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后发现代性是在假定现代性是一种普泛化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发展性质的情况下，针对并非原发的现代性，也就是受到现代性的影响而兴起的现代性运动而提出的。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语境，它成为文学创作的基点，同时也应该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点。后发现代性在积极跟进现代性这样一个目标的前提下，也有着不同于原发状态的现代性的特性。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

【关键词】 现代性 后发现代性语境 中国文学

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它是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文学所发生的变革的背景，也是影响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坐标。那么如何来认识这种现代性，就成为背景的背景、坐标的坐标，具有研究的出发点层次上的意义。

文学的现代性和社会本身的状况有着密切关联。从欧美发达国家角度看，中国在自工业革命以来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的现代性，其现代性是非常不充分的，也和西方意义的现代性有着差异。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现代性这一维度来切人中国的文学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意识到它的特殊性。这样的现代性不妨称其为后发现代性。它有着时间上的后发属性，更关键的在于，它在性质方面与西方现代性有着差异。而对这种差异的揭示，除了有助于理解和阐释具体文本，同时也应成为我们建构文学研究基本框架的出发点。

一、现代性与后发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研究文学的重要参照坐标。这里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文学描写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关注兴趣和审美追求，当社会和文化的总体已经进入现代性的框架，或者被现代性挪入到它的基本进程之后，那么文学的、审美的意识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进而研究文学的眼光也需要有相应位移才能跟进变化的节奏。

现代性作为一个与时代相关的概念，书写了文学的基本背景。钱中文说：“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规则。”可以说，科学和理性是现代性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它是文学所描写的生活的基本框架，也是作家据以观察和描述的基本坐标。

但是，这样一个坐标并不是明确的，至少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可以有多种不同意义的现代性。在卡林内斯库的著作中，他提出：“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或许还可以说，前面一种现代性基本上就是韦伯意义上的、可以由数字化来代表的现代性；后面一种则是现代主义美学意义上的、充满了叛逆性和标新立异特色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歧义丛生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矛盾。就是一方面它是被设计的，在这一设计中当然就会有一种总体的构想，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提出的关于“现代的构想”包括三方面内容：“按学科自身逻辑和规律建立起的客观的科学、普遍通行的道德和法律，以及自足自律的艺术。”在这种构想中，各个环节都有一种明确目标或指标。另一方面对它的看待则不可能有基本一致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意义上的范式。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是作为一个时间坐标提出来的，它是代表现在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趋势，可是现代性的狂潮席卷了全球，使本来意义上的时间性就也有了空间的属性。具体来说，就包括现代性的原发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

这种差异和背景因素有关。后发地区的现代性进程有着追赶先发地区的目标，也就是说，它以先发现代性的地区作为先生，同时也是作为对手乃至敌人。后发现代性的“后”其实也就有作为前缀的“post－”的意思，它是时间上的后发者，同时也是性质上的继承者和反对者。在这样的态势下，后发的现代性就不只是时间上的后于前者，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异于前者。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对于现代性的积极认同和追赶，它并不是要达成欧美已经达成的现代化的状貌，而是通过这样的追赶之后，可以与欧美抗衡，并有效地保留传统的体制。日本在这一进程中，则是把现代性和日本传统的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这与欧洲在现代性运动中的个人自由发挥，乃至具有个人主义思潮的状况完全不同。同样道理，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带领民众进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当时积极推进伊朗的现代化的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实行了一种在西方看来是非常保守的政教合一的国家管理模式。可是就是这样对于巴列维现代化进程加以否定的转变，也可能与现代性有着关联。有学者指出：“当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并非如亨廷顿所说的是对现代性的反动，而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如果这样的认识不无道理的话，对于后发现代性，就应该在现代性总体状况的审视之外，还要有一种专门的思考，即后发的现代性本身可能具有的一些对于原发现代性的反对因素，也可以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的形态来把握，即现代性内部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周宪曾经表达一个意思：“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他主要是说现代性和现代性所依存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引申一下，那么现代性自身是否也可以就有这样的不和谐因素呢?从后发现代性的表现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

那么，这里在明确现代性作为一个庞大叙事的语境产生作用的前提下，为何单独强调后发现代性呢?从总体看，就在于它是现代性的后发者、继承者和反对者这样的多重属性的杂糅；从细节看，则我们切入到具体的如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就需要有和欧美文学的不同的审视。余虹提出：“正如理解西方‘现代’不得不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一样，理解中国之‘现代’不能不考察中国式政党实践。”如果套用对西方文学的分析方法，可能就和实际状况疏离了。

