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近二十多年中,中国累计吸引FDI约5 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引进外资国,外资流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深入｡目前,经济学界对FDI的研究汗牛充栋,但研究多集中于FDI在技术､贸易及就业等方面的外溢效应上,对国内资本形成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一国总投资规模的大小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FDI正是发展中东道国国内总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麦迪逊､纳迪里､布鲁顿､罗宾逊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证实了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因此,研究FDI在我国的资本形成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1.资本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斯密早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指出,增加资本投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20世纪50年代的哈—多模型也认为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就是资本积累率｡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建立“起飞模型”,认为人类社会实现经济“起飞”的首个先决条件就是积累率要达到10%以上,并特别强调“增长必须以利润不断重新投资为条件”,而资本投入不足在发展中国家是个普遍现象｡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不断向技术要素､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转变､深入,但资本要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仍毋庸置疑｡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形成的多少决定着发展水平的高低,资本规模的大小成为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因素｡

2.在FDI流入与东道国国内资本形成之间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提出,发展中国家要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就必须大规模增加资本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引入FDI可以扩大国内投资规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有效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6)创立了“两缺口”理论,指出若发展中国家能成功利用外资便可逐渐克服储蓄､外汇和技术的约束,增加国民总储蓄和总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近来,国外研究大多利用计量模型对FDI与东道国国内资本形成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以期通过实际数据得到更有力的结论:

Reisen(英国)于1996年对东亚和拉美国家吸收FDI进行实证的比较分析,发现进入东亚的FDI以新设投资方式为主?结果扩大了东道国的投资规模?而FDI进入拉美国家却以并购投资为主?结果虽盘活了东道国的资本存量?但却没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Luiz R. de Mello(法国)在1999年对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横截面分析,认为FDI作为国内资本的补充,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经济学家业已获得大量卓越的研究成果

Kueh(1992)讨论了FDI对中国沿海开放地区国内投资､工业产出和出口的影响,发现FDI对总资本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王小鲁和樊纲(2000)从FDI对我国资本形成和GDP增长的贡献进行计算后发现,FDI对我国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朱劲松(2001)用Fry(1995)建立的模型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有助于我国当年的国内资本形成?但与下一年度的国内资本形成有较高的负相关性｡

魏后凯(2002)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外商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1985—1999年间,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通过增加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和创造就业等途径,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实证分析

1.确立分析模型

判断FDI对我国资本形成的影响,需先构建一个社会总资本模型｡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社会总资本全部来源于国内储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社会总资本亦包括他国在东道国的储蓄,这里仅考虑以FDI为来源的外国资本｡因此?可以认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总资本CAP等于国内储蓄SAV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之和,即:CAP=SAV+FDI｡

在下面的分析中,本文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记为ca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指标来考察我国资本形成状况;选用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记为sav)来反映国内储蓄状况,作为解释变量一;选用实际利用总值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记为fdi)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状况,作为解释变量二,fdi数值用同时期相应的汇率进行调整｡为减小数据波动过大对计量分析的不良影响,取原序列的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cap､lnfdi､lnsav｡

2.Granger因果检验

上图显示LNCAP､LNSAV､LNFDI存在某种长期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统计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须进行计量检验｡Granger(198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将是无效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下:

表1显示lnfdi和lnsav都是lncap的Granger原因｡

3.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可能出现伪回归,因此,在建模前须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

由表2可知,变量均为非平稳的二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协整分析｡

4.协整分析

最早给出协整定义的是Granger(1981)和Engle(1987)｡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应用E-G两步法建立方程如下:

lncap=5.531832+0.142264lnfdi+0.448620lnsav　(1)

(8.086131)(2.316500)　　(6.104523)

[0.0313]　[0.0053]　　　[0.0005]

A-R2=0.963525　　DW=1.201380

F=119.8721　　P=0.000004

(方程下面圆括号内是t统计量的值,方括号内是t检验的相伴概率值,下同｡)

对上面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的ADF值为-3.899172,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为-4.4613,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为-2.2695｡表明估计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即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

5.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协整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的,这种调整过程就是误差校正机制｡

把长期均衡误差ecm作为短期波动的修正项引入到动态方程,用OLS法估计,即可得到我国资本形成的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项的值已在协整回归模型中得到,即残差序列｡建立ECM模型如下:

dlncap=0.109086+0.699577dlncap(-1)+0.316827dlnfdi-0.416969

(3.325698)　(4.123698)　　　　(3.545698)　　(-1.212548)

[0.0014]　　[0.0215]　　　　　[0.0007]　　　[0.0519]

dlnsav-0.650372ecm(-1)　　　(2)

　　　　(-3.32365877)

[0.0021]

A-R2=0.901806　　DW=2.123161

F=122.35430　　P=0.000002

从各项统计检验数据可知,方程具有合理的统计意义?而且模拟优度很高?达到90.18%｡

四、结论及启示

从资本形成的长期协整方程来看,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0.142264百分点;反之FDI每减少1个百分点,就可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少0.142264个百分点｡储蓄总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促使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448620个百分点,反之亦然｡从长期均衡来看?储蓄对资本形成的影响比FDI的影响要大｡

从资本形成的误差校正方程来看?资本形成的波动与滞后一期的资本形成的波动呈正向关系｡短期内FDI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动0.316827个百分点的资本形成增加,这一数值大于长期方程中的0.142264,说明短期FDI的波动比长期FDI的波动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作用大?市场还存在着一定的不成熟性｡而短期内储蓄的波动都对资本形成的波动呈负向关系?短期内储蓄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资本形成将减少0.416969个百分点｡误差校正模型统计检验和参数稳定性检验都通过?说明模型是可行的､稳定的,肯定了误差校正模型的建立｡ecm(-1)在式(2)中的系数-0.650372表示调整均衡偏差的幅度为65.0372%,若出现偏离长期均衡方程的情况,变量重新回归到长期均衡方程很快,即长期稳定关系的失衡对短期资本形成规模的影响较大｡

将所建模型联系到现实可认识到:FDI的流入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上都对国内资本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FDI在东道国资本积累效应的作用机制是多方面的:一方面,FDI本身可以帮助东道国积聚外资;另一方面,FDI又可以通过其积聚效应吸引国内生产者的资本,有力地刺激国内本土投资｡另外还应该看到,FDI对于我国经济的贡献将不仅体现在单纯的资金供给层面上,更可以进一步推动宏观的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向国际规则变化,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应继续现有的对FDI的开放政策,积极引入外资｡

近年来?质疑外资积极作用的学者开始增多｡例如有观点提出,外资大量涌入对国内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也有学者指出,外国直接投资为适应高关税市场或无关税壁垒市场,会加强游说,努力保持现存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等等｡

诚然,FDI在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推动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安全发展｡但不能因噎废食,就此阻止FDI的进入,而是应该牢牢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适时推出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战略举措｡在利用外资的同时防范各类风险､发现各种问题,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使这些问题得到缓解,甚至解决,尽最大努力以取得经济发展的最佳效果｡首先,政策要从粗放型引资向理性“选”资转变,增强引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建立健全的外资管理与危机预防体系,如建立风险准备金｡第三,协调平衡地考虑处理“非国民待遇”与“超国民待遇”问题,创造国内外投资者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一国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离不开内生的技术进步和要素增长,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要创造条件从中国实现长期内生经济增长的角度,通过FDI刺激中国内生要素质量的不断改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