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文学，如何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是文学研究界迫在眉睫的课题。近年来，学界一直在酝酿着文学史研究的创新和突破，可是至今步履艰难。在我看来，文学史的研究要有真正的突破，恰恰在于我们首先应该真正重视为研究对象找寻到最合适的研究角度。

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专门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角度来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曾出现过两种倾向，或是过分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常常出现以政治情绪化评判取代客观的文学研究的情况；或是有意无意忽略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难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客观的历史评判。要避免上述走极端的研究倾向，就必须真实客观地来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以往学术界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最大的失误是并未真正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方式。人们虽然是明确意识到了政治维度，并试图加以描述，但在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方式之前，这种描述只能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将文学的内容与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而很少有人真正客观地去探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是构成了文学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在这里，我们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无非是尝试着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条关系方式的桥梁。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Cabriel A. Almom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时首先创用的。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的观念中，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6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纷纷采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的趋向。当然，在具体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异的。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种种阐释，包含着不同的研究者自身对此的理解，以及标明了他们各自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我们将主要地是在狭义上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

我们关注“政治文化”问题，首先是因为“政治文化”这一问题所涉略的重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这一概念。按照以往我们通常对“政治”的解释，政治就是指“阶级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另一解释，有时就是直接“指国事”（《辞海》）。我们从上述对“政治”的解释中所能领略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活动”，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等主观取向却无法得到强调。这样，当我们谈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时，势必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客观“活动”的“政治”是如何与个人性、主观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相关联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曾这样批评过机械唯物论的片面性，说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我认为，在以往的政治与文化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等弊病也与此有关。而“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且包括甚至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这对我们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确实是提供了绝佳的中介。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活动，但最终“政治”进入“文学创作”活动乃至最终影响文学作品，却只能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个通道来完成的。“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在谈论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世纪文学时，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一种评价尺度，我们不是对文学是否与政治结缘来给与臧否，而是通过这一角度去接近对象的实际，从而对20世纪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由于20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态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受制于政治的不同特点。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从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来看，是属于非整合模式。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由于少数社会成员攫取过多的物质利益，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过高，因此下层对上层充满了报复心理，并且一遇机会就会付诸行动。民众的政治取向多倾注于对次级国家组织及团体的认同上。尤其是30年代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后，实行了种种文化控制方略，这造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紧张，引发了包括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大程度上的不满情绪。由于文艺、文学在政治文化传播中作为传媒的重要地位，所以文艺、文学领域便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30年代作为权力客体的持不同政治见解的文学群体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出版与言论的自由，无疑是针对国民党的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文化手段而来的。他们的文学主张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权力客体所持的反权力主体的政治意识。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这种政治化趋向具体体现为：第一，30年代文学群体多少在承担着“次级国家组织的团体”的功能，因而都明显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即所有重要文学群体在重大政治文化问题上均对统治者的主体政治文化取对立的或游离的态度；在其政治倾向上各文学群体都多少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每一文学群体内部在重要的文学观念上大体相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追求，或可以说首先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第二，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文化立场，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其间，备受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何种立场上讲话，是论争各方最关注的。第三，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明显受其政治意识的趋导，作家的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们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观照问题的角度。第四，非官方的普遍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造成了某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等等。

所谓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并不处于政治对抗之中，相反，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一定的协调机制，保持着一定的融洽和谐气氛；这种模式明文规定了各种民主程序，但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制常易被人治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些场合下允许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但总是伴随着前者对后者的严格的限制。例如中国50年代直至“文革”时期的状况。在这些年代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被抬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在这种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大致体现为：一，由于政治权威对政治运行过程有相当的控制能力，因而在这样的年代中，文学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征非常明显，任何文学组织都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这一方面使作家的生存等权利有了基本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文学流派、文学社群的自由存在成了问题：从40年代解放区到建国后，诸多文学流派大量消失，仅有“山药蛋派”等个别流派因其最大程度上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契合而得以存在并发展，而各类文学社群组织则几乎都被全国唯一的各级作家协会所取代。二，文学被要求以意识形态工具的身份出现，文学不能自由传播任何非主流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谓的不允许“脱离政治”。这样，作家文学选择的空间就很小，他们要么放弃创作，如有一些在三四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在建国后就选择了辍笔；要么就是自觉担当起这种工具的职责，许多作家作了顺应当时政治文化要求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是顺应得好的，于是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代言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总是因为难以完全顺应而苦恼于找不好自己的位置。三，文学观念的空前一致，即绝大多数文学主张、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本源于对文艺政策而作的种种阐释，或者就是一定政策的直接的传声筒。与之相关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主要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也常常是或从政治上找寻其可肯定之处，或从政治上找寻其该否定之处，而很少顾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愿望。其间，也会出现短暂时期的政治策略性的“松动”，如“百花文艺”时期和1962年“大连会议”前后等，但伴随而来的又常常会是更严格的限制。四，由于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灌输力量，由此形成了相当浓厚的普遍的政治心态和政治风尚，这又直接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并导致了诸多特殊文体的流行。

在20世纪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文学生成、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在这种时期，各种文学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或协调或不协调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势的。当我们回顾20世纪文学的发展时，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文学的政治化趋向几乎是文学发展的主要潮流。文学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其最为显性的文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研究上述年代的文学现象时，首先应关注的也许倒不是纯美学、纯艺术层面的东西。

当然，我们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应该在文学上。在涉及政治文化时，应将其摆到与文学的关系中来加以探讨，即看它对文学的影响程度和在文学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说到底，应该是尽可能地真实地再现20世纪文学所处的政治文化氛围，尽可能地以翔实准确的史料去研究20世纪政治文化制度的运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并由此来认识各派文学的实际反应，以及所采取的不同文学策略，找到20世纪许多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论争、文学派别、范型、文化现象的形成等）的重要依据，达到对20世纪文学的准确把握和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