心态。1921年，梁启超曾邀请胡适为《墨经校释》作序，但又不认同胡适的观点，因此该书出版时把胡适的序放在卷后，反将自己的答书置于卷首。中国的传统文人绝无法忍受此事，认为是一种侮辱，但胡适对此并不计较，只觉得“可笑”。“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63页；第3卷，第655页；第5卷，第352—353页。）。对文人相轻的所谓冒犯，胡适以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微笑对待。1929年1月20日，梁启超大殓之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诚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63页；第3卷，第655页；第5卷，第352—353页。）。

中国人强调盖棺论定。胡适虽然知道梁启超对他“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并常常有大不恭，而且在思想和学术上也存在许多分歧，却从不和梁启超争胜和计较，反而欣赏梁启超这种“全无掩饰”的率直品性，始终真诚地尊敬梁启超，并在盖棺论定上给予二个“可爱”的高度评价。

在现代中国思想界，胡适和鲁迅都是经常遭人骂的人。但如何对待骂自己的人，胡适和鲁迅的态度截然不同。鲁迅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个都不宽恕”，表现极端，临死前念念不忘的是报复自己的敌人。鲁迅在遗嘱中写道：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注：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鲁迅临死前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这样一种愤怒的态度，决绝的话语，只有鲁迅才会有，是鲁迅激愤、孤苦个性的真实勾画。鲁迅凭《狂人日记》成名后，从不宽恕任何敌人，而且对一切怨敌反击之激烈，话语之辛辣，简直就是要置怨敌于死地而后快。怨敌就是求饶也绝不放过，一定要痛打“落水狗”，非要把怨敌骂得无地自容。鲁迅曾这样反击陈源：

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注：鲁迅：《学界的三魂·附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209页。）。   这是鲁迅强烈的报复心理自供。鲁迅对敌人不仅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经常是“以两牙还一牙”，强调只要有报复的机会就绝不放过敌人。

胡适的态度完全相反，完全以一种容忍的宽厚态度待人。胡适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们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注：胡适：《致杨杏佛(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1页。）。

胡适的表白虽有些过誉，但确实是容忍的极好写照。胡适一生不怨恨任何人，虽然做不到“情愿自己割下”身上的肉给敌人吃，但确确实实是“很情愿挨骂”，并“替他们不安”。

胡适与鲁迅缘《新青年》而相识，并曾一度极为亲密。鲁迅的日记有40多处记到与胡适交往的字样。胡适的日记也多次记载与鲁迅交往的片断（注：参见孙郁：《鲁迅与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6—60页。），并请鲁迅帮忙删改白话新诗。到20年代末，鲁迅已经与胡适决裂，并屡屡公开批评胡适，且极尽讽刺攻击。但胡适对鲁迅的种种言语未回一言，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的个人交谈，从不非议鲁迅，始终容忍鲁迅。陈源与苏雪林很替胡适抱不平。陈源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的盐谷温。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分别致信蔡元培、胡适，大肆攻击鲁迅，说他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看到苏雪林的信极为反感，在回信中一则批评苏雪林“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二则竭力澄清鲁迅抄盐谷温书的谣传，“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并提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要“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容忍的坦荡胸怀在信中显露无遗。胡适对苏雪林说：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胡适并不讳言“鲁迅狺狺攻击我们”，但强调鲁迅虽“攻击我们”，但是“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极为宽忍，认为评价鲁迅应“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不能纠缠于个人恩怨。强调要从学理上认真讨论鲁迅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胡适的公允评说于今日都可以做为鲁迅研究的标尺。胡适对于鲁迅极为容忍，既不乱骂也不瞎捧，显示出胡适自由思想的光芒。在信中，胡适还特别强调：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学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注：胡适：《致苏雪林(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9页。）。

胡适并不因鲁迅反对他，嘲讽他就不容忍鲁迅，而是强调评价鲁迅“总须持平”，并突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充分肯定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不仅如此，胡适还针对“鲁迅小说是抄袭盐谷温的”流言为鲁迅辩诬。胡适不仅高度肯定鲁迅，还尽力帮助鲁迅。鲁迅逝世后，《鲁迅全集》出版无望，许广平曾两次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提供帮助。胡适“慨予俯允”，提供了许多无私的帮助，促成《鲁迅全集》的出版（注：参见《许广平全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339页。）。胡适这种容忍的坦荡胸怀令人心生警悟，也令人钦佩。中国学术界如多一点这种容忍，也就没有此后几乎毁灭学术的互相出卖和无情的揭发斗争。

胡适一生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奉行讲真话，讲实话，讲人品，讲文品，讲绅士风度，讲容忍，身体力行自由主义，抛弃党同伐异的极端偏狭的封建专制思想，用宽容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显示出鲜明的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主义精神，是胡适个人主义的真正体现（注：参见庄森：《胡适自由思想的基础》，《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2期。）。哈耶克就这样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那个时期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上升的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注：[英]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胡适正是基于这种自由思想，“把人当作人尊重”的精神，对朋友、敌人“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宽容地待人处事，竭力确立容忍为自由的根本精神，尊重人、宽容人，这是与极权国家对民众的控制严重对立。胡适自由思想的历史洞穿力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