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探寻其长期低迷的原因，其有信服力的解释有这样几种：1.金融体制的缺陷与泡沫经济的影响，长期以来，日本的融资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在大量中小企业与房地产业的资产泡沫破灭后，形成了巨额的银行不良债权，不良债权的存在从根本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2.企业尤其是国内经济部门的企业效益低下的影响，日本国内企业规模偏小，内部治理结构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创新能力不足，开发新技术提升产业层次缺乏微观基础；3.日本陷阱的出现与宏观政策调控不当的影响。以上解释归根结底都是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三大需求总量不足以拉动经济的进一步解释，本文从总需求的第四大总量—净出口出发，论述日本贸易竞争力的减弱与经济衰退，作为以上三种解释的补充。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其大小由对外贸易乘数所决定，相对于政府支出而言，由于不存在挤出效应，因而其实际效果要大；二是资源配置效应，产业间贸易总是出口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考察，出口的产业或产品构成都是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相对工资率的产品，因而出口的增长可以改善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的增长；三是规模经济效应，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幂函数，企业可以通过出口做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取更大份额谋取垄断利润，从而提高一国国民的净福利，如果该产业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度上高于其它产业，则还可以取得正的社会效应。日本的发展离不开钢材、家用电器、汽车、精密机床等产品的出口，从人口、国土面积、资源、技术等方面来综合考察，日本绝不能算一个大国，能在世界上持续保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没有国外市场的支撑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战略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出口对日本经济具有显性作用，为什么在分析总需求各因素对经济衰退的作用时，会忽视贸易因素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净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太小，其影响可以忽略，（王洛林2001），以1995年为例，日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9.4%，而净出口只占1%，也就是说，消费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拉动GDP增长近0.6个百分点，而净出口需增长60个百分点才能达到同样的作用；第二是“日本神话”的影响，认为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部门高效率依然如旧，竞争力一如既往（袁跃东2001），日本经济虽然衰退了，但贸易竞争力并未削弱。

在总需求各构成因素中，消费一般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在经济衰退时，刺激消费往往成为首选之策。但消费主要受收入、价格等因素的影响，预期的作用相对很小，从长期趋势来看，平均消费倾向一般都很稳定。在个人的一生中，今日的多消费将以明日的少消费为代价，以一国的平均水平来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在总需求的各构成因素中消费是稳定经济而非扭转经济趋势的因素，只有变动不居者才是解释经济转折的关键，政策作用的对象，这也正是凯恩斯看重投资因素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经济中，投资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在1986年11月至1991年5月长达54个月的“平成景气”期间，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就是支撑此次经济高涨的物质基础。同样，对于曾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之策的日本来说，进出口因素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尽管净出口只占日本GDP的1%，但进口毕竟是漏出因素，将其从出口中扣除必然低估偏估出口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正如税收与政府支出对经济的作用相异一样，我们不能将税收从政府支出中扣除，只算政府的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日本2000年上半年第2季度为例，商品与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但如果分开算，则出口的贡献度为+0.6，进口的贡献度为-0.6（注：转引自《2000-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3页。）。

三、日本贸易竞争力下降的直接市场原因

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认为，一国的竞争力指通过管理资产和经济过程、吸引力和扩张力、全球性和就近性以及通过把这些关系整合到经济和社会模型中去创造增加值和由此增加国民财富的能力，贸易竞争力反映了国内经济竞争力在国际上的表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体现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引自《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第一辑）。比较优势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的比较，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同类产业或产品之间竞争上的比较，对于资源贫乏，进出口都较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日本经济而言，贸易竞争力尤其是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尤为重要。

