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轨迹：文艺思潮、人学精神、现代性建构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固然可以从精神传承的历史角度加以考察，但是，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反问的口吻所肯定的那样：“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在他们看来，物质生产、人们的社会存在，是决定一切精神生产和精神过程的根本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根本观点，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的分析。

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思想资源和动力类型，西方近代以来的人学精神是不可忽视的。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影响深远而巨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第一次把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人来加以考察，提出了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人学是近现代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在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它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日益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实践力量，对20世纪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便不能够理解整个现代世界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版图。马克思主义人学与西方古典人学、近现代资产阶级人学一道，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人学资源。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亦不容忽视。中国古代人学在悠远的绵延中形成了内敛和自洽式的自循环结构与机制。中国古代人学的根基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首重人伦日用的经验主义、内圣外王的伦理主义、当下直觉的审美主义。通过儒道互补的方式，中国古代人学在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智慧。中国古代人学精神中的“人”可谓“大写的人”，这个“人”并不缺少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缺失的是对个人的肯认，这种肯认在西方的传统中则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在近现代资本主义运动中达到极致。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与过程的能动反映。建国初近30年文艺思潮，其人学精神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这种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适应，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这种现实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强调的是阶级的人，人的阶级性是文艺致力于表现的对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歌颂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这一时期文艺的主要诉求。

从1976年到80年代末期，是各种人文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从文艺政治学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文艺再次充当了政治和思想运动的先锋，成为意识形态聚焦的核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潮价值取向是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服务的，尽管各具体文艺思潮的形态和诉求有别，但其总的思想旨趣则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反思、启蒙和解放成为文学的共同主题。80年代文艺思想领域的启蒙与解放运动无疑是深刻的，它拓展并深化了人们的思维，推动了思想界文化界对当代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暴露了很大局限性，但是，它的意义不能低估。

从1992年到新世纪开端，中国当代文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艺思潮的人学主题前所未有地多元化，呈现出复杂色彩。80年代引领人学思潮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与纯洁高雅的知识力量相比，基于世俗的民间的大众的力量对文艺的牵引力显得更为直接、更加有力。不仅如此，自90年代中期前后，人文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分化的趋势日益加剧。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中国当今文艺人学精神与思潮仍然是中国日益纳入全球化进程和实现现代化的反映，文艺上的波澜折射出来的是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

二、人道主义：合理性与合法性、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

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领域，人道主义文艺思潮论争涉及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异化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种见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人道主义，并且这种人道主义达到了彻底性和先进性。“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中心。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汝信和王若水，他们反对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准确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被长期忽略的人的问题凸显出来。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那种把人道主义作广狭义区分的观点抹杀了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事实。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邢贲思、陆梅林等人。邢贲思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建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认识历史，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摈弃了那种用人的天性作为最高准绳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一个最本质的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显然，这种观点致力于维护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

1984年1月，胡乔木的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对“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作了驳斥，认为这两种论点的要害是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乔木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纠葛作了权威性的剥离。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一个标志，它在形式上终结了80年代人道主义文艺思潮的众声喧哗，但是，对人道主义的思考和讨论无疑影响了中国当代人学思想进程，其中的某些思想观念必然会在社会实践中积淀下来，对此后的文艺现实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文艺创作领域，“人性”问题是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主要问题，对现实主义创作来说更是如此。从1977年底到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开始复苏并取得实绩，为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艺的主导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作为艺术感知的具体方式，现实主义文艺首先对“文革”给“人性”造成的戕害和扭曲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控诉。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艺术画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心灵遭到扭曲和摧残、人格和尊严遭到践踏的艺术形象(如《班主任》《伤痕》等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与80年代前期相比，8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文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文艺观念的冲击，作家艺术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和创作理念以适应新的局面。现实主义创作与人道主义“人学”观念的关系也与80年代前期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对人性问题的思考，主要表现为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人性与兽性、愚昧与觉醒、改革与反改革的对立冲突，那么“新写实”小说则主要描写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新写实小说家对现实人生的认识与把握从世界观高度转向了对个体生存的无奈和“异化”情状的真实观照。对庸常琐碎与无意义的“此在”生活的偏爱，对普通人和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烦恼的关注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的独特视点。

考察“新写实”小说与人道主义人学观念的关系，可以发现80年代末期文艺“人学”之维的重大变化和调整。如果说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以人性、人道主义作为启蒙的一面旗帜，那么80年代末期兴起的“新写实”文学所蕴含的“人学”意味则很难用“人道主义”涵盖。它所张扬的“人学”意味，实际上是在西方新人本主义人文精神的孕育下，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触发下，从中国当代的精神现实中酿造出来的。它虽然带有某种反传统现实主义的倾向，但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新写实小说有着现实主义的明显胎记，它那种面对现实，注重生活画面的逼真和细节的真实，注重写人物故事等，都跟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但是，以往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英雄主义和价值判断是确凿无疑地被消解了。

文艺创作领域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反传统现实主义，都彰显了人的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对于清算非人性、反思人性有着积极意义。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在对待人道主义思想遗产问题上，采取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人道主义，都是发展变化的，其精神内涵必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三、非理性主义：内向化、性本能、解构

非理性主义是中国当代人学文艺思潮的重要表现，它兴盛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国当代文艺的人学精神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文艺精神与市场化运动接驳的关键环节。

