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选择

“新右翼”在俄罗斯的政治进攻伴随着国际主义的冷落和两种自始至终与资本主义同行的世界观——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复兴。第一种世界观是亲西方的世界主义，在俄罗斯由所谓的民主派，实际上是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者所宣传。他们认为只要在全世界普及“市场”和“民主”，那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盖达尔一丘拜斯时期的改革是类似思想在俄罗斯国内政治中的贯彻，而科济列夫及其同僚的活动是这一思想在俄罗斯对外政策方面的体现。由于俄罗斯未能加入美国一瑞士式的“西方文明”，这种思想渐遭冷落。

代之而起的是第二种世界观——“强国”思想，其核心是拥有强大的捍卫民族利益的国家政权。它在俄罗斯不仅为官方，而且为反对派所接受，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对立理论。强国主义者认为，世界划分为“金元大国”和被它们剥削的其余国家，阶级矛盾已经退居第二位，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已转变成国家间关系的领域。人类有两条出路：要么在全球化主义者的压迫下死亡，要么为保护文明的独特性团结一切反对他们的力量，创造出替代现行的全球化模式的方案——“多极世界”。

从“强国”立场出发，久加诺夫及其追随者主张使反对派加入执政体制结构，在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和地缘政治和文明融合起来。据说，如此“丰富”列宁主义遗产有助于“建立起严肃的科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符合当代世界现实，并能成为制定复兴伟大俄罗斯的综合战略的强有力工具”。

“强国主义者”想象的复兴的俄罗斯是一个地区强国，是前苏联各国的重心。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俄罗斯必须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人民信任的政府”，支持民族企业，发展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关系”，遵循“强国”思想意识。

普里马科夫政府(1998—1999年)的活动是真正实践这一纲领、但实施得不完整的尝试。当时“多极世界”构想被宣布为俄罗斯对外政策学说的基石。俄罗斯不仅吸取了列宁关于俄、中、印结盟的思想，而且寄希望于和欧盟接近，增强其对美国的独立性。前一种思想在具有良好时机的战后年代都没实现，现在更不可能变成现实。后一种思想由于欧盟国家参加对南斯拉夫的侵略而流产。欧盟各国首脑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动摇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稳定性的愿望，哪怕是为了以欧元取代美元的前景。

普京政府更少地谈及世界多极化，却更积极地奉行在“各种力量中心”之间灵活应变的政策。这种政策及其意识形态基础使俄罗斯遭受巨大损失。“9·11”事件后普京政府和杜马迅速表示对恐怖行动的谴责，并且赞同美国针对所谓国际恐怖主义的“报复”行动。不久之后这种团结即通过吸收俄罗斯加入“反恐战争”和俄罗斯再次声明同北约接近得到具体的反映。无论是俄罗斯南部边境武装冲突的必然性，还是美国军事基地出现在那里的前景都将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两极世界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客观上形成了两极——苏联和美国。这种两极体制在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具有阶级对抗性质。“两极”分别是两种国家体系的中心，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全球范围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

世界两极体制以那种无所不包的形式存在不超过15—17年(从1945年到1960—1962年)，而60一80年代它只是完全存在于军事领域。这种有限的两极体制使西欧、中国和日本有可能成为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地区中心。随着华约、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国际关系的两极一多中心体系土崩瓦解。世界变成单极的了，也就是说服从于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指使。

于是这时候在国际社会出现了多极世界观念。持这种观念的不仅有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还有负责任的政治家。他们认为由地区集团和强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阿拉伯国家等等——组成的某种类似于20世纪30一50年代的集体安全协议那样的全球性协调机制，形成力量均衡，就能够抵制惟一的“极”的指使。

但是，单极或者多极世界与两极世界相比，无论从物理学还是从历史学角度来说，都是不经之谈。就本质而言，多极概念是历史上反对进步的地区主义概念。提出这种思想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地缘政治观念所左右，而地缘政治思想产生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的中心基本上同民族国家和历史区域相一致的时代。但是早在一百年前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就通过资本输出和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等方式开始侵蚀这个体系。

历史上垄断集团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服从于早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前就已出现的国家领土划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资本的跨国化趋势停滞不前，但从70年代起大型跨国公司开始担当世界资本主义的主力角色。正是在这些年建立了世界经济论坛、三方委员会、罗马俱乐部等跨国咨询机构，它们成为跨国间政治上层建筑的最初萌芽。到了90年代，在深刻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在美国、欧洲和远东国家展开了史无前例的资本跨国化进程。世纪之交世界上掀起了新的公司兼并潮，建守起很多美一欧或美一欧一远东合资的超级大公司。

跨国公司不追求“主权”，而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高额利润和扩大政治影响。它们之间如何瓜分世界，已经不取决于“它们”的国家和一体化集团的利益和条件。相反，国家和一体化集团的条件越来越依赖于它们在跨国公司体系中的地位。而它们的战略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利润最大化和阶级统治稳定化的需要。

