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引擎，其经济波动对全球其他国家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美国经济的走势一直为全世界所关注。按照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划分方法，从1857年到2001年美国共经历了31次经济周期，其中每次周期波动的特点都有所变化。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等指标来看，美国的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稳定，其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其GDP增长率见图1)。”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持续20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或通货膨胀，因此这一时期被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称为“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期。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稳定化的趋势是否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争论，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美国宏观经济学领域非常活跃的研究课题。

总结美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认识美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了“微波化”的趋势(见图2)，因此这种讨论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对近20年来美国这一领域最新的有关文献进行综述，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和比较，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二战前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比较；第二部分评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献，这一时期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大稳定”问题；第三部分从跨国比较、公司等角度进行补充和丰富；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一、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早期研究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美联储主席的Bums(1960)很早已经认识到，二战以后到1959年美国共经历了4次衰退，其衰退的程度比战前温和许多，他乐观地预测美国经济正在稳定化的方向迈进。Bums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促进了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渐提高，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加强；失业保险、退休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可以平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就业结构也在变得稳定，管理人员、工程师、科研人员、财务(金融)等白领行业的就业比重逐渐加大，与制造、建筑和运输等传统行业相比，白领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相对较小；“大萧条”以后建立起来的存款保险制度等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以防止金融恐慌的扩散。与当时经济学界的思潮相一致，Bums重视政府的干预和需求管理政策，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尽管后来70—80年代出现了“滞胀”和数次经济衰退，但是当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们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时候，基本上都认同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周期比二战之前稳定了，即使是扣除战前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特殊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的经济波动也小于1893—1940年。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对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进行解释。

Gordon(1986)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研究的论文集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其中有数篇文献涉及到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与Bums(1960)相似，Gordon在论文集序言中强调政府规模的扩大、逆经济周期的调节政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作用。Taylor(1986)采用当时比较新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方法，认为二战之后的外部冲击比战前减小了，而冲击的扩散机制本身并没有弱化，因此Taylor认为是外部冲击的减小导致了周期的稳定化。这一时期一个争论的话题是工资(价格)粘性问题，随着工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美国的工资(价格)的粘性在战后有所增强，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指出在工资(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名义冲击会造成实际产出的波动，因此工资(价格)粘性是经济波动的一种根源，但是Delong与Lawrence则认为工资(价格)粘性的增强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主要论点是在弹性价格下，实际利率会剧烈波动，因此对实际产出带来冲击。

Zarnowitz(1992)的专著对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原因做出了全面的总结，他分8个类别列出了18种可能的因素，有的因素在Bums(1960)中已经有所提及，有的在当时则是比较新颖的假说：比如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库存投资的波动性降低；公众对国家克服经济衰退的信心有所加强，这种心理预期有利于摆脱衰退；居民需求偏好的稳定性等等。Zarnowitz同时也对过去的一些假说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比如关于政府规模问题，历史上国防开支对于美国克服经济衰退有过重要作用，人们也普遍接受有政府干预的混合经济是二战后50—60年代美国“黄金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沉重而笨拙的“政府之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这种观点转化无疑反映了新兴的理性预期学派、货币主义等学派的主张。此外，Zarnowitz对前人强调的一些因素如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社会保障、就业结构的变化、金融稳定的作用等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从统计

数据上给予了新的支持。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文献

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之后，80年代美国经过努力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的困扰，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历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Weber(1997)提出和研究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McConnell与perez-Quiros(2000)采用统计检验，发现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存在结构突变，突变点发生在1984年第1季度，在突变点之后美国经济波动性显著变小。Kim与Nelson(1999)的计量分析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正是这两篇文献又引发了近期美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稳定化问题的热烈探讨。紧接着，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指出美国GDP季度增长率的标准差从20世纪50年代的1.5%下降到了90年代的0.5%。Stock与Watson(2002)的统计检验也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2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存在突变性下降。

那么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会显著增强？最直观的一个解释是80年代以后没有发生70年代那样严重的石油危机，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好的运气带来的；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有的学者则侧重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问题；有的则强调金融创新的贡献等等，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般来讲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可上述因素从理论上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是哪种因素起了更主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下面分6个方面对有关文献进行评述。

