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崭新的文化象征。这其中当然包括对“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本文通过讨论晚清知识分子对中西文明“中男西女”式联姻想象、1950-1970年代文化空间的“厌女情结”，以及《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三部民族国家想象的经典之作对“新时代女性”的意义设定，阐明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模塑之间的深度关联，换一句话说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

关键词：民族国家想象 性别的文化象征 他质性

无论韦伯还是哈贝马斯都视之为现代性核心的“主体”概念，首先是指“个人主体”。但现代性方案中的“主体自由”显然还涉及国际关系的领域。尤其是对那些非西方、后发展的现代性国家而言。因为这些国家的现代性起源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其现代性动力就来自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中民族共同体的生存诉求。“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1]（p.194）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民族国家不仅是现代主体不可忽视的内容，甚至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是惟一的、绝对的现代主体，它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秩序的想象，也构筑了文化/文学最基本的现代性想象空间。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知识系统的建造。它无疑要吸纳最广泛的象征资源，要诉诸一系列文化象征符码。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文化符码，对它的编述、解读，必然与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运作密切相关。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因此，从性别视角介入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无疑是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性与文学关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路径。

现代性起源语境中被叙述的性别

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起源之初，作为这一话语惟一合法形式的民族主义话语事实上是将妇女想象成是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却又令人头痛的问题。“妇女”与“贫弱”常常处于可以互相置换的“同质”地位。而在“物竟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伦理中，贫弱就是丑陋。“女”常常不是作为与男性相对的另一性别，而是成为表征一种急需变革的落后、衰微、丑陋前现代状态的符码。梁启超笔下古老而衰败的中国是“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2](p.11)同年奋翮生（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的《军国民篇》一文中，将中国与域外列强的关系作这样的比方：“若罹癞病之老女，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3] (p..81)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认同国族主体的女性性别？事实并非如此。晚清知识分子对男/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之间相对应的权力阶序的象征设定，与他们对国族主体性别认同之间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态。在晚清知识精英的现代认同中，中华文明一直作为男性主体而获得象征意义。例如，19世纪末游历欧洲的王韬在其小说《海底奇境》、《海外壮游》中以“中男西女”的中西联姻的方式来构筑最早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在这些想象中，“美丽甲泰西”的西方女郎争相爱慕中国书生，并携巨资相赠，同时还深慕我中华文明，无不精心演习而后精通中国的琴棋书画。这样的性别象征反映了在“同治中兴”的幻像中，晚清社会一种普遍的文化幻觉——“中国中心”，即中国过去曾是世界中心，将来必将也是。[4](p.241)而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显然继承了这一文化想象的路径，依然以中西联姻来展开对民族国家现代性前途的想象：“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矣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5] (p.4)老迈的中华文明急需充满青春活力的西方文明的滋补才能重新恢复生殖力，从而再一次召唤王韬时代的文化幻觉。也许由于历经甲午的屈辱，这一文化幻觉不如王韬时代那样的理直气壮，但毕竟在“中男西女”的婚姻格局中维持了对国族主体的强势性别认同。

何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想象都不约而同地诉诸“中男西女”的性别象征格局？这其中的文化蕴意是意味深长的。美籍中国史学家李文孙（Joseph Levenson）认为，19 世纪以来向西方所做文化引借，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产生解决不了心理压力：一方面中华民族必须大量引借西方的文化成品——现代化才能使中华民族由弱变强，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引借又与对中国传统文化诸价值认同——作为自我认同保证之唯一根源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6](p.19)那么，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婚姻结构，无疑为处于中西文明冲突焦虑中的话语主体提供了最具抚慰性的象征资源——通过将“他者”女性化纳入自己的血脉，以保住自己作为价值主体的位置。 王韬、梁启超式的“中男西女”的中西联姻想象无疑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文化诉求提供了最为妥帖的说词。

上述对国族主体男性身份的认同与梁启超、奋翮生（蔡锷）在《新民丛报》上的对中华文明的“阴性”的指认是否构成矛盾？不然，中华文明虽然老迈、衰朽，但其男性主体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只是病入膏肓，男儿似女，阴气沉霾。如果说娶年轻活力的西方美人是强壮男身的好办法（这完全符合传统道家采阴补阳的理想），那么直接铲除自己体内的衰弱的“女质”/“异质”/老质，更是恢复、增强阳刚之气重要途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成为青年阳刚的男性，即所谓的“少年中国” [7]

