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派对柯尔律治、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理论作了广泛介绍与阐发。柯尔律治的智力调谐理论演变为艾略特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的理论；演变为瑞恰慈的强调诗对经验中的兴趣、思想中的对立因素的平衡、组织、管理、有序的能力。叶公超诗学是对艾略特、瑞恰慈知性理论的中国化：提倡“扩大错综的知觉”，提倡“古今错综的意识”，比较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金克木以知性理论评论中国新诗，具有实践的品格。知性理论对卞之琳创作发生了根本变革。卞之琳转向知性的实践使其与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形成了鲜明分界，构成了现代派前后期的分界。

如果说象征与意象这两种诗学方法和范畴在20年代中国诗学已经存在的话，那么，知性这个诗学范畴就纯粹是30年代现代派（以下简称现代派）诗学的专利。1933—1934年对柯尔律治、艾略特与瑞恰慈的知性理论之传播及其异同之研究，让此时的现代派在诗学理论风貌和创作特色上都与前期划了一道界线，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卞之琳向知性的成功转向以及叶公超、金克木、曹葆华在西方知性理论介绍中的跟进，现代派有了一个鲜明的代沟。这就是理论上的叶公超、金克木、曹葆华和创作上的卞之琳，代替了前期理论上的梁宗岱、朱光潜和创作上的戴望舒。30年代知性论的引入及其研究与推广，对40年代中国新诗派的诗学及创作起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一  知性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笔者1992年已经指出过30年代现代派对知性理论的引入问题①，并且论述了现代派的这一美学特征。这一问题近年也成为学界关注的要点之一②。

30年代最早介绍这一理论的是高明译日人阿部知二《英美新兴诗派》③，文章对当时流行的英美现代派的主知特征作了如下描述：“近代派的态度，结果变成了非常主知的。他们以为睿知（Intelligence）正是诗人最应当信任的东西。”“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据着顾立治（通译柯尔律治，SamualTaylorColeridge，1772—1834）、爱仑?坡（EdgarAllanPoe，1806—1849）的系统”，“其特征就在其理论的，主知的，分析的态度，其诗之纯粹性，形式研究的深刻，和超自然的这一点。还有，近代派是作为在这系统之下的法国的诗人把坡尔?伐莱利（通译保罗?瓦莱里，PaulValery）仰作了他们的先辈。”这一介绍当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现代派学者却在向这个方向转向。 随后，知性理论在学院派中成为热潮。这一方面由于30年代初期瑞恰慈来华讲学，一方面也由于清华导师叶公超的提倡，曹葆华、卞之琳都进入了对知性理论的介绍之中。依笔者清理，30年代对知性理论的介绍有如下文献。论文部分：卞之琳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④，《北平晨报?诗与批评》上发有一系列译文。曹葆华化名鲍和译瑞恰慈《诗中的四种意义》⑤，曹葆华译瑞恰慈《诗的经验》⑥，曹葆华译瑞恰慈《论诗的价值》⑦，曹葆华化名霁秋译艾略特《诗与宣传》⑧，曹葆华译瑞恰慈《关于诗中文字的运用》⑨，曹葆华译瑞恰慈《现代诗歌的背景》⑩，曹葆华化名志疑译艾略特《论诗》11，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况》12，冯至《里尔克》13，闻家驷译艾略特《玄理诗与哲理诗》14，周煦良译艾略特《诗与宣传》15，周煦良译艾略特《勃莱克论》16，余生《英国诗：1932—1937—英国通讯》17。专著部分：曹葆华译诸现代主义诗论合集《现代诗论》18，曹葆华译瑞恰慈《科学与诗》19。现代派阐发了哪些知性理论呢?