(一)外部冲击的减弱(“运气说”)

主张经济周期稳定化“运气说”的主要有Stock与Watson(2002)、Ahmed与Wilson(2004)以及Blanchard与Simon(2001)等，这些研究一般都采用上文中提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冲击—传导机制分析，把回归模型中的误差项看作是外部冲击。实证结果显示，与20世纪50—70年代相比，80—90年代回归误差项的方差变小了，因此就说明是外部冲击减弱了。Stock与Watson(2002)的分析认为，如果将50—70年代的误差项方差代人80—90年代的回归模型，则80—90年代的波动性会接近50—70年代的水平。他们运用这种反拟法(Counterfactual)证明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的减小造成的，因此主张“运气说”。

向量自回归模型注重数据拟合，它以变量本身的滞后期做解释变量，理论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模型估计出来的误差项往往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冲击。因此正如Dynan等(2005)所指出的，这种分析方法尽管有所帮助，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怀疑。Cecchetti等(2006)指出从现实看外部冲击是否减弱是值得商榷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和亚洲先后发生过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曾经引发巨大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石油价格也出现过剧烈起伏，因此Cecchetti等认为这种“运气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二)信息技术与库存管理改善

美国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信息技术是“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解释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Kahn等(2002)注意到美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有明显下降，但是其销售额波动性并没有下降(或者说是最终需求的波动性并没有下降)，因此认为信息技术和市场预测技术的改进使厂商可以预先应对市场的波动，平滑生产，防止产出的剧烈波动。Kahn等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厂商有一个预

期的存货一销售比例，根据厂商对需求冲击的认知程度分为“低信息”和“高信息”情形，在“高信息”情形下同样的需求冲击可以产生较小的生产波动。

国内学者对于“新经济”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关系也有一些讨论，如宋玉华(2002)、陈继勇和彭斯达(2003)等等，他们指出在新经济条件下，投入要素的知识化使得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管理的网络化和生产组织的柔性化(比如Just-in-time式的库存控制方式)使厂商可以快捷地应对市场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三)产业结构演进与宏观稳定

如果经济结构中波动性小的成分占的比重增大了，就会带来整体经济的稳定。这种关系在早期有所讨论，最近的文献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一定的分歧，如Blanchard与Simon(2001)按照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方法，否认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贡献，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济的稳定。但是Eggers和Ioannides(2006)从直觉上坚持相信产业结构演进对宏观稳定的促进作用，认为过去的文献低估了这种效应。他们按照1位标准产业分类将GDP分为10个产业，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清晰地显示，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高达50%，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波动性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因此有力地证明了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稳定的促进作用。Eggers和Ioannides认为这种结论与GDP的划分方法有很大关系，Blanchard与Simon按照GDP的支出法来划分，但是美国支出法GDP的结构在过去50年里变化并不大，所以很难考察结构变动对经济稳定的影响。

强调产业结构与信息技术的文献得出的结论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是其缺陷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很多计量检验却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波动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突变性下降，渐进的演进很难解释这种突变性下降，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四)货币政策的成功

关于相机抉择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否能够起到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各种经济学流派之间一直存在长期的争论。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承认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政策操作是比较糟糕的，而经济学界普遍对80年代以来沃尔克—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格林斯潘时期，其灵活的调控方式、对央行独立性的坚持、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使其赢得了“世界经济指挥”的赞誉。Clarida等(2002)对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指出在70年代，当预期通货膨胀上升的时候，美联储相对小幅的加息不足以抵消这种预期，从而引起实际利率下降，进一步引起总需求上升和通货膨胀上升，因此这一时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而沃尔克—格林斯潘时期的调控方式则明显不同，联邦基金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反应力度显著加大了，或者说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提高了，同时货币政策的信誉也比以前有所改善。