晚清民族主义实际上同时持有两种看似矛盾其实又统一的性别化现代性想象：他者的女性化和女性的他者化。通过他者的女性化将强盛的西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血脉从而保住中华文明价值主体的位置（“娶西方美人以亢我宗”）；而通过女性的他者化，则摒弃自己体内弱质、劣质（男身中似女的那部分异质）。经过这样的双向运作，在象征符号系统中建造起未来的强壮、阳刚民族国家主体的幻像。如果说，“西方的帝国主义史将非西方的文化降级到‘他者’的地位，其价值成了‘第二性’，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任务则是自己对‘第二性’的文化进行重新创制，使之成为第一性的。”[8](p.108) 既然由于“他者”的环绕才产生了民族国家主体的意识，那么，民族国家主体认同的确立就离不开对“他者”的不断编码。而将“女性”性（womanhood或 femininity）编码为表征这种第二性/他者性的“能指”，这似乎是第三世界民族文化创制的重要策略。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现代性话语在其发轫之初就设定了“女性”性之于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他性”异质地位。在民族国家走向富强的过程中，这种“他性”是需要被革除和改造的。民族国家迈向现代文明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改造或者祛除自己体内“女性”性/老弱之质，增强“男性”性（manhood或masculine）/阳刚强壮之质的过程。换言之，女性这一性别并不能分享民族国家主体的位置，除非祛除性别特征，以准男性的面目进入民族国家公共事务领域。

现代性焦虑与厌女情结

如果说，“性别是通过血缘建立起来的，但是，它还是在一定的经济、政体中建立的，在当今社会中，性别正独立于亲属制度之外在发挥着作用。”[9](p.169)在前现代语境中，女性的性别内涵是通过女性在亲属制度中明确的角色定位来确定，那么，当民族国家而非作为家族延伸的种族成为真正的主体和现代认同的根源，当现代性的推进对传统的性别角色造成强大的冲击时，在文化层面中，应该怎样从家庭之外、国家的角度来重新定义、表述女性这一不同于男性的性别内涵？而非简单地与男性类同。女性这一性别的文化意函对于民族文化现代性转型具有怎样的正面意义（毕竟从生理上、文化上实现民族国家再生产的是女性）？显然，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实践中一直悬而未决。既然现代性的演进并没有为女性这一性别提供新的意义设定，那么，中国现代性话语起源之初对女性性的异质化想象便宿命般成为日后文化象征系统表述女性这一性别的巨大“潜本文”。五四妇女解放更多的是通过强调女性的社会责任来摆脱文化象征对女性之弱质/“他质”的指认，实现与男性的平等，并没有为女性这一独特性别存在提供合法性依据。1949 年之后，随着现代性民族国家理念在日常生活中主导与支配作用的加剧，对女性这一性别的异质性指认也变得愈发严重。1960年代毛泽东为女民兵写下了“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句。虽然主观意图是要让女性进入宏大历史，但从诗句的潜在语义层面我们还是看到了那个挥之不去的宿命般的“潜本文”。“中华儿女”代表着崭新的“民族国家”公民身份，而“红装”代表女性特质同时也是弱质、局限性、“他质”。祛“红装”“爱武装”就是消除自己性别向男性看齐。这正是获得崭新的“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分享共同体主体位置的必由之路。这不仅因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族群群体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立并存在的基础，还因为只有在省略女性这一性别所具有的局限性的情况下，才能完成民族的现代性转型。

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对女性性别特性之于强盛的民族国家主体的“他质性”的指认，愈演愈烈并最终成为强势的社会无意识，广泛而深刻地模塑着人们的日常意识、体验。厌女、对女性特征的蔑视、仇视，拒绝自己的女性身份，女性雄化……这一切在1950-1970年代大陆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正是现代性焦虑的显著表征，并在文学/文化本文中衍化成相应的文化表象。

邓友梅的创作于1956年的小说《在悬崖上》，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个案。这个叙事文本不仅仅只是有关个人婚姻家庭道德的警世寓言，也不仅仅指涉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它还泄漏出更深层的政治无意识——加丽亚形象已然还隐喻了一种严重扰乱、危害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危险异端。在文本中她带有鲜明女性化特征的外表及行为举止、外国化的名字、外国血统、外来者（来自艺术学院这样一个危险的地方）的身份，互相指涉，不断暗示着一种货真价实的危险的“他者”身份。