竞争优势建立在技术含量、技术创新以及同类产品的价格上。整个19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对日本的进口亦持续增长，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进行自私的日元贬值，因此日本的贸易还是盈余的，但这种盈余并不代表竞争优势，一旦国际市场形势逆转，其出口即严重受挫，1993-1994年日本由于贸易黑字导致日元升值，立即大大削弱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汽车、家用电器等出口产品可以说是日本的支柱产业，因日元升值出口锐减，仅汽车一项，1993年就下降8.4%（注：转引自车维汉《日本经济周期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第395页。），直接导致1990年代日本衰退的开始。出口指数［等于（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常用来表示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大小，其值在-1至+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产业竞争力越强，反之则反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代表日本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出口指数值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86年的0.48下降到1998年的0.27，软件业的出口指数95年、97年、98年均为-1，（注：转引自白雪洁《“IT革命”与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日本学刊”2001年第3期。）。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所做的调查表明，日本目前企业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是美国企业的1.87倍，中国企业的5.57倍，表明日本的物价水平依然在全世界居高不下，具体说，日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是美国的1.03倍，能源为1.53倍，服务价格为2.73倍，明显高于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相比，日本的工业制成品是中国的2.49倍，服务价格是8.44倍（注：引自《国际金融快讯》，2001年8月6日，第143期。），企业成本高，加之质量差距与别国日益缩小，严重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随着中国以及东亚其它新兴工业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产品再也不像1980年代那样畅销全球，以彩电为例，与中国相比日本彩电的价格/质量指标肯定是高的，近几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国产彩电的日益普及可为明证，尽管仍有一些爱时髦的人偏好日本货，但这样的愚行已不普及，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胜过了一切计量分析。从总体的情况来考察，自1993-1998年，日本的货物出口所增非常有限，从3526.6亿美元增长为3740.4亿美元，而从1995年算起，则从4287.2亿美元降为3740.4亿美元（注：引自《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1996—2000年，日本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下落了1.3个百分点（注：转引自课题组《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

四、日本贸易竞争力下降的结构原因

从根本上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是由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相互作用的结果，提高生产技术，扩大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日本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一贯法宝，而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最具生产技术外在效应的行业，是产业技术提升的火车头。但与美国相比，日本已大大的落后，虽然日本的信息技术起步并不算晚，且一度也有过独创性见解，但日本产业界过于偏爱新高制造技术，在信息技术领域缺乏战略构想，只注重在速度、容量和功能等计算机硬件上赶超美国，对软件技术落后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于在IT领域日本至少比美国落后20年（注：引自《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6期。），加之十年衰退，损害了企业自身的调节能力，日本的企业研究开发支出从1990年到1999年所增非常有限，失去了发展知识经济的先机。与东亚其它国家相比，两者的经济结构差距及产业技术差距也在日益缩小，竞争日趋激烈。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虚幻的亚洲奇迹”一文，认为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奇迹，只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现象，是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和资源投入取得的，并非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自此以后，人云亦云，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持怀疑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怀疑，都把技术水平低，产业层次低作为危机的深层原因，认为在东亚的雁形模式发展过程之中，日本居于雁头地位，在产业的垂直分工上，由日本生产并出口深加工工业品，东亚其他国家生产并出口农副产品和初加工工业品，在生产工序的分工上，日本致力于研究开发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出口中间产品，进口制成品，东亚其他国家则侧重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进口中间产品，出口制成品，由此而形成的产业传递与产业分工格局，由日本居于金字塔的顶层，“四小龙”为中间层，底层为东盟，中国则大体居于中间层与底层之间，在技术上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出口，在市场上则严重依赖对日本中间产品的进口，形成了对日的大量贸易赤字，技术上缺乏创新能力，市场需求上缺乏提升能力（王允贵2001）。

以上分析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客观现实，尤其是克鲁格曼认为靠流汗(perspiration)而非凭创新(inspiration)的经济增长潜力非常有限，这一看法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深思，但东亚各国经济依其在“雁陈行列”中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不能笼统地一笔抹煞，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疑问：第一，既然技术层次低和产业同构化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为什么危机过后，日本经济回升乏力，而“四小龙”与东盟却复升势头强劲；第二，1980年代以后东亚的产业转移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对东亚的直接投资推动的，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与行为方式既受母国国家目标、消费者目标的影响，也受东道国国家目标、消费者目标以及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为实现自己的长期利益，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一般更多的带有当地特征，难道跨国公司行为、当地政府行为以及当地市场特征的影响可以忽略吗？

东亚各国产业转移与分工布局的理论阐释以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论与弗农的产品寿命周期论为基础，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日本来说边际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业的中小企业为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性企业，对外投资应由此开始。弗农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经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的发展，内容逐渐由理论设想而接近于现实，模型由发达国家开发并生产新产品，从国内、国外市场获取垄断利润，当产品在设计和生产方面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后，国内外模仿者纷纷加入，市场竞争加剧利润下降，此时发达国家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发达国家中寻找合适的生产区域，实现产业的转移与分工的调整。这两种理论对解释1970年代以前的国际产业转移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结，在“可持续转移”上受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这样的国家持续创新能力的限制，当跨国公司在贸易与投资一体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时，其理论阐释力则俞益下降。

