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协议扩大了跨国资本家的权力和利润，付出的代价是日益增长的经济不稳定和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尽管有这个现实，新自由主义者仍然宣称自由化，消除壁垒，私有化产生了难以匹敌的好处，他们连篇累牍的宣传让工人阶级相信这些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因此，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总是这样为他们扩大WTO获得如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 (FTAA)等协议的努力辩护，说这是必要的措施确保给世界人民更灿烂的未来，尤其是生活在贫穷中的人们。

比如，WTO 首任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 （Renato Ruggiero）宣称,“世贸组织自由化努力有潜力在下个世纪（21世纪）早期消除全球贫困，这在几十年前还是个乌托邦空想，但是今天成为实实在在的可能性。”1 同样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克莱恩（William Cline）在2005年12月香港召开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前夕发表简短文章指出“如果所有的贸易壁垒都消除，15年时间就可以让大约5亿人脱贫。。世贸组织中现在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多边贸易谈判为国际社会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2

因此，如果我们要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工程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就必须加倍努力赢得思想的战争。赢得这次战斗需要展示新自由主义是推动资本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外衣，而不是表现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社会后果的科学框架。还需要显示资本主义作为国际性的机制破坏了而不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管是第三世界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

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神话：理论上的批判

按照世贸组织及其 FTAA协议之类的支持者的说法，这些机构和协议推动自由贸易为了提高生产率,将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个对贸易的关注隐藏了事实上更加宽广的政治经济议题：跨国公司追求利润机会的扩张和提高。在世贸组织中，这个议题通过一系列的协议来完成，这些协议露骨地限制或者实际上阻止国家对通常理解上根本和贸易没有关系的经济活动上的管理。 比如，《知识产权贸易协定》（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限制了国家的能力否认某些产品的专利权的拒绝（比如活体器官） 或者在相关国家对某些专利产品的使用控制（比如使用必须的认证确保某些关键药品供应）等。它也强迫国家接受专利有效期的快速增长。《投资措施贸易协定》（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限制了国家的权力对外国直接投资(FDI)执行要求的能力，(FDI),包含诸如要求当地参与（劳动力）或者技术转让等。《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强迫国家开放他们的国家服务市场（包括从医疗卫生，教育到公共设施和零售业等）给外来提供者，以及限制国家对这些活动的公共管理。同样的，提议中的《政府采购协议》（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将否认国家在签订采购合同时使用非经济手段的能力，比如劳动力，环境保护等。

这些协议很少在主流媒体上讨论，正是因为它们直接提出了不容易辩护的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支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人更愿意描述帮助坚固它的机构性安排是作为贸易协议，而且根据所谓的自由贸易的优越性辩护的最重要原因。这个辩护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尤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不幸的，不值得的。把他作为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全球化鼓吹者发现鼓励大众接受更宽泛的命题市场决定后果比社会决定后果在任何活动中都优越的观点更加容易些。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具备使用有效的，容易懂的语言揭穿自由贸易优越性神话的批评能力。事实上，这是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加容易的任务。

鼓吹自由贸易的观点一般都是依赖相对优势理论。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1821年提出该理论在他的书《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国家拥有或者能创造不同的相对优势或者贸易是有帮助作用的观点是普遍的误解。实际上，它支持一个非常具体的政策结论：一个国家的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允许没有壁垒的国际市场活动决定相对优势和国家的生产模式。3

李嘉图用两个国家，世界静止模型“证明”他的相对优势理论。其中葡萄牙被认为在葡萄酒和布匹生产上比英国有优势，但是在葡萄酒生产上优越性最大。李嘉图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显示葡萄牙和英国在国际分工中得益，各方都生产相对优势最大，最有竞争力的商品。因此，即使英国的生产率在两种产品上都比不上葡萄牙，自由贸易的逻辑让葡萄牙集中生产葡萄酒，英国生产布匹，两国的贸易让各自获得最大的利益。

主流经济学家虽然继续接受李嘉图理论的基本观点，但是他们发展了这个理论。最重要的是赫克谢尔—奥林（Hecksher-Olin）理论认为因为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受到资源基础的影响，资本缺乏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要素价格均平化理论（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y）认为自由贸易将提升密集使用的因素的价格（第三世界中的非技术劳动力）直到所有的因素价格在全世界达到平等；以及斯托普勒-萨缪森（Stopler-Samuleson）理论认为稀缺因素的收入（富裕国家的劳动力，贫穷国家的资本）在自由贸易中损失最大。所有这些修改都没有挑战李嘉图理论的相对优势的核心观点。实际上它们提供了补充的证据那就是第三世界的工人在自由贸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