与加丽亚的形象互相呼应的是当时广泛出没于社会传闻、小说、电影中的美丽妖娆而又阴险毒辣、企图颠覆民族国家的女特务们。轰动一时的《徐秋影案件》中的徐秋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玛丽，《羊城暗哨》中的八姑，《英雄虎胆》中的阿兰，《寂静的山林》中的李文英……引起我们研究兴趣的倒不是女特务的数量之多（实际上可能男特务在数量上更占优势），而是有关女特务的想象所表现出的一种同质性。即出现在文本中的女特务总是格外的妖娆妩媚，常常是那个时代最具女性特征的女性。而鉴于当时的大陆的情形，现实中的女特务们行为举止应该是越接近大陆的革命女性（即尽量抹去女特征，追求男性化）才越具有隐蔽性。这一点现实中的女特务们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做不到。但为什么有关女特务的想象总是无视这一点？显然，女性性别特性已经成为表征对民族国家具有巨大危害性的异端、妖孽的“他性”能指。在天地玄黄的时代变迁之际，“女人”再次成为民族集体想象的恐怖源。“女人祸水”这个古老的文化象征又一次参与模塑现代社会的性别表象。

而赵树理创作于1958年的小说《锻炼锻炼》则在另一个层面上演绎了这种“厌女”的社会无意识。

这个旨在图解主导意识形态的文本实际上存在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无意识潜本文。争先农业社社员基本上以性别为界限（而非以阶级为界限）分为两个阵营。即一方是以副社长杨小四为首的男性领导群体（包括个别女干部），他们秉承主导意识形态律令、国家权力，代表进步、公有化、集体的利益；而另一方以“吃不饱”、“小腿疼”为首的普通妇女群众，代表落后、私有制、个人利益。不是阶级身份而是性别身份成了“小腿疼”、“吃不饱”等所有被改造的对象必须接受改造的唯一原因。叙事详细展现以杨小四为主的男性领导群体是如何用出色的计谋、策略，更主要的是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动辄以“坐牢”、“送法院”相威胁），成功地实施对“小腿疼”、“吃不饱”为代表的落后妇女群体的暴力监控和改造。这种强制性的监控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些被改造的对象天生就好吃懒惰、刁蛮、自私自利。尽管最后“吃不饱”、“小腿疼”等人并没有象作者笔下的“三仙姑”、“常有理” 那样被教育、改造过来，而只是被迫就范。但杨小四们到底使她们归顺了秩序。这无疑也意味着国家利益对个人利益、现代性对前现代性、进步对落后、公有制对个体经济的胜利。“小腿疼”、“吃不饱”象征着一种与现代性民族国家新秩序格格不入的混乱、无序状态。或者换一句话说，在这个文本中，对新秩序、新的想象共同体具有破坏性的异己力量再次被编码为女性。正如凯瑟琳·凯勒所言，“妇女中的某个特殊的类型或某个边缘阶层必须成为时代变迁的替罪羊，以缓解人们向现代过渡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普遍焦虑。”[10] (p.108)

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运作中，女性的异质性还常常被与知识分子的异质性重叠编码，文化象征系统中涌现出众多的积极改造自我的知识女性形象。例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现实生活中嫁给男农民的女知青们（却鲜有男知青娶女农民的宣传），俨然都是这个时代著名的文化镜像，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甚至还衍化成一种独特的爱情叙事模式，即知识女性与工农干部（或工农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恋爱的过程同时也是她们不断改造旧我、走向新生的过程。《三里湾》、《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在和平的日子里》、《春种秋收》……这些颇具社会影响的文本都不同程度涉及这个爱情模式。如果说，工农大众被认为是构成民族国家的主体、中坚，那么，这样一种爱情叙事模式所隐含的象征意义无疑是一箭双雕。实际上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在社会无意识领域中的性别化运作。“理解潜意识的规律……就等于开始理解意识形态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我们是如何习得和实践这些我们必须赖以生存的思想和规律的。”换一句话说“潜意识……（是）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王国。”[11] (p.149)

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框架中的“新时代女性”