首先，关于知性的概念。知性即英文Intelligence，可译作智力，聪明，智能；在艾略特那里，有时也写作intellect，可译作智力20。它们的拉丁字源是intellectus。日人阿部知二在《英美新兴诗派》里说“知性”源于柯尔律治，“这种主知的方法论”，“是依据着顾立治（即柯尔律治）”“的系统”。指的是柯尔律治的一个论点，即“好诗不只在于意象。不管意象如何美丽，如何忠实于自然，其本身却不能成为好诗；只有意象受主导的激情控制，或有删繁就简、化暂为久的效果，或诗人受智力统率时，这样的意象才是好诗”。这是柯尔律治评论莎士比亚剧作的标准，后来成为新批评派的一个标准21。在对柯尔律治以后的诗学作探究时，研究新批评理论的学者认为，柯尔律治关于想象能把“不协调的品质调和”的名言广为传播后，导致了后来的倾向新批评的诗学家的发挥。在艾略特和瑞恰慈那里，就有不同思想倾向的发挥。艾略特认为想象能把逻辑上“不相容的经验结合起来”22，瑞恰慈采用中国儒家哲学的“中庸”论作为方法论，认为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sis），因为“一切以美为特征的经验都具有的因素——对抗的冲动所维持的不是两种思想状态，而是一种”23。但笔者认为，卞之琳、曹葆华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叶公超此时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热衷，与新批评理论家们的初衷却大相径庭：中国的知音们主要不是在关心一种批评观念，更不是在关心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产生，他们更关心的是一种新的诗美学的诞生，这种诗美学有别于他们从20年代新月派（卞之琳、叶公超就曾经是新月派诗人）、象征派那里继承下来的象征、意象这两个范畴的诗美学，这种诗美学是一种从根本上反浪漫主义甚至于反象征主义的价值观，这就是知性。特别是在诗人卞之琳那里，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的创作，与对这个诗美学之崛起极不敏感的戴望舒，形成了历史的代沟，也形成了现代派的后期新貌，知性这个概念导致了现代诗学的重要的转向，一是转向客观理性，一是转向综合包容。

其次，在艾略特那里，它变为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客观理性的理论24。这个客观，是主观中的客观，这个理性，是感性中的理性；在瑞恰慈那里，在诗是经验的前提下，强调诗对经验中的兴趣和思想中的对立因素的平衡、组织、管理、有序的能力25。一则，艾略特诗学思想的客观性，即主观中的客观性。这体现在他的诗是经验、避却抒情、非个人化的一系列论述中。这是现代诗与法国象征主义逐渐疏离，开始倾向英美现代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卞之琳与曹葆华等人在1934年先后对艾略特这一思想的介绍，构成了30年代现代派诗学的这一转折。艾略特在中国的至爱叶公超作《学文》主编时，约请卞之琳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并编入《学文》1卷1期（1934年5月1日），在诗界学界加以张扬。曹葆华在主持《北平晨报?诗与批评》时，也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化名志疑译艾略特《论诗》即《传统与个人才能》26。艾略特在这篇著名论文中提出了两个惊世骇俗的观点：“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27在我看来，艾略特的理论逻辑是这样展开的：诗的发展是同人类知识的发展即传统的发展一起发展的，因而诗人的发展也是不断舍弃自我，归附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诗人不断的个性消灭的过程；只有不断地消灭个性才能让诗接近科学；成熟的诗人只在于他的头脑是一个更精细完美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各种经验可以自由形成许多新的组合；经验分成情感和感受，诗可以不用感情而用感受写成，如但丁《神曲?地狱篇》第十五章；因而诗人有的并不是自己的个性，自己只是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把奇特与意想不到的印象和经验结合起来；诗人个人的感情可以是平凡简单的，诗里的感情却必须错综复杂，诗人的职务不在寻求新的感情，而在运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就没有的感情；应该关注诗本身而不是诗人，诗应该非个人化，诗的感情是艺术的表现是非个人的。因而，这个客观就是诗人这个媒介中的客观处理，即主观中的客观。

二  则，艾略特诗学思想的理性，即感性中的理性。这在他的玄学派诗研究中体现为思想的感觉化和想象逻辑的扩张。“玄学诗”（metapllysicalpoetry），是17世纪上半期英国一个诗派。艾略特于1917年写的著名论文《玄学派》归纳了玄学派的几个重要诗学特点：一是“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结合在一起”；二是提炼出“感性的思想，也就是能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的特点；三是“象对玫瑰花的感觉一样”感觉思想；与此相适应，他在分析玄学派表现手法是“扩展一个修辞格”，“使它达到机智所能联想的最大范围”28；最后这一点即卞之琳所理解的艾略特的所谓“大力扩展想象逻辑”的特点29。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的诗学风貌。显然，艾略特的理性，即象对玫瑰花感觉一样去感觉思想的观点、“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也就是感性中的理性。

