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论的多样与主导

人们所面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丰富多采的。不管是从本原物的意义上讲，还是从人造物的意义上说，物种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

任何一个时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每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意识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样呈着多元、多极、多维、多向度和多层次的格局。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又总会不同程度地这样那地表现出主元、主导、主流、主脉、主调、主旋和主潮。尽管各种文化和文论之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冲突，乃至可能酿成激烈的文化纷争，但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并存、多元共生、多元相激、多元互补和多元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不争的事实。思想领域中的问题必须也应当通过特殊的精神途径去解决。各种文化和文论的兴衰浮沉，只能通过对话、交流和竞赛的方式来实现。

现当代的文化和文论思想必然是多元的。从社会形态看，同一时代的多元社会形态必然引发出多元的文化形态和文论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个别地域里带有浓郁的原始公社痕迹的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一定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从民族来说，每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都会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地域来说，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总会表现出多样的民间风情和地域色彩。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历史条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也会大异其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交流、撞击和激荡，势必会打破某种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所固守的防线，面临着通过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冲击和挑战。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正视全球背景下和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选择、融合、改制和重塑。面对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之间的对峙和渗透，使正确理解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的多元和主元的关系，成为一个不能躲避的冷峻而又重大的课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同样是多维、多极和多元的。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必然反映到文化和文论中来；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相混杂；不同阶层的文化需求、文化选择和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共生并存；“国学”、“西学”和“马学”的冲突和纷争越演越烈。所有这些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意识结构的格局中的成分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主元的。文化和文论的多元和主元是相对相融、相辅相成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对多样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应当说，各式各样的文论思想都是有道理的，而各种文论道理所蕴涵的道理的质态和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却是很不相同的。

关于文论的大道理和小道理。人们对艺术真理的认识总是从局部开绐的，往往通过观察和抽取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从而形成片面的甚至是十分深刻的真理。这些局部性的文艺观念不可能对艺术真理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往往显得偏执和模糊。但真理终归是对事物的全方面和全过程的规律性体认。“片面的深刻的真理”虽然只具有相对真理的意义，但作为发掘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宝贵的学术成果，同样应当得到尊重和珍惜。既没有理由拒斥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又要防止把这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随意提升为涵盖一切的文艺观念的总的文艺观念。这样做可能会以小充大，以偏概全，难免和甚至产生“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和“瞎子摸象”的迷误。

关于文论的新道理和旧道理。凡是揭示艺术真理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的新的文艺观念都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阻碍文艺发展的陈腐的背时的旧道理，是必须舍弃的。但传统意义上的旧道理不能一概认为是旧的，其中一些传统的，诸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审美学意义上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仍然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活力。同理，推进和激发文艺发展的特别是那些带有原创性的新道理是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时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新”的。那些打着“新”的旗号出现的艺术也可能是迷乱、颓废而又腐朽的。最近出现的某些“行为艺术”作品，如在流血的胳膊刀口上栽树，让把被缝在牛肚子里的男性的裸体再重新钻出来，吞吃烤焦了的女婴的肉等等，都只不过是以花样翻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旧者有旧，但旧者不全旧；新者有新，但新者不全新。对新道理和旧道理，应当从性质和功能上进行认真的审视。

不管是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还是文论的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都必须确立一个判断和衡量的标准，即应当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作为权威性尺度。

