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所面临的艰难和曲折的原因，并在简要介绍和分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出现的新动向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因应对策。

【摘 要 题】地区经济

【关 键 词】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因应对策

【正 文】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纪。经济全球化在直接推动货物、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全世界范围内愈益自由流动的同时，也间接影响着不同经济体的法律、政治和文化不断交融与相互吸收。由此，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呈现和发展，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共同体和关税同盟日益多见。至今，已经很少有人怀疑经济合作对于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国际经贸秩序的维护所起的作用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欧洲、北美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成功以及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缺失而致的风险呈现，加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已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呼声。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参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在我国政府、学界和企业界也逐渐形成共识。

　　一、亚洲区域合作的艰难和曲折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起步晚、进展慢。尽管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形成为亚洲合作增添了亮点，中、日、韩3国最近也异常积极地参与合作谈判，但显然，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远远落后于欧洲和美洲，而且在促进亚洲更大发展和协同抵御风险方面的能力也差强人意。较长时期以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甚至止步不前，期间经历的艰难与曲折曾经一度令亚洲乃至世界不满和失望。形成这种局面，既有亚洲各国自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的多方面因素。

（一）内部原因

1.亚洲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利前提条件　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亚洲经济曾经一度扮演着“黑马”的角色。“亚洲四小龙”的出现，日本经济快速腾飞和东盟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20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无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然而，亚洲经济发展又是极度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在：经济规模相差悬殊，例如，日本的GDP高居亚洲各国之首，它是马尔代夫的7000余倍，达东盟15国GDP之和的5倍多；其次，经济发展速度严重失衡，东亚、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尤其是中国、韩国和东南亚各国今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而有的国家则发展缓慢或停步不前，甚至出现阶段性倒退的情况。

由于存在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异，亚洲各国富者（如日本和韩国）大多不惜舍近求远寻找美欧俱乐部，穷国（如巴基斯坦和朝鲜）则囿于本土埋头苦干希望早日脱贫，相互之间既存在需求不对称，又难以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合作途径和内容。

2.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多样性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制约因素　尽管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总体方向下，各国对外优先发展经济与贸易关系的总体方针不容置疑。但是，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对于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视，甚至在一些时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建立紧密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关系而言，政治法律方面的阻碍更显突出。经济上，亚洲各国大体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发达程度又相差较大）。但政治上，日本、韩国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推动下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泰国、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治体制缺乏稳定，中国则在“一国两制”的构思下一国四区，政治体制也不尽一致。在各国政治体制各不相同而且缺乏认同和兼容性的情况下，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就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

作为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亚洲各国的法律体制也成为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经济合作，必然有赖于组织成员间的制度设计和权威规则的确立，但更需要各成员从根本上确保这种合作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和切实的实施。从法系来看，亚洲既有完全的英美法系国家，又有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有中华法系等其他法系的国家；从法律实践情况来看，既有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法律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国家（或地区），也有立法正在不断规范和完善的中国等一些国家，但依然存在一些立法滞后、欠缺稳定和连贯等各种缺陷的国家。这种参差不齐的现象构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块难愈的“硬伤”。

3.政治和军事上的猜忌甚至对垒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不小的损害　与西欧、北美不同，亚洲各国（地区）之间缺乏信任，政治上、军事上彼此猜忌和对垒比较明显。尽管亚洲地区并未造成现实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南亚安全问题时有爆发，朝鲜半岛局势并不稳定，东南沿海纠纷依存，台湾问题成为敏感话题，加之日本的历史问题，使得这一地区政治上不团结甚至互相拆台，军事上互不信赖，甚至时有摩擦。在这种形势下，区域经济合作缺乏基本的基础条件，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纷纷采取“舍近邻而结远亲”的方式，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反而遭到忽视或者无视。

发展经济关系、建立经济合作离不开彼此信赖的政治和军事关系。难以想象，在一个政治上相互猜忌，军事上彼此对峙的地区，经济合作如何能够得到实质性推动。而这也就是亚洲或亚太合作论坛表面上热热闹闹，但实质性成果却鲜有达成的一个主要原因。