如果说“共产主义”与“民族国家”成了1949 年以后并行不悖的现代性诉求，那么，在相当程度上，这一诉求是由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来承载。因为这场改造运动不仅关系到农业是否能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财富，从而快速地实现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伟大历史目标，同时还延展到终极历史中神圣真理的领域。“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无疑为 1950 ——1970 年代的文学提供最主要的意义资源。 在表现这一题材的众多文学经典中，《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被认为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现代目的论“历史本质”的三部。这种本质又是由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这三个主人公形象来承载。通过展现他们如何从一个普通穷苦农民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历史主体”，来表征现代性民族国家历史主体的建构。这三个文本逐级递进，分别标示着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三个历史阶段。这样一种逻辑演进直接体现在三个具有神性品格主人公身上。如果说，在纯朴而带点迂直的梁生宝身上表现出神性品格的初级状态，那么，这种品格在萧长春身上则获得相当充分的张扬、渲染，及至高大泉（高大全），神性品格走向极端膨胀。吊诡的是这三部作品中，作为这三个神性英雄的恋人、妻子的三位“新时代女性”身上，“历史主体”新质，却呈现相反的走向。从徐改霞到焦淑红再到吕瑞芬，这种“新质”渐趋消退直至被完全消音。这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创业史》中被认为是“新时代女性” 的徐改霞颇具主体意识。但新女性主体意识的演进最终却导致了改霞离开了梁生宝。这在表现梁生宝为了公共事业而不惜牺牲个人情感的同时却也使他“历史主体”的完满性打了折扣。他无法像那个时代革命男性那样获得革命、爱情双丰收。这似乎是叙事者始料不及的。唯一补救的办法是将新女性的自主意识宣布为“非法”。于是，《创业史》第一部接近尾声时，叙事一反对改霞的正面道德评价，将她指认为 “有点浮，不像生宝那么踏实……”“自负太甚”。但到底还是没能挽回叙事的完满。改霞的形象被普遍地认为是这部红色经典的败笔。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艳阳天》中活跃于阶级斗争战场上的村团支书焦淑红，比起徐改霞具有更加显著的“新时代女性”的特征。但她与村党支书萧长春之间的政治爱情，却隐含着不平等的权力阶序。徐改霞与梁生宝的恋爱是需要梁生宝用心的，一如普通男女之间的恋爱。梁生宝忙于公务加上性格的迂谨就错失了良机。而焦淑红与萧长春的恋爱根本无需萧长春费心。焦淑红早已捧出满怀纯真、炽热的情感，只等萧长春在适当的时候笑纳。小说没有任何关于萧长春对这场爱情的内心感受的描写，却总是用这样语调表现少女焦淑红的爱情涌动：“她爱戴自己的支部书记，她觉得全东山坞的人都爱戴自己的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像碧玉无暇，像真金放光，像钢铁一样放在那儿叮当响。”“焦淑红抬起头来了。她觉着身边这个人放了光，屋子里放了光，她的心里也放了光。”显然，这是虔诚的朝圣者对通体放光的圣灵偶像的顶礼膜拜和精神献祭。政治等级制借重最常识化、最自然化的性别等级机制而变得不容置疑而又不易觉察。焦淑红已然是验证、确认萧长春主体性的“他者”。正是这个“他者”的存在，使萧长春规避了梁生宝式的尴尬，成就了“历史主体”的完满。

高大泉的妻子吕瑞芬的形象无疑是徐改霞、焦淑红形象的逆向的终极形态。“高大全”式的神性修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吕瑞芬形象彻底的客体化来完成的。

吕瑞芬是高大泉母亲为他找的童养媳，她的活动空间基本上是在家庭生活领域，她甚至根本没能获得象徐改霞、焦淑红那样的参加公共事务的机会。丈夫熟谙的那些政治理念对她而言宛如天书，但这不妨碍她无条件支持（服从）丈夫。当高大泉的弟弟高二林中了阶级敌人奸计要和高大泉分家时，吕瑞芬那番含泪的表白很能说明这个形象的基质。“我九岁入了高家门，没见你哥的面，我先见到了你……”“……你讨厌高大泉这个共产党员，我喜欢他，你要跟搞社会主义的高大泉分家，我要跟他一辈子。他就是上刀山，下火海，跳油锅，我也要跟着他……”如果剔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这样一些现代词汇，那么，这段表白可以植入任何一则儒家传统的女德叙事中。但这并不妨碍她获得“新时代女性”的命名。这一命名的获得，成功遮蔽了高大泉和她之间的主从权力机制。“虽然对一个新时代的女性来说，她的负担比她应当负担的还差着很大的分量，她的路途比她要走的漫长战线还离得很远很远。可是她毕竟有了觉悟，又迈开了步子。她认识到，在高大泉带着大家正努力奋斗的那个大事业的艰巨工程里，她责无旁贷地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贡献，要给大泉一些别人无法给的特殊帮助……抚养好儿子，照顾好小叔子，把家庭事务处理得更完美，让高大泉没有后顾之忧，能挺着腰杆干工作，这些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由此足以窥见最具现代目的论品质的“高大全”式的神性修辞的性别政治本相。

