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资本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到中国投资设厂。近几年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到了2002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更是高达500多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FDI的不断涌入，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FDI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一个国家是否引入越多的FDI越好？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引入外国资本，如何引入外国资本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对于FDI的讨论也就更加迫切，更有意义。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也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引入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与国内资本一样，外资也为发展中国家预示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他们确信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跨国公司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中获得利益。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相对应的观点是激进主义观点。激进主义者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给第三世界国家平添了经济风险，它不仅无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相反还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事业，外资的进入只是垄断而非注入新的资本资源，只是替换而非改善当地的商业行为，只是破坏而非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极端看法有所不同，结构主义者认为，投资方与东道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行为。但是，国际寡头结构性特征与东道国社会经营的共同作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呈下降的态势，分配的利益日趋减少。不过他们同时指出，适当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应该说结构主义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的；但是，结构主义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如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理论那样，建立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框架。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是如新古典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还是像激进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平添了经济风险，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方法，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对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我们将选取1983～2002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的数据指标有7个：每年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各年的就业人员数、各年的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以及各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各个数据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1。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数、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与FDI的关系，FDI与基本建设投资的关系都可以看成单调的、线性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线性回归的模型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1：样本数据 单位：亿美元

注：（1）FDI指的是外国直接投资，GDP为国内生产总值，TE为总出口额，EPG为初级产品的出口额，EMG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EMP为就业人员数，BC为基本建设总额。

（2）因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这里用基本建设投资代替，按国家统计局对基本建设内涵的界定，它是包括基础建设投资的，因而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对基础建设投资的替代型还是可以的。

（3）GDP和BC的数据是根据对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价折算得到的。

（4）EMP的单位为万人。

数据来源：《2001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中国统计年鉴》

（二）样本数据的分析

我们把表1的样本数据带入回归模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利用EVIEWS统计软件的运行可得到以下结果。

表2：数据分析结果

1．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和分析

（1）方程的显著性分析。从EVIEWS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对FDI的回归外，其他所有方程的回归的R2值都还算比较高：最小也有0.7左右，最大达到了0.886的高值。在F值方面，对于1983～2002年间的数据回归的F值都大于F0。05(1,18)=4.41,另外的四组分组的数据的回归的F值在95%的显著水平上也都明显显著，这说明以上方程的对这是情况的拟合情况良好，方程总体可信。也就是说以上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真实的关系。

（2）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可通过T检验来完成，从上面的分析结果看，1983～2002年间所有的回归方程的T值都大于t0.025(18)=2.101;对于分组的数据，即使是最小的T值4.24也比t0.025(8)=2.306要来的大。因此，也就是说，所有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中国FDI总额对GDP、就业人员数等变量具有明显的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对FDI的影响也十分显著。

2．回归方程的经济学含义

（1）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FDI每增加一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数就分别增加15.08614亿元和39.85244万人，这说明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强的。另外，FDI对中国的出口也具有很强的正效应：FDI每增加1亿美元就能带来4.132388亿美元的出口额的增加。这增强了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而出口可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2）FDI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表2中，对于方程，其T值、F值都勉强算是通过了检验，但其拟合优度却远远达不到基本的标准。这说明FDI对EPG的解释力不强，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对初级产品的出口的影响不大，虽然随着FDI的增加，初级产品的出口额也随着增加，但这很可能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无法断定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而在加工制造业方面情况则明显不同，对于方程，虽然样本数据只有10个，但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值还是很好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表明了，FDI对加工制造业的出口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回归系数我们知道，1983～1992年间，每增加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带来5.760870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到了1993～2002年间这个作用更大：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带来8.095663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这同时也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加工制造品的出口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说FDI有利于中国的出口结构的优化。而出口结构的优化又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其出口结构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转变为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甚至资本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结构，可以说中国已经初步达到了出口结构优化的目标。而FDI对出口的作用与中国的发展目标正好是相吻合的。

（3）基础建设投资在引进外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基础建设情况是外商来华投资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高效率的基础建设投资是降低成本的有力保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到位，适当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就能促使成本大幅下降。不过基础建设投资对成本的降低作用也是边际递减的。我们可以看到，1993～2002年间1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只能带来0.128750亿美元的外资的流入，比1983～1992年间的0.397616亿美元少了1倍多。而且1993～2002年间的各个统计值也相应的下降了不少，说明了基本建设投资对一进外资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基本设施建设经过改革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已基本达到外商投资设厂的基本要求，再考虑到外商投资设厂基本上是在沿海一带，可以说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提升空间已不大。

四、结论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而支持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学者普遍支持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的原因。但是，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这种促进作用到底是单纯的自然而然的作用还是像结构主义所说得那样是由于中国在与跨国公司的谈判中取得了有利的地位呢？我们认为，引入外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的内在的文化制度上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高识字率、高储蓄率等。同样是引进外资，东亚与拉美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东亚国家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遍具有崇尚节俭，注重教育的风尚，从而使得该地区的识字率、储蓄率比其他经济水平相近的地区来的高。特别是储蓄率，我们可以用具体数据对比一下，1980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国内储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加权平均为28%，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对应的数据为23%，到了1994年两者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一年两者的相应的数据分别为37%和20%。除了文化上的不同以外，政治制度上、发展模式上的不同也影响着两地引入外资的效果。政治制度上，东亚国家，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不仅政府机构中各级官僚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权威，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国内产业分工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完全遵从权威政府的安排，而且政府代表着整个民族资本的根本利益，对外国资本进行程度不同，但总的来说有十分严格的限制。拉美国家虽然表面上看国家或政府拥有权威，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受到不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府官僚们拥有很大权威，他们或者代表着某些民族资本的利益，或者是作为“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同盟”的代表，因而实质上是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在发展模式上，东亚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典型的“出口替代”发展模式，以出口为导向，促使外国投资适应出口发展战略的需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时候，大都制定有严格的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外国资本投向与国内工业结构升级相一致。而拉美国家多数实行的是典型的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廉价的初级产品的出口来支撑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口、利润汇出和特许权、专利权的使用费。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从文化上来说，儒家文化的根源就在中国，因而中国与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有高储蓄率、高识字率的特点。其次，从政治制度上来说，中国政府的权威显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政府在对外开放上实行的是审慎的、渐进的发展策略，从而避免了外来因素给经济带来大的波动。再次，从发展模式来看，大多数的东亚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也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观点有点类似结构主义的观点，或者说包括了结构主义的观点。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在的与跨国公司谈判的地位，而我们强调的则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在的制度性的文化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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