4.文化的雷同但非同质性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重大障碍　亚洲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大的民族主要有汉族、大和族、朝鲜族、蒙古族，同时又是世界上民族状况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的各民族长时期以来，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具有巨大差异的文化心理素质。例如，日本（大和民族）由于受到鲜明的岛国意识影响，不愿与东北亚的穷国进行经济合作，而把合作的重点放在富裕的美国、欧洲和东南亚。中华民族则在漫长和令人骄傲的历史中形成了“大国意识”，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团队”精神，文化总体上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家庭为背景、儒家文化为传统。实际上，小农经济、宗法家庭和儒家文化的文化心理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协调甚至严重违背，对国际经济合作则往往形成羁绊。朝鲜和韩国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它既有类似日本的岛国心态，也无法脱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复杂而又不稳定。

亚洲各民族，无论是在语言系属、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生活习俗上，还是在道德伦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色彩上都有明显的差异。在这里，民族文化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导致相互关系的排斥性和松散性。反映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就是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无论是论坛还是经济圈，各国都想把“圈”建在以我为中心的基础上，并不愿把力量投入到地区合作具体内容上，便是由民族文化心理因素造成的在经济合作中缺乏向心力和融合性的具体表现。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政治体制各不相同且彼此缺乏信任，军事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垒，文化上相近交叉但不同质，从而影响了亚洲各国普遍性的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认知、不认同乃至冷淡的态度。

（二）外部原因

1.美日关系过分强化制约了日本在亚洲的力量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通过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立了美在日驻军，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扶持日本经济发展的方式，在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和亚太地区维护其军事地位政治影响。美国希望加强美日战略联盟，以进一步维护和加强其在亚洲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因此极力反对日本参加其他组织从而淡化日美关系或者对既存格局形成损害。从日本方面来看，既希望维持与自己的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特殊关系，又迫于自己政治上在亚洲孤立的尴尬地位和处境，因此在亚洲是“欲有所为又不敢大为”，只好小心谨慎从事。

2.总体稳定但麻烦不断的中美关系分解了中国的精力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尽管双方已经提出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双方在贸易、人权、武器控制等方面的分歧长期存在，而台湾问题更是敏感和核心的问题。中国需要亚洲，但似乎更多的时候，中国不得不努力改善和发展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这也是中国过去较少参与亚洲经济合作的一个方面原因。

3.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矛盾限制了东南亚各国的自主权　基于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巨大而且日益重要的市场，美国不愿放弃这种优厚的利益。根据美国的战略，占领和维护市场的重要一点是排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亚洲经济组织，尤其是一个由可能取代美国在亚洲地位的中、日、韩主导的经济组织。而东南亚国家虽然对日、中、韩等亚洲邻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同时也不乏竞争性，从而出现一种消极对待区域经济合作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对美国经济较强的依赖性以及美国在各方面所施加的影响力，东南亚各国也一时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和压力，更多的时候只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

4.APEC的论坛特征干扰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　APEC从1989年成立至今，先后举行了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贸易、外交、财政、电信等各种部长会议，也先后发布了《茂物宣言》、《上海宣言》等各种纲领性文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APEC毕竟只是一个区域性论坛，没有固定的组织和可操作的合作机制，它所形成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对各成员也不具约束力，因此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种看似热闹但缺乏实质性合作的方式，往往干扰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5.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亚洲的不定地位增加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理上不属于亚洲国家，但是基于地缘等各方面的原因，它们长期积极参与各种亚太经济活动，与亚洲国家和亚洲区域合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的是澳大利亚首先倡议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经济(APEC)会议，并于1989年主办首届部长会议，新西兰也成为APEC的创始成员。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的强有力推动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固然功不可没，但这种广泛和论坛式的合作方式在渲染气氛的同时，却也增添了达成实质性的成果和建立有效的合作组织的难度。

　　二、亚洲区域合作的最新动态及分析

建立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固然有着种种的困难和曲折，但各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和相互间建立强有力合作的愿望没有改变。尤其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和依赖的加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愈加强烈，各国为此所作的努力也远超从前，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引人关注的动态。

（一）经济领域方面的动向

1.美国对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默认　近些年来，美国对待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对于亚洲建立实质性的区域经济组织不再坚决反对，甚至开始默许，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考虑：(1)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经济利益都没有好处，而且只会使之受到损害；(2)亚洲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会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构成威胁或损害，反而有使其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经济影响的可能性；(3)中、日、韩和东盟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呼声和要求日涨，如果继续反对可能会激起这些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反感。美国的这一态度转变，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疑虑和障碍，有利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形成和发展。