艾略特的上述思想，都可以在他对柯尔律治那段名言的理解上找到联结点和理论出发点。他的《安德鲁?马韦尔》一文在分析其《忸怩的情人》一诗时，大段引述了柯尔律治关于想象平衡能力的论述：“这种能力……表现在对相反的或不协调的性质能够加以平衡或其相互和谐上面：使同和异，普遍和具体，概念和意象，个别和典型，新奇与新颖感和古老与常见的事物，不平常的感情状态和高度的规律与深沉或强烈的感情……使以上这些对立面统一起来”30。这同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的引述有惊人的相似性：“那种综合的和魔术般的力量，我们把想象这个名称专门用来特指它……显现于对立的或不协和的品质的平衡或调和……新颖鲜明的感觉与古老习见的事物，异乎寻常的感情状态与异乎寻常的条理；始终清醒的判断和稳重的自持力与热忱和深沉的或炽热的感情”31。

这一点，是艾略特与瑞恰慈统一的基点。瑞恰慈思想则基本上是柯尔律治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是30年代知性理论引入的另一个分支。

再次，瑞恰慈诗学思想的综感论、张力论与戏剧化。在瑞恰慈看来，柯尔律治的平衡思想就是相反因素的对立统一，把这个思想引致经验，经验的平衡就成了瑞恰慈整个诗学思想的出发点。在这个基点上，瑞恰慈提出了综感论、张力论和戏剧化。

一  则，在瑞恰慈看来，“诗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什么一种东西?”他认为是“经验”，经验有“次要的一股”即“智力的”；有“主要的一股”即“主动的或情感的”，这是真有作用的，是“兴趣”。“每种经验主要都是摆动到停息的某种兴趣或一团兴趣”。经验就是上述两种力量的作用。诗人想表达的只是“诗歌的整体”，“诗人写作并不是并不像一个科学家。他用这些文字则因为情境所激起的兴趣聚合起来把它们（就是这样）引入他的意识中作为一种工具以整理，管束，和团结整个的经验。经验本身（即横扫过心灵的冲动的潮流）乃是文字的本原与制裁。文字代表这种经验的本身”。在这里，瑞恰慈并不认为智力是诗的主要成份，而恰恰相反，认为它只是次要的成份，诗是智力与情感的统一，其中情感的主动即兴趣是最重要的，这合起来是经验。诗是整理、管束、团结经验的。强调这兴趣的产生发动变化形成新的感觉和冲动的过程，即经验的组织管理的过程32。这一点让他跟艾略特有一点区别，在艾略特看来，诗首先是经验，是逃避抒情的，艾略特的经验带有很强的理性内涵，即传统的、知识的内容，在瑞恰慈看来，这个经验不是智力的，主要是情感的；在《科学与诗》第4章《生命的统制》中，他对这一点有更明确的甚至是反艾略特的说法：“创作一首诗歌的动机是发于心灵的深处。诗人的作风是他组织兴趣时所依据的方法之直接表现。把言词安排得条理分明的惊人的才能，乃是把经验安置得井然有序的惊人才能之一部分。”“这就是说，诗歌不是可以用知识与研究，机巧与设计所能写成的。”瑞恰慈接着论述了博学与研究、制作都不是诗，而只是“像诗”，因为没有诗人的“个性”，“只有真纯的诗歌会给予适当的读者一种反应，这种反应与诗人的经验是同样的热烈，高贵和清朗，诗人因为是经验的驾驭者，因此也是言辞的驾驭者。”33这里第一是直接反对强调音乐的瓦莱里的制作，同时，与强调经验、非个人化的艾略特也划清了界限，反对制作。知性在这里有了两个分端：一个是强调在“组织”、“调和”中更关注个人情感的，一是在“组织”、“调和”中更关注对所有情感的“组织”。后者要深刻得多，也更接近现代诗的创作。前者还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艾略特和瑞恰慈二人，在“对经验的组织”这个问题上统一起来，艾略特和瑞恰慈都同样强调对经验的整理、管理、组织的问题，这个思想源于柯尔律治，二人在柯尔律治那个出发点上和理论基点上得到了统一。

二则，在这个基点上，瑞恰慈提出了他的综感论、张力说和戏剧化理论。.

在《诗与科学》第六章《诗歌与信仰》中，瑞恰慈认为“诗人的职务是使一团经验有着秩序、谐和，并且因而有着自由”34。这一点是瑞恰慈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瑞恰慈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的“综感”（synaesthe-sis）意谓艺术作品所产生的不同冲动的协调，对立情感的和谐；这里强调的是对立中的和谐，即综合感的问题，他在《文学批评原理》里提出的“包容诗”概念（poetryofinclusion）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只有包容诗才使对立的冲动取得平衡，而“对立冲动的平衡是最有价值的审美反应的基础”35。还提出了反讽论的观点，认为“反讽性观照”（ironiccontemplation）是诗歌创作的必要条件，“通常互相干扰、冲突、排斥、互相抵销的方面在诗人手中结合成一个稳定的平衡状态”36。这样一来，瑞恰慈把柯尔律治的思想发挥到极点，同时冲出了柯尔律治把平衡局限在想象的领域的缺点，把它放在整个美的范围内加以立论，这也成为后来30年内新批评“张力”诗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瑞恰慈还提出了戏剧化理念。他认为“具有戏剧结构的诗比我们料想的多得多”37。这个观点与卞之琳后来的创作的戏拟性和非个人化有一定的联系。二现代派对知性理论的接受和变异