假如我们把后发现代性作为当今中国文学的基本语境，就需要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即当今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不可以把全球化作为基本语境?其实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并且笔者也曾经撰文论析全球化时代文学的新的定位，不过，全球化可以看成是弥漫全球的总的视野，而对于当今中国文学而言，后发现代性应该算是一个更具体的，也是更亟需面对的议题。我们所见的每一种文化产品，都是在某一地区的文化土壤中生成的，都带有地域文化的痕迹，而在全球化时代，地域特点可能被放大为全球特点。每一文化就其产生渊源而言，都是一种地域文化，不同文化的地区差异，说到底就是各种地域文化的差异。在此系列中，由于全球交往的加剧，其中的某一种地域文化(姑且将它看成是地域文化)被放大为全球文化的代表，而其他类项的地域文化依然只是地域文化。原先它们都只是地域文化时，它们之间互不统属，而在某地域文化被放大为全球文化后，它就成为一个领袖，要率领、支配其他文化了。对于这种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当我们结合到中国文学进行探究时，采取后发的现代性这样一个切人角度可以说明更具体的问题，而且和全球化的视野并不矛盾。

或许还可以这样来认识，现代性问题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整个国家发生重大变化的中心问题。从洋务运动的施行，到政体的演变，到教育制度的改革，到对待国际事件的态度等等，都和中国欲图达成现代性有关，这样的基本态势也辐射到文学领域。而中国的现代性在发生语境上就是一种后发的状态，所以不妨称之为后发现代性。这样一种视角是动态的，它比笼统地说什么全球化更为确切。

二、后发现代性的文学表征

后发现代性作为一个背景事实纳入我们的文学研究视野之后，接下来就可以在此框架中扫描其在文学的具体表现。那么，至少粗略地看，它有着以下几方面的具体的表征。

(一)趣味的移植

文学表达不只是意思的传达，而且也是文学审美趣味的体现。在后发现代性语境下，就有一个趣味的他者化的问题，即文学所传达的不是作者所在的文化的审美趣味，而是外来文化所规定的趣味。朱光潜在对比中西不同的悲剧观念时指出两者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关于悲剧的理解：

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他们不能容忍像伊菲格妮、希波吕托斯或考狄利娅之死这样引起痛感的场面，也不愿触及在他们看来有伤教化的题材。中国观众看见俄狄浦斯成为自己母亲的丈夫、费德尔对继子怀着私情，或阿德美托斯因父母不愿替代自己去死而怨怒，都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快。

朱光潜所说的事实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引起疑虑的只是在于导致所说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人将其归结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的强大影响力，世俗的丑恶和不幸不能得到化解，只能依靠艺术中的“大团圆”结局得到近似的安慰；而西方的宗教情怀可以使人通过终极的宗教关怀而释怀，世俗的丑陋在宗教的关怀之下已经不能使人受到伤害。撇开具体的文化差异的原因不论，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按照中国传统的艺术惯例，不能有结束时悲剧的收场，而西方的悲剧就必须是这种收场。处于后发现代性语境的国人，在“看不懂”的同时，无法简单地放弃这样的艺术欣赏，而只能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习惯，并且以能够接受这种相对于中国人来说属于异类的艺术模式为荣。这里可以见出，趣味移植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文化上的被殖民因素。

(二)视野的跟从

如果说趣味的移植背后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的．话，那么更重要的体现应该算是文学演进视野的跟从。因为，趣味问题还属于感性的层次，上升到理性层次还有可能对此加以摈除，而研究视野本身已经属理性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加以反省的能力的问题。鲁迅曾经就中国小说进行过专门研究，他在小说史著述中体会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十一，故于小说仍不详。”这里是小说史研究的溯源，其关键恐怕不在于外国有小说史，然后中国也依循惯例产生了自己的小说史；真正关键的是中国小说史这样的学科研究本身始于外国学者。我们知道，研究活动中研究者的视野，是决定学科所研究的基本视野的先决条件，外国学者在研究之前对于该学科的基本认识，属于阐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而这个“前理解”又是和相应的文化的和知识的总体结构相关联的，因此，当外国学者在进入到中国文学研究这个特定的领域之后，也就必然地带有他所在文化规定的学术眼光。这样一种眼光如果作为若干可能的视角的话，应该算是增加了我们看待问题的方法、拓宽了视野，可是由于这里的眼光具有先行的意义，也就是成为了我们进行学术工作时的“前理解”，相当于与人交往中的第一印象，于是后来者的工作不自觉地就会以前面的论述作为基点，而这一基点就是建立在别人视野的框架上的。由此产生两种后果，其一，中国文学史所述的文学是中国人自己书写的，体现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化视野，而文学史研究则可能体现的是别人的视野，两种视野之间不重合，如此就会有些文本的内涵被遮蔽或忽略。其二，某种论述基点体现了要体现某种相应的研究的意图，现在基点不是自身创设，也就难以体现我们的整体的意图，至少是难以体现出“研究范式”革新层次上的意图，这样做的学问也就很难达到一流的水平。