2.日本与新加坡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先后提出多种模式的经济合作。在韩日东北亚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提议无法得到韩国的热情回应的情况下，转而与新加坡谈判，并于2001年10月签定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日本撤消3300个新加坡产品的关税，而新加坡则撤消所有从日本进口产品的关税。此外，日新还互相承认通信设备、电器产品的性能和安全性，统一电子商务交易规则，实行促进公平竞争的投资制度，相互认定专家资格等。日本之所以一反常态热衷于亚洲合作，一方面是为了利用亚洲各国比较充分的资源以补充国内匮缺，期望借此摆脱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此尽快树立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3.东盟自由化提速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东盟各成员国更加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1992年1月，东盟各国提出先加入东盟的6国在2002年将区内关税率降至0%～5%（一部分例外商品除外），并废除非关税壁垒，其余成员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在2006～2010年大幅度降低关税。会议确定在未来15年内，即在2008年前实现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决定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即将原定的15年时间计划缩短为10年，即在2003年前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尽管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时间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等方面的原因而不断有所调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东盟各国都在积极谈判，以期通过降低和取消关税，推动服务、投资的自由化，以便早日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

4.10+1谈判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　东盟在加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同时，也在不断谋求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中日韩3个大国之间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后，也开始积极考虑参与建立区域经济组织。经过各方面多次探讨和论证后，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在2001年10月举行的会议上宣布，11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14～16日，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级磋商正式启动。会议就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原则、模式、内容、时间框架等问题进行讨论，为未来的谈判制定工作计划。可以预见，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1世纪初建成后，将成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先行和典范。

5.10+3（中日韩）合作正在紧急推进　从1995年第一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以来，各国首脑又先后于1998年12月、1999年12月、2000年11月、2001年10月举行了第二、三、四、五次会晤。10+3合作机制以各国领导人一年一度的会晤框架为核心，相继建立了部长级（包括贸易、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和工作层的会议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着各个领域合作的全面展开。10+3领导人1999年马尼拉会议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进一步确定了经济、社会、政治和安全等8个重点合作领域，同年又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文莱会议上，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东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在“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下，东亚各国更应进一步促进在经济、金融、信息技术、环境保护、湄公河流域开发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6.博鳌亚洲论坛成功举行　2001年1月26～27日，博鳌亚洲论坛于中国海南博鳌成立，并通过了《博鳌亚洲论坛宣言》、《博鳌亚洲论坛章程指导原则》等纲领性文件。2002年4月11～14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在博鳌举行，与会48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国际知名企业代表进行了广泛交流与对话，达成团结与合作，协调和互补的广泛共识，并召开了全体成员大会，通过了章程，产生了理事会，选出了理事长、秘书长，为论坛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论坛虽然只是一个非官方、非赢利、定期、定址的开放性国际组织，但它对于推动亚洲各国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将不可低估。

7.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民间探讨两岸四地合作的可能性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建立中华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提议由来已久，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随着大陆和台湾相继成为WTO的正式成员，这种呼声更是日益高涨。目前，大陆与香港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正式磋商，而与澳门和台湾的正式谈判还没有进行，只是停留在民间探讨阶段。可以设想的是，假以时日，中华经济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中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最终实现和完成。

（二）金融货币领域

1.APEC框架内的财长会议　APEC财长会议自1994年开始召开，到2001年已经召开了8届年会，并发表了一系列有指导意义的宣言和行动计划。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深，特别是1997年席卷亚洲、波及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加强区域内部金融监管、增强金融安全成为APEC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财长会议机制在总结危机教训、探讨防范危机的手段、重建国际金融体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21世纪之初，全球正面临着重建新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艰巨挑战，APEC财长会议机制会在加强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

2.清迈协议(CMI)　日本提出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虽然没能实现，但亚洲各国抓紧金融领域和合作却没有停却。2000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的财长在泰国清迈举行会议，决定在10+3的框架下一方面加强信息、数据的交流，也就是使自己国内的情况更清楚地为其他国家所了解；另一方面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并在此机制下建立地区资本流动监控体系，以增强东亚抵御地区性金融危机的能力。清迈协定正式讨论了设立一个亚洲调汇体系，以防范1997年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的重演。经过艰苦的谈判，2000年日本终于与马来西亚签订双边调汇协定，总值10亿美元。同时，日本与泰国、韩国和中国也分别签订了双边协议。由此，日本强烈倡导的亚洲货币基金已现雏型。