(五)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稳定

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涉及信用评估技术的改进、消费信贷的普及、信贷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金融管制方面比较著名的有20世纪80年代初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的废除(即Q条款的废除)等等，一些学者研究金融创新对美国宏观稳定的影响，如Dynan等(2005)指出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如消费信贷(或者小企业贷款)的普及，它一方面可以减弱家庭和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从而起到平滑消费和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他们方便地获取资金进行投机，因此理论上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Jermann与Quadrini(2006)强调债权与股权的转换问题，当公司经营不善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售股权来清偿公司债务，如果这个过程非常顺利(或者说交易成本较低)，则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反之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顺畅，则公司被迫变卖资产或解雇工人以缓解债务压力，从而对产出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Jermann与Quadrini认为金融市场的完善使得美国的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债务重组与股权融资更加顺利，从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Jermann与Quadrin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验证。

(六)来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解释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重视微观基础，强调经济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这一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现在已经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典型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进步的随机扰动是经济波动的根本来源，例如Arias等(2006)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就认为全要素生产率(TPP)波动性的下降是美国经济稳定的最主要原因，其贡献率高达50%。Leduc与Sill(2003)通过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中加入能源部门，强调TFP和能源价格稳定这两个因素对美国经济稳定的作用；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有较大贡献，但是对于实际产出波动性的下降贡献不大。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针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争论也从未停止过，关于这一理论的评价可参见龚刚(2004)。

三、基于国别层面和公司角度的研究

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并非只发生在美国，根据Blanchard与Simon(2001)的研究，七国集团中除了日本以外都存在这种趋势，只是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更加典型。因此这一问题可以放在跨国背景下研究。Kraay与Ventura(2001)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从产品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使得他们的产品有更强的市场支配力量，有更低的价格需求弹性，因此发达国家受需求冲击的影响较小；发展中国家则正好相反，他们的传统技术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因此受需求冲击的影响会比较大。从劳动力市场看，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依靠技术程度较高的熟练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比较小，即使需求增加熟练劳动力也不可能过快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供给弹性较大的非熟练劳动力，当市场需求波动的时候，这种劳动力的就业也会大幅度波动。Kraay与Ventura(2001)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验证。此外，Cecchetti等(2006)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性进行了跨国比较，证实金融深化、央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减小增长波动性，而贸易依存度对增长波动性的影响不显著，换言之，经济开放程度对宏观稳定性的影响从经验上看是不确定的。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美国宏观经济周期稳定化的同时各种公司指标的波动性却在加大，如Comin与Philippon(2005)计算表明，公司的销售额、雇员、股本回报率等指标的波动性显著地加大，公司在行业中保持领先地位的时间也比过去显著缩短，这说明公司间的竞争比过去激烈了。那么宏观波动性的下降和公司层面上波动性的上升是否是一种巧合呢？Philippon(2003)建立的理论模型认为，正是公司间竞争的加剧使这两种现象间存在联系。后来Comin与Philippon(2005)的研究进一步给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结论，比如他们证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美国对航空、市政、铁路等行业管制的放松使这些行业的竞争程度显著增加；研发(R&D)密集型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公司指标的波动性也较大；研发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增长的相关程度较低；Comin与Philippon(2005)还发现，在OECD国家中公司层面的波动性和宏观经济波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美国经济周期稳定性的文献，可以看出与早期的研究相比，最新的文献已经基本摆脱了过去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手段被广泛采用。各个派别都试图找出导致美国经济周期稳定化的主导性原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有很多，各种原因之间还可能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确定各种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是很困难的，相信这场争论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通过评述以上文献，可以对美国经济的特点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相信经济周期稳定化是外部冲击减弱带来的，那么当相对温和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新的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美国经济出现剧烈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如果相信产业结构、信息技术、金融创新等因素的作用，那么美国经济周期的稳定化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果将经济周期稳定化归功于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那么无疑对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也表现出的稳定化问题，国内学者亦有所探讨。刘树成(1996)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型转化为“高位—平缓”型，“高位”说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力”增强，“平缓”说明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张立群(2006)将中国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归因于经济短缺现象消失、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三大因素。但是一般来讲，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等有密切关系，中国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周期波动和稳定性与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自有其本身的不同特点，需认真加以研究。

关于中国如何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美国的文献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比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平滑居民收入的波动；积极发展稳定性相对较强的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积极推广信息技术以平滑库存投资波动；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规范和促进公司间的合理竞争；加强货币(财政)政策的调控等等。总之，很多“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有利于解决若干社会问题，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也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