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史上的中西之争与国家焦虑

汪政：中国文学在什么时候有了异已的参照的？至少在近代以前还不是非常的明显。此前的文学讨论或争论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进行的，有自己固有的话语方式。但是，随着近代对外交流的扩大，“外国”渐渐变得清晰，不再是一种神话与想象，而在文学领域，自黄遵宪等的诗界革命与林琴南的翻译之后，外国文学便渐成规模地来到中国，而到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基本上一直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下，传统的中国文学不管是从主题还是从题材，不管是从文体还是从语体，都退出了主流，以至文学史家有所谓断裂之说。不过，也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中国的文学就一直处在一种矛盾与尴尬之中，新旧之争、中西之争以及一些相关的话语就没有断过，此起彼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三、四十年代，八十年代以降，是其中的几个大的潮头。总的说来，中国文学界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一方面，似乎很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衔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欢欣，另一方面又很眷恋自己的传统，为自己在世界文学面前的身份迷失而焦虑。

何平：如你所说，迟至十九世纪中期，东西方文学几乎都是在相对自足、独立的文化空间发展着自己。十九世纪中期，这样的彼此隔绝的状况彻底地被打破，文化的彼此交流和吸纳变得日趋普遍和深入，中西文学的对话成为可能。但值得指出的是，相当长的时间，伴随着殖民化的进程，西方文化一直占据着强势文化的位置，因此，所谓的跨文化对话往往是一边倒地向西方学习和借取。在这样的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书写自然面临着存亡断续的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所谓的整体性的国家、民族、代际焦虑和中国经验才显得非常突出。

张光芒：西方文化的强势不仅表现在一边倒地向西方学习和借取，就是竭力赞扬中华文明，也摆脱不了东方边缘性焦虑。以美国华裔文学为例，两位干将汤亭亭、谭恩美以弘扬中华文明的小说《女勇士》、《喜福会》等赢得美国主流文坛的认同。但是，这样的作品获得认同并不表明“中国形象”获得尊重。实际上，且不说美国主流文学对其作品的认同主要是出于对陌生化、异质性叙事效果的兴趣；就作者本身而言，其对母体文明的追溯也是一种西方化的追溯，根本摆脱不了西方文化的深深印痕，以至于其弘扬的所谓中华文明很多时候只是一种西方文化视角中的误读。

贺仲明：国门打开有两种情况，一是主动的，再就是被动的，中国几次打开国门，可能都有形势所迫不得已的因素。十九世纪鸦片战争自不必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内在压力。被动的心态和主动的心头就不一样，焦虑、困惑、矛盾，可能比其他情况要更突出一些。因为你本来并不想打开，没有办法啊，就很难维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中国近现代以来很多问题都与这种心态有关，包括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问题，包括中国社会的道路选择问题等等。

何言宏：诸位所说的中国文学的国家焦虑确实长期存在，但是文学界的国家焦虑实际上是整个民族国家焦虑的特殊体现。我们在考察这一国家焦虑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到其中的复杂性。比如，国家焦虑在清末民初，可能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强国梦”，是关于国家的未来想象，这种未来想象，一直贯穿着整个世纪，至今未绝。然而复杂的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未来想象又是很有差异的。一九四九年，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想象取得了胜利，但是随着历史情势的变化，这一想象仍然在不断获得新的内容。“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民族和我们的文学的国家意识，“国际主义精神”就非常突出。“文革”结束了，“国际主义精神”退缩为“新时期”之初曾被突出强调的“爱国主义”，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很多作品和文学现象中，解读出这一话语甚至因此而产生的话语冲突。而到现在，“大国崛起”，不正是一种新的国家焦虑，或者说，上世纪开始成为问题的国家焦虑，不正是演变为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了吗？我觉得，考察我们的文学，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视角。

傅元峰：文学的国家焦虑和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我倒是觉得，二者之间，区分比认同更有意义。俄苏文学中，文学的国家焦虑和国家意识，更多时候不是同位的，在不同时期，文学都有自我依据，所以这个国度没有出现一个漫长的文学荒芜期。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意识和文学的自我意识存在过多的同构经验，比如在救亡与启蒙的复杂变奏中，文学的国家意识不能作为一种富有自我根据的文化意识，导致文学的载道功能被过分夸大，甚至成为宣传工具。在主流宣传中，文化大国的提法已经有了，但是，这个“国”往往是作为政治边界的“国家”，而不是作为文化和语言疆域的“国家”。所以，在全球化语境中，应该注意，国家的发展策略和文化政策加深了文学的国家焦虑。文学的国家焦虑，不是政治范畴里国家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对其有疏离和反叛冲动。