像所有理论一样，相对优势理论（以及结论）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上面的，最重要的假设包括下面的内容：

·公司间的竞争完美无缺

·生产要素的充分使用

·劳动力和资本在国内完美的流动，流动不能越过国界

·国家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被生活在国内的人享用，在本地消费

·国家的对外贸易总是平衡的

·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产品的真实（社会）成本

即使简单的看一下这些假设就会发现它们是粗放的，不符合实际的。而且，如果他们不满意，就没有基础接受该理论的结论自由贸易推动国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所有生产要素的充分使用的假设包括劳动力明显就是虚假的。同样有问题的是该理论隐含的重组过程的假定（但是从来没有解释到底是如何做的）因为自由贸易产生的进口导致的失业的工人在出口增长的经济领域很快找到新的工作。实际上，工人（以及生产的其他要素）在另外的使用方面并不是同等有生产力的。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即使他们的重新分配不是足够的快，新解放的经济很可能承受失业率的增加，导致需求的减弱或许造成经济停滞。因此，即使所有生产要素最终充分的使用，很可能转型的成本将大于经济转型带来的贸易中得到的所谓的效率收益。

价格反映社会成本的假设也是有问题的。许多产品市场都是由个别人垄断，许多公司得到政府巨额补贴，足以影响他们的生产和价格决定。许多生产活动产生负面的外在后果（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建立在现有市场价格基础上的贸易专业化将很容易生产总体上低效率的国际经济结构，并导致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

对外贸易保持平衡的假设同样面临挑战。该假设依赖于另外一个假设---汇率是自由浮动的，而且迅速纠正贸易的不平衡。但是汇率很容易受到投机性经济活动的影响，造成汇率的不稳定而不是朝着均衡的方向前进。另外，贸易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汇率的变化很难产生期待的新生产模式。汇率变化在短时间内无法产生必要的贸易调整，进口就得减少（贸易平衡得以恢复）通过强迫性的积累需求减弱，造成经济停滞。

还值得挑战的是资本在国内高度自由流动的假设。这个假设巩固了其他假设，包括充分就业和贸易平衡。如果资本高度自由流动，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政策就产生资本流向非工业化，贸易不平衡，失业，经济危机。总而言之，来自相对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政策建议依赖一系列让人怀疑的假设上面。4

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神话：现实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者常常引用非常复杂的模拟研究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本身是存在严重问题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立在相对优势理论依赖的同样的假设上面。对下面两个非常有名的研究的考察显示依赖这些假设是如何破坏他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的。

2001年布朗等（Drusilla Brown, Alan Deardoff, and Robert Stern）发表了他们的研究，声称世贸组织支持的贸易壁垒消除到2005年将让全球经济总量增加1.9 兆美元。5 他们的研究结果在2001年11月卡塔尔多哈世贸组织谈判之前被广泛刊登在媒体上。

作为其全球经济展望系列的一部分,世界银行也试图预测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利益。2002年在《2002年全球经济展望》中它的结论是“通过降低商品贸易的关税壁垒造成的快速融合将提高增长，在2005–2015年间提供1.5兆美元的额外积累收入给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自由化将提供更大的收益---也许是这个数量的四倍多。结果还显示劳动力在全国收入的比重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得到提高。”6

布朗等和世界银行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可计算的笼统均衡模式的基础上，经济被一套相互连接的市场来限定。当价格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是因为关税的变化）国内产品市场应该调整以重新达到均衡。因为经济本身通过贸易联结在一起，价格变化也被认为产生更复杂的全球性的调整，在新的均衡结果达到以前。就是在这样的模型基础上，这些研究的作者们试图决定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后果。

这个模型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必须提出关于不同市场和不同国家的消费者行为的具体假设，包括他们的调整速度。同时还必须具有详细的全国性投入产出（input-output）表。需要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为了确保他们的模型解决问题，布朗等假定每个贸易自由化的场景都有一个独特的均衡结果。他们还假定有两个输入，在每个国家的国界内都完全自由流动的资本和劳动力。而且，他们假定每个经济体总体积累性支出是充分的，自动调整的，确保所有资源的充分利用。最后，他们还假定浮动的汇率防止关税的变化造成贸易平衡的破坏。