因此，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完全相符的跨国垄断主义者同盟之间的瓜分世界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世界领土瓜分越来越从属于它。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首要的矛盾不是地区性一体化集团，更不用说加入这些集团的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在所有这些集团之间，在世界各地都有代表的各种跨国公司之间的矛盾。正是各种派别和类型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最大程度上影响着近年来的世界事件。最强大的跨国公司包括跨国银行、原料垄断组织、生产计算机及其程序的集团、跨国大众媒体康采恩、飞机和汽车制造集团。

惟一的超级大国

垄断资本主义的跨国化是“全球化”的实质。严格地说，资本主义自建立之日起就已成为全球性的体系。但在此之前其全球性是通过社会进程的民族国家界限间接表现出来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它表现得越来越直接。资本主义体系的地理中心逐渐变成了表面现象。历史上的宗主国作为享有特权的区域还将存在一段时间，但是真正的经济统治地位与它的联系将越来越少。即使它们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也只是因为它们将会变成各种跨国力量的大本营。

现在人们把美国看作未来实行“世界统治”的惟一的超级大国。仔细地审视一下这个超级大国，不难发现，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已经约有30年，这一地位不是基于它在世界社会生产中的份额，而是基于在“冷战”条件下强制实行的美元兑换黄金制度。美国联邦储备体制可以像“老鼠”一样从全世界吸引资本——它只要提高结算利率就够了。美元的全球重新分配体系演变成一种金融金字塔，它的存在只对“金融投机天才”有利，但它的崩溃将威胁整个世界资本主义。

美国事实上是新的全球力量、世界霸主角色的现实觊觎者的理想的总部，同时还是理想的世界宪兵。

随着跨国公司经济实力的增长，宗主国正在变成那种以往依属的外围国家所处的受剥削和受控制的对象。而且这不仅仅只涉及美国。

正在消失的地区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是，在欧盟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全权转移给组成这些国家的各个地区的思想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温和派主张在“由各个地区组成欧洲”框架下限制全权的重新分配，而激进派则追求使自己所在的地区退出民族国家，直接加入欧盟。正是跨国资本最集中的地区推动地区主义和分离主义思想不断蔓延。这些地区包括爱尔兰、苏格兰、巴伐利亚、巴斯克地区、卡塔洛尼亚、伦巴迪亚和得克萨斯。此外，还有墨西哥的北部和南部、巴西的圣保罗、东南亚和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极地以及远东地区。

这些地区实际上与现实的形势完全一致——它们根本不是大的、历史上形成的地区，按照“多极化主义者”的观点，它们应该是“金元大国”的平衡器。同时，这些地区经受着不亚于前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变化，这表现在：首先，它们变得在内部越来越多样化；其次，以往总的来说帝国主义宗主国同附属于它们的国家之间的对抗为各种资本的交织所取代；第三，跨国金融寡头拥有操纵一系列地区经济的巨大资源。

不言而喻，除了金融手段，寡头还利用各个地区的历史特点、地区内部及其边界根深蒂固的冲突操纵各国和各民族的命运。在这方面能说明问题的是以往经常被视为反帝力量的“第三世界”的很多民族运动的命运。

没有吸取的教训

1979年伊朗爆发了所谓的“伊斯兰革命”，宗教界和原教旨主义者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号召同“大撒旦(魔鬼)”——美国、“小撒旦”——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作斗争。但是伊朗并没有同任何一个“撒旦”甚至以色列开战，而是与同一信仰的伊拉克发生了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10年左右。战争使跨国公司能够削弱欧佩克，控制石油价格。两伊战争硝烟刚散，“沙漠风暴”再起，跨国公司再次操纵石油价格，并将海湾地区主要的油田置于军事监管之下。

1982年军事委员会在阿根廷掌权，企图收复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丧失的福克兰群岛。委员会同华盛顿进行了秘密谈判，得到它的援助承诺。但是英阿战争爆发后，美国却支持它的北约盟友英国，阿根廷战败投降。军事委员会垮台，披着人权斗士白袍的自由派执政。阿根廷非但未能控制跨国公司，相反，终被后者控制。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从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理解反帝国主义的人们都曾在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下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同时他们以为自己似乎利用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事实上是他们自己被利用了。甚至不会在类似的错误中学习的反帝国主义者依然是傻瓜，即使他们没有成为寡头游戏的参与者。而为这一切付出代价的是相信他们的人民。

那些建议自己的国家担当“地区强国”角色，而自己所处的有历史意义的地区担当“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角色的人，通常把他的国家变成那些他们似乎准备抵制的跨国力量的操纵对象。