王晖：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样一个细化的思考：这就是“焦虑”其实是有常态和非常态之分别的。常态的焦虑，人皆有之，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指的就是这个道理。适度的焦虑，往往能够成为励志奋发的推进器， 所谓“知耻而后勇”。非常态的焦虑，无疑是一种病态，是由过度的内虚、自卑、孱弱所表征出的或疑神疑鬼或手足无措或意乱情迷的“焦虑症”或“焦虑过度”。如果我们把“焦虑”看成是人的心理常态的话，文学的焦虑、甚至文学的国家焦虑问题，应当说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具有普泛性，只要有文学的国度、地区和民族，只要这种文学还需要保持独特的个性和前行的力量，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存在。而如果是“焦虑症”或“焦虑过度”，那就有值得一说的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中国一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国家焦虑”因子，是作常态还是做非常态来看待，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当然，对“国家焦虑”这个词的把握和理解在这里很关键，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话语境的对等和一致，不然，我们就将深陷巴比伦塔之中而不能自拔。从各位的发言中，我发现，大家在说“焦虑”的时候，至少是有两个维度的判断的，一是指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发展流变的“焦虑”，一是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理念、文本意蕴及其思潮流派中所渗透、所体现、所描绘出的对国家和民族政治、文化及其社会生活在现代性追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坚守自我、传统与本土，还是放弃进而丧失它们的困惑与“焦虑”。我理解的文学的“国家焦虑”正是后者。

汪政：这里面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恐怕我们今天是来不及一一讨论了。我觉得中国文学的焦虑不是能靠自身的努力所能克服的，也不是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诞生几部“杰作”、得个什么诺贝尔奖就可以熬出头解决问题的，除非你不参与世界的总体进程，除非你封闭自己，比如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好像就没有这种焦虑。中国文学的焦虑是中国焦虑的一部分，不但如此，她还承担着表达中国焦虑的使命，这是她倍感痛苦的地方。这种整体的民族的国家焦虑是历史的，它是一种病毒，不在此时发作，就在彼时发作，不在此地发作，就在彼地发作，因为世界的进程不是整一的，不是同步的，所以焦虑就一直存在，只不过自殖民运动开始，世界范围内民族与国家间的交往与碰撞日益频繁与激烈，这种焦虑也日益突出与自觉而已。五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早期，中国人的这种焦虑感最为强烈，反应也最为强烈，以至到了近乎颠狂的地步，只是到了近几年，才逐渐意识到必须理性地对待与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才有了宏观调控，才有了对经济增长过快的忧虑。但中国文学在绵延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中好像还没有看明白，不但没有弄清楚这是一个国家问题，又没有弄清楚文学问题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时时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观点与尺度去看待文学。于是，在现代文学时期，在八十年代新文学发生以来，总是在模仿，在赶超。

何平：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革命也像政治、经济等一样被纳入到“现代化”的框架去思考，在“转换”和“安置”过程中，自然难免文化之间的生硬的嫁接和楔入。由于恒久、持续的文化积淀和文学的本土传统，当它遭遇到异域文化的压力必然会产生自卫和反弹，记忆与遗忘，以及抵制与反抗。但是就像巴赫金所指出的：“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入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这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别人文化之中，可以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照世界——这些都是理解这一文化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的话，那么理解也只不过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身在时间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了不起的事情……”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虽然针对的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性”场域，遭遇的却是现代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异域”和“本土”、“都市”和“乡村”、“主流”和“边缘”以及“他者”和“自我”等多重声音的纠结和缠绕。

贺仲明：中国现代化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几天都说不完，而且，在目前情况下，很多问题可能是找不到答案的。就文学而言，我觉得逃避现代化的影响，走完全传统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能够逃避商业文化的影响。所以，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也许最迫切的问题还不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问题，而是本土化的问题，是面对现实的问题。

傅元峰：现代化，文化产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这些发展进程的文化定位很关键，它们对应一些文化问题，如现代化中的现代性问题，文化产业化中的文学本质问题，城市化中都市文化的发展问题，全球化中的本土文化资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形成新文明格局中的文化焦虑，而文学的国家焦虑，应该是这种文化焦虑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政体对现代化策略有不同的选择。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需要国家意识、民族意气的极度高扬，所以，中国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对政治共同体进行反思，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文化和文学中的绝对统治力量，使“赶超”在文学影响中成为关键词。即使在一九八○年代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制”的文化心理定势依然存在。在这种态势下，国家、民族主义的文学焦虑，就等同于文学的国家焦虑。而如今，我们想要描述的文学的国家焦虑，意义上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追求，已经逼迫一种特殊的国家意识生发出来，即语言和审美边界大于政体边界。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前中国文学国家焦虑的特殊性，恰恰又可以指认为一种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的普遍性焦虑。

王晖：确实是这样。在当下，东方与西方、本土与舶来、传统与革新、中心与边缘等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对中国文学和其它各国文学进行无情的拷问和缠绕。这是一个全球文学存在普泛性自身焦虑以及表现焦虑的时代。

何言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国家焦虑实际上还是有的。“文革”以后，中国文学国家焦虑的产生主要还是来自于或相对于欧美。五、六十年代，相对的是苏联。当时的作家追随和仰慕的，是苏联文学。大家应该记得丁玲和周立波的斯大林文艺奖金给他们的五、六十年代带来了怎样的荣耀，这一荣耀，是现在韩少功、苏童、余华他们所获得的国外文学奖远难相比的，差不多类似于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了。

张光芒：看来，文学史上的中西之争与国家焦虑一直复杂地纠缠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它们被关注和探讨的内涵各有侧重，而提出或者意识到这类问题的动因与目的也各不相同。“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之争的格局中，提出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口号，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笼罩在政治焦虑的普遍气氛中，而当下的文学则普遍遭遇到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文化矛盾。因此，国家焦虑在今天已经更多地转换为现代性焦虑，各类政治焦虑在根本上综合为一种文化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