正如上文已提到的，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理论对于中国现代诗学来说就成了最前卫的主张，特别是对于还沉醉在象征主义纯诗说里的一些现代派诗学家如梁宗岱，一些从象征主义向超现实主义转变的诗人如戴望舒来说，就成了一个分界的界标。艾略特的上述学说，从两个方面摧毁了现代诗学旧有的价值体系，一个是从郭沫若开始的诗是情绪是个性表现的浪漫主义诗学，一个是诗是音乐是象征的象征主义诗学。它强调感性中的理性、主观中的客观，强调对经验中对立因素的统一和综合、平衡。这直接导致了卞之琳的思想转向，叶公超的理论鼓吹和金克木的主知理论的发表，导致了30年代现代派在1935年最后的转向。

叶公超一方面大力在学生中鼓吹艾略特和瑞恰慈的思想，在清华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形成这种思潮，一方面亲自上阵，为艾略特和瑞恰慈呐喊。在这里，叶公超起到了中国现代诗学转向的精神领袖的作用。

叶公超当时任《学文》主编，他亲自命令卞之琳翻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在其主编的《学文》第1期上。同时，为其研究生赵萝蕤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作序，并对其工作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艾略特“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的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价值呢”38。还为其研究生曹葆华翻译的瑞恰慈的《科学与诗》作序，认为当时的中国“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39。

在这些行动的同时，以“懒”、“公子”著称的叶公超，还亲自写作《爱略特的诗》、《再论爱略特的诗》等论文，评论艾略特和瑞恰慈，这些论文是30年代现代派中极少的知性理论的重头论文。

叶公超的主张是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知性理论的中国化。综合起来看，叶公超的主张有三点，一是提倡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二是提倡一种“古今错综的意识”，三是对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的比较。

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知觉的综感有多种内涵。叶公超引用威廉生的著作《论艾略特的诗》认为，一是指艾略特诗里的用词“是有刺激性而有膨胀的知觉的”、“善于引用旧句来唤起同意识的”，因而对于读者来说，就需要有“自动的思想”、“敏锐的知觉的活动”40。这指的是艾略特诗语的弹性、张力和内涵。二是指用隐喻的意象去暗示其思想和意境，这一点，是叶公超自己的发现。在论述这一点时，叶公超超越了一般论述艾略特诗艺的方法。一般的论述，都以艾略特所谓“客观对应物”（objectivecorrelative）为其特点论述其诗的朦胧性，叶公超认为，“客观的关联物”（即“客观对应物”）是“象征主义早已说过”的“内感与外物的契合”，是“极普通的话”，而艾略特“技术的特色似乎不在这里”，“他的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etaphor（即隐喻）的象征功效。他不但能充分的运用metaphor的衬托的力量，而且能从me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与意境。要彻底的解释爱略特的诗，非分析他的metaphor不可，因为这才是他的独到之处”41。这是对艾略特诗学特色的主要概括。三是对立综合的运用。用叶公超的话来说，叫做“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较，使它们相形之下益加明显”；“这种对较的功用是要产生一种惊奇的反应，打破我们习惯上的知觉，我们从惊奇而转移到新的觉悟上。两样东西在通常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意识中却有异样的、猝然的联想或关系”42。这就是上文所说对“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枷铐在一起”的玄学派方法的提炼，所谓大力扩展修辞格，“使之能达到机智所能联想的最大范围”（disas-sociationofsensibility）43，亦即卞之琳“大力扩展想象逻辑”的特点。同时又有叶公超发掘了艾略特诗学这种方法的陌生化效果，这就让传统的分析方法苍白，体现了叶公超理论上的敏锐感和深刻性。叶公超的这个强调，对于卞之琳的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卞之琳的创作风格的转变，1935年1月卞之琳发表了运用艾略特“大力扩展想象逻辑”这一方法创作的《距离的组织》一诗，正如蓝棣之所感觉的那样，“好像是忽然之间，从1935年开始，卞之琳的声音有了很大的变化”44。