长期以来，由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而形成的东亚贸易格局，日本确实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东亚其它国家作为加工基地完成劳动密集型的组装过程，向美国出口。对日本而言，组装是劳动密集型，但对东亚新兴工业国而言却是技术密集型，因而这样的产业转移仍提高了整个区域的技术层次。从动态来考察这一技术层次的提升，随着资本的积累，收入小平的提高，教育的日益普及，东亚新兴工业国吸引外资投资于中间产品的生产以及国内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东亚国家也不可能只是关心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是贸易政策的首选目标，出口导向战略代替进口替代战略就是服从这一目标的政策选择，通过减免税等生产扶持手段、出口补贴等激励政策以及关税、配额等进口保护手段，生产成本沿“学习曲线”下降的新产品、新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具有明显社会技术进步效应与扩散效应的产业得到了生产与发展。1980年代中期，“四小龙”通过结构提升就已实现了工业化，并确立了高科技企业领先发展的局面，从而成为东亚地区内部资本、中等技术和中间产品的供应者。

自198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开始角逐东亚市场，从而为技术提升注入了新的机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收入增长迅速，市场容量不断扩张，劳动力成本便宜，兼有就近生产和垂直分工生产的双重区位优势，欧美跨国公司也日益青睐东亚市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场所，中国的巨型市场使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受资国。东道国尽管让出了部分生产市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先进技术代表了跨国公司的迁入优势，通过跨国公司互相之间的竞争，东道国成为技术转移的受惠对象。与当地企业相比，跨国公司要支付由于文化、法律、制度、语言等方面差异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先进技术、管理技能、规模经济以及产品的差异都是弥补成本差异进而获取垄断优势的重要措施。当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难免会有知识外溢，特别是随着需求日益多样化增长，专业化和分工越来越细，中间产品的设计与创新也更加频繁，知识形态的产品不断增加，知识外溢将使技术转移钧旋毂转。为克服这种市场失灵，跨国公司采用垂直型投资与分工，以内部市场取代不完美的外部市场，将知识形态的核心资产通过内部交易由母公司转移到东道国的子公司，甚至将研发机构直接设在子公司，以公司内贸易代替了国际贸易。有人担心跨国公司的垂直型技术转移对东道国没有外在效应，其实只要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尤其是技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与市场需求的增长优势能够保持，就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资金是流动的，但市场是永恒的。而且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国内企业会主动更新技术，提高管理，使新技术扩散到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经济。根据江小娟、冯远(2000)等人的调研，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水平，北京48家跨国公司中全部或部分使用国内空白技术水平的占76.3%，其余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占23.7%。谢洁(1998)用国产化程度衡量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扩散，发现超过93%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有技术扩散行为。

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产业调整过程中，日本在产业升级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输给了美国，在传统产业的技术提升上受到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压力，随着其海外投资的增加，国内产业和雇佣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空洞化”现象，因而其整体竞争力已大受影响。根据刘明兴(2001)等人对日本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平均化的计算结果，自1992年到1997年，日本该指数值从2.03下降到1.96，并且还是在美国经济扩张，对日进口增加，东亚金融危机，日元不断贬值情况下取得的，虽仍具有比较优势，但从趋势上来说，竞争优势在下降，而从1992年到1997年，韩国、中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等多数东亚国家（地区）的指数值都有了较大提高。根据经合发组织的研究，1995年，东亚9国和地区与日本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商品已占出口的40.3%，这与美国、日本、西欧之间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相差无几，日、韩在机械、运输设备等产品的出口结构上非常相似，1998年，双方通过竞争性汇率贬值，都大大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价值（注：转引自黄范章等主编《东亚经济路在何方》，国际文化出版社，第41页。）。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工业化国家受到了很大损失，但受损的主要是财富而非财富的生产力，这也是其经济迅速恢复且竞争力犹存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日本的衰退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问题是衰退的内核，因此尽管日本采取了日元贬值与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并未有明显的起色，相反加大了进口成本，引起了贸易伙伴国的反对，财政赤字增加，利率降低至零，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目前整个亚太区域的结构调整尚未结束，因而引起日本衰退的结构性因素还在发挥作用，日本的贸易竞争力还将继续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十年衰退还衰退得不够，对此日本人要有清醒的认识，世界也不必为之困感，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中等国家，日本创造了经济神话，为世界作出了贡献，也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但地球上自有国家以来，繁荣与衰落总是此起彼伏，回想历史，大不列颠帝国从昔日辉煌的神坛上走下来，英国绅士适应了，世界也适应了，今天日本从经济神话中走出来，也是自然的更替，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