(三)根基的缺失

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总是需要一定根基。因为创造性不是因为自身而具有意义，创造性是相对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获得进一步的拓展。如果“已经取得”的只是别人的东西，那么这种“已经取得”就似是而非，作为根基显然就很不牢靠。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高科技资本主义使第三世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社会经济破坏。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同样令人忧虑的文化破坏”。这里高科技其实是相对于原先的那种科技水平而言的，瓦特蒸汽机在今天看来是古董，而在蒸汽时代它却是推动了历史的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成就。西方的工业革命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而工业革命成果转化为经济需求，进而出于盈利目的的输出，也就是西方的殖民化进程也有了几百年历史。在这种持续的变革过程中，后发国家和地区原先的文化已经有相当一些部分被作为需要克服的陋习而清除，而这种清除实际上并没有当地的新的文化动力作为驱动，因此旧的文化退场之后，其实就是以欧美移植过来的文化作为替代了。

这里的症结就在于，文化是需要一定历史作为积淀的，即使是吸收外来的某种文化，也需要假以时日进行消化，这样引进的文化才能够真正融入到民族生活的血液中。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文化改造进程中，原有文化被破坏了，而移植过来的一套文化及它以后的变化都与被引进地区无关，而引进地区在使用这样的看待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时，其实就成了应声虫，在仿佛自己也可以自由表达的形式下，“基本”的思路就“基本”上是按照别人的路径在行进，有些类似于电脑芯片的工作。看起来电脑是进行智能活动，可是电脑的智能是预先设置的。由此，电脑的所谓创造性的工作都可以被纳入到事先设置的范围，电脑不过是充当一个执行者的职能。

(四)问题的退隐

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需要树立一种捕捉问题的意识。这种捕捉就创作而言，主要是针对所处的生活提出值得关注的方面；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则一方面要注意创作中已经体现的问题意识，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文本的状况提出研讨的思路、方法，提出应予思考的焦点，而这一焦点很可能具有比较广泛的启迪价值。但目前的状况是，环顾我们所见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别人提出的理论框架，自己只是在具体材料上作一些补充，而这种补充有时还是不得要领的。

譬如，关于文学的现实主义，我们是在文学要描写社会的意义上来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有诸如列宁对托尔斯泰作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样的比喻作为支撑，因此现实主义就在客观再现生活的意义来理解了。其实在19世纪出现的文学现实主义不只是力图描绘一种真实的生活，它更试图写出在故事中隐含着的历史。巴尔扎克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愿意作为法国社会变革进程中的一位书记官，就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在发生作用。要比较深刻地理解现实主义，需要站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点来反观，就相当于认识历史最好是在历史已经发生之后，从其产生的结果才能更好地认识当时的历史事件的意义一样。西克苏提出．“叙述和历史的关系在最近的文学理论中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对文学史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为重要，那就是文学现代主义对于文学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这里文学的现代主义无疑属于现代性在文学领域中的一个体现，它是作为对此前就存在着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反拨。现代主义普遍认为，所谓现实主义的真实是一种视角之下的所见，这种事实依赖于一定的参照系，从这种参照系看，现实主义是真实客观的；而从另外的角度看，现实主义并不是因为真实客观而在文坛产生作用。杰姆逊指出，“现实主义的力量来自对于一个旧叙事范式的取消。传统的故事中有各种价值观，人们都相信这些故事，并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而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就是要证明现实其实不像这些书所说的那样。这样，现实主义小说家便可以说是改写了旧的故事”。譬如，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力作是《红与黑》，其中主人公于连的生活轨迹是一出个人奋斗的悲剧，我们或许可以说于连的悲剧是对于当时生活的一种真实描写，可是也更可以说，于连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社会赋予他的命运。而通过故事的描写，我们看到了这只是一种幻想。于连的悲剧就在于，他的人生的失败和理想的破灭是完全重合的，如果一个人遭遇到不幸但是理想的光芒还在的话，那就还可以在希望中生活，而于连则连这种理想也一同消失了。

回到问题意识这一话题来说，那就是我们说要对现实主义有一个站在历史角度的认识，就需要有历史的变化作为看待问题的基点，可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文学进程，完全都是西方国家文学的变化过程，后发的现代性国家只是在后面接触和接受这样的变化，因此变化之后的思路的调整就属于跟进而没有自己的主动反思，不能提出问题或造成问题意识的匮乏，单纯跟进的实质就是落后。

以上四个方面并不是对于所有症结的穷举，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还可能有其他的严重的阻碍。同时，以上四个方面之间也不会就是各自独立的、封闭的议题，它们都可以指向一个共同的症结，即在这样一种文学的和文学研究的氛围下，创新性的思想和成果的匮乏。