为此，应当正确理解“诗”与“思”的关系，即诗学与科学的关系。海德格尔强调通过审美和艺术手段实现对人生的诗化和美化，达到和融入“诗意地栖居”。这种浪漫的诗学幻想以特殊的魅力，征服了不少学者的心灵。当代西方兴起的语言诗学、文化诗学和政治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化诗学”或“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已和传统的历史主义很不相同。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本学和解释学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理解和处理历史与人文的关系时，与其说是回归历史，倒不如说是注重和强调解释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与扩张，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改写和重塑历史的目的，以便使历史更加适合于解释主体的意志和愿望。读者从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的虚写和戏说中，可以比较强烈的感受到随意把历史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情感化的倾向。尽管机械的历史观念是偏狭而又错误的。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对历史的客体性、实在性、规律性和真理性可以进行诗化，但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改变。非人文的历史固然不可理喻，非历史的人文同样无法体察。因为既不存在无人的史，也不存在无史的人。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既悖立又互补。“诗”与“思”是人们感受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互渗互融的思维互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倡导无“诗”的“思”或无“思”的“诗”的实际效果都是通过否定对方来否定自己。“诗”的激情往往是“思”的动力和先导，“思”又往往是“诗”的基础和诱因。两者的矛直、冲突和对立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机制引发的。如果“诗学”是完全反科学、反理性、反真理和反规律的，那么，势必使这种“诗学”的人文价值受到局限。诗学精神应当尊重人的科学精神并有助于人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即便是现代解释学中最有影响的伽达默尔也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的“诗学”观念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尽管提出了“视野融合”的理论，但毕竟肯定“艺术真理”的存在，同时认为“历史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的见解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必须正确理解信仰与真理的关系。信仰是自由的。真理是对客观的对象世界的规律的反映。信仰是各式各样的，有明智的，有昏味的。真理尽管是相对的，但相对中包含着绝对的因子。人们可以从各种视域观察事物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取得对真理的多方面的认识和感悟。绝对的相对主义会造成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信仰是可以选择的，而对真理的选择带有必须认同的服从性质。只有信仰真理或只有选择对真理的信仰才能获得人的真正的自觉和自由。文艺和文论对信仰的追求和阐释应当有益于对真理的发现和弘扬。

应当正确理解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不一定都能把握对事物的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某些精英文化，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文化和带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某些特性的创作和作品意在解构所谓的“伪理想”、“伪崇高”、“伪真理”、“伪权威”的时候，连同理想、崇高、真理、规律、主导、中心、权威和秩序也一并抛弃和后掉了。这些学者和作者强调文化的批判精神的同时，也确乎批判了不应该批判的东西。还有一些以娱乐功能取胜、可以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淡化了文艺的理想精神，消解了文艺的批判功能，削弱了大众的自觉意识，隐去了变革现实的启蒙思想，遮避了对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机制的理性审视。如果一种文化不能体现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把握，那么这种文化很难被称为先进文化，也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里，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重提、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概念。

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精神话动。这种社会的精神实践话动，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直接地作用于一般的社会实践。但社会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论的思想和观念也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相应地获得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人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途径，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的伟大真理。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一定程度上转向语言王国来躲避和疏离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虽然是一种精神话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完全转移到并停留在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来介入和批判历史，这可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取代对现实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势必都带有假定、空幻的迷彩和乌托邦性质。因此，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的权威。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重要途径，同时又是捡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大道理、小道理、真道理、实道理和新道理；鉴别文论的真道理和假道理、实道理和虚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因为，所有这些理性价值和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来发现和实现的。

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沦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和意志主义、存在主义所理解的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脱离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来单纯孤立地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在尊重对象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威，实际上扮演着造物主的角色。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带有母元意义的观念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理解的“新人”实际上是指能够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新人、即能够自觉地从事变革现实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的新人。这种“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被称为“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称为“改革者”、“创业者”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克思把这种新人形象誉为“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即能够比较自觉地掌握和实施新的实践理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曾把能否能通过掌握和实施实践理性去“改变旧境环”和推动社会进步，视为区分“新人”和“旧人”的重要标志。不愿改变和安于旧环境，不管声称自己“多么不愿再作‘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作‘旧人’”，但这种人“依然是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并“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人“才会不再是旧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页），才配称成为能够凭借“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环境”的“新人”。新时代的文艺应当为培养和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拥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强与新时代的现代化的伟大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意识，不仅关系到文学家的艺术生命，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艺术道路。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能够掌握新的实践理性和具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这种新人形象既以解放全人类作为伟大的历史使命，又能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的自由发展