（三）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新动向分析

1.美国对亚洲经济合作的态度由反对转为不予干涉或者默认，这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动因　出于其本国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过去一直对亚洲区域合作抱有戒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予以阻挠，尤其是直接干扰没有美国参加的组织。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剧，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首先，美国对日本逐步“松绑”，使得日本可以扩大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并“自由”地参与和领导亚洲经济合作。其次，对东南亚国家“放手”，不再反对甚至鼓励它们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再者，在APEC等各种场合与论坛上采取更务实、更明智的方式，支持和引导各成员开展实质性合作。尽管亚洲经济合作可能会导致中国不断强大、日本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削减的负面影响，但美国认为，短期内亚洲地区难以形成像欧洲、北美那样的区域合作。只要美国积极参与引导并不断施加影响，美国的利益仍然能够维持。因此，美国对于亚洲经济合作开始趋向默认，或者至少还不到出面干涉的时候。

美国对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不干涉和默认首先排除了亚洲各国谋求合作的杂音和直接干扰，从而免除了一些对美国依赖性比较大的国家的后顾之忧。日本立即加大力度和满腔热忱地投入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质性谈判之中，韩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信心得到加强，东盟各国更是深受鼓舞，从而加速推动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

2.APEC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功能有所增强，但在未来中短期内无法形成富有成效的模式和成果　APEC作为一个区域性论坛，近年来正在朝着日益务实的模式发展。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会议、财政部长会议、信息部长会议、中小企业部长议会等分部分、分层次的会议和论坛逐年举行，为促进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不断形成系列的、规范的和拟订共同目标的宣言、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显然，各经济体已经不再满足于APEC的论坛模式，而是开始谋求更加强有力的合作，在一些被视为优先的部门，如金融和信息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

然而，APEC毕竟史是一个区域性论坛，各经济体之间缺乏合作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各经济体目标不同、心思各异）。从中短期情况来看，美国主张APEC维持现状或者仅仅只是在它所认定的几个“优先部门”展开谈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乐此不疲，日本和韩国（尤其是日本）则十分急切地希望推动实质性合作，东南亚各国既有希望又囿于难度大，中国也只是最近两年态度的开始趋于明朗，而墨西哥、俄罗斯和智利等周边成员则无关痛痒，既无所求也无所望。因此，在中短期内APEC模式的区域性经济合作难有作为，但从间接和长期的角度来看，APEC的作用不容小视。

3.10+1合作模式加速进行，10+3则尚处探索阶段　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入世”成功的前后，中国认识到区域性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因而开始积极研究和探讨参与合作的可能性。对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国首先考虑的是东盟。一方面与东盟经济上互补性比较大，合作的潜力和双赢的成分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东盟的组织形式相对比较成熟，这也有助于建立初期和富有成效的经济组织。继双方领导人在2001年提出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10+1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实质性工作阶段。

10+1进程的加快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日本和韩国，建立中、日、韩与东盟(10+3)的自由贸易区也成为了各方的共同心声。1999年11月在10+3非正式峰会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正式提出10+3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目前，关于设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将可能有4种形式：(1)中、日、韩分别与东盟通过双边磋商，建立3个自由贸易区，最后再由3个贸易区过渡为覆盖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2)中、日、韩3国通过三边磋商建立中日韩3国自由贸易区，通过该贸易区与东盟的双边磋商，过渡为东亚自由贸易区；(3)东盟与中日韩3国同时进行双边和四边磋商建立地区自由贸易区；(4)东盟与中、日、韩3国同时就建立覆盖13方的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一步到位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目前，10+3合作模式还仅仅停留在研究和探讨阶段，可以预见，正式启动尚需时日。

4.日本在最近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十分积极，有意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二战后几十年时间内，日本亲美欧政策使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近些年来，日本愈益重视亚洲市场，特别热衷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1)资源贫乏、人口密度过大和扩张的民族心态迫使日本急需谋求海外发展空间，而相对资源丰富的亚洲邻国无疑是最好的去处；(2)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和近十年的经济萎缩之后，日本逐渐认识到，它与亚洲的地缘关联性无法排除，“脱亚入美欧”只不过是一种短期的理想；(3)作为亚洲经济巨人，日本对于其在亚洲的势力和影响都不甚满意，在深感自身空间有限的同时决意要承担其亚洲老大哥的角色，积极参加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便是其大显身手的时刻。

