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摧毁了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家族的社会认同、对于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于儒教的文化认同，使新知识分子发生了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历史。随着革命及新中国的建立，这种危机得到特殊形式的解决。改革开放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现代性 中国 知识分子 身份认同

自从中国现代性发生，传统社会解体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同时也开始了漫长的身份认同的历程。由于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载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历程可以解释现代性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基于三个层面，即对家族(祖先)的社会认同、对国家(皇帝)的政治认同和对儒教(孔子)的文化认同。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基础。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传统民间社会实际上就是家族。传统知识分子不是独立个体，也没有社会活动的空间，而是家族成员，他们没有从家族中分离出来。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在家族中生长，而且在家族中受教育(私塾和家教)，在家族中尽孝，延续家族事业是他们的最基本的职责。如果不能出仕，就做乡绅，为家族服务。如果出仕，是代表家族为国效力，光宗耀祖。将来致仕，就荣归故里，造福桑梓。总之，家族是最后的归宿，不仅在生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意义上都是如此。传统知识分子可以没有国，但不能没有家，在仕途不得意时，往往就回到家族去，从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而所谓归隐，实际上是回归家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是“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而“齐家”是最低要求，是“外王”的基础，最高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国家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之所在。这种“外王”理想不仅仅是一种功利行为，由于它与“内圣”联系起来，因此也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之根是儒教，儒家学说几乎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知识来源，它既是一套道德一政治学说，又是一种信仰体系(所谓“内在的超越”)，没有发生形上与形下、经验与超验的分化，也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准哲学和准宗教。儒家学说不仅论证了“外王”的合法性，而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终极价值。这就是一种“圣化”的境界，它使世俗的活动(齐家、治国)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往往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即“卡里斯玛”，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中国传统社会的“卡里斯玛”是家族(祖宗)——国家(皇帝)——儒教(孔子)三位一体，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这个“卡里斯玛”的信仰者和论证者，同时也在这三个层面上实现了自我认同。

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过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卡里斯玛”解体，传统家族、国家、儒教被摧毁，“圣”沦落为俗。

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家族的解体和家族权威的衰落。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和国内资本的产生，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打破了家族化的自然经济，现代城市兴起，造成农村破产，家族解体。同时，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农村，但不可能再返回农村，而是脱离家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正是由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个性解放、平等自由，首先就是反对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因受到个性主义的冲击而衰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的《雷雨》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共鸣，就在于抨击了旧的家族制度，讴歌了个性解放。家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而且变成了罪恶的渊薮，祖先这个民间的“卡里斯玛”也失去了魔力。知识分子因此脱离了家族的羁绊，获得了人格的独立。

现代性的发生，也摧毁了传统国家，致使君权崩溃。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传统国家日趋衰微，君主权威一落千丈，于是就有变法和革命发生，传统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905年清政府被迫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断绝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联系渠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体，而且也打倒了皇帝这个政治“卡里斯玛”偶像。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就失去了“外王”的理想，也从国家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变成了自由知识分子。

现代性作为现代理性精神，也摧毁了儒教。儒学不仅由于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衰落，而且在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冲击下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批判孔孟之道。儒学是传统的伦理思想体系，缺乏科学精神，因此科学主义乘虚而入；儒学泯灭个体价值，因此被民主自由思想一攻即破。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他们不是私塾中读四书五经出来的旧士子，而是国外或国内洋学堂里培养出来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儒家传统学说变成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对孔子的批判毁灭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卡里斯玛”偶像，使其失去传统思想的约束，获得精神的自由。

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挣脱了传统的襁褓，由圣入俗，具有了独立个体的身份。他们环顾世界，不免感到陌生、焦虑和彷徨，不知道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发生了所谓身份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这是全面的生存危机。正是为了摆脱这三重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寻根。

家族的解体和家族主义的衰微，使新知识分子获得了自由。但是，这也造成了个体生存的危机和社会认同的危机。外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可以走进社会，从事自由职业；而中国的娜拉走出家庭后，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因此，鲁迅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西方的问题)因为传统中国没有市民社会，只有家族即传统民间社会；而由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传统中国的解体并没有立即创造出一个市民社会，没有给新知识分子留下一个足够的生存空间。新知识分子不能回到传统家族中去，又无法在市民社会中立足，难以找到固定职业，于是成为一群社会“流民”。这种生存状况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认同的问题，即知识分子能否融入社会并成为社会的积极成员的问题。显然，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而不能成为积极的建设力量。成为社会流民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依据，它原来是由家族承担的，而现在本应由市民社会来承担，却由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受阻而丧失了。因此就造成了根本的价值危机，孤独的个体无所附丽，价值选择就失去了根据。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的根本原因。