而体制化的文学批评无疑有力地参与了这种性别政治和公共政治之间的互动。吕瑞芬的形象获得一片的赞扬，徐改霞的形象却获得完成相反的评价。她被认为“身上染上一层和农村气质不太协调的色彩。”[12]而同样的情形恰更加严重地发生在梁生宝身上，但这被认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还须进一步发扬光大 。因为唯有超越普通农民特点，才能赋予梁生宝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才能表征“一种完全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12]这正是现代性民族国家主体建构所急需的。而这样的超越哪怕只是些微地发生在徐改霞身上那都是不被允许的。由此可见，只有男性这一具有菲勒斯意义保障的性别才能作为“首选子民”获得承载民族国家历史主体品格的资格，而“新时代女性”—— 这一民族国家叙事中最具正面象征意义的性别表象依旧只是作为一种客体、“他者”，在二元对立权力结构中成就“历史主体”的神性空间。这是“新时代女性”所获得的基本意义设置。 它也成就了红色爱情独特的叙事模式：漂亮的“新时代女性”总是义无反顾倾心革命男性，革命男性总能获得革命、爱情双丰收；而反革命男性用尽心机却一无所获。“新时代女性”已然是国家发给革命男性的另一枚奖章。民族国家取代家族、血缘之父获得对女性的性的支配权。这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面向。

结语

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其所隐含的权力结构经过反复的叙事、经过一系列性别象征符码的遍述与解读，被自然化了，常识化了。我们的讨论正是要敞亮有关民族国家主体知识生产中的性别政治的真实状况。这里实际上不仅仅指涉性别问题，还可能成为一个切入点抵达百年文学现代性表述中更加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西方启蒙精神的特点就是把人类与自然界、人与宗教等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因为只有把自然界和其他力量作为客体与自身对立时，人才可能摆脱并征服它们，从而成为占有、克服外在客观世界的具有主人意识的角色。人的认识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注意力被导向对客体的控制，这也同时导致作为人类自我控制的社会组织、经济、政治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日益严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13](p.18)总之，无论是现代个人主体（自我）还是民族国家主体都依赖低一级的客体性、“他者性”来确立自身。这便是作为现代性核心的主体理性的实质，即现代主体源自一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权力结构。而作为表达权力的最基本的途径与场所，性别渗透到一切权力的概念和构成之中。因此，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想象中，现代/传统、进步/落后、公有制/个体经济，新/旧，自为/自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灵魂/肉体、精神/物质、中心/边缘……这些二元对立权力结构与男性气质（manhood或masculine）/女性气质（womanhood或femininity）的性别权力秩序之间实际上具有潜在的同构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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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2] 冯牧.初读《创业史》[J].文艺报,1960,（1）.

[13] 艾恺.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注释：

相关论述亦可参见刘人鹏：《“西方美人”欲望里的“中国”与二万万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国族与“妇女”》，《清华学报》（台湾）第三十卷第一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主义启蒙叙事将进步女性命名为“新女性”，而五六十年代红色叙事将革命、进步女性命名为“新时代女性”。由此可见两种现代性对性别符码的不同模塑。

这一结论似无法解释这一时期小说中那些并非作为男英雄配偶出现的“新女性”形象，例如样板戏中的女英雄们。但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由于女性这一性别并没有在传统家庭之外获得重新的定义——一个不同于男性的性别主体在社会公共空间的独特价值定位。女英雄形象并不包含新的性别文化内涵，只是对男性性别内涵的仿制。她们抵押自己的性别以分享主体的威权。这不仅仅因为她们时常没有性别角色身份（如母亲、妻子、恋人）、没有女性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名为“新女性”却不具有这一性别群体独特的精神立场。女英雄们性别身份的缺席也为日后卷土重来的男权规约留下了“可乘之虚”。1980年代以来文化象征系统正是不惜复制、挪用各种男权传统的性别文化象征来填充这一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