日本参与和建设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较早起源于1998年10月韩国金大中总统访问日本，在双方首脑宣言附属文件《建立面向21世纪日韩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中提出“加强经济方面的合作关系”，以实现“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未来构想”。随后，日本首相小渊甚至提出建立以日韩为核心的堪与欧盟相匹敌的自由贸易圈。由于韩国方面对此存在顾虑，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步伐受阻。在此背景下，心急的日本只好转而与新加坡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对亚洲区域一体化现状感到失望，决心通过经济合作谋求亚洲其他各国丰富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同时逐步确立其亚洲经济地位。但另一方面，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战败国的心理情绪，在亚洲区域一体化合作中既想领头，但又有顾虑。尤其是在经历了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萎缩之后至今仍然不见晴日，日本先后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日韩自由贸易区也是和者寡寡，导致日本倡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一再受挫。

5.韩国既希望加快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但又心存顾虑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高速发展使得韩国经济一跃成为亚洲强国。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韩国要想确保稳定的出口市场和海外生产基地，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和克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同样迫切需要参与自由贸易区。

韩国关于参与和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主要提出3种合作形式。(1)成立东北亚经济合作委员会，主要从加强政府间制度安排的作用出发，目标是试图以特殊的方式获得经济一体化的好处，包括经济、政治和安全各方面的利益。韩国认为，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合作的基础，主要表现为中日韩3国的经济具有互补性：日本拥有先进技术和巨额资本；韩国拥有生产技术和发展经验；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2)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主要包括4个阶段：第一阶段，3国统一贸易准则，如入关手续、反倾销规则、产品分类和原产地规则等，同时实施共同的激励政策，加速本地区的产业重组和合作；第二阶段，降低3国共同关心的商品关税税率，同时日本降低从中韩进口的主要商品税率；第三阶段，日本普遍降低对中韩的关税水平；第四阶段，中韩普遍降低对其他两国的关税水平，最终实现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为了保证这个长期计划的成功，需要成立“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委员会”，由各国的高层官员和专家学者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制定计划，并对单一自由市场的组建进行监督。(3)东北亚投资合作协议，协议分为中期目标和最终目标，中期目标包括增加区域内单向投资和区域内合作投资项目，扩大区域外国家对东北亚的投资；最终目标包括建立由跨国公司构成的生产网，成立开放的东北亚投资区，构建分享生产资源的合作框架。东北亚投资合作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分为3个阶段：短期（到2000年），建立东北亚投资信息网；中期（到2005年），建立东北亚投资基金；长期（到2010年），建立东北亚投资银行。

尽管最早伸出橄榄枝而且韩国人最早的设想也是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区，但是韩国对于这种合作模式不无顾虑。韩国方面研究的结果显示，只有韩日参加的自由贸易区对韩国极其不利。如果韩国和日本彼此消除关税壁垒，韩国对日本的贸易状况将恶化，贸易赤字将增加71亿美元；日本则是绝对的受益方。如果中国加入，组成3国自由贸易区，韩国学者测算的结果是，韩日之间增加的贸易赤字可以由韩中提高的贸易盈余抵补，且净增95亿美元的贸易盈余；日本的贸易盈余将增加约410亿美元，是3国自由贸易最大的赢家；日韩两国贸易盈余增加值之和便是中国贸易赤字的增加额。因此，韩国学者认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无法像EU和NAFTA那样，以扩大市场准入作为开端，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来实现。在日韩合作利处不大而中日韩合作暂无可能的情况下，韩国也就首先选择智利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6.中国对于区域经济合作曾经一度不置可否、反应冷淡，最近则异常积极地参与和建设区域经济合作　自1979年改革开放时起，中国就着手推动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政策。然而，在过去近20年时间内，中国没有也无意于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原因在于：(1)中国长期奉行独立自主，不对抗、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推行等距离外交策略，从而缺乏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2)在对外发展经济合作关系上，自主或者不由自主地过多卷入外交、政治因素，战略性经济利益考虑欠缺或者往往仅作次要考证；(3)多年来为加入WTO而不懈努力的同时产生了一种认识和行动上的误区，认为加入WTO这个大家庭是最好的选择，甚至将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和发展对外贸易的希望唯一寄望于WTO。由此，在国内推行“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要么以政治和外交推动外贸，要么则是仅限于类似于APEC和博鳌论坛的论坛式探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剧，中国开始积极考虑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近年来，中国不断谋求多形式的经济合作模式，并开始不断注入实质性内容，突出的有：(1)积极发展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并以“倒计时”的方式加速建立自由贸易区；(2)积极推动APEC和博鳌等论坛进行实质性谈判，以便形成“共赢”的效应；(3)积极响应和引导与港、澳、台的国内区域经济合作，首先开始与中国香港的谈判；(4)积极研究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关系，有意建立3国之间或者10+3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创立上海合作组织在军事和政治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

