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后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实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核心的问题是以推进对外开放的总战略，保持和扩大中国集聚世界要素的能力，继续扩大中国的经济规模，从而增强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对外开放从“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开始，现在需要及时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目标。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日益重大的影响。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紧密，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在其中承担了特殊的功能。认识这种功能和地位性质，是认识中国国力的理论基础，也是持续提升中国国力的战略依据。

经济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经济全球化使商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障碍大大消除，但更重要的是资本、劳动力、技术、标准、品牌、人才、管理、经济网络、销售渠道等广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障碍大大消除。由此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

要素国际流动的目标是寻求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并非意味着要素会对称地或均衡地在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恰恰相反，要素国际流动导致的是要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集聚。也就是说，一些国家的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经营网络等广义要素会集聚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生产者。要素集聚是全球化经济一种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构成了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特征，也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实现优化配置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存在着结构性的偏向，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极易流动，而一般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的流动不充分甚至基本不能流动，由此导致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国家的要素向某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流动。要素流动的结构性偏向导致了要素集聚的结构性偏向，即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国家的高级要素以资本形成等方式向某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聚，从而生产加工能力和出口能力向这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集中。这一流动的核心特征是：流动性较强的要素向拥有流动性较低要素的国家流动，后者由于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趋势而成为要素集聚地，进而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世界经济体系经历了“中心外围阶段”、“垂直分工阶段”和“水平分工阶段”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又开始进入了“要素合作阶段”。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投资的普遍化，使广义生产要素流动更加扩大。成功的开放型国家中集聚了来自世界的大量生产要素，使这些国家的生产从而出口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生产要素组合全球优化的表现。普遍的要素流动和跨国要素组合，使生产出口产品的要素国家属性淡化，产品的生产者不再是主要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于是，“要素合作”，即广义生产要素通过国际流动在若干国家组合进行生产，已经比原来任何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更能体现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的性质。全球化下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并导致了生产从而出口在一部分国家集中的新格局，是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性特征，影响并决定着世界经济的运行特征。

要素集聚能力——当代国家的核心能力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使“要素集聚能力”成为一种新型国家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能力。

要素集聚能力所以能成为一种新型国家能力，是因为这种能力使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新的特定的依存性，即“要素增值的依存性”。发达国家拥有大量先进生产要素，但离开了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离开了生产过程，离开了较稳定的生产投资环境，这些要素就不能增值。同时，当多个国家存在着相似条件时，一国更大的增值性也就意味着该国更大的集聚能力。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要素之所以大量集聚中国，源于中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要素集聚能力是一国创造和拥有的、以吸收外资为载体的、集聚资本、技术等广义生产要素的能力。

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消除了要素向境内流入的政策障碍，国内体制的不断改革创造了要素集聚的市场和体制条件，构成了集聚各国广义生产要素的强大的引力场。

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坚固体系，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使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有了最重要的国内经济体制基础。劳动者强烈的致富欲望转变为巨大的改革动力，推动了国家体制向开放型市场的转型。农村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配置得到了优化，大大促进了国家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的要素优势的形成。分权式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使各级地方政府有发展经济的巨大积极性和强大功能，从体制上和政策灵活性上形成了中国争取国际要素流入的巨大引力。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结构分别发挥了效率与稳定不同的经济社会功能，确保了这个巨大经济体在高速发展中的稳定，从而为国际要素流入获得最高效益创造了外部市场条件和配套能力。在发展的进程中，国内效率的提高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又形成了发散型的正反馈：国家经济规模扩大——投资机遇增加——外部要素流入——经济规模更加扩大——投资机遇继续增加——外部要素更多流入……。根据当代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人力资源、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在各国间流动的。能有效应用这些流动的生产要素、提高配置生产率的国家，通常也是国际竞争中的赢家。

开放政策对国际要素集聚的核心作用是消除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准入障碍。开放以各种方式鼓励外资、国外技术和管理的流入。稳定的、持续增强力度的开放政策构造了巨大的引力场，促使要素流入。外资的优惠是超国民待遇的，提供了流入要素在本地市场上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市场的透明度、规范性不断提高，创造了跨国公司熟悉的经营环境；加入WTO承诺，更加提高了市场准入透明规范的稳定性和法制化；政府对外资的服务是高度积极有效的，使投资软环境不断改善；中国的综合投资发展环境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形成要素集聚能力，是中国国家能力提升的关键，其原因在于：

1、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在中国得到使用，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创造，扩大了中国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中国政府获得了税收，政府有了更高的能力提供公共产品，社会更加进步，国家有更多的财力进一步发展经济，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国内闲置生产要素得到开发使用，从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在中国，国际要素集聚的特点是，中国以低级要素吸引国际高级要素，以闲置非流动要素吸引流动要素。由于低级要素的大量廉价供给，高级要素被吸引，迅速提升了整体经济结构水平。重要的是，高级要素的流入，使中国低级要素的使用更加有效，边际产出率提高。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一，就是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中国要素投入总量增加的机制之一来自于外部要素拉动。