非理性主义高度凸显人的非理性价值，把人的本质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人的感性，意志和本能。在非理性主义者眼里，人的非理性更为真实地揭示了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通达这种本真状态不能通过理性逻辑的方法，而只能采取直觉的领悟的方式。叔本华的“生活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海德格尔的“此在”、马尔库塞的“爱欲”等等，实质上都是非理性的生命本体。这种生命本体意味着一种姿态或方式，它可以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大拒绝”，可以是对科技理性的舍弃，可以是保持真实自我的根据，也可以是实现生命力扩张的源泉。总之，非理性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与怀疑。

从主题意向角度看，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文艺主要是摹仿、借鉴和融合了西方新人本主义的“人学”观念，即非理性主义，而非近代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比如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中孤独的个人、人生的虚无与荒诞、敌对的外部世界给人带来的“异化”感等观念，对中国当代作家文艺观的影响是强烈而持久的。

除此而外，新时期文艺对“性”的格外关注，对本能欲望压抑和变态描写的广泛存在，除了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在两性关系上的封建禁锢和这种禁锢的逐渐解除相关外，显然与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潜意识”与性本能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客观地说，新时期现代派文艺和非现代派文艺中广泛存在的“性解放”思潮对解构长期以来形成的加于两性关系之上的神秘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禁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它的肆意泛滥也降低了文艺作品的品位，给人的审美趣味带来了不良影响。

非理性主义与中国当代人学精神的必然联系。80年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意图解构现实主义传统模式，由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意蕴走向现代新人本主义意蕴，由文学他律走向文学自律和文本形式，从而达到一种所谓“文的自觉”。同时它反对传统理性权威，致力于挖掘和展示人性的丑、恶、怪，凸显人的躯体感觉和本能欲望的作用，这些尝试对于打破文艺禁区，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人性的复杂，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人学文艺思潮的问题与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对历史、理性、人性、实践的片面理解基础之上的。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中国变种同样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历史发展表明，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体现了人的主体的力量。理性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即使是非理性主义，也不难看到它的理性本质，即表现为对理性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其次，非理性主义的极端价值取向，如反传统、本能论、内向化，在人学实践中的偏颇更显而易见。第三。尽管非理性主义文艺对“性”的关注和表现对于解放生产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肆意描写和过度展示，在造成国民精神的低俗方面实难辞其咎。

四、市场经济与世俗化：人文精神、历史理性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史走到了分水岭。社会主义改革的挫折引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基础与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意识形态出现了变动与调整。与文艺人学主题密切相关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文艺人学主题的开拓与表现。

90年代以来，有两场比较典型的讨论，集中体现了文艺人学主题与市场经济的龃龉与磨合关系。

第一，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争论。

一种见解认为，中国当下的人文精神已经失落了，人们落入了精神危机。这种失落具有普遍性，不仅存在于文艺创作领域，也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存在于思维着的主体身上。王晓明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张汝伦和陈致和等人认为，人文精神危机不限于文学领域，也不限于中国，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现象。

对立一方对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持乐观态度。王朔称从人文精神立场批评他的人为“假崇高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者”。张颐武等人则从文化关系角度揭露了“人文精神”的虚幻性。

显然，“人文精神失落”的断言，不能看作是一个科学的结论，相反的主张同样也不科学。但是，作为对人文精神状况的一种感知，它们同样都有现实的依据，都是真实的。转型的痛苦在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有不同体现。确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投入到市场的怀抱，也有不少的人文知识分子固守着已有的立场，坚持着自己对文学艺术崇高价值的信念。在后者眼里，文艺与市场的结合是有害的可怕的，这种结合不仅侵害了文艺的高雅本质，而且消解了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断言现在的人文精神状况好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说法，像断言人文精神已经失落的说法一样，都显得过于匆忙。即使是在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文艺和文艺家的道德良心与操守都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在转型期的中国更是一个具有批判张力的现实问题。

第二，关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论争。1999年6月24日，《文艺报》发表陆贵山《铁肩担道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一文，引起了一系列反响。童庆炳以《历史——人文之间的张力》一文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对陆文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后，一些理论工作者纷纷拿起笔来，投入了这场讨论。

陆贵山的观点主要有三：其一，文艺家要有政治良知。其二，文艺工作者要有文化操守。其三，文艺家要有历史理性。

童庆炳认为，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应该站在审美的诗意的立场上说话，而不应站在管理者、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说话。文艺学不应“越界”。两位学者之间的分歧，引发了后续的讨论。其中，陶东风、刘润为等人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视角所作的引申分析进一步深化了这个问题。

这场讨论从时间和广度来看都不及人文精神大讨论，但是，它的论题相对比较集中，深入探讨了文艺家的立场问题，使分歧变得更加明晰。二者的分歧实际表达了现实主义与审美主义、马克思主义人学与西方人文主义人学的分歧。二者立场虽然有别，但都不约而同地主张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某种统一协调状态，而不主张在历史理性人文关怀之间片面地选择一方。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和人学精神，与共和国的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半个多世纪的文艺人学建构，丰富了华夏人文精神内涵，为世界人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文艺要获得昂扬向上的高贵的品格，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精神的象征与火炬，当代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还有许多前人未做的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