虽然说法不同，这些作者创造了一个模型，其中自由化不会造成或者恶化失业率，资本外流，贸易失衡。多亏了这些假设，如果一个国家取消了贸易限制，市场力量就会很快的，不费力气的鼓励资本流向新的，更有生产力的领域。而且，因为贸易总是平衡的，这个转型将产生一美元的新出口换取一美元的新进口。正如彼得·多曼（Peter Dorman）在对该研究的批评中指出的“当然，工人和政府在这样的世界根本不用担心---如果他们能够容易地在扩张和缩小经济领域间游刃有余的话。”7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也使用可计算的笼统均衡模型在他们的研究中。在〈2002年全球经济展望〉中他们开始预测性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演化的基本的观点，建立在稳定参数的最好猜测上---储蓄，投资，人口增长，贸易和生产力增长。”8 这个基本观点只结合了1997年出现的“全球贸易模式”中的变化，而且用这些最好的猜测来预测2005年到2015年的经济结果。其次，他们假设2005年到2010年所有贸易壁垒取消，每年关税降低六分之一。9 最后，他们比较了自由化情景下的预测结果和来自最初的基本场景下的预测结果来决定自由化的收益。

这个模型努力也依赖几个经不起推敲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上面。其中一个是关税减免不会影响政府赤字，他们仍然保持不变。这个假设声称政府会自动从其他领域获取新的收入来弥补关税损失。另外一个假设是关税减免对贸易平衡没有影响。最后，充分就业的存在。强烈的自由贸易偏见被假设植入到模型的核心，因而确保了亲自由化的结果。

尽管这个偏见足以让人们放弃把这个研究结果作为政策指南的用途的努力，它的结果仍然值得考察有两个原因。第一，所谓的益处并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大，考虑到世界银行对自由化的缺乏根据的鼓吹。第二，世界银行后来的研究显示了更少的好处。在2002年的研究报告里，世界银行的结论是“按静止情况测量，2015年世界收入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比基线情况下增加3550亿 美元。” 10 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整体将获得1840亿美元，或者总体收益的52%。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得到的这1420亿美元收益是来自农业产品自由化的结果。 更加明显的是，其中1140亿美元是来自第三世界将自己的农业领域自由化的结果。 工业产品贸易自由化变成可有可无的小事情。第三世界从工业产品彻底自由化中获得的总收益只是440亿美元。

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些数字，它们当然显示第三世界从世贸组织的协议中得到的利益非常有限。正如马克·维兹伯特（Mark Weisbrot）和迪恩·贝克（Dean Baker）在对这个研究的批评中指出的，“取消富裕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的贸易壁垒---包括农业，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将。。。当这样的改变在2015年完全实施后，增加中低收入国家 GDP的0.6%。这就意味着在萨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这样的贸易安排下在2015年获得的年人均收入不是500美元，而是 503美元。”12 而且，他们还指出世贸组织协议等贸易协议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过这个可怜的收益。

世界银行最近的研究显示自由化的收益更少。《2005年世界经济展望》加入了新的数据让他们能够“抓住1997年到2001年相当程度上的改革(比如，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的继续落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优惠贸易协议的改进。”13 结果，从商品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静止收益总量下降到 2600亿美元（2015年和基线情况相比），第三世界得到了收益只占总量的41%。

虽然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待遇糟糕，许多人仍然不愿意挑战它，因为他们被所谓的支持全球化的学术观点吓怕了。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理论和杜撰的假定上面，有意识地歪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些虚假的玩意儿应该被批判和抛弃。

新自由主义的现实

1980年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特点是低增长，更大的贸易失衡，恶化的社会条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报告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除了中国），平均贸易赤字在1990年高于1970年几乎3个百分点 GDP,而平均年增长率低于2%。”14 而且

这个模式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相似的。在拉丁美洲平均增长率在1990年比1970年代每年降低3%。而作为GDP一部分的贸易赤字一直保持不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赤字在增加。亚洲国家在80年代增长迅速，降低他们的支付赤字，但是在1990年代他们的赤字增加，但是没有取得更快速的经济发展。15

马克·维兹伯特、迪恩·贝克和大卫·罗斯尼克（David Rosnick）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后果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作者指出“和人们普遍的想法相反，过去25年（1980-2005）见证了经济增长的明显减缓，中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人社会进步指标的恶化（和以前的20年相比）16

