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1980年代开始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也应当看到，目前的全球化趋势是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历史进程，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和不平等，也滋生着新的控制关系和差距。”

正如人们在国际市场经济中看到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必定是不均等的。“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在财富和生活机遇方面的不平等性仍将继续增加。”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并不重视财富分配、就业与发展问题，所以，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越是加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贫富鸿沟便越加扩大，社会分层越发明显。经济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的扩大直接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国内部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全球范围的穷人与富人之间在财富分配和生活机会与福利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在不断拉大。

南北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可以说，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遇，无论其是否对全球经济开放国内市场，结果都将是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凡是作出了自由结构调整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条件恶化、社会不稳定性增加”；而“另一方面，凡是拒绝满足其[全球化]要求的国家，则被忽视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从而最终被驱逐出国际圈”。

随着发展中国家被世界贸易体系和资本的快速流动逐步边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全球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性也在扩大。“最近9年来，世界174个国家中的前15名与后15名的收入差距从60倍扩大到了74倍，而这种差距在60年代仅为30倍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占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出口市场的82%、外国直接投资的68%，而最穷的1/5人口在这方面所占的份额仅为1%。”全球经济体系正在被日益划分为受益于全球化经济浪潮和在其中蒙受巨大损失的两类经济实体。

为什么经济全球化拉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与全球资本流动的本质有关，这也是有关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所在。根据货币主义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资本应该能够流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流动使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资本自由流动自动地把资本引向最有收益的地方。从理论上讲，自由的资本市场通过此种方式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因此据称，商品自由流通和资本自由流动提高了所有参与国的富裕程度。然而，“就像相对成本优势定律没能给各国带来什么好处一样，资本自由流动也未能帮助各国实现‘最佳’投资。最具收益的投资不是给所有人，而只是给投资者带来利益。”当发达国家企业希望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收益时，它们的资金就流向那里。然而这种“更好的”投资是以当地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为代价换来的。事实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富裕起来的并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资本所有者。而受冲击最大的却恰恰是那些缺乏技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几乎将被全球市场无情地排斥。

发达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二战结束后30年之内逐步形成的劳资妥协的社会契约。从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开始将自己从社会关注中分离出来，这种变化标志着一种令人吃惊的倒退——重新退回到一种过度剥削的状态。“就象19世纪一样，失业和贫穷重新出现，并且成为社会的结构特征；社会不稳定和社会排斥每天都在增长；资本收入在上升，而劳动收入在下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是“资本胜利的时代”，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随着以往进步的社会政策的失败和工会力量的衰落而进一步加剧，即使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亦是如此。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参见表1)，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他们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同样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表1  英国劳动力两端的收入分配 (%，占整个劳动力市场收入的百分比)

年代

收入最低的1／5

收入最高的1／5

1975

5.6

40.7

1980

5.3

41.1

1985

4.8

43.1

199O

4.6

44.3

1995

4.3

46.1

资料来源：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1999) Country Profil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1999-2000,p.26.

为了说明经济全球化及其主导思想新自由主义对于收入分配的具体影响，可以采用一种二元的方法论：一方面利用经济理论来推论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回顾新自由主义进程开始加速以来收入分配所发生的实际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和大多数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占有更多的资本、土地和技术；而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往往不均衡地拥有较多的劳动力。“如果某种社会变化导致了对于资本、技术等报酬的提高，这将会增加这些资产在不同家庭之间的集中度，并有可能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而如果某种变化导致了对于劳动力报酬的提高，或减少了财产的集中度，则将有可能使收入分配更趋于平等。”

经济和社会政策往往通过以下方式影响收入分配，如国家调控主义者的政府政策，通过影响汇率，实施进口限制，调控利率、工资率、要素流动等，往往使要素的报酬无法像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环境中那样反映要素的禀赋。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或取消了这些限制，于是产生了一种更接近于自由市场自发状态的形势。

在工业发达国家，二战后广泛实施的以上这些限制，曾普遍地抑制了对于富裕阶层的报酬，从而提高了对于那些拥有的资源主要是劳动力的阶层的报酬；对于商品和劳务流动的限制也提高了对于非熟练工人的报酬，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发达国家中对于资本流动的限制也倾向于降低资本的利息率和利润率。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些限制逐渐放松或被取消，其结果势必会破坏原有的收入分配状况，使之日益不平等。

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并完全扭转了二战后许多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得日益平等的趋势。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收入不平等开始逐渐增加，其中“最大的增加发生在美国，瑞典收入不平等逐渐下降的趋势又开始逆转，而在英国，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接近稳定状态的收入分散的状况正逐渐让位于一种收入分配急剧集中的状况。”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加剧可以通过许多标准来加以验证，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著名指标。这一时期，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上升了。以英国为例，“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 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测量贫富差距，人们还常常用另一种叫做“五等份”或“十等份”的方法，即将人口分成五等份、十等份，看每10%或20%的人口层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特别是比较最高收入的10%或20%人口和最低收入的10%或20%人口，看他们占有总收入比例的差距。从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早期，四分之三的经合组织国家中，10%的最高收入者和10%的最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比率都在增加。“在瑞典，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与处于底部的20%的家庭收入之间的比率在1980年至1988年间从4.5上升到5.5；在美国，1989年人口中1/5的最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是1/5的最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的10倍，而这一比率在1967年为7倍；在英国，这一比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4倍上升到 1991年的接近6倍。”

西方社会中这种劳资妥协的破坏，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与社会的分离，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导致一种沙漏社会模式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将掉入社会底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水平下降，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凝聚力瓦解。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

