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后进国家寻找发展道路时，外贸无疑是最被关注的一个领域，外贸发展战略甚至是整个经济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发展经济学家在对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确有一些国家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导致经济的腾飞，而同时也有由外贸发展所导致的与经济发展本身背道而驰的“不利的成长”的反例。这说明把出口导向战略看作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都是绝对有利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和简单化的。

一、“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个争论已久的命题

1.传统贸易发动机命题的提出

1937年英国学者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其主要着眼点在于阐述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后来美籍爱莎尼亚学者纳克斯通过分析19世纪英国与新殖民地区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原因后，在20世纪50年代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认为：19世纪的英国（即他所认为的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外贸带动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即他所认为的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外贸起到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关键因素，是中心国家经济增长使得对初级产品需求的扩大，这样，初级产品的生产国即外围国家就成为国际分工格局的受益者，其初级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而高度的出口增长率会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把出口部门的经济增长传递到国内其它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

传统的发动机理论把先进国家描绘成了后进国家的“恩人”。它构成了符合西方偏见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经济关系的框架，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推崇。

2.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的质疑

从发展经济学家中产生的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不但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同它们自身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更着重强调它们的出口增长受制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现代贸易发动机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在1979年12月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就指出：“发达国家控制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环节是贸易，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较快时，它们的进口增长速度也加快，而欠发达国家就出口得多。”他还根据统计得出，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正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增长率所能预测的2／3，不多也不少。

而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主要代表的一些拉丁美洲经济学家从分析贸易条件（指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恶化的角度展开了“中心——外围论”。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心，控制着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外围地带，外围国家只能顺应中心国家的发展，这种依附关系在国际贸易方面则表现为发展中国家贸易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反而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普雷维什还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掠夺。

3.纳克斯的自我否定

对于传统命题的质疑从未停止过。欧文·克拉维斯也曾指出：19世纪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几乎都不是以出口主导型增长为其标志，而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在19世纪倒有过相当大的出口扩展，其规模不亚于一些温带地区国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出口扩展。他认为，应该把贸易扩展形容为成功的经济增长的侍女，而不是经济增长的自主发动机。也有人认为，对于岛国或小国，贸易可能起到发动机的作用，但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外贸对其经济增长一般只起着相当程度的作用，而非发动机的作用。

而丰富和发展了发动机学说的纳克斯本人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他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观点只适用于19世纪英国与新殖民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到了20世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导致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工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转向以重工业为主，生产制造对原材料尤其是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再加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劳务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原材料的需求落后于生产的增加，以及发达国家对工业原材料的节约使用，发达国家农业保护主义蔓延等各种因素造成的，因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通过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而带动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这一观点，基于实际条件的变化，实际上否定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命题。

4.再度流行的发动机理论又面临诘难。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先后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论再度流行。经济学家迈耳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长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利益：（1）出口扩大意味着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资本货物的进口不仅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而且可以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的投资流向越来越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促进生产的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3 ）出口的扩大克服了国内市场狭小的局限性，生产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能力；（4）出口的扩大，特别是加工制成品的扩大，会增加对向出口部门提供物资投入的部门的需求，这些部门转而向其他供给部门增加需求，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不仅带动所有部门的发展，而且会大大地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一点对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尤为重要；（5）出口的不断扩大鼓励外资的流入，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国内投资不足的难题，而且能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普遍缺乏资本的落后国家日益重要；（6 ）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会促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相关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相比传统的贸易发动机理论，迈耳的论述显得更为完善。进入80年代以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家相继效仿日、韩等国，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并且取得成功，成为东南亚经济圈的“四小虎”，然而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导致这一地区出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贸易发动机理论再次面临诘难。

二、贸易发动机的实现条件——从争论中得到的启示

不管是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再度流行的贸易发动机理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孤立地论述对外贸易的作用，忽视了对贸易发动机实现条件的分析。贸易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原理不会变，但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效果如何，则完全取决于发动机的实现条件被满足的程度。

1.稳定的出口市场是贸易发动机启动的外部条件

对于19世纪新殖民地区的国家，国际贸易作为经济成长的发动机，首先依赖于稳定的出口市场，这是发动机启动的条件。新技术革命趋势出现以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呈现减弱的趋势，这就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那种“带动兼控制”的作用强度降低。对于当代发展中国家来说，新发展起来的制造业面临的是激烈的国际竞争，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困难远远超过当年率先工业化的国家冲破自然经济壁垒的困难，传统制成品的生产出口受到发达国家更高科技的竞争优势的压力，大量依靠低工资的生产出口又受到各种贸易壁垒的抵御，而且，整个世界经济并非一直处于繁荣而保持较高需求的，这样出口市场并不是有保证的，这些原因都使得发动机的启动比以往困难得多。