对于那些反对主流媒体上大肆宣传的国际经济自由化的基本假设的人来说，这个结果并不让人吃惊。活跃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帮助造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非工业化，因此增加他们的进口依赖。因为很容易得到，又很便宜，贸易自由化鼓励奢侈品进口的增加。最后，因为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它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第三世界出口的进口强度。出口收入不能同步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三世界出口的增加和竞争的激烈（由于抵消进口增加的需要）导致出口收入的下降。出口也受到经济增长缓慢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

为了保持贸易增长和经常帐户赤字处于可控制的程度，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担保下，使用严厉的措施（尤其是社会项目的残忍的削减）来减缓经济增长（和进口）。他们也拆除资本市场的限制，将经济活动私有化，放松外来资金的管理规定目的就是吸引外资来抵消存在的赤字。虽然对工人阶级和国家发展不利，这些政策正如设计好了的，是对笼统的跨国资本的利益和少量但是有影响的第三世界资本的利益的回应。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现实。

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

虽然“新自由主义”确实在很多方面抓住了当代资本主义实践和政策的本质，但是在有些很重要的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它特别鼓励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时存在很多的政策选择，新自由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的观点。如果愿意，国家可以拒绝新自由主义，推行更加社会民主的干涉性的政策，就像60年代70年代推行的政策一样。但是，不幸的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新自由主义提出的经济活动的自由化不是一个糟糕的政策选择，而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资本家造成的紧张和矛盾做出的被迫性的结构性反应。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性）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一套政策选择），因此是必须挑战和克服的。主流理论家常常考虑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作为单独的过程。实际上，它们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正如上面指出的，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强迫第三世界国家进入一个支配一切的自由化和管制消除。这个运行机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它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和扩张国际生产网络达到他们的目标，这导致他们对第三世界工业活动的支配，这些活动改变和融合了国界，这种方式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的破坏性更大。

在60年代和70年代，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国家指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用银行贷款补贴贸易赤字。这个模式在80年代早期突然停止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稳定，尤其是美国，造成利率升高和全球性经济萧条。第三世界的借贷成本大幅度增加，出口收入陷入谷底，促成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由于偿还债务出现问题，银行大幅度减少了他们的信贷规模，造成第三世界更加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新的办法推动出口和国际资本的新来源。逐渐的，他们发现以出口为主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外资竞争非常激烈。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改变自己的投资管理规定，大部分的国家就是要创造一个更加自由的，管制更少的，鼓励投资的环境。跨国公司对这些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这些变化的很多都是它们或者它们的政府帮助推动的。在1991-1998年，FDI成为流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净资本的唯一最大来源，占全部资本的34%。17

新技术让跨国公司能够降低许多产品的生产成本，通过分配和地域上的生产过程分割。因此他们利用投资把这些产品劳动密集型的部分转移到第三世界，尤其是生产或者部件组装部分。尤其对于电子和机电产品，服装，服饰，以及某些技术上先进的产品如光学仪器。结果就是建立或者扩大了数不清的垂直分工的国际生产网络，许多扩张到许多不同的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据估计，根据来自一些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建立在垂直分工生产网络的专业化基础上的贸易占据世界出口的30%，在过去的25年中增长了40%。”18

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激烈竞争，跨国公司倾向于把投资集中在少数国家。总体上说，美国资本强调北美(NAFTA),日本资本集中在东亚，欧洲资本集中在中欧。在FDI 竞争中漏掉的国家一般来说被迫严酷地解决自己的贸易和金融问题。那些“赢得”外资的国家通常经历相对迅速的工业化转型。具体的说，它们成为主要的产品出口者，尤其是高技术产品比如晶体管，半导体，电脑，电脑部件，办公机器，电信设备，和电子机械等。

作为这个发展的后果，第三世界占生产出口的份额从70年代和80年代的20%猛增到1990年末期的70%。19 第三世界在世界生产出口中的份额也从1965年的 4.4%增长到了2003年的30.1%。20

主流经济学家说生产出口的增长说明了自由化的好处，因此WTO式的自由化协议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这个观点错误的把FDI 和产品出口当作了经济发展，因此严重歪曲了跨国公司资本积累的运行机制。现实是参与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很少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稳定，或者国家的发展前景。