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普遍影响适用于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影响都有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贫富分化的倾向。经济全球化刺激了资本流动性的加大，许多研究表明，外国资本的渗透往往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渗透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小批本土的高收入精英阶层，他们管理着这些投资并且扩张着非正式的经济部门，而由这些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往往是相对低工资的工作岗位，由此扭曲了东道国的阶级结构。可以看到，当前国际市场的发展正日趋迎合经理阶层、职业白领和高技术工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资本的进入，这些群体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并逐渐拉大与国内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别。第二，由这些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往往回流出东道国，而不是再投资于东道国，这抑制了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资本积累和形成。第三，东道国为了迎合外国资本，往往营造出更受国外资本青睐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限制了国内劳工获得较高工资的能力。

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其所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类型而有所变化，一般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种经济类型：制造业产品出口的生产国，许多亚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初级农产晶或矿产品的出口国，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这种类型；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国家；许多拉美国家属于这一类型。在以上三种经济类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进口替代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大。在许多进口替代型的产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工资和就业岗位的减少，这对于城市就业机会和收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市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将不可避免。所以，新自由主义对于拉美国家中收入分配的冲击是最大的，由此造成的贫富分化的加剧在这一地区也最为明显。

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贸易、金融、投资等领域相继自由化，并于1990年初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自由化改革期间，墨西哥社会的家庭总计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3上升到1992年的0.475，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1989年后。而工薪收入者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419缓慢上升到1989年的 0.443，然后急速跃升到1992年的0.519。”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就算警戒状态。在墨西哥，导致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急剧变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由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所推动的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流入。这种解释也支持了以下这样一种观点：即从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在这个例子中分别指美国和墨西哥)，同样降低了这两个国家中的大多数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减少对产业工人的保障，拉美各国政府都设法削弱工会的权力，劳方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地位日益下降，拉美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也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安全。大多数劳动者的命运注定是低工资或长期失业，由此导致拉美地区的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在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穷人和就业不足者占到了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口的30%-50%。”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70年代智利工人可以得到国民收入的50%，到1989年只能得到19%。阿根廷1975年贫富收入之比为 1：8，1991年为1：16，1997年为1：25。”“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问题的出现与解决的思路

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在那些能够从全球化经济中受益的人与不能从中受益的人之间，在那些能分散全球化带给其风险的人与那些不能分散其风险的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潜在的冲突根源。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居民分化为全球化的富人和区域化的穷人，“有些人以全球为家，而另一些人则被束缚在其居住地”，那些以全球为家的权力精英们“凭借着极其尖端的信息技术、空中旅行和多处居所而自由地做跨洲来往和沟通。”这一部分国际性流动群体很大程度上“已经割断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变得无拘无束”，而“通过减少对国际性流动性群体的约束，全球化会使团结社会力量的凝聚力松懈，并加剧社会的分裂”。乔治·卡斯特尼德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墨西哥社会的分析很令人深思，他认为，“一条新的正在很快分裂的墨西哥社会的裂缝正在形成。这种分裂把与美国经济接近的墨西哥人与那些不与美国经济接近的人分开……将那些即使没有处在墨西哥社会的边缘，但处于全球性资本、商品和服务流动边缘的人，与那些被融入全球性流动的人相区分。”

经济全球化既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同时又使一个民族国家政府在使用调控手段缩小贫富分化、减小财富分配不平等时面临着新的挑战。传统上，一个国家往往通过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其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减小经济不平等以及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其中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是为那些贫困人口或者近期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的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转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转移支付的费用主要来自国家的税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在“经济基地”的竞争中为了获得资本的青睐，往往采取减税政策。而另一方面，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它逃税的能力增强，“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侵蚀了一部分重要税费”。国家对资本的征税越来越困难，以德国为例，“1986-1996年德国对资本收入实际征收的税从24%下降到了15%”。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国家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这使得用于向贫困人群提供保障和无偿或廉价公共服务的公共开支在逐渐缩减-，社会福利的标准在不断降低，劳工所承担的社会保险计划的税收负担不断加重。“甚至在美国，全球化的压力也促使其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赋税和转移支付份额一这些措施本来旨在抵消全球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对此，丹尼·罗德瑞克经过分析研究得出：“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社会计划中支出资源的能力；使得对资本征税更加困难；而劳工所负担的税收的份额在增大。” “全球化已使政府更难于提供社会保障——而这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在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减小社会不平等方面的调控能力在弱化。

以往所倡导的劳资妥协、缩小贫富差距的历史局面是在国家的调控干预下实现的，但现在，这种妥协正随着全球化的经济摆脱这种调控国家的干预而受到破坏，而这正在严重削弱着社会凝聚力。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对此，不同的学者开出了各自的药方，以缓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状况。

威廉·K.塔布疾呼，决不允许以“全球化”的名义剥夺人们的权利，“要用控制资本并使经济服务于人的需求的必要性，同诸如竞争、自由市场，以及所谓的全球化的要求之类的意识形态构想对抗，而不是承认劳动人民应当持续充当这类意识形态构想的牺牲品。”

包括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内的许多学者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并非仅仅是引起矛盾的和不可预测的，它首先也是可以从政治上加以塑造和控制的。这需要建立一种类似于布雷顿森林协议那样的新制度，以便遏制全世界范围内以极快速度进行的资本投机。

综合而言，普遍的观点是：应当在全球范围内促成一种新的劳资妥协的形成。这种劳资妥协的实现需要各种力量的介入：包括民族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和包括劳工团体在内的许多非政府组织等等，同时，这种新的劳资妥协需要富于想象并富有成效的制度来加以保证。要通过对许多经济行动的政治调控来避免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陷入“市场极权主义”，要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之间争取实现更多的收入和分配公平，要通过国际组织、劳工团体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来减少大规模的贫困、失业。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则应当建立合理的再分配机制，保证更多的受经济全球化冲击的弱势群体参与分享社会福利。同时更关键的是，要加强对资方的约束，限制资本力量的过度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