三、后发现代性作为基轴的研究意义

后发现代性作为一个基本认定，就是它在时间上晚于先发国家和地区，在性质上也有着区别。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既要承认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对于全球所在之处的共同影响力，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并非原发的现代性对于所在国家文学的特殊影响。这样一个认识其实在现代性本身也多少有着蕴涵。柏曼提出：“现代环境贯穿了所有的地理疆界、所有的氏族、所有的阶级与民族，贯穿了所有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就此而言，现代性可以说造成了人类的统一。但这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统一、分裂中的统一：它将我们丢进了恒久解体与更新的漩涡。”这里所谓“分裂中的统一”、“解体”等特性，如果从后发现代性角度看，就会更明显一些。

这样一种从后发现代性来看待中国文学的视点，在研究的思路上属于韦勒克所言的外部批评，它强调外在环境的规定性。韦勒克对此文学研究的路径加以了诟病，他说：“流传极广、盛行各处的种种文学研究的方法都关系到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虽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韦勒克这种批评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它的真理性在于，不能完全把文学和社会挂钩，忽视文学自身的特性；可是这种合理的论述不是没有条件的，那就是一旦以为文学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事实，就不能把文学与相关的社会事实联系起来考虑，那么这种正确性就走向谬误了。文学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对文学的社会意义的考量毕竟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作为后发的现代性，在积极跟进过程中，如果只是跟进而无自己的思考那只不过是鹦鹉学舌，在貌似学到了的人话中其实没有自己的思想；认真反思起来．寻求在跟进中超越应该算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在履行过程中同样可能走火入魔。甘阳和刘小枫在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思考中提出：“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无视现代性的先发和后发的差距，把问题都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弊端，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其实，后发现代性在时间上属于一种跟进，在性质上则是对于现代性的衬托和对话。原发的现代性前面没有样板，一切都是探索和创新；后发现代性以原发的现代性作为榜样，同时也作为一个企图超越的对象和要想制服的敌人。这样，后发现代性就有着从原发现代性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之隐忧》一书中提出了他对现代性的副作用的认识：最初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想的蓝图被描绘出来，可是在现代性已经浮出地表之后，它也有一些可能成为疾患的始料不及的因素。即“第一个担心是关于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第二个涉及在工具主义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第三个是关于自由的丧失”。这样一些方面在后发现代性中不是没有，可是，在原发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性是和自由的诉求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后发现代性则可能在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与对大众传媒的集权操控下，造成一种较之于农业社会更不自由的社会。原发现代性禀持的科学理念是科学技术为全人类的福音，而在后发现代性中，科学技术是别人压制着我们的工具，而我们需要科技上的进步来抵消别人的压制，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带来一种反向的压制。这里的科学技术已经是以工具性价值的面貌出现，它与西方文化中科技的工具理性强调的方面和文艺复兴运动的浪漫性质的想象，与启蒙运动追求的人的精神福祉的诉求相比，基本上就是一种国家化的具体指标，所针对的问题是国家一民族系统而决非个人解放。

后发现代性的存在，以及将其作为一个看待当前文学问题的基本坐标，除了是探求中国近代以降的文学的自身特性的需求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文学除了有反映现实、表达作者情感等功用之外，它其实还是文学所在的那个族群的精神的栖居地，也是该族群的精神纽带，那么后发现代性这样一个坐标，就是刚好把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的普遍性特点和它的特殊性联系起来了。而这样一种精神的栖居地和纽带，不能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它需要人文研究的发掘、整理和深化。印度诗人泰戈尔坚信：“每一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个部分。熄灭任何一盏民族的灯，就意味着剥夺它在世界庆典里的应有位置。”实际上，我们可以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各国民族文学存在的正当性予以论证，指出它们都有对于世界文学、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但是这样的论证也可以不必进行，因为在泰戈尔这里已经明确表达了一个意思：该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可能贡献于他人，贡献于世界，关键还在于这是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个祭坛，当我们都为着社会的各种俗务而忙碌，并且这种忙碌越来越被纳入数字化评价体系的时候，保留每个人心目中的那一片纯净独立的天地，就该是神圣的。自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人本原则，就有尊重个人价值观的这种诉求，任何他人是不应该对这种个人的取舍多加干预的。从这样一个角度看来，作为后发的现代性不只是要积极跟进，而且还需要一份坚守；现代性包括了对于更新的技术与精神的追求，同时现代性也可以就是对于最初的某一初衷的回应，这一初衷不是蕴涵在高新科技和时髦的人文研究里面，而是通过文化传承的已经有了千万年历史的民族无意识。就如同人类已经发明了航空和航天的器具，这些器具在飞行速度上超过了人类所见的所有的鸟类，可是人如同鸟类那样身上长出一对翅膀，似乎总是一种神力的体现，在这种无意识中，复杂的科学道理和高深的理论可能远远不及一种简单原始的信念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