古今综合意识是艾略特诗学的主张之一，叶公超对此可说是激赏：“他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主张以一种代表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志，就是他所谓客观的关连物（objectivecorrelative），再以字句的音乐来响应这意态的潜力（见《EzraPound，hismetricandpoetry》一文）。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溶混为一，要使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各个作家本国整个的文学（此当指西方人而言）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见《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这种技巧可以更简单呼为‘置观念于意象中‘（thepresenceoftheideaintheimage）。同时，因为诗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所以它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45这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一个是古今同一意识，再一个是在古今同一中求得错综暗示。这种思想是前卫还是落后，这在当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叶公超引艾略特自己所谓“政治上是保皇党，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在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的声明和威廉生的古典主义的评价后，坚持认为他是一位“现代的形而上学派的诗人”46，显然，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体现，而是古今同一中对现实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种现代主义情绪。叶公超的感觉是对的。艾略特古今意识错综这一诗学要点，在现代诗学中影响不大。也许同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有关。

第三，是叶公超对艾略特之传统论与宋诗之“夺胎换骨”论的比较。叶公超说“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47。叶公超所说的相似，有三点。一是用事用典。二是以古补今之不足，宋人补后可以“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叶公超认为艾略特是“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48。三是在用中有新意度之，但这一点新之有异，其异在于，宋人是夺胎换骨，艾略特是以旧批新，宋人是继承的，艾略特是批判的。叶公超能将宋诗掉书袋与艾略特传统论比较，是看到其形之一面，但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在工具层面是类似的，但在价值层面是不同的。

叶公超是艾略特在中国最早的知音，其引入的功劳，对现代诗学转向的影响，过去评价是不够的。

如果说叶公超主要是在接受中进行诗学理论的变异，那么金克木就主要是在创作层面上提倡变异。金克木站在知性的角度上评论中国新诗，其创新和应用就具有实践的品格。

金克木化名柯可论新诗的论文《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49被叶公超认为是“近年来论新诗最好的文字”50。这篇论文在现代诗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主智诗”的概念，其基本的思路，是受艾略特、瑞恰慈当时思想启发的结果。金克木主智诗的内涵有四点。第一，主知诗并不是哲理诗，“有时只是平淡无奇的几句话，无不有独特的对人生宇宙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又必然蕴蓄浸润于其诗人”。这个“浸润”中的“见解”，就是感性中的理性了。第二，以智为主，“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把这种感性中的理性客观化。第三，“情智合一”，“一要非逻辑”，“二要同感情”即“最直捷的一拍即合而不容反复的绵密的条理”。这强调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相融，并且这种相融给人的感觉是迫于直觉的。第四，是“难懂的诗”，是多义的综合。金克木的变异在承认了从柯尔律治到艾略特、瑞恰慈的情感理性平衡说的同时，淡化了艾略特的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的理论，淡化了瑞恰慈的张力说、戏剧化理论。金克木“主智诗”说，对传统的哲理诗作了改造，强调了诗的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借鉴了一些瑞恰慈的综感论的思想，强调在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在统一中强调知性因素的增强，这个知性因素，显然主要在思想和智慧，与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因素的内涵有了一些区别。区别在

于，对于张力和想象逻辑的强调不够。相同的在于，理性内涵的增加这一点。这个理性，当然在艾略特、瑞恰慈那里也有思想和智慧的因素。思想和智慧，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是可以被诗人接受和理解的，所以金克木在总结当时的诗歌创作状态时，把这种诗称为三类之一置首评论。的确，金克木这种不太正宗的知性主张在当时的现代派诗作中已经很多，但与卞之琳那种很正宗的借鉴有了很多区别。也许正因为金克木论文的这一点变异，叶公超才会在称赞的同时又有所保留：“正如柯可先生在《新诗》第4期所说：‘一切见景生情感时伤事咏物寄托唱和赠答等诗即使做出也不能算是新诗了‘（除几点外，柯可先生这篇论文是很精确的，我认为是近几年来论新诗最好的文字）”51。这几点，想来与上述淡化而不“精确”有关。叶公超自有叶公超的标准，从他对艾略特的五体投地来看，他作这种推理是很正常的。今天来看，正宗学艾略特的卞之琳成就在其他主智诗之上，也许就是知性本来之用。

现代派的知性理论对卞之琳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如上所述，1935年1月卞之琳《距离的组织》之后，其诗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卞之琳1934年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张曼仪在谈到卞之琳这种变化时认为“从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过渡到其后期诗人瓦雷里及20世纪的英、德象征主义诗歌，卞之琳接触到与自己时代更为相近的声音，受到现代人知性的蛊惑”52。