悲剧继续在巴尔干上演。北约通过轰炸和占领开创了民族自决的先例，摆脱了米洛舍维奇，更主要的是，扫除了“共产主义”在巴尔干的最后残余。

美国爆炸的长久回声

由“9·11”恐怖袭击引发的危机可能使所有那些操纵民族和宗教矛盾的范例黯然失色。人们从各个方面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能否认为“9·11”事件是绝望的人们对于将人类划分为被剥削的大多数和一小撮宗主国的帝国主义“新世界秩序”的报复?这种秩序用以维系的压迫者反对被压迫者的系统性的大规模的恐怖跟被他们追捕的“国际恐怖分子”的所有行动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零星的恐怖行动从来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它们总是充当大规模的、反应式的恐怖行动的借口，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9·11”恐怖袭击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非常紧张的时候。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动摇了，美国的经济指标下降了。国际反全球化运动不断高涨。“第三世界”国家有意建立统一战线，以便公正地解决一系列国际问题。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世界，首先是美国，遭受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而帝国主义者总是在军事化和武装干涉的道路上寻求克服这些危机的出路。

这个时期的特点还在于在跨国寡头及其前仆人——极右翼力量之间产生了相当尖锐的矛盾。不久以前，跨国寡头的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通过半合法的极端恐怖组织的形式来实现的，这类组织类似于篡夺政权的纳粹冲锋队。20世纪70一80年代这个网络包括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宗主国到附属的外围地带。现在这种陈旧形式的网络不再需要了，况且对其主人来说繁杂甚至危险。90年代跨国寡头坚决地制止了右翼原教旨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夺权的图谋。只有塔利班实现了那种图谋，但是反抗它的国际宣传运动立刻此起彼伏。脱离了真主控制的极右翼恐怖网络应当消灭，其余的将列入第二批全球镇压对象。

在击溃塔利班之后，美国针对形势同阿富汗相似的苏丹、索马里和也门制订了类似的闪击战计划。打击内部虚弱的对手的“十字军东征”可能使美国以最小的风险解决下列任务：1．继续“沙漠风暴”开创的事业，将近东和中东蕴藏的世界上最丰富的油、气资源置于跟布什政府密切相关的跨国石油公司的直接的军事政治监管之下；2．如同巴尔干战争期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将欧洲盟国拴在“人西洋团结”的套索上；3．提前将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纳入跨国寡头的政治军事结构体系，打消俄罗斯领导人在美国、西欧和中国之间随机应变的念头；4．牢牢控制近东的冲突双方；5．打着同国际恐怖主义作全球斗争的旗帜，获取实施全球干涉主义和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国内限制公民自由和所谓的“人权”的无限权力。

所有这些目标都被列入形成一个全新的全球范围的超国家机制的过程。建立只由美国真主控制的军警，在切断恐怖分子资金的幌子下实施无处不在的金融业务监控，建立世界性的反恐特工机构——所有这一切实质上是在建立跨国资本全球专政的机构。

面临选择的各国人民

地区主义今天没有能力抵抗帝国主义的全球化，但是常常成为它的表现形式，并且是一种最反动的形式。从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者的角度看，在“最好的”情况下谈的也仅是现实的或潜在的“力量中心”——追求地区霸权，但是在经济和军事政治上被更强大的跨国资本的力量控制的国家。

当“各个中心”自身的利益越来越多地服从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逻辑时，“各个中心”和“各个次中心”特别容易由为自身目的利用民族运动转向把它们送交审判。经历了反革命之后，世界上大部分早期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保存现实的足以抵抗跨国资本的力量，并且在民族范围内建立这种力量的可能性也不大。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排除这一规则，这就是当地区对“单极化”的抵制同阶级对抗一致时。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那么它可能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成长为一个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使得世界重新变成两极格局。团结在社会主义的极周围的国家可能是地理上和社会制度与其相近的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和蒙古。在新的社会主义集团周围可能形成—个友好国家带，这些国家由于受到这个“极”的经济和政治引力而免遭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吞并。

如果东亚的社会主义最终沦为资本主义复兴的牺牲品，那么人类将经历沉重的全球性反动时期。早期的社会主义将不仅从欧洲，而且从世界舞台消失一段时间。全球化将获得辅助动力，使世界实际上变成无极的，虽然起初将表现为美国的霸权。但是这个跨国资本无限统治的世界并非“历史的终结”，而将是它全新阶段前提条件加速成熟的舞台。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但与以前在单个国家的相比不是较低，而可能是较高程度上一体化的。全球反动将以此为全球性的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土壤。

跨国公司的活动已经开始侵蚀将世界划分为一小撮寄生着“工人贵族”的宗主国和最受剥削、但无力组织斗争的“世界村庄”的做法。跨国资本建立了全球生产综合体，将“世界村庄”变成世界“工业郊区”，开始消灭宗主国“工人贵族”的特权。因此跨国资本绝不是把阶级对抗转移到国家之间关系领域，而是相反，将阶级对抗从国家关系领域再回到初始的领域。

克服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惟一途径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普济化，而惟一可遵循以实现这个目标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未来将属于现在占人类绝大多数的世界无产阶级，它的主要任务是以自己的国际组织反对阶级敌人的全球组织。只有在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帮助下，遭受跨国资本压迫的各族人民才能把自己的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他形式的对现代帝国主义的反抗只有与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国际斗争接近，才能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