由于缺乏民间社会的生存空间，他们便只能直接介入政治领域。传统士子可以经科举考试进入政治领域，成为国家的工具，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知识分子便丧失了晋身之阶，与国家分离，成为失去依托的孤独个体。虽然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以后国民党政府也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但由于政治的紊乱，就总体而言，还缺乏知识分子从政的正当通道。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发达的公共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团体、政党和舆论工具都受到限制，知识分子没有正常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外王”理想在新知 识分子身上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政治热情受到压抑，于是，他们只能以造反者的身份介入政治，成为革命知识分子。这就是说，传统国家(皇帝)的偶像被摧毁，新知识分子发生了国家认同的危机，他们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分离、相抵触，成为政治的“流民”。而革命既是与国家分离的表现，也是重建新国家以达到与国家融合的努力。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本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专门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或职业的兴趣选择各种学科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落后而难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于是他们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由“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即启蒙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如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胡适由学农学而改学哲学等，其他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更成为职业革命家。在中国，“普遍的知识分子”最后只能是革命家，因为启蒙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很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本来胡适等人抱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表明了对国家的独立性。但仅仅过了数年，思想启蒙就转入政治革命。其中原因除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外，也由于公共社会没有成长起来，启蒙未能收到广泛的社会效果，大众仍然没有觉醒，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急躁情绪，最后很快放弃启蒙而投入革命。而胡适等人虽坚持启蒙，但已经把重心转向当政府的“诤友诤臣”，结果碰壁。

儒教的毁灭，也导致新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文化认同危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现代性的“祛魅”，使文化由圣入俗，引进科学、民主，只是在“用”的层面重建中国文化，忽略了对“体”的层面的引进和重建；而由于传统的“道”的失落和新的“体”的缺失，导致文化的神圣性失落和信仰的缺失。科学、民主可以解决社会变革问题，但不能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和对宗教的批判，都是企图以新的“用”取代传统的“道”、“体”，这不但没有解决终极价值和信仰的缺失问题，反而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文化的接受就隐含着危机。他们的终极追求受到压抑，而科学、民主信念的正当性也缺乏终极的论证。一些留学西方的新知识分子之所以后来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由于引进的西方文化缺乏终极价值，从而导致对新文化的凡俗化的反弹。另一方面，由于新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教育是西方的、现代的，因此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为了启蒙，他们引进西方文化，并激烈地反传统。中国本土文化成了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又远离传统，得不到传统文化的“支援意识”，这就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失根。他们在中西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无所适从，成为文化的“流民”。如鲁迅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深恶痛绝，称之为“吃人的宴席”，主张“别求新声于友邦”，另一方面骨子里又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化极为排斥，写于五四时期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形象(作品中唯一的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就透露出这种潜意识。他由五四时期的西化转为革命时期的反西化，也体现了新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漂流状况。

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身份认同危机，成为“社会流民”、“政治流民”和“文化流民”，就必然产生一种现代性焦虑，这是新知识分子最根本的精神状态。中国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从全民族方面看是怨恨(民族的与阶级的怨恨)，从知识分子方面看则是焦虑，这与知识分子的反思能力和超越追求有关。从表面上看，新知识分子的革命选择是基于现实功利目的——救国救民，与形上追求无关，但实际上更深刻的精神动力是获得终极价值和重建生存家园。现代性焦虑是生存性的危机感，首先是由于脱圣入俗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新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冲击面前，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由得茫然失措。鲁迅是值得研究的典型的个案。他在五四前和五四后都曾经有一段苦闷、彷徨，这不仅仅是由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现代性面前的生存性的焦虑。他对人生有一种深刻的怀疑，潜藏着一种悲观主义的哲学，这种怀疑和悲观几乎终其一生伴随着他，不论是在信仰激进自由主义的五四时期，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时期，这种焦虑都没有完全消除。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掩饰和抹杀这种焦虑。现代性焦虑还表现为知识分子对现代性既渴求又充满疑虑。由于对现代性的渴求，五四时期新知识分子对于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和“主义”采取拿来主义，不管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兼收并蓄，《新青年》和“少年中国学会”都是如此。同时，他们对现代性又充满疑虑，因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脱圣入俗，意味着终极价值的失落，意味着反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接受西方(而且是压迫者)的文化。因此新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也是多变的，这种改变基于对现代性的不信任。如处于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梁启超就曾主张过保皇主义(辛亥革命前)和自由民主主义(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以及保守主义(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也都改信过各种主义，最后才选择了共产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现代性焦虑，才导致新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选择了现代性，五四以后又选择了反现代性，从而使中华民族和知识分子本身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坎坷命运。

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知识分子寻找生存家园的历史。由于家族和家族主义的破产，新知识分子离开家族走向社会；而由于民间社会尚未形成，他们成为无家可归的社会流民。于是新知识分子就投身于革命，在革命队伍中找到了新的“家”。许多新知识分子家境很好，是出于爱国爱民的信念才参加革命的，但找到社会归属感仍然是重要的动机。革命队伍的核心是革命政党，它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党，后者仅仅是世俗的政治组织，党员保留着独立性，而前者则是神圣的“家族”，党员和革命队伍的成员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命，个体完全融入集体，“把一切献给党”；由于党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入党就具有了超世俗的意义，从而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这就是说，在革命队伍里新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社会认同。