这个失败有许多的原因。首先，那些成功吸引外资的国家通常是在自由化或者拆除管制的经济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么做的后果往往造成本国进口竞争行业的破坏，失业率上升，进口大幅度增加，工业空洞化。第二，转移到第三世界的活动很少涉及技术和技能转让，或者促进国内工业联动。这就意味着这些活动很少能够推动全国一体的经济发展过程和互动。而且，出口的增长严重依赖进口，因此大大减少了外汇收入的增长。

最后，跨国公司资本积累的过程让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来需求。在有些情况下，这个网络的最重要终点市场就是美国，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美国的能力保持庞大的贸易赤字---一个越来越让人可疑的怪现象。

很少有国家能摆脱这些问题。比如UNCTAD研究了1981-1996“7个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香港（中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南朝鲜，新加坡，中国台湾省和土耳其。这些是最成功的第三世界制造业出口商，但是因为他们的出口活动是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的组织下进行的。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国家发展的收益非常有限。

比如，作为整体的制造业平均附加值仍然连续低于制造品出口在整个阶段的价值，这个比例从1981年的76% 减少到1996年的55%。而且，虽然整体的平均制造品出口占GDP的比例急速增加，平均的制造业价值对GDP的贡献基本没有改变。21 而且，尽管作为整体制造业产品贸易基本保持了大体上的平衡直到19880年末期，但是此后进口就远远快于出口。墨西哥的经历最好的说明了这个增长战略的破产。“在1980到1997年间，墨西哥在世界制造业出口的比例增加了十倍，但是它在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它在世界收入的比例（按美元计算）下降了13%。”22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最新故事

资本主义推动发展的失败不在于它缺少活力。事实上正相反，它活力太强了。通过加速发展和国内国际间新生产和交流的运用，这个运行机制造成了经济财富在国家间的转移，造成不断改变（萎缩）和胜利者和（不断增加的）失败者团体。它掩盖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即使东亚国家也受到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不稳定性的影响，因为1997-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摧毁了过去的“明星国家”比如南朝鲜，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经过迅速的和这些国家保持距离，（他们过去称赞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多数新自由主义者现在急切的拥抱新的冠军---中国23。

按照传统的智慧, 中国成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外资接受国，制造业出口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主要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建立在特权私有企业和国际市场力量基础之上的增长战略。作为对这个新战略的回应，中国的净外国直接投资从1990年的350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606亿美元。外国制造业分公司现在占据了中国整个制造业销售的三分之一。它们也生产这个国家出口的55%，和高科技出口商品的更高的比例。作为这些趋势的后果，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稳定的上升，从1990年的16%增加到了2003年的36%。24 因此，中国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依靠跨国公司控制的出口活动。

外国投资确实把中国改变成为迅速增长的出口平台，同时有相当的国内生产能力。当然，这个增长战略的许多局限性，如本文谈到的，在中国也表现的非常明显。比如，外资控制的出口活动对国家的综合性生产和技术供应网络没有多大贡献。25 而且，因为中国继续失去计划和指导能力，中国的资源越来越多的进入外资生产网络，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中国的自主发展的潜力正在消失。

中国的增长让相对数量较少，但是绝对数量非常惊人的高收入中国人发财致富，他们享受了急剧扩大的消费机会，但是这些好处被大部分人劳动人民受剥削的现实消耗了。比如，中国自由化政策的结果让国有企业在1998到2004年裁员3000万人。由于城市两位数的失业率, 这些从前的国企工人很少能重新再就业。事实上有超过两千一百八十万的工人依靠政府的“平均最低生活补贴”生活。2005年6月，这个补贴等于每月大概19美元，对比一下，城市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大概是165美元。26

虽然新的外资支配的出口生产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工作的大部分工资非常低。美国劳工统计署顾问曾经估计中国工厂的工人平均每个小时赚64美分(包括福利在内)27 在占中国出口生产三分之一的广东，制造业工人的基本工资过去10年里一直没有变化。而且这些工人中很少能够有能力买房子，获得健康卫生待遇，退休金，或教育等。28

中国的经济转型不仅让工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加剧了（也从中获得益处）在其他国家包括东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比如中国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出口的成功迫使其他东亚生产商退出这些市场。出于需要，他们重新定位他们的出口战略，用来生产在中国生产的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的部件的生产。这样一来，整个东亚被结合成一个跨越国界的区域集合体，这么做的过程中，把国家的经济活动和资源从满足国内需求引向满足外来需求。经济活动和资源在跨国公司指导下被组织起来满足区域外出口市场的需要，这些公司的利益在于降低成本，根本不考虑造成的社会和环境后果。29