3、国家整体经济规模迅速提升，从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迅速增强。中国发展的动态为国际企业所关注，中国经济结构的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国际企业新机遇的创造，对外开放政策的每一步推进，都意味着国际企业投资与盈利空间的扩大。巨大的制造能力为世界提供着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并影响着国际市场的价格，巨大的国内需求能力成为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购买者。

4、整体经济规模扩大，日益为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建立坚实基础。巨大的经济规模从而购买力、竞争力、投资机会等，使中国国家战略的每一步都具有世界意义，从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运行。国家所支配的经济体日益扩大，所支配的财力日益扩大，对国际事务发挥作用的能力日益扩大，从而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日益扩大。

从为自身发展而利用外资的开放政策，到影响世界经济的运行，中国的这种影响不是任何国家能够形成的。这里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外资政策的有效性，二是国家具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中国的经济规模提供了客观的有利条件，显然这种规模本身又是有效发展的结果。外资进入中国是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外资的这种流动不仅大大改变了生产成本，改变了世界的生产布局及贸易流向，而且激活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并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正如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样，“国家核心能力”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拥有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使该国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综合的、不易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独特优势，不仅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为本国创造经济收益，而且确定了该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特定地位和为世界经济贡献的特定方式。要素集聚能力的合理利用，不仅能快速增加一国的物质财富，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增强该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国家核心能力

要素集聚是当前中国的核心能力所在，但是，要素集聚能力并非现代国家能力的全部，而只是它的一部分。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知识经济日新月异，这就决定了技术创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拥有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拥有了现代经济的主导权，进而拥有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权。现代经济既是全球化经济，也是知识经济。当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经济全球化而发挥作用时，这个国家也就主导了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尽管技术要素在某一个国家集聚，但技术的所有权仍然归母国所有。同时，全球化经济又是市场经济，并且是一个大部分产品过度供给的市场，消费者主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作用：对产品的吸收能力即一国的购买能力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这种购买能力不限于消费购买，也包括投资购买。

由此可见，当代世界国家经济能力有三种，即创新能力、购买能力以及要素集聚能力。从总体上说，中国拥有其中的一个半。中国在总体上缺乏创新能力，这是中国的最大弱点。中国有巨大的购买力，但相对于产出来说，消费率是低的，金融与企业体制的多种原因使高储蓄也不能有效转变为国内高投资率、从而形成产出对外部市场的巨大需求和资本对外部来源的巨大需求。长期双顺差是购买力低的综合表现。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主要不是内生的，而是依赖于第三种能力即要素集聚能力。

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的迅速上升，使政府采购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典型的是中国对民用客机的需求，开放、经济规模扩大，从而对民用客机的巨大需求，可以转化为中国的外交能力。市场准入的其他许多方面都是这样。

面对高速发展和国力的持续提升，中国也需要保持清醒。这种清醒能使我们既看到发展的成就和力量所在，也看到发展中的不足与弱点所在。

在持续运用中国的要素集聚能力与中国实现真实国力的持续增长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必须分清集聚世界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与真实国力和真实财富增长之间的区别。在持续提升国家要素集聚能力的同时，需要关注广泛的发展战略问题。

首先，要加强科技创新，培育高级要素，从而提升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要素地位。廉价的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优势要素，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相对不利性的基础。全球化经济的特点是，要素流入国实现了“为我所用”，要素流出国保持了“为我所有”，前者通过要素的使用获得利益，后者通过要素的拥有获得利益，但要素拥有结构、流动特征和稀缺度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收益的非对称性。集中力量加快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以实现中国在集聚世界要素的同时拥有自身更多的高级要素，更优的要素结构，更高的要素收益，从而更强的主导地位，是当前中国战略的紧迫任务。作为当代国家竞争基础的广义要素，既可能通过国际流动实现其优势，又可能通过本国的培育而形成其优势。今天中国强调“自主创新”、“科教兴国”以及“体制创新”等，其深远意义都在于培育国家的要素竞争优势。

其次，要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提升需求水平与投资能力。中国需要增强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产品吸收能力，以增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购买者主权实力地位。在吸收外资的同时运用好国内资金，将使中国形成在国际市场上更强的吸收能力。中国缺乏企业和企业家，导致国内资金无法得到有效使用，同时又以高度优惠方式吸收外资，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因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只能依靠外资。我们的重点应当是深化国内改革，尽快改变单依靠外部条件而不注重改善内部条件这一局面。要减少政策和体制上的某些偏差所付出的成本，尤其是地区间的恶性竞争和指标的错误导向，从而从体制改革和机制优化上实现更高的外资效益。

第三，要实现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提升。在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后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如何实现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核心的问题是以推进对外开放的总战略，保持和扩大中国集聚世界要素的能力，继续扩大中国的经济规模，从而增强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提升开放水平的前提是开放目标的提升。正如中国发展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在每一个阶段上有新的更高的目标一样，中国对外开放相应地在各个阶段上有新的目标。对外开放从“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开始，现在需要及时提出“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目标。