尼采悲叹：“上帝死了！”罗兰·巴尔特惊呼：“作者死了！”弗洛姆喊叫：“所有的人都死了！”加缪宣称：理想和理性的人死了，而“一批非理性的人站起来了！”实际上“非理性的人”是站不起来的，团为这种“非理性的人”缺乏理性的神经和脊梁。旧理性已经陈腐，非理性软弱无力，新理性催人觉醒，而只有掌握新的实践理性才能使人获得新生。

（三）对主导文论的鉴别与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始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确认一种文论是否应当占据指导和主导的地位，主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上的先进性、真理性和科学性。

实事上，不管什么时代，都有一个建设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和主流文论的问题。所谓无主元、无主潮、无主导的观点不仅从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不符合一定历史条下的思想存在的实际情况，究竟什么样的文论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论，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意见：西学文论中心论，国学文论中心论和马学文论中心论。从这三种文论的实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来看，现当代的西学文论爆热走红，较而言之，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处于冷寂状态。国学文论中的一些核心范畴，甚至像形神、风骨和意境这样的概念也很少被运用。

文论是科学。科学是真理的理论形态。文论学者们同样要靠真理吃饭。追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应当成为一切文论学者的良心和天职。凡是包含着真理因子的思想和观念，作为理论的资源库和学术的生长点，都应当得到尊重。真理是相通的，沿着真理的道路，学者们必然会走到一起。只有当一些人把自己所掌握的某一层面和某一过程中的真理上升为文艺的总观念，想统摄、压倒和吃掉相关的或者本来是互补的学术观点时，才发生文论方面的交战。文论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对话同样应当以追求、发现和服从真理为前提为目的。要推动和激励西学文论、国学文论和马学文论的平等的对话与竞赛。允许和提倡西学文论中心论者、国学文论中心论者和马学文论中心论者，从自己所熟悉和擅长的学术领域进行新的拓展，取得新的实绩。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应不断从回答严峻的挑战中求得发展的机遇，随着历史变革、社会转型和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元性和主导性。处于社会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交流和对话成为解决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纷争和学术竞赛的重要手段。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通过学术对话求得自身的充实、丰富、深化和发展。(1)通过与当代西学文论特别是当代西学文论尤其是西方的马学文论的对话，吸取批判精神和关于审美经验和审美形式的理论营养，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类性和世界性；(2)通过与国学文论的对话，选择有价值的文论范畴和文论思想进行现代阐释，促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话化和当代生成，以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性；(3)通过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对有时代感的文艺现象作出理论提升和学术总括，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性；(4)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用现代眼光，发掘和阐释蕴藏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那些富有人类性、世界性、民族性和当代性的理论资源，建构和重铸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面貌和新质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只有通过交流和对话，发挥自己的学理优势，才能取得主元和主导的地位。交流和对话理所当然地应当坚持“为我所需”和“以我为主”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拿来主义”的眼光，从人类的一切精神财富中吸取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文论思想的精华，靠自身的学理的先进性和系统而又严谨的科学性，显示出强健和蓬勃的生命力。

（四）确立合理有序的文论格局

我主张建构一体、多样、主导的文论格局。这种一体、多样、主导的文论结构应当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的理论系统。衡量这种一体、多样、主导的文论体系的权威性尺度同样应以是否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或真理性为标准。

必须坚持和发展主导与多样的统一。文论结构和学术格局中的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都是不合理的，都是需要重新调整和适度安排的。无主元的多元可能导致“多中心”，甚至造成失衡、无序和迷乱；无多元的主元，又可能导致“独元”，定于一尊，复活“大一统”的禁锢局面，甚而诱发出强横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集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这两种极端都会破坏文化和文论生态的和谐与平衡。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导地位，通过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大力弘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注重发展健康的、清新的、蓬勃向上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以满足人民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文化需要。因此，“弘扬主旋律，发展多样化”的原则，对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导地位是同样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