　　三、入世后我国对亚洲区域合作必须采取的战略抉择

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了WTO。这是中国2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我国积极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一个重大抉择。“入世”虽已达到，但这不是终点，而只不过是开始了新的起点。而且，成为WTO的一员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充分享受了经济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利益，也无法保证我国已经获得了抵御经济全球化冲击风险的能力。相反，我国应当多渠道地开创合作途径，通过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首先是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以便更好地获取利益和保障。

对此，我国应当确立新的视野和新的战略。

1.在立足本国，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要确立以合作促发展、参与和创造“多赢”合作渠道的新战略　过去，我国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我国立国和发展的根本，应当继续坚持和发扬。在不断深入改革开放政策上要勤练“内功”，加速发展本国经济水平，在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奉行对外交往政策。对于区域经济合作，首先应当认识到其对于更深入地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和维持稳定良好的经贸环境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根据有利原则、互惠原则，在经过充分的经济效益分析和全方位论证之后，制定我国参与区域乃至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战略，确定对外谈判的方针和政策。在这方面，我国要处理好经济利益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关系，要处理好近期得失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不同部门的利弊辩证关系，做到总揽大局，运筹帷幄，充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建设对我利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2.大力推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创立，促成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提升　目前，中国与东盟各方早已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设定期限，10+1谈判也已经进入实质工作阶段。尽管东盟的地位、东盟与我经贸关系不及美欧和日韩，但建立10+1自由贸易区有着重大的意义。(1)东盟国家经济资源与我国有着很大程度的互补性，而且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扩大我与东盟间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双方更大程度地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我国发展多方贸易；(2)东盟合作已经初具规模，它对于未来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将会具有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尽快与之形成自由贸易区既可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探索，又可以抢得先机；(3)在中、日、韩合作尚处试探性阶段期间，优先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可以起到欲擒故纵的效果；(4)以建立10+1自由贸易区为起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借助区域集团的力量提高我国国际地位，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

3.大力推进中日韩区域一体化合作，力争在近中期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努力不断提升合作水平，最终促进亚洲自由贸易区乃至关税同盟的形成　对于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尽管各方都有共识，但由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等方面的原因，一时还无法进入操作程序。应当看到，中日韩3国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只有中日韩共同参加的经济组织才能被冠以“亚洲经济合作组织”之名。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乃至亚洲自由贸易区方面，主要有3种方向。(1)日本最早提出与韩国建立日韩自由贸易区，韩国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只有联合中国建立3国自由贸易区才对其最有利，而中国方面对此不置可否；(2)日韩自由贸易区受阻后，中日韩3方与东盟都保持密切的接触和磋商，一种设想是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后将3者合并建立共同的亚洲自由贸易区；(3)中日韩与东盟建立10+3合作关系，亚洲自由贸易区一步到位。对此，我们应当在认识到中日韩之间实现自由贸易的必然性及其对亚洲自由经济合作的重大意义，但同时也不可盲目推行导致对我不利的严重后果。

4.推动“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早日实现　香港、澳门、台湾和大陆一国四区、历史、民族、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依存，更加有利于建立“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建立“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相互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而且可以大幅提升我国经济地位，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我们可以通过步骤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1)建立大陆与香港之间自由贸易区，大陆则可以选择与香港关系密切、合作更易的深圳乃至广东省作为试点；(2)以民间途径大力促进与台湾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目前首先要力促实现“三通”；(3)逐步建立“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逐步实现货物、服务、货币、人员等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实现祖国统一。

5.同时扩大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宽度、深度，创造良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环境

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一方面有赖于政治上彼此信赖、军事方面消除敌意、文化上相互交融，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其他各方面因素的稳定和发展。几者之间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是不稳定的。因此，在积极参与亚洲经济合作的同时，应当努力加强政治、军事和文化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实现“共赢”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才能真正获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所带来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