由于新知识分子与国家分离，从而失去了“外王”理想，他们就在革命斗争中摧毁旧的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重新获得国家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就是前苏联社会主义提供的样板。革命是新知识分子取得与国家一体化的唯一途径，在革命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从而结束了自己政治流民的历史。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是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世俗的终极价值，达到了“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传统文化的瓦解，导致文化的脱圣入俗，新知识分子丧失了文化认同，成为文化流民。他们不可能向宗教和形上哲学中寻求超越，这是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决定的。于是，新知识分子就开始寻找和重建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前苏联传人的革命理论即东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最高的科学和最先进的意识形态的身份与现代性相衔接，另一方面又以理想主义的品格即共产主义学说重建了革命的“体”和“道”，从而具有了形上的意义。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在1918年11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5卷5号上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引述《泰晤士报》文章的话：“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并指出：“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在与众多的西方现代性思潮的斗争中，特别是与三民主义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能最终取得胜利，它的理想主义品格和终极关怀功能是重要原因。新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且找到了新的信仰，从而获得了文化认同。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新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回应经历了肯定和否定的历史回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与五四时期接受了现代性，导致脱圣入俗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危机。在五四后的革命中，新知识分子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进行了重建社会、国家、文化的努力，并重新获得了自我认同。在建国后，进一步完成和强化了这种反现代性的建构。

在建国后，按照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性质是国家与社会不分，国家对社会生活施行全面控制，包括经济上的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一元化等。这就重新建构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生活世界，知识分子在这个生活世界里完全被同化了，他们也认同了这种存在。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民间社会的存在，家族也被消灭(国民党通过农村破产和城市化有限地消灭了家族，共产党则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彻底地消灭了家族)，取而代之的是“单位”。单位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国家的细胞、人民生活的共同体，它在党政机构的直接领导下，集国家的几乎全部功能于一身，代表国家管理成员的经济生活(生产以及一切社会服务等)、政治生活(通过党组织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监督阶级异己分子)、执行法律(治安保卫甚至有送劳动教养的司法权力等)以及文化生活(工会、青年团、妇联等主要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工人属于工厂，农民属于人民公社，干部属于机关，知识分子属于文化教育等事业单位，就是没有工作的人也有相应单位管理，如学生属于学校，家庭妇女属于街道居民委员会。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社会流民的历史，成为单位的一分子，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单位是国家的细胞，是革命的家庭，知识分子融入单位就得到了归属感、神圣感，产生了一种忘我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单位体制中知识分子获得了社会认同，找到了生存的家园。但是，这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的特性为代价的，他们不再是自由知识分子，而成为单位的属人。

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成为人民中的一部分。同时，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知识获得了“国家干部”的身份，虽然低于党政干部，但高于普通人，而且少数人改造好了还可以入党，转化为党政干部。这样，知识分子就结束了政治流民的身份，获得了政治身份。改造思想是获得这种政治身份的必要途径，为此知识分子也经历了各种磨难，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毕竟获得了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是与共产主义的神圣使命相联系的，因此具有超政治的意义，它成为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最高理想。国外一些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能被“洗脑”，为什么无怨无悔地认同社会主义。他们不明白，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意味着实现了“内圣外王”的使命。

建国后，通过思想改造和学习教育，知识分子实现了由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从而获得了新的信仰。与革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唯一的现实。同样的是，他们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是虔诚的，对自由主义的清洗是彻底的。支撑着他们的除了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外，还有崇高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在儒教和宗教都彻底消失的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给予他们神圣意义的学说。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文化认同，找到了新的文化“卡里斯玛”。

总之，经过长期的追寻，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获得了身份认同，包括社会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这就是以单位(集体主义)——党和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新的“卡里斯玛”。这种身份认同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逆向反应。但历史并没有到此终结，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与新知识分子间也有矛盾，这一切导致它必然发生变革。传统社会主义虽然为新知识分子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但也使他们付出了牺牲知识分子的特性的代价。这种特性就是独立的身份、自由的思想，这是在传统文化解体后本应确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而丧失了。改革开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建设，从而提供了恢复知识分子特性的历史契机。市场经济的兴起，将形成一个民间(市民)社会，并打破人才对单位的依附和国家对人身的全面控制，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获得独立身份，得到新的社会认同。政治改革将推进民主化进程，并形成一个公共社会，从而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生活开辟空间，得到新的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将使文化生活多元化，从而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提供空间，得到新的文化认同。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开始了又一场身份认同，而这是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价值取向上进行的，它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的体认，从而获得真正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