日本及“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战略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从50年代起美国出于政治目的采取的对外政策是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代价的，对东亚各国，美国一直保持其国内市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市场的相对开放状态，另一方面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1950—1974年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也使国际市场保持了长期稳定的需求，东亚各国抓住这一机遇，成功地启动了经济。然而，发展中国家出口相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会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当东盟四国效仿日本及“四小龙”先后加入出口导向行列后，东欧、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加快向出口导向转化的步伐。对东盟四国而言，出口市场越来越没有保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日趋拥挤，这必然会加速东盟四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其出口导向战略遭受重创也就在所难免了。而对于当年获得发展的新殖民地区国家和60年代取得成功的日本、韩国，贸易发动机启动的外部条件是相同的，即保证贸易发展的稳定的出口市场。

2.贸易动力的转换是贸易发动机持续运转的内部动力

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贸易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这样就会合乎逻辑地推出随着这种比较优势带来的边际增长收益下降，贸易增长会逐渐减缓，发动机将无法持续运转的观点。东盟四国便是一个明证，在经历了十来年的出口高速增长期后，出口增长开始下滑，而导致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1996—1997年起国际市场电子产品的过剩，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外贸逆差增加。所以香港有影响的怡富证券公司报告指出“东南亚各国的对外贸易已从经济的推动者变成拖地区后腿的因素”。

建立在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上的贸易增长动力会随着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优势的逐步丧失而减弱，贸易增长到了一定时期就面临着贸易动力转换的问题。贸易增长动力转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比较优势的高级化，即比较优势由自然禀赋上升到技术、管理和营销网络等后天禀赋，二是建立起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实现贸易持续增长的关键是贸易动力的转换，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往往表现出另一种形态：“贫困化”增长，即随着建立在原有比较优势上的出口的增长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事实上是由于贸易增长动力没有随着贸易增长阶段变化而相应转换造成的。

3.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于促进其结构转型

贸易的基础是现行的价格结构，价格结构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结构，但这两个结构只有形成贸易和强化现有分工的功能，而没有使产业结构优化和转换的功能。

从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看，对外贸易的发展应有助于国民经济及贸易结构的转型能力，当这一条件不被满足时，则会付出经济结构僵化，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代价。所以不能为贸易而贸易，发展出口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换能量来自于技术进步、要素积累以及产业政策所造就的优惠的价格条件。在这里贸易动力的转换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内在统一的。

4.资本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结构转型的关键

实现贸易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对于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素积累的核心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在平衡的国际收支上，商品出口的顺差与资本要素流动的逆差是并存的，商品出口实现的国际价值用来“购买”本国短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以及与资本相伴随的技术与管理，而降价出口、亏损出口则不利于出口部门的发展和资本要素的积累。

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仍然是基础。一旦贸易与技术进步两者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那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更大刺激。尽管技术进步不论发生在任何部门对经济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当技术进步发生在出口部门时，它可能会大大提高本国该产品的出口优势，为本国创造一种新的出口产品，扩大贸易利益，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应当特别注重于出口部门和有潜在出口可能的产品上，以形成贸易与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贸易靠技术进步创造更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出口又为技术的进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即资金来源。

如果出口的扩大不能导致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要素的积累，并进而形成出口增长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良性互动关系，出口发动机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而如果出口部门的发展是相对孤立的，或者出口部门是一些低档次的产业部门，而非高附加值、深加工的制造业，那么出口产业对其它产业的带动力就很小，出口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就不会很明显。

总之，作为经济成长的总体来说，出口是诸动力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发动机，外部市场可以利用到何种程度，国家贸易政策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贸易动力的转换，以及贸易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是否形成良性循环，都直接关系到贸易作为经济成长发动机的作用效果。

三、开放还是保护？出口导向还是大国经济？——并非贸易政策的本质所在

提倡“自由贸易”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但是在贸易利益的分割上，先进国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后进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当然不能局限于通过贸易获得的“静态利益”，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目标，贸易的根本目的以及贸易政策的实质必须从这一方面进行探讨。

开放还是保护，实际上只是对外贸易政策表层的东西，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始终面临着国际社会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封闭的发展模式在当今世界也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对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影响，但从长远看，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一国尤其是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处于巨额顺差或巨额逆差的地位。在东南亚国家出口导向模式遭受挫折后，有人提出我国应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进出口平衡，以内需为主的大国经济，然而，在现阶段国内需求低靡的节骨眼上，放弃出口导向对我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原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增大，并不是放弃出口导向的理由，这实际上是原有出口增长动力面临转换的问题，出口导向要看从哪里导，如果出口产业不升级，出口导向仍然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必然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进而表现为“贫困化”增长，所以对于不同的出口产业部门，应有不同的鼓励政策，而且，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持续顺差，普遍的、过度的出口鼓励政策也必然会导致逆差国的不满并引起贸易纠纷。因此要弱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鼓励政策。发展平衡贸易，适度增加进口重要的是看进口什么，增加的进口能否促进出口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所以发展进口贸易，重要的是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服务于出口产业部门。

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希望永远被国际分工打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行列，处于为别人生产箱包、玩具、鞋帽、服装等劳动密集型日用消费品的不利地位，就必须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从长远看，贸易政策的本质是要使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就现阶段而言，主要是促进贸易动力的转换并建立贸易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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