卞之琳这一时期的诗，都在情感的收敛中展开智慧的思索，同时这种思索进入的思想不是赤裸裸的，而是“玫瑰花的感觉般的”。比如《断章》里的“你”是谁?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的“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的“你”、“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你”，是不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会形成几对关系?这里的“你”和非“你”是什么关系?是情人、是友人?是他人?是人与人?是写的人与人的相对关系，还是写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写人把握不住命运?还是写人把握不住世界?还是写人把握不住他人?还是写人把握不住自己?是不是都有一些?这是不是各种对立思想的错综?时空、主客的错综?是不是综感?是不是非个人?是不是避却抒情?这些知性因素通过各种矛盾的思绪和不相干的意象互相组接到一起，形成一种突兀、尖锐的智慧的魅力，让人久思不已。由于这种思想的收敛和客观对应物的采用，让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致在作者和其友、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之间发生了《圆宝盒》是圆的宝盒还是圆宝的盒的争论和关于《断章》里的“你”的往返讨论53。卞之琳在知性诗的诗歌创作中还特别重视诗的客观性，深得艾略特的三昧，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而用出了‘戏拟‘（parody）。所以，这时期的极大多数诗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54。这在中国现代诗史上也是极少见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创造社、新月派有前后期的分别，但对现代派至今还没有前后期的区别，这种情况现在可以改变了。我以为，1935年1月《距离的组织》的发表，就是这个后期开始的标志。随后的《尺八》（1935.6.19）、《断章》（1935.10）、《寂寞》（1935.10.26）势如洪水，一些诗人也相继裹进这个新潮中，如孙大雨、金克木、废名、徐迟等。如前所述，卞之琳的这番转向知性的实践让他与不是转向知性而是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形成了鲜明分界，当然，他们此时的分别还有一端主张音乐论、格律论如卞之琳、何其芳、孙大雨，一端反对音乐论、格律论如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与此同时，诗学理论上的叶公超、曹葆华、金克木与诗学理论上的施蛰存、梁宗岱、戴望舒、朱光潜，也形成鲜明的分界。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言，他们之间形成了代沟，这个代沟，不是年龄的，而是价值的，区别就在是否承认知性。这正如西方的艾略特与马拉美、庞德的区别一样，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派的后期。这个后期，应该说理论与创作各有特色。这个后期，跟其他流派的后期有异的是，它让后期现代派出现两极分化的特点，即戴望舒与卞之琳的两极共存的现象。关于现代派的前后期分别，也正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发现。

现代派的这个后期，直接开启了40年代“中国新诗”派知性诗的先河，形成了40年代穆旦、袁可嘉、唐、辛笛、杜运燮、郑敏、陈敬容、唐祈、杭约赫的中国新诗派“现实、玄学、雕塑”的新的现代诗风。

注释：

①见曹万生《现代主义影响在诗歌领域里的深入发展》，唐正序、陈厚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②李嫒《知性理论与30年代新诗艺术方向的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③12《现代》第2卷第4期，第5卷第6期。④22《学文》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

⑤⑥⑦⑧⑨⑩1126《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4期，第10、11期，第13期，第14、15期，第14期，第16、17、18、19期，第39期，第39期。1316《新诗》1卷3期，1936年10月。

14《大公报?文艺153期?诗特刊》，1936年5月29日。

1517《新诗》1卷1期，2卷2期。1819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版。

20“在感觉的指尖上摸到智性（intellect）”T.S.Eliot〈Se-lectedEssays〉，1932年版第185页。

21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527页。

233743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53页、第72页，第60页。

24见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玄学派诗人》，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53334见曹葆华译瑞恰慈《科学与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8—39页，第51页。

27曹葆华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现代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2页—123页。

2830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8、22、14页，第37—38页。29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新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31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白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21页。

32曹葆华译瑞恰慈《诗的经验》，《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10、11期。

3536艾?阿?瑞恰慈著、杨白伍译《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8页，第160页。

3842454748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北平晨报?文艺》第13期，《北平晨报》1937年4月5日。

39叶公超《序曹译〈科学与诗〉》，《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0期，《北平晨报》1934年7月23日第13版。404146叶公超《爱略特的诗》，《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1934年4月。

44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49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1卷4期，1937年1月。

5051叶公超《论新诗》，《文学杂志》，1937年5月。

52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53见《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4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