东亚国家经济危机后的经济缓慢增长和导致整个区域生活水平下降的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提供了强大的证据说明区域经济关系的新安排没有能够推动稳定的长期发展的过程。同时，中国的出口爆炸加剧了日本和美国经济的工业空洞化以及无法持久的美国贸易赤字。

这个积累过程带来的不平衡在某些方面（经济和政治上）可能变得过于巨大，必须采取一些纠正措施。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逻辑不受挑战，人们期待政府管理这个调整过程，改变可能恶化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工人工作条件的政策。新自由主义鼓吹者也应该拥抱这个调整过程作为“发现”下一个成功的故事的手段，又可以引用这个成功者的经验证明市场力量优越性的证据。

我们的挑战

正如上文指出的，用来说明自由贸易/自由市场政策将改变经济活动和关系以便让全球工人阶级收益的观点建立在歪曲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和模拟实验基础上。现实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越来越团结的资本积累跨国区域过程所俘虏。虽然创造了财富，但是参与这个过程的所有国家的工人相互同情承受类似的苦果，包括失业和生活工作条件的恶化。

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社区忙于不断增加的虽然不平衡的，对这个状况的抵制。虽然效果越来越好，这个抵抗仍然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政治上没有焦点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继续提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大意识形态外衣，尽管事实上这个过程被设计和推动都是出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另外一个原因是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倾向于掩盖其破坏性的本质。因此，作为抵抗活动的参与者，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斗争方式要帮助工人阶级更好的理解资本积累过程改变我们生活的本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明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的资本主义根源，以及旨在推动激进的社会改革和国际工人团结的活动的重要性。

原文注释：

1.Quoted in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15.

2.William Cline, “Doha Can Achieve Much More than Skeptics Expect,”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March 2005), 22.

3.Significantly, most neoliberal theorists donot include the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in their argument.

4.Additional discussion of the theoretical weaknesses underlying free-trade theories can be found in Arthur MacEwan, Neo-Liberalism or Democracy: Economic Strategy, Markets, and Alternativ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Zed Press, 1999), chapter 2; Graham Dunkley, The Free Trade Adventure: The WTO, the Uruguay Round and Globalism—A Critique (New York: Zed Press, 2000), chapter 6; and Anwar Shaikh, “The Economic Mythology of Neoliberalism,” in Alfredo Saad-Filho, ed.,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5.Drusilla Brown, Alan Deardoff, & Robert Stern, CGE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Multilateral and Regional Negotiating Options, Discussion Paper 468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Seminar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Papers451-475/r468.pdf.

6.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2), xiii.

7.Peter Dorman, The Free Trade Magic Act, Briefing Paper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1), 2.

8.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1), 166.

9.The restrictions that are eliminated include import tariffs, export subsidies, and domestic production subsidies.

10.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2, 167.

11.This result is largely a reflection of the assumptions of the World Bank model. Because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the third world is protected by relatively high tariffs and assumed inefficient, its liberalization produces the biggest gains for the third world. This view of third worl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gnores all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considerations.

12.Mark Weisbrot & Dean Baker, The Relativ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Briefing Pap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02), 1.

13.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 127.

14.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9), vi.

15.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vi.

16.Mark Weisbrot, Dean Baker, & David Rosnick, The Scorecard on Development: 25 Years of Diminished Progres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05), 1.

17.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2), 103.

18.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63.

19.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51.

20.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5), 131.

21.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77.

22.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80.

23.For a discussion of the rise of China as a neoliberal success story see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 and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2005), especially chapter 1.

24.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 “China and the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Accumulatio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lobal Restructur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orthcoming 2006).

25.Hart-Landsberg & Burkett, “China and the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Accumulation.”

26.China Labor Bulletin, “Subsistence Living for Millions of Former State Workers” (September 7, 2005).

27.Edward Cody, “Workers In China Shed Passivity, Spate of Walkouts Shakes Factorie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7, 2004.

28.For more discussion of the destructiv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state policies on working people as well as their growing resistance to these policies see Hart-Landsberg &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chapter 3.

29.This restructuring is examined in detail in Hart-Landsberg &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chapter 4, and “China and the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Accumulation.”

译自：“Neoliberalism: Myths and Reality” by Martin Hart-Lands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