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中国问题”出发建构民族的叙事伦理

汪政：所以，有必要重新估价民族化、大众化文学论争的价值与遗产，有必要重新认识寻根文学的意义。我们当然应该认识到那些讨论中政治的过度介入，急切的功利主义，彼时的时代背景所导致的狭隘的民族情绪，以及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色彩。但是他们对中国经验的关注，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梳理以及在创作上的探索与实践都还是有益的。

傅元峰：汪政提出的种种重估中，民族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事实也提醒我们，在上个世纪初的文化变革中，先行者们在破坏的同时所进行的建设行为，恰恰就是从这个方面着手的。北大民俗学派的创始人中，有很多人同时参与了文学革命。周作人对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地域特色的推重，对儿童文学和文化的倡导，都显示出他的文学建设热情。综观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很少有人能够重视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研究。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文化环境中，他们能够进行非常扎实的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倡导和研究，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现在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这个领域的文学状貌。在一九五○年代上演的儿童歌舞剧《马兰花》，以及当时排演的很多儿童戏剧，发表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存留有很多的文学本质。为什么像李扬这样的人能够孜孜不倦地从《红岩》当中发掘本不存在的现代叙事伦理，而忽略这些在天然文学庇护下的虚弱的诗性生长？这是个悲剧。民间文学现实并不仅仅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有丰富的内容：民刊、民谣、潜在写作、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不是一回事，它也并不天然排斥严肃文学。而它被忽视，只能说明研究者还处在前现代性意味的控制性文学观中，或者，还没有足够的耐心去梳理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化肌理。

贺仲明：毛泽东曾经有一个提问“我们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像他当初设定的那么简单，但这个问题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对任何作家都是一个警醒。确实，你为什么而写作，为自己，为社会，为现在还是为将来。每个人都逃不开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作家的文学态度和文学方向。汪政刚才谈的问题都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像大众化问题，其要点就是关注现实，不关注现实会有大众化吗？这种关注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当然，不同时代情况不一样，也不能简单地模仿前人。但是逃避现实是难以有真正出路的。其实，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有对现实对人类博大的爱，这种爱是他创作成功的前提。

何平：我最近在观察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的问题，依我看，就像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梦想和焦虑。这种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经验。日本政治学家加藤节认为：“对现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中国，一个世纪的时间，有大半个世纪，如加藤节所揭示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极端状态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到世纪中后期的“文革”，政治，而且是极端状态的政治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受制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党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那些所谓“纯艺术”的文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对那些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则多少有所怠慢。这是对过去那种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式的一种反拨。但作为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更冷静一些，应努力避免情绪对其科学评判带来的干扰。因此，当我们面对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平原》这样的作品，“政治”恐怕是作家和批评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经验吧。

贺仲明：毕飞宇和阎连科的这种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强烈的本土经验之上的，这也是他们两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当然，本土经验的内涵很丰富，不是简单的题材或语言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的《钟山》第一期的对话上已经谈过——需要总结的地方很多。我习惯从作家主体方面来思考问题，我觉得作家精神方面的本土化也许是最关键的。

何平：鲁迅在一百年前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以为这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写作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经验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性、人类性的。

张光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再动辄用“××化”的方式表达见解，或者动辄用一种“××化”反对另一种“××化”，已经显的不无浅显和幼稚的色彩了，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加强“××问题”的意识，通过创作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挖掘能力和对中国问题解决的能力。

傅元峰：对，可以说，二十世纪至今的很多珍贵的中国经验还没有被叙述出来。比如“苦难”。中国苦难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的。早期乡土文学、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民族经验、对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变迁的历史重叙、当下面对底层的写作，都不断触及到苦难的主题，但是，我仍然觉得，中国苦难没有真正进入叙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没有进入叙事的中国经验是动态的，它很有可能流逝，并正在不断被后续经验涂改。中国当代写作的处境艰难，文学生态堪忧。但是，其间存有的独特的中国经验是不应该被遗落的。在中国经验的衍生中，现在正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叙述关节点。可惜，当代作家普遍没有这种拾荒的紧迫感。

王晖：在“苦难”之外，我觉得“忧患意识”、“颂歌情结”和“泛政治化”等也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经验”的话，我也把这个词认定为褒贬倾向并不明显的中性。当然，实际上这里的所谓“经验”，我觉得还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应该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中“正”和“负”，或者中间状态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事物。所以，对于“中国经验”，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真地发掘、批判地审视和充分地扬弃。

何言宏：我们都在讨论中国经验的问题，我刚才也说到了中国经验的表层经验和深层经验。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强调书写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时，千万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个体经验的忽略。我以为，中国经验的书写，还是应该以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现在有很多书写底层的文学作品，我们往往肯定了它们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但在同时，我们可能也不满足，其原因，就是个体经验的缺乏。这些作品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不仅很多是表层的，而且也是没有个体经验作为基础的。我这里所说的个体经验，并不是说你是民工，或者说你深入了民工的生活，就一定具有。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想概括一下，中国文学或者说我所期待的现代民族叙事伦理对于中国经验的书写，应该是充分“辨证”的。当然这种“辨证”，还应该体现在美学的层面。

张光芒：言宏提醒我们倡导本土经验要预防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想到的则是关于“本土化”的言说方式本身也潜藏着一种值得警惕的危险，那就是它也可能异化为另一种方式的西方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处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显著的“增势”作用，于是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诸如后殖民批判理论、“第三世界批评”等都有这一特点。这样一来，“本土主义”便成为知识分子作为自我增势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正如徐贲在《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所分析的，“本土知识分子的自我增势的基本策略不是对本土官方的中心地位直接质疑和挑战，而是把官方和他自己放到同样的‘弱势’地位上。但是就在他通过强调另一种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也否认了一切本土中心/边缘关系（官方权力/知识分子关系乃是其中的一种）的实际意义。否认种种本土的中心/边缘关系的现实意义的直接后果就是掩饰它们对人们日常现实生存所造成的种种压迫。这也就决定了本土主义批评在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这就使得这种“本土主义”在试图摆脱西方牵制、反对“臣属”的时候，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确立了西方中心的地位，并使自己陷入了另一种西方霸权和“臣属”境地。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谈话中一致强调的民族叙事伦理的重构，既包括对中国经验的强调，同时也应该体现对